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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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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謝赫到侯麥

一九四五~一九五七年

一九四六年四月,迦利瑪出版社推出《伊莉莎白》,市場反應很差。銷售數字不理想,沒有相關評論,根本就沒有人注意到這本小說。莫利斯.謝赫使用的筆名吉貝爾.柯提耶,或許是想對收留他的呂特斯大廈女房東致意,因為後者擁有相同的姓氏,否則就可能只是巧合而已。

再次受挫令莫利斯非常痛苦,又是一重不被認可的打擊,但年輕的他藉由憎恨這本處女作來讓自己好過一些。「寫完《伊莉莎白》之後,我開始厭惡這本小說,想要離它遠遠的,因為我覺得自己沒有別的出路……於是我有了不同的想法,感覺自己比較像是十九世紀的作家,像是我當時閱讀的赫曼.梅爾維爾。」這個時期留下的筆記,或記載在小學作業本中的字句,足以說明莫利斯在尋找自我時所面臨的遲疑,而且似乎總與同輩人格格不入。

戰後的生涯之路

面對剛剛重獲自由並試圖從戰爭不幸中復興的法蘭西,法國年輕人的確有許多投入了政治及文化相關工作,但是莫利斯.謝赫卻不然。從他開始規律收集的剪報文章中,我們看不到跟當時新聞有關的篇章,他從《戰鬥報》、《週六晚報》及《法蘭西星期天週報》剪下的,都是一些社會新聞、關於上流社會的報導、藝術及音樂的評論文章、幾篇由馬勒侯、卡繆、沙特執筆的專欄或社論,還有《隊報》對跑步競賽及馬塞爾.昂塞納的全版報導。後者在一九四八年的戰後倫敦奧運上為法國贏得了第一面的金牌,同時被譽為「八百公尺的偉大跑者之一」。莫利斯的心態是「袖手旁觀的」,但從當時拍攝的兩張影像──其一是張大頭照,面對鏡頭的莫利斯.謝赫身著天鵝絨西裝外套,領帶打得十分端正,給人一種十分嚴謹的印象;其二是一張他的肖像素描,面部輪廓的筆觸細膩,但他幾乎就要消失在某種深沉的憂鬱情緒中──可以看出年輕的莫利斯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表。這位二十五歲的超齡大學生此時正思考如何自力更生。他在巴黎索邦大學上課,準備重新報考古典文學的大學教師資格。一九四七年七月,他再次因為沒有通過口試而落榜,成了「兩度通過初試」的考生。一九四六年九月,他在獲得政府補助的聖巴爾博私校(Collège Sainte-Barbe)找到一份代理教職。這是所享譽盛名的中學(聖巴爾博學校建於十五世紀,是巴黎最古老的學校),校舍是紅白相間的磚牆建築,屹立在聖日南斐法山丘上,靠近他住的地方。出社會的第一份工作並不輕鬆,莫利斯要負責在高二B組及高一C組教授兩堂拉丁希臘古典文學課程,他的學生包括當時還默默無名的克里斯提昂.馬爾空、皮耶.隆莫及克勞德.勞路許。往後五年,莫利斯還先後在蒙田及拉卡納中學(Lakanal)擔任課輔老師,全心投入教育事業。

