第七章 開封的光與影──風流天子徽宗的治世與都市文化
久保田和男
前言
北宋第八代皇帝徽宗（趙佶），以「風流天子」、「道君皇帝」等稱號廣為人知，在中國書畫史這條文化精髓脈絡中，綻放出燦爛亮眼的光彩。他以日本國寶級的〈桃鳩圖〉（私人收藏）聞名，是一位極為優秀的畫家，他所創出的獨特書法字體「瘦金體」更是別具魅力。在他卓越的審美眼光挑選出的藝術珍品被大量收藏於宮中，形成所謂的「宮廷收藏」。此後歷代皇帝承襲這樣的理念，最終由乾隆皇帝所收藏的故宮文物集大成。
然而，從中國政治史的角度來看，徽宗卻是一個亡國之君。他沒有因為國敗而殉國，反而在國難臨頭之際，強行將皇位傳給兒子，自己逃離首都開封。雖然危機過去後，徽宗一度回到都城，但次年都城淪陷，他被金人所俘，並押解至滿洲，在那裡度過人生的最後階段。當時留在開封的宋朝皇室幾乎全部被迫隨行，命運淒苦，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靖康之變」。
眾所周知，北宋的軍事力量薄弱，但文化方面的表現卻十分強盛。北宋朝廷採取文治主義，透過公平的考試制度（科舉）選拔官員，官員升遷不再依靠家世門第與武功，全憑考試的成績。這也使得唐朝以前門閥世家壟斷官位的現象逐漸消失，商人或農夫百姓也能透過科舉躋身高位。其背後的原因之一，就是當時木版印刷技術的發展，大幅降低了應考的成本。當時的官僚既是知識分子，也是文化人，人們稱他們為「士大夫」。士大夫與新興城市居民共享這一文化，徽宗正是這個被譽為中國文化史新時代——宋朝文化的巔峰象徵。
學者們將這場政治與文化的巨大變化稱為「唐宋變革」。這個變革也影響到皇帝的角色與地位。在唐朝以前，皇帝多由門閥貴族擁立出來的「第一人」，因此在唐朝、五代時期，皇帝本人也經常捲入權力鬥爭中，廢立無常。但到了宋朝，皇帝是國家獨一無二的存在，集權力與權威於一身。
從唐末到五代，地方節度使因為擁有自己的兵力而成為軍閥，權力分散，天下進入戰亂的局面。宋朝為了削弱節度使的力量，把兵力集中於中央，地方上僅保留了維持治安功能的兵力，有戰鬥力的軍隊集中在都城開封的中央軍與皇帝的親衛軍（禁軍）之中，因此禁軍統領掌握了極大的權力。事實上，北宋太祖正是因為擔任後周禁軍統領，才得以成功篡位。為了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太祖將禁軍一分為三，並且不設總統領，而是在三個禁軍指揮官之上，設立由文官擔任的軍政機構，即「樞密院」，若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實施了所謂的「文官統制」。
宋朝沒有出現憑藉軍功奪取權力的武將。也就是說，無臣子敢覬覦皇帝寶座，這標誌著「獨裁君王」的時代開始。獨裁君王非常繁忙，他親自批閱來自中央與地方的大量奏摺並作出裁斷，清朝的雍正皇帝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宋朝，皇帝任命的數位宰相與副宰相率領龐大的官僚機構，分擔著皇帝的政務，皇帝則逐漸成為裁可政策的一種「機關」。即便如此，皇帝仍需每日早起主持朝會，聽取宰相們的報告，那樣的工作量是相當沉重的。
對於學習宋學、崇尚民本政治哲學的士大夫官僚而言，世襲的皇帝應該只是一個「機關」，換言之，皇帝本身應是象徵性的存在或傀儡，這是理想的狀態。但是，徽宗並未局限於這樣的框架之中，他是一位能言善辯、親自發聲的皇帝，他所創造的書畫文化，某種程度上也可視為他的政治表達。他與不願正視國勢衰敗、沉迷個人興趣而亡國的「狂王」路德維希二世（Ludwig II）和南唐李煜不同，徽宗積極參與政治，親政達二十餘年，本章的目的在於介紹宋徽宗，但不能簡單地將他視為是一個沉溺於文化興趣、荒廢國政的「亡國之君」。
祥瑞與繪畫
