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當吹哨者史諾登（Edward Snowden）披露大量國家安全局的機密通訊時，我們與盟友之間出現了嫌隙。美國以「大家都在暗中監聽」（everyone spies） 來回應，但仍然無法澆熄盟友的怒火。這句話說得沒錯，但美國人的監聽能力更強。一週後，前國家安全局局長海登（Mike Hayden）在哈佛大學的一次小型會議上討論了這個問題。改革程序可以解決國內問題，但如何恢復國際對美國的信任？國家安全局做事魯莽，竟敢竊聽梅克爾的手機，只因為他們辦得到，而且風險似乎為零， 除非出了像史諾登這種圈內叛徒才可能走漏風聲。當年稍晚時候，在休利特基金會（Hewlett Foundation）召開的全國網路會議上，許多人提出建議，要透過公眾教育提高網路安全，但沒人對該如何處置不忠誠的內部人員給出答案。——第九章〈歐巴馬時期〉
我們的亞斯本會議在那年重點關注人工智慧對國際事務的影響。施密特（Eric Schmidt）表示，到了二○三○年，中國將在人工智慧領域追平或超過美國（這是習近平的既定目標）。軍事專家告訴我們，由人工智慧控制的武器將是未來的潮流，任何可見的平台都可能被成群的無人機摧毀。民主專家擔心社群媒體的操縱和秘密資訊戰會破壞信任。人類能否基於自身利益制訂新技術的發展規則？我曾在史丹佛大學參加了前國務卿舒茲（George Schultz）關於治理和安全的會議，那時也有人提出上述的問題。討論內容包括歐洲憂心的事情，譬如他們的人口下降、百姓以民粹心態對待移民，以及歐洲沒有一家科技公司排在前十五名之內。
二○一九年五月，我前往華盛頓參加由美國國家科學院（NAS）和英國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主辦的人工智慧與國際關係會議。柏克萊電腦科學教授羅素（Stuart Russell）估計，真正的量子計算還需要十年到二十年才能成熟，但中美競爭已經阻礙人工智慧方面的合作，例如醫學和老化等可以造福全人類的領域。一位年輕學者問我，說我對於知識不斷增長有何看法。我回答他，說我年紀越大，就認為自己知道越少。分子增加了，但分母也增加了。儘管如此，追求綜合理解（integrative understanding）是永無止境的。
我在六月時去了海牙，全球網路空間穩定委員會正在當地開會。成員們擔心，由於中俄兩國強硬要求控制網路主權，二○一五年聯合國網路會議的合作程度正在逐漸降低。來自這兩個國家的委員會成員沒什麼話好說。全球網路空間穩定委員會在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結束了二○一九年的工作，而我們在非洲統一組織大樓舉行的非洲國家會議上提出了八項基本準則。會後，謝爾托夫和我步行前往「紅色恐怖博物館」（Red Terror Museum），裡面陳列著紀念衣索比亞那段歷史時期被殺害的五十萬人的展覽品。我從阿迪斯阿貝巴飛往坎帕拉去看看五十年前我的住所。我的朋友奧通努（Olara Otunnu）是前駐聯合國大使，他開車帶我遊覽馬凱雷雷和卡蘇比王陵（Kasubi Tombs），讓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然而，他告訴我，說腐敗正在侵蝕當地的教育和體制。我發現烏干達當時有四千萬人口，而我當年住在那裡時，人口還不到一千萬。人口結構的變化速度超過了科技發展的速度。——第十章〈川普、拜登和更遠的未來〉
中國是非常強大的競爭對手，雖有很強的優點，但也有缺點。在評估整體力量平衡時，美國至少有五個長期優勢。一是地理。美國被兩片大洋和兩個友好鄰國包圍， 但中國與十四個國家接壤，並和多個國家有領土爭端。此外，美國還具有能源優勢， 中國則依賴能源進口。第三，美國的力量來自於其大型跨國金融機構和美元的國際地位。準備貨幣可不可靠，取決於能否自由兌換，並仰賴深厚的資本市場和法治，而中國缺乏這些。根據目前的預計，美國將會在全球人口排名中保持第三位，而且它是唯一的主要已開發國家，所以還具有相對的人口優勢。在未來十年，在全球十五個最大經濟體中，有七個經濟體的勞動力將會減少，但美國勞動力預計將會增加，而中國的勞動力早在二○一四年便已達到高峰。最後，美國在關鍵技術（生物、奈米和資訊） 方面一直處於領先地位。中國當然在大力投資研發，專利數量方面也頗有斬獲，但按照其衡量標準，中國的研究型大學仍落後於美國這方面的大學。
總而言之，美國在大國競爭中握有強有力的籌碼，但如果我們因中國崛起而陷入歇斯底里的恐慌，或對其「巔峰」感到自滿，我們可能會打出一手爛牌。丟棄高價值的籌碼⸺包括強大的盟友和在國際機構中的影響力─ 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中國並非對美國的生存構成威脅，除非我們自己犯下重大錯誤，陷入一場大規模戰爭。我擔心的是歷史重蹈一九一四年，而非一九四一年。——第十章〈川普、拜登和更遠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