對莫利斯而言,教書一直是個作育英才的工作,他一心一意只想為學生奠定堅實的古典文學基礎,同時分享自己對拉丁文和希臘文無條件的熱愛。一九四八年末,在巴爾博中學一次頒獎典禮的致詞場合上,這位自豪的「拉丁文專家部隊」成員大力提倡將已死的拉丁文當做推廣文化常識的工具,反對現代社會極端的專精分科。「的確,拉丁文是一項文化工具,卻擁有少數人才能了解的文化精緻面貌。了解拉丁文並無法讓我們貼近現今的世界……但這又有什麼不好呢?掌握拉丁文這項工具,並不表示我們享有特權,而是我們肩負著一個要去完成的使命:將它世代傳承下去。它和數學難題一樣,都是我們可以用來衡量智力的可靠標準。它是頭腦的體操活動,就像身體也必須從事運動,兩者同樣重要。拉丁文可以讓我們將生活中的放肆任意隔絕在校園之外。」拉丁文一如這位對它推崇有加的年輕老師,擁有端莊的氣度。致詞的最後段落揭示了一個十足侯麥的想法正在尚古的莫利斯心中萌芽:「別再認為古代作家就等於評註、毫無章法的詭辯及陳腔濫調,我們應該去認識他們最原本的樣子,探求他們所蘊含的現代性,以及與我們的相似之處。」莫利斯在學生面前鼓吹重新認識傳統,換句話說,傳統才具有真正的現代性。「所謂的均衡、和諧,就是尊重蘊含有當代特色的傳統。」一九四五年二月,莫利斯.謝赫認識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開啟往後朝向知識份子圈發展的道路。在花神咖啡館裡,年輕的莫利斯與一位比他更年輕卻已經聲名大噪的人同桌:亞歷山大.艾斯忒。後者以記者身份為人所知,並被譽為當時最值得期待的文壇新星之一。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三年期間,他為《匯流》及《詩歌四十二》撰寫電影專文,次年以二十一歲的年紀進入喬治.阿特曼創辦的日報《遊擊手》,後來還為卡繆創辦的《戰鬥報》撰稿。「這是份我每天早上都會讀的可怕報紙」,戴高樂將軍曾這麼形容。艾斯忒的評論及報導,尤其是關於戰後肅清官司與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九日開庭的巴西雅克案(Robert Brasillach)最為人所知,還有他為《法蘭西銀幕》執筆的評論,以及後來由迦利瑪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出版的小說《假期》等,賦予艾斯忒在文壇和政壇上的光環。這位年輕人最令莫利斯感到著迷的是他大膽敢言的寫作才能、他獨立思考的能力──就在所有人都該往左派靠攏的時候,他曾公開表示自己是「右派作家」──以及將知識份子及藝文人士聚攏到他身邊的本領,而且他總能在眾人當中如魚得水。反之,莫利斯表現出來的博學及擅於分析,則讓艾斯忒留下深刻印象。巴爾札克、愛倫坡、文學、政治,還有許多的影片及電影,天南地北地侃侃而談,讓這次會面開啟了一段友誼。

艾斯忒引領謝赫進入以聖日耳曼德佩為核心的左岸圈子,但這位受到古典文化薰陶的靦腆青年並沒有成為派對動物,而是自甘做名旁觀者,與眼前送往迎來、縱情聲色的世界形成強烈反差。莫利斯.謝赫跟隨亞歷山大.艾斯忒穿梭在花神咖啡館、聖日耳曼俱樂部,認識了後者的朋友圈:紅髮女詩人安瑪麗.卡薩利斯——同時也是艾斯忒的女伴及聖日耳曼德佩藝文圈的繆斯,以及尚未成為舞蹈家及演員的另一位繆斯茱麗葉.格雷果,但當時她身上已經穿著一件蘇格蘭格子呢長褲。謝赫還在這個圈子認識了皮耶.布坦,並經常實踐後者汲取亞里斯多德、柏拉圖、海德格、福克納及莫拉斯言論風格的幽微哲思。另外還有伽利瑪出版社旗下的作家雷蒙.格諾及尚保羅.沙特,兩人都將艾斯忒視為文壇新銳,除了請他為《現代》雜誌撰稿之外,也十分肯定這位年輕作家所引介的人士。毫無疑問地,謝赫當時深受沙特的影響。他讀遍後者關於多斯.帕索斯、福克納、美國新文學、胡塞爾,以及現象學的文章(這些文章都被收錄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處境I》),還有《想像物:想像力的現象學心理分析》(一九四〇),以及一九四五年著名的講座《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當時的謝赫是以「沙特的眼睛」看待世界,對此他後來也並不諱言自己在觀察事物、個體及自然和社會的存在時,都著重於現象的觀察。「如果您想要追溯我個人美學及意識形態的軌跡,就應該從沙特的存在主義出發,它對我初期影響很大。」侯麥在一九八三年接受尚.那波尼訪談時表示:「雖然我從來沒有提起沙特,但他仍是我最初的起點。」沙特的《想像物》是塑造侯麥思想的關鍵著作,而且也是安德烈.巴贊的思想根本,因為這本書將藝術與本體論結合在一起。藝術體現出的並不是無中生有的書寫與描繪,所以才具有真實性的力量,足以帶領我們邁向想像境界。