中國歷代以來，因鑄造九鼎、建造明堂並整備禮制而聞名的，是如王莽、武則天這些人，也就是說，這些都是革命政權為了主張其「正統性」所進行的事業。如前所述，徽宗因為是從旁系血統繼位，又曾在廟議上被批評為沒有成為天子的資格，這成了他的弱點。不過，徽宗與王莽、武則天的革命政權在性質上還是不同的，這個問題或許該從他作為藝術家般細膩的性格去了解。徽宗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突然成為皇帝陛下，因此即位後（一一○○年〔元符三年〕九月），聽聞龍德宮出現祥瑞之兆時，便興高采烈地前往行幸。
北宋皇帝即位後前往寺觀行幸，是慣例行事，目的是讓開封的百姓（都人）一睹龍顏。都人會彼此議論，說當今聖上的玉顏與先皇有多麼相似，藉由都人的歡呼來確認皇帝的即位，這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義。徽宗選擇的第一個行幸之地，是龍德宮這座道觀（道教寺院）。那裡原本是徽宗居住的御殿，在徽宗即位後被改建為道觀。更巧的是，作為天對徽宗即位的回應，還出現了祥瑞「靈芝」。徽宗為了觀看祥瑞之兆，而有了行幸的計畫。
這件事引起數名諫官的上書，提出長篇反對意見，認為皇帝不該對靈芝的出現感到喜悅，因為靈芝是自然的產物，與上天無關。超自然的瑞兆屬於漢唐儒學的觀念，在講求理性的宋朝儒學（新儒學）中已不被重視。地方官也被禁止上奏報告出現祥瑞之兆。能言善道的諫言官們主張，宋朝的祥瑞應是政治成功帶來的太平與農作豐收，絕非什麼靈芝出現的關係。
但徽宗不管諫言官們長篇大論的反對，仍然執意要去觀賞靈芝。徽宗時期對靈芝事件的態度，與以往的北宋大相逕庭，於是關於靈芝等祥瑞出現的報告變得頻繁無比。例如神宗時期關於靈芝出現的報告只有三十六件，但徽宗時期每年湧來的報告竟超過萬件，多到負責的官署數不勝數。但對於並非天生皇帝繼承人的徽宗而言，他似乎格外需要藉由這些來證明自己作為皇帝的合法性。
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祥瑞，還被記錄在繪畫上，這就是《宣和睿覽冊》，徽宗本人繪畫的〈五色鸚鵡圖卷〉（藏於波士頓美術館）、〈瑞鶴圖卷〉（藏於遼寧省博物館）、〈祥龍石圖卷〉（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這些作品都被認為是《宣和睿覽冊》的一部分。
巨大彗星的出現與〈清明上河圖〉
一一○六年（崇寧五年）二月初，大彗星出現在都城開封西方的天空。但彗星的出現與祥瑞之兆恰恰相反，是上天（昊天上帝）表示對人間政治不滿的天文現象（天變）。歷代政權面對祥瑞與天變之事都得採取各種對應之道，這就是自西漢董仲舒以來的「天人感應說」。宋學雖已否定天變或祥瑞與「人事」之間的直接聯繫，但徽宗對此依舊異常敏感。
這個彗星是歷史上罕見的巨大彗星（X／1106 C1），因其繞行軌道特殊，靠近太陽時極為明亮，且分裂成數個部分，更增添了詭異之感。歐洲、日本、朝鮮半島也都觀測到這顆彗星，日本甚至因此更改年號。根據天文學研究發現，這顆巨大彗星分裂成兩部分，曾多次繞行太陽系後，又回歸到原本的軌道上。例如一九六五年日本人發現的池谷─關彗星（C／1965 S1），就被認為是X／1106 C1彗星碎片的回歸。
徽宗依循前例，對內減少御膳的菜色，對外廣徵直言，以示恐懼自省之意。只是巨大彗星並沒有很快離去（直到當年三月中旬還可以看到）。徽宗將此視為來自上天的嚴厲譴責，內心非常不安，自責之下罷免了宰相蔡京，且在短短十日內悉數廢除了作為「紹述之政」的新法政策，方田、市易司、當十錢等新法相繼被廢止。為了徹底清洗所有與舊法派有關的人，他下令摧毀豎立在宮殿前的「元祐黨籍碑」，這塊碑文就在夜間的彗星光芒下被拆毀了。向來沉著對應的蔡京，此時也只能慨然自勉，他表示「石碑可以毀壞，名聲無法抹去」（《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七）。不久之後彗星消失，但次年正月，徽宗仍將珍視的年號「崇寧」改為「大觀」。