聖日耳曼德佩這個小宇宙對莫利斯.謝赫而言是間頂級實驗室,因為人們可以在其間共同建構出一個小世界的理論與實踐。在侯麥遺留下來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出他對這個圈子十分感興趣,例如一九四七年他從《週六晚報》剪下的那份跨頁報導〈聖日耳曼德佩穴居人士的生活面貌〉,文章描述了圈內人出沒的場所、族系及聖地,儼然就是一篇人種學研究。侯麥也以該地作為最初拍片的構想之一,如一九五二年的《拇指姑娘與聖日耳曼德佩的傳說》,體現出他選擇以紀實與分析來見證時代的早熟敏銳度。該片是一部十幾分鐘的影像報導,所有外景都是實地拍攝的紀錄片段,只有內景是採用戲劇演出的方式。片中主角是一位「聖日耳曼的年輕女子」:她寫過一本小說《真正的少女》,每天晚上在咖啡館、舞廳裡作畫,同時記錄每晚發生的事。她在露天咖啡座認識了一位來此進行社會學論文田野的美國年輕人(題目是「聖日耳曼德佩現象及其對法國年輕人的影響」),於是她主動向他介紹該區特色,引領他前往具有代表性的場所(La Pergola、Le Pouilly、Le Mabillon、Le Royal、La Polka、Le Village等餐館)、認識具有代表性的人物(Arthur Adamov、Alberto Giacometti、Pépita、Anne-Marie Cazalis),以及圈子熱衷的活動(場景有地下舞廳、樂隊及跳著波普爵士舞的男男女女),最後把男子帶回家中進行最後的訪談。侯麥是以田野記錄的方式呈現這部影片,在傾訴迷戀(「一九四八年的女生具有最令人愉悅的女性形象」)、真實的紀錄片(發生在咖啡館或露天咖啡座的搭訕行為)及獵奇的虛構中,侯麥將自己的影像藝術定位在與紀錄片、同理心及批判精神三個面向維持等距的範圍中。

一位非比尋常的人物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四日,莫貝爾廣場(Place Maubert)上正在舉行消防隊國慶舞會,莫利斯.謝赫因為巧遇昔日來自米盧斯的同袍,而在舞會上認識了一位對他影響至深的關鍵人物:保羅.杰高夫。一九二二年,他出生在靠近米盧斯的布洛特贊一戶家境優渥的新教徒人家。他在校成績並不出色,主要都靠自學自修,尤其彈了一手好鋼琴。一九四〇年八月六日,亞爾薩斯被併為德意志的一省,年輕的杰高夫被迫進入一個親納粹的軍事集團服役。期間,他出版了第一本小說,一部關於自由放蕩的小說《滑稽劇》,是由當時撤退到里昂的米盧斯地方出版社J. Barbe發行。後來他和母親離開亞爾薩斯,前往蔚藍海岸躲避戰禍,並在法國重獲自由之後立刻北上定居巴黎。金髮、藍眼、苗條又年輕的杰高夫在花都當起了小白臉,陪伴年長貴婦到處遊玩,並經常出沒蒙帕納斯及聖日耳曼德佩一帶揮霍家産,也因為幾起醜聞而聲名大噪。多年後,他回憶道:「一九四六年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化裝舞會,大部份的賓客都以神父或修女的造型赴會,我卻穿了納粹軍官的制服。當時舞會的主題是醜聞,我也顧名思義地引發了一場醜聞!但這不就是舞會的訴求嗎?」杰高夫拿戰時回憶大肆挑釁的舉動,到後來甚至失控演變成對猶太人的仇視,這種傾向在一九四〇年出版的小說《滑稽劇》裡就可看出端倪。這是屬於保羅.杰高夫自己的不幸、詛咒與絕望,而他唯有透過深刻的厭惡及反感,去批評知識份子、守舊人士以及所有人,才能夠完成創作。於是杰高夫不斷羞辱戰後的世界,嘲諷所有形式的社會參與,撻伐自己的文學成就一如撻伐自己的左派意識,下定決心炫耀自己備受質疑的叛逆特質。他佯裝出來的強硬,忤逆潮流的優雅──軍人平頭、誇張的襯衫領子──成了這位醜聞纏身青年的華服。他最迷人的特質是那介於從容瀟灑與誇張造作之間的態度,融合自然與人工的高尚氣質,加上誇張、宏亮、犀利的嗓門,帶著虛偽的語調或是傲慢自大的呢喃,因此予人的印象總擺盪在持續的自我展演與追求生活情趣的紈絝子弟之間。侯麥後來表示:「他吸引我們的地方是他的淡定、漫不經心,同時又帶點蠻橫無理,而我們只是一群呆板的人。就算我們有挑釁的一面,那也是一種內向的挑釁方式,但在他身上卻是種高尚的情操。」保羅.杰高夫還有一個令人佩服的地方,就是女人都愛他。他夜夜笙歌,在花都的夜生活裡流連忘返,足跡遍布蒙帕納斯、聖日耳曼及香榭麗舍大道。他追求女人,佔有她們、欺騙她們、離開她們,再回到她們身邊。每個人都看在眼裡。這位「了不起的人物」令人又愛又恨的形象,往後將是侯麥電影中某些男性角色的原型,同時也可見於夏布洛、瓦迪姆及高達的作品之中。

謝赫與杰高夫立刻就成為好朋友,兩人擁有許多共同點:都來自亞爾薩斯、類似的文學品味(杜思妥耶夫斯基),而且同樣熱愛音樂。謝赫因為杰高夫的介紹,才認識了蒙特威爾第的作品;杰高夫則在謝赫位於維克多-庫贊街上的房間裡,第一次聽到了貝多芬的四重奏與奏鳴曲。杰高夫為了表示友好還為莫利斯.謝赫起了一個沿用終生的綽號,就連後者改名為艾力克.侯麥之後也一路相隨:「大莫莫」(grand Momo)。杰高夫坦言道:「他是唯一一個對我產生影響的人,我相信這種影響是互相的。他就像是我的大哥,我不需要見到他就能夠明白他,我太了解他了。在認識彼此的那段青春歲月裡,我們交換心中的想法,然後建立我們的體系、建立新的美學標準;我們無話不談,內容涵蓋二十五到三十五歲所能觸及的所有話題,毫無漏網之魚,而這對我們的人生影響深遠。」杰高夫先是住在公約街上一間帶傢俱的套房,後來搬到十五區與友人同住,但是兩位好友其實經常睡在一起:謝赫睡床上,杰高夫則會把白天捲好放在牆角的草蓆攤在謝赫床下入睡。兩人緊密的友誼讓呂特斯大廈成了一間創作及討論的實驗室,尤其是關於文學創作。在這間寫作工作坊裡,謝赫與杰高夫兩人形影不離。

杰高夫寫道,在一九五一到一九五八年間,午夜出版社(Éditions de Minuit)曾為他出版四本小說:《惡作劇者》、《他人之家》、《字謎》及《快活一回》,儘管反應平平,卻深受傑宏.蘭東青睞。他的劇作《我的上校》後來在一九五六年由賈克.莫克萊搬上「小號角劇場」(Théâtre de la Huchette)的舞台。他同時也創作了許多散文、故事、短篇小說,還有保存在侯麥文獻中的其他兩部小說。同樣地,莫利斯.謝赫也開始創作短篇小說,並曾三度嘗試完成長篇作品。閱讀杰高夫的作品,加上兩人的交流討論,似乎激起了謝赫的創作慾望,因為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這段期間,謝赫分別完成了四十來頁的五篇短篇小說手稿、一部兩百頁未完成的小說打字稿,以及一部長篇小說的創作構想。它們的靈感都是來自杰高夫。未完成的小說名叫《暴風雨》,以莎翁的同名劇作及主角普洛斯彼羅為藍本。故事發生在布列塔尼的某個島上,描述一位繼承失修大宅院的落魄老嫗受到數位多金男人追求的情愛糾葛。自然海景包圍著這座島嶼,就像包圍著故事裡的每個人物,而且勢力愈發銳不可當,在末了醞釀成一場暴風雨,讓濕透的故事人物個個現出原形。在小說的序言中,莫利斯.謝赫闡明了創作者面對肩頭重擔的信仰:「只描繪崇高、美麗、引人激動及寬慰人心的事物,書寫之樂應當無邊無際。……總之,我的個人理念一直是種立意良善的哲學:在拒絕情愛與無愛人生的困境之間尋求和解,我的用意在於平反屬於善意的美學。唯有惡的存在才能體會到善,而善就存在於大自然中。事物的無名之美及情感的天真面貌,總能令我感動。」此外,還有一九四九年創作的五篇短篇小說。第一篇沒有標題,故事取材歌德的《浮士德》,在今日末世論方興未艾之際,頗能反應時勢。第二篇叫做〈手槍〉,可被視為十五年後侯麥電影《蘇姍的愛情事業》的雛形。內容描述一位薄情少女寶蘿遭到兩名男子玩弄、蔑視,最後卻舉辦了一場盛大婚禮來報復兩男。第三篇小說〈三十歲的男子〉,描述名叫吉爾維的工程師徘徊在兩名個性迥異的女子之間:跟他很要好的舊識艾琳娜;調皮、愛挑釁的房東之女,十六歲的芳斯華。最後吉爾維遭到芳斯華吃醋的男友杰哈以黃銅書端架重擊而亡,故事以悲劇收場。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完成的〈香妲,或試煉〉中,敘事者是一位右派的花心外交官,他以優雅、造作及淡定的語調,描述一位年輕女子針對男性尊嚴所精心策劃的報復行動,而這也正是電影《女收藏家》的主題。