之後，徽宗召回蔡京，讓他回任宰相之職。但一一一○年（大觀四年）另一顆彗星再現（C／1110 K1）。這也是一顆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彗星，日本也因「奇星」出現再次改元。這次徽宗不僅罷免了蔡京宰相之職，還將他逐出開封。蔡京輾轉到風光明媚的杭州擔任知事，次年正月，再改年號為「政和」。
徽宗把蔡京趕出開封後，起用了曾經批判蔡京的資深官員張商英為宰相。張商英上任後，停止了徽宗與蔡京共治時期進行的大規模土木工程，勸諫徽宗節制奢侈開支。若用現今的說法，蔡京採用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他推動了宮殿擴建、道觀新建等建設工程，這些措施為開封帶來了空前的繁榮，也符合徽宗的心意。蔡京經常向徽宗灌輸「豐亨豫大」這四個字的觀念，意思是「天下太平，人民安樂」，因此認為不僅不需要緊縮政策，反而有害，這是一種用來驅散徽宗多疑焦慮的政治論調，據說年輕時的蔡京就有「手段高明」的評語，意思是即使事情有缺陷，他也能想方設法解決。蔡京當任宰相後，不管徽宗有什麼不合理的要求，他從不以「財源不足」為由推辭。相對地，張商英就會直接指出「財源不足」，因此應當節制開支。對徽宗而言，張商英的話實在不中聽，他很難心甘情願接受。此外，徽宗經常親近道士，但張商英卻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因此更加不得徽宗歡心，結果張商英只當了一年多宰相便被左遷至地方了。
如前所述，徽宗有著追求天賜祥瑞、懼怕天降災難的神祕主義性格，這在宋朝歷代皇帝中屬於異例。有一次，徽宗擔心自己使用昂貴玉器會招來奢華的批評（人言），特地向宰相們徵詢意見。蔡京回答說，不必在意世人的議論，只要在「理」上合乎正道即可。這與王安石對神宗提出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說）是一脈相承的。宋朝知識分子（士大夫）大多已接受新的「天」的觀念，認為「天」應作為一種「理」來進行哲學性的探討，而非透過自然現象、以此發聲的具人格性存在，這種觀念在新法派舊法派之間並無差別，因彗星出現而更改年號的情況就很少發生了。例如宋初九八九年（端拱二年），哈雷彗星回歸（周期為七十六年），長時間可見，太宗因此在次年正月改年號為淳化，但之後的一○六六年、一一四五年、一二二二年，哈雷彗星再度回歸時，宋朝就沒有改年號的舉動了。
那麼，作為描繪徽宗盛世的著名畫作，就是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關於這幅圖卷的畫題與繪製年代雖有不同說法，但普遍公認的資訊是，張擇端曾是一位宮廷畫家，畫中描繪的是開封城與汴河，正是徽宗命人描繪了開封的繁榮景象。根據板倉聖哲的分析，推測這幅圖卷是在一一○四年至一一○八年間繪成的，正巧與一一○六年出現彗星（X／1106 C1）、徽宗對蔡京的信任開始動搖的時期重疊，這點頗耐人尋味。
徽宗在凝視天空中出現的大彗星（天譴），同時又觀看案桌上描繪盛世的〈清明上河圖〉，內心不免陷入苦惱。不妨想像一下，或許正是為逃避大彗星帶來的不安，徽宗才會命人描繪人間太平的〈清明上河圖〉（〈桃鳩圖〉也是在一一○七年〔大觀元年〕創作的）。雖然沒有直接史料可以證明這點，但在徽宗的內心世界裡，這兩者必然存在某種關聯。不過，不久之後，他就從因天譴而苦惱的枷鎖中解脫出來。
久保田和男
前言
北宋第八代皇帝徽宗（趙佶），以「風流天子」、「道君皇帝」等稱號廣為人知，在中國書畫史這條文化精髓脈絡中，綻放出燦爛亮眼的光彩。他以日本國寶級的〈桃鳩圖〉（私人收藏）聞名，是一位極為優秀的畫家，他所創出的獨特書法字體「瘦金體」更是別具魅力。在他卓越的審美眼光挑選出的藝術珍品被大量收藏於宮中，形成所謂的「宮廷收藏」。此後歷代皇帝承襲這樣的理念，最終由乾隆皇帝所收藏的故宮文物集大成。
然而，從中國政治史的角度來看，徽宗卻是一個亡國之君。他沒有因為國敗而殉國，反而在國難臨頭之際，強行將皇位傳給兒子，自己逃離首都開封。雖然危機過去後，徽宗一度回到都城，但次年都城淪陷，他被金人所俘，並押解至滿洲，在那裡度過人生的最後階段。當時留在開封的宋朝皇室幾乎全部被迫隨行，命運淒苦，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靖康之變」。
眾所周知，北宋的軍事力量薄弱，但文化方面的表現卻十分強盛。北宋朝廷採取文治主義，透過公平的考試制度（科舉）選拔官員，官員升遷不再依靠家世門第與武功，全憑考試的成績。這也使得唐朝以前門閥世家壟斷官位的現象逐漸消失，商人或農夫百姓也能透過科舉躋身高位。其背後的原因之一，就是當時木版印刷技術的發展，大幅降低了應考的成本。當時的官僚既是知識分子，也是文化人，人們稱他們為「士大夫」。士大夫與新興城市居民共享這一文化，徽宗正是這個被譽為中國文化史新時代——宋朝文化的巔峰象徵。
學者們將這場政治與文化的巨大變化稱為「唐宋變革」。這個變革也影響到皇帝的角色與地位。在唐朝以前，皇帝多由門閥貴族擁立出來的「第一人」，因此在唐朝、五代時期，皇帝本人也經常捲入權力鬥爭中，廢立無常。但到了宋朝，皇帝是國家獨一無二的存在，集權力與權威於一身。
從唐末到五代，地方節度使因為擁有自己的兵力而成為軍閥，權力分散，天下進入戰亂的局面。宋朝為了削弱節度使的力量，把兵力集中於中央，地方上僅保留了維持治安功能的兵力，有戰鬥力的軍隊集中在都城開封的中央軍與皇帝的親衛軍（禁軍）之中，因此禁軍統領掌握了極大的權力。事實上，北宋太祖正是因為擔任後周禁軍統領，才得以成功篡位。為了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太祖將禁軍一分為三，並且不設總統領，而是在三個禁軍指揮官之上，設立由文官擔任的軍政機構，即「樞密院」，若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實施了所謂的「文官統制」。
宋朝沒有出現憑藉軍功奪取權力的武將。也就是說，無臣子敢覬覦皇帝寶座，這標誌著「獨裁君王」的時代開始。獨裁君王非常繁忙，他親自批閱來自中央與地方的大量奏摺並作出裁斷，清朝的雍正皇帝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宋朝，皇帝任命的數位宰相與副宰相率領龐大的官僚機構，分擔著皇帝的政務，皇帝則逐漸成為裁可政策的一種「機關」。即便如此，皇帝仍需每日早起主持朝會，聽取宰相們的報告，那樣的工作量是相當沉重的。
對於學習宋學、崇尚民本政治哲學的士大夫官僚而言，世襲的皇帝應該只是一個「機關」，換言之，皇帝本身應是象徵性的存在或傀儡，這是理想的狀態。但是，徽宗並未局限於這樣的框架之中，他是一位能言善辯、親自發聲的皇帝，他所創造的書畫文化，某種程度上也可視為他的政治表達。他與不願正視國勢衰敗、沉迷個人興趣而亡國的「狂王」路德維希二世（Ludwig II）和南唐李煜不同，徽宗積極參與政治，親政達二十餘年，本章的目的在於介紹宋徽宗，但不能簡單地將他視為是一個沉溺於文化興趣、荒廢國政的「亡國之君」。
祥瑞與繪畫