最後一個短篇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完成的〈克萊兒之膝〉,故事取材自他以吉貝爾.柯提耶發表的小說《伊莉莎白》中一段關於戀物的描述。內容已經十分接近二十年後侯麥推出的電影改編版本。從以下看似平淡卻又十分關鍵的片段即可窺見一二:「有天黃昏我坐在網球場邊的長椅上,這對情侶就坐在我旁邊。賈克剛剛贏得一局比賽,往後靠在鐵絲網上氣喘吁吁,他一隻手無力地攤在克萊兒的膝上。當時短洋裝正流行,因此克萊兒坐下時露出一截纖瘦的三角前膝,但有一部份被賈克的手遮住。夕陽西斜,溜進膝蓋內側,將原本蒼白、柔軟的肌膚染成粉紅,只留下一個淺窩的暗影。我究竟是怎麼回事?就好像我找到了一處關節,它能夠將原本僵硬的軀體變成我所希望的柔軟。我明白自己在追求什麼:一個撫觸,一個只有我能明白的撫觸。它能向我揭露克萊兒身體的深處秘密,那是就算她願意許我更進一步的肌膚之親也無法深及的秘密。……那是一種從熱烈慾望中誕生的權利,這世上沒有任何事物能夠禁絕我獲取我應得的東西。」除了上述幾個短篇之外,莫利斯.謝赫還加進一九四四年完成的另外一篇〈蒙日街〉,湊成集結六個短篇的小說集,送交曾經為他出版《伊莉莎白》的伽利瑪出版社。六個月後,也就是一九五〇年六月,嘉斯東.伽利瑪退回謝赫的作品集,並在退稿信中告訴侯麥:「這完全缺乏現代精神!年輕人,你已經完全失去處女作中那種新鮮的特質……」文學大門在謝赫面前猛然關上,不過他給這本作品集所起的書名「道德故事」(Contes moraux)卻被保留下來,而且這些文學篇章也啟發侯麥往後創作出的幾部電影作品。

一頭栽入電影世界

之前提到,童年與青少年時期的莫利斯.謝赫與電影的關係並不密切。一九四六年夏天,萊昂.布魯姆與詹姆斯.伯恩斯簽訂商業協議,終止一九三九年起禁止美國電影在法國播映的禁令,於是好萊塢電影大舉進入巴黎戲院。當時謝赫二十六歲,與小他十來歲的楚浮、希維特、高達、夏布洛及整個法國新浪潮世代不同,他從小就不熱衷於美國好萊塢電影。當他認識電影的時候,已經是個經過思想薰陶、在藝術上有所執著的成年人。電影很晚才進入莫利斯.謝赫的生命,在他眼中那原本是「最不入流」的藝術,但後來卻成為「第一等」的藝術。一直要等到一九四七年及一九四八年初,謝赫才真正對電影感興趣,開始留心電影俱樂部播映的電影並申辦會員卡,同時收集剪報、記錄電影心得。這是謝赫皈依電影的第一步,透過觀影來加速學習這門藝術,做起稱職的影迷來彌補過去虛擲的光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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