中國歷代以來，因鑄造九鼎、建造明堂並整備禮制而聞名的，是如王莽、武則天這些人，也就是說，這些都是革命政權為了主張其「正統性」所進行的事業。如前所述，徽宗因為是從旁系血統繼位，又曾在廟議上被批評為沒有成為天子的資格，這成了他的弱點。不過，徽宗與王莽、武則天的革命政權在性質上還是不同的，這個問題或許該從他作為藝術家般細膩的性格去了解。徽宗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突然成為皇帝陛下，因此即位後（一一○○年〔元符三年〕九月），聽聞龍德宮出現祥瑞之兆時，便興高采烈地前往行幸。
北宋皇帝即位後前往寺觀行幸，是慣例行事，目的是讓開封的百姓（都人）一睹龍顏。都人會彼此議論，說當今聖上的玉顏與先皇有多麼相似，藉由都人的歡呼來確認皇帝的即位，這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義。徽宗選擇的第一個行幸之地，是龍德宮這座道觀（道教寺院）。那裡原本是徽宗居住的御殿，在徽宗即位後被改建為道觀。更巧的是，作為天對徽宗即位的回應，還出現了祥瑞「靈芝」。徽宗為了觀看祥瑞之兆，而有了行幸的計畫。
這件事引起數名諫官的上書，提出長篇反對意見，認為皇帝不該對靈芝的出現感到喜悅，因為靈芝是自然的產物，與上天無關。超自然的瑞兆屬於漢唐儒學的觀念，在講求理性的宋朝儒學（新儒學）中已不被重視。地方官也被禁止上奏報告出現祥瑞之兆。能言善道的諫言官們主張，宋朝的祥瑞應是政治成功帶來的太平與農作豐收，絕非什麼靈芝出現的關係。
但徽宗不管諫言官們長篇大論的反對，仍然執意要去觀賞靈芝。徽宗時期對靈芝事件的態度，與以往的北宋大相逕庭，於是關於靈芝等祥瑞出現的報告變得頻繁無比。例如神宗時期關於靈芝出現的報告只有三十六件，但徽宗時期每年湧來的報告竟超過萬件，多到負責的官署數不勝數。但對於並非天生皇帝繼承人的徽宗而言，他似乎格外需要藉由這些來證明自己作為皇帝的合法性。
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祥瑞，還被記錄在繪畫上，這就是《宣和睿覽冊》，徽宗本人繪畫的〈五色鸚鵡圖卷〉（藏於波士頓美術館）、〈瑞鶴圖卷〉（藏於遼寧省博物館）、〈祥龍石圖卷〉（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這些作品都被認為是《宣和睿覽冊》的一部分。
巨大彗星的出現與〈清明上河圖〉
一一○六年（崇寧五年）二月初，大彗星出現在都城開封西方的天空。但彗星的出現與祥瑞之兆恰恰相反，是上天（昊天上帝）表示對人間政治不滿的天文現象（天變）。歷代政權面對祥瑞與天變之事都得採取各種對應之道，這就是自西漢董仲舒以來的「天人感應說」。宋學雖已否定天變或祥瑞與「人事」之間的直接聯繫，但徽宗對此依舊異常敏感。
這個彗星是歷史上罕見的巨大彗星（X／1106 C1），因其繞行軌道特殊，靠近太陽時極為明亮，且分裂成數個部分，更增添了詭異之感。歐洲、日本、朝鮮半島也都觀測到這顆彗星，日本甚至因此更改年號。根據天文學研究發現，這顆巨大彗星分裂成兩部分，曾多次繞行太陽系後，又回歸到原本的軌道上。例如一九六五年日本人發現的池谷─關彗星（C／1965 S1），就被認為是X／1106 C1彗星碎片的回歸。
徽宗依循前例，對內減少御膳的菜色，對外廣徵直言，以示恐懼自省之意。只是巨大彗星並沒有很快離去（直到當年三月中旬還可以看到）。徽宗將此視為來自上天的嚴厲譴責，內心非常不安，自責之下罷免了宰相蔡京，且在短短十日內悉數廢除了作為「紹述之政」的新法政策，方田、市易司、當十錢等新法相繼被廢止。為了徹底清洗所有與舊法派有關的人，他下令摧毀豎立在宮殿前的「元祐黨籍碑」，這塊碑文就在夜間的彗星光芒下被拆毀了。向來沉著對應的蔡京，此時也只能慨然自勉，他表示「石碑可以毀壞，名聲無法抹去」（《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七）。不久之後彗星消失，但次年正月，徽宗仍將珍視的年號「崇寧」改為「大觀」。
之後，徽宗召回蔡京，讓他回任宰相之職。但一一一○年（大觀四年）另一顆彗星再現（C／1110 K1）。這也是一顆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彗星，日本也因「奇星」出現再次改元。這次徽宗不僅罷免了蔡京宰相之職，還將他逐出開封。蔡京輾轉到風光明媚的杭州擔任知事，次年正月，再改年號為「政和」。
徽宗把蔡京趕出開封後，起用了曾經批判蔡京的資深官員張商英為宰相。張商英上任後，停止了徽宗與蔡京共治時期進行的大規模土木工程，勸諫徽宗節制奢侈開支。若用現今的說法，蔡京採用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他推動了宮殿擴建、道觀新建等建設工程，這些措施為開封帶來了空前的繁榮，也符合徽宗的心意。蔡京經常向徽宗灌輸「豐亨豫大」這四個字的觀念，意思是「天下太平，人民安樂」，因此認為不僅不需要緊縮政策，反而有害，這是一種用來驅散徽宗多疑焦慮的政治論調，據說年輕時的蔡京就有「手段高明」的評語，意思是即使事情有缺陷，他也能想方設法解決。蔡京當任宰相後，不管徽宗有什麼不合理的要求，他從不以「財源不足」為由推辭。相對地，張商英就會直接指出「財源不足」，因此應當節制開支。對徽宗而言，張商英的話實在不中聽，他很難心甘情願接受。此外，徽宗經常親近道士，但張商英卻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因此更加不得徽宗歡心，結果張商英只當了一年多宰相便被左遷至地方了。
如前所述，徽宗有著追求天賜祥瑞、懼怕天降災難的神祕主義性格，這在宋朝歷代皇帝中屬於異例。有一次，徽宗擔心自己使用昂貴玉器會招來奢華的批評（人言），特地向宰相們徵詢意見。蔡京回答說，不必在意世人的議論，只要在「理」上合乎正道即可。這與王安石對神宗提出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說）是一脈相承的。宋朝知識分子（士大夫）大多已接受新的「天」的觀念，認為「天」應作為一種「理」來進行哲學性的探討，而非透過自然現象、以此發聲的具人格性存在，這種觀念在新法派舊法派之間並無差別，因彗星出現而更改年號的情況就很少發生了。例如宋初九八九年（端拱二年），哈雷彗星回歸（周期為七十六年），長時間可見，太宗因此在次年正月改年號為淳化，但之後的一○六六年、一一四五年、一二二二年，哈雷彗星再度回歸時，宋朝就沒有改年號的舉動了。
那麼，作為描繪徽宗盛世的著名畫作，就是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關於這幅圖卷的畫題與繪製年代雖有不同說法，但普遍公認的資訊是，張擇端曾是一位宮廷畫家，畫中描繪的是開封城與汴河，正是徽宗命人描繪了開封的繁榮景象。根據板倉聖哲的分析，推測這幅圖卷是在一一○四年至一一○八年間繪成的，正巧與一一○六年出現彗星（X／1106 C1）、徽宗對蔡京的信任開始動搖的時期重疊，這點頗耐人尋味。
徽宗在凝視天空中出現的大彗星（天譴），同時又觀看案桌上描繪盛世的〈清明上河圖〉，內心不免陷入苦惱。不妨想像一下，或許正是為逃避大彗星帶來的不安，徽宗才會命人描繪人間太平的〈清明上河圖〉（〈桃鳩圖〉也是在一一○七年〔大觀元年〕創作的）。雖然沒有直接史料可以證明這點，但在徽宗的內心世界裡，這兩者必然存在某種關聯。不過，不久之後，他就從因天譴而苦惱的枷鎖中解脫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