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日語—「破格的國語」
相對於上述的認知，日語還存有另一種姿態。此種樣態的日語與「學童用國語」相較，在腔調與發音上無甚差 異，但福田表示，其「詞彙相當缺乏，語法極度單純 」， 是「以未曾受過學校教育的本島人下層階級為中心，為了生計必須與內地人接觸所產生的國語。」他認為「以實際上必須用到的名詞單詞，搭配一個實際上必須用到的動詞，在這樣的語形後加上終止形或表現疑問的助詞，便足以應付大部分的實際需要。而這種語體，與其說是崩壞的 國語，不如說是一種打破規則、一種變形、或者一種簡易 化的國語。」他更進一步表示，「在東亞共榮圈中，類似這種國語的流通，是必然的結果。承認某種程度的破格國語，反而能夠促進東亞共榮圈中日語的普及與推進」，此言顯示福田對「破格的國語」抱持著善意。在他的議論中，顯然是把臺灣的國語問題放入「東亞共榮圈」與「南 方共榮圈」的架構中思考。
福田認為，會形成這種「破格的國語 」，是因為對內地人而言，這種語言反而便利，所以持續使用；再加上內地人「交雜內地各處的方言，以既雜亂粗劣、又低於敬讓語程度的國語和本島人接觸」之故。
這種「破格的國語 」，以及內地人因其方便而使用的例子，並未在福田論文中看見，但我們可以來看看川見駒太郎所舉的例子。這是「內地人中產家庭的太太，與本島人蔬菜店商人之間的對話」：*
「リーヤ（汝）、チレ（此）幾ラアルカ」
（汝啊，此個多少有？）
「チレ。一斤十五銭アル」
（此個。一斤十五錢有）
「タカイタカイアルネ、マケルアルヨロシイネ」
（太貴太貴有啦，便宜有好嗎）
「タカイナイヨ、オッサン（奥さん）ロコモ（何処も） 十五銭アルヨ、アナタ、ワタシ、ホーユウー（朋友） アル、ヤスイアルヨ」
（沒有貴啦，歐桑〔 太太 〕，到處都十五錢有， 你，我，好友有，便宜有啦）
「ウソ言ヒナサイ。ドコノ野菜屋モ十二銭アルヨ、リーノモウ買ワンヨ。外ノ買フカライランヨ」
（ 別騙了。到處的菜店都十二錢有啦，汝的東西 不買啦。我去外面買，不要汝的啦）
「ホー、ホー、ヨロシ、ヨロシ、オッサン、マケルアルヨ。イクラ買フアルカ」
（好、好、很好，很好，歐桑，算便宜有啦。買多少有？）
* 此處為「日語」混雜「臺語」的對話。
另一種日語—「破格的國語」
相對於上述的認知，日語還存有另一種姿態。此種樣態的日語與「學童用國語」相較，在腔調與發音上無甚差 異，但福田表示，其「詞彙相當缺乏，語法極度單純 」， 是「以未曾受過學校教育的本島人下層階級為中心，為了生計必須與內地人接觸所產生的國語。」他認為「以實際上必須用到的名詞單詞，搭配一個實際上必須用到的動詞，在這樣的語形後加上終止形或表現疑問的助詞，便足以應付大部分的實際需要。而這種語體，與其說是崩壞的 國語，不如說是一種打破規則、一種變形、或者一種簡易 化的國語。」他更進一步表示，「在東亞共榮圈中，類似這種國語的流通，是必然的結果。承認某種程度的破格國語，反而能夠促進東亞共榮圈中日語的普及與推進」，此言顯示福田對「破格的國語」抱持著善意。在他的議論中，顯然是把臺灣的國語問題放入「東亞共榮圈」與「南 方共榮圈」的架構中思考。
福田認為，會形成這種「破格的國語 」，是因為對內地人而言，這種語言反而便利，所以持續使用；再加上內地人「交雜內地各處的方言，以既雜亂粗劣、又低於敬讓語程度的國語和本島人接觸」之故。
這種「破格的國語 」，以及內地人因其方便而使用的例子，並未在福田論文中看見，但我們可以來看看川見駒太郎所舉的例子。這是「內地人中產家庭的太太，與本島人蔬菜店商人之間的對話」：*
「リーヤ（汝）、チレ（此）幾ラアルカ」
（汝啊，此個多少有？）
「チレ。一斤十五銭アル」
（此個。一斤十五錢有）
「タカイタカイアルネ、マケルアルヨロシイネ」
（太貴太貴有啦，便宜有好嗎）
「タカイナイヨ、オッサン（奥さん）ロコモ（何処も） 十五銭アルヨ、アナタ、ワタシ、ホーユウー（朋友） アル、ヤスイアルヨ」
（沒有貴啦，歐桑〔 太太 〕，到處都十五錢有， 你，我，好友有，便宜有啦）「ウソ言ヒナサイ。ドコノ野菜屋モ十二銭アルヨ、リーノモウ買ワンヨ。外ノ買フカライランヨ」
（ 別騙了。到處的菜店都十二錢有啦，汝的東西 不買啦。我去外面買，不要汝的啦）
「ホー、ホー、ヨロシ、ヨロシ、オッサン、マケルアルヨ。イクラ買フアルカ」
（好、好、很好，很好，歐桑，算便宜有啦。買多少有？）
* 此處為「日語」混雜「臺語」的對話。
對「內地人」而言，如果能透過這種方式殺價，大概也會採用這種變種語言吧。 當然川見也表示：「這個例子舉得相當極端，並不代表所有的會話都以這種方式進行。但普遍看來，確實有出現這類會話的傾向。」雖然這是透過觀察而創造出來的例文，但在氣氛上，可以感受到福田所謂的「破格的國語」，大致就是如此吧。
近年來，國語學者金水敏舉出包含川見在內的一些例子，並表示「住在大陸或臺灣的日本人系居民，與中國人或其他居民交流時，很明顯會出現『混種日語 』（ ピジン日本語 ）。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出此時的文法特徵，就是『有型』（アル型）的文法。」這種「有型」在明治初期的橫濱被稱為Nankinized-Nippon，* 透過這個名詞，把橫 濱當地中國人說日語時的特色名詞化。這裡說的「混種日語」，可以先看作是與其他語言接觸後產生變化的日語。
而語言學者櫻井隆引用川見的例子，指出自標準日語 文法「脫逸」的傾向，有①省略助詞、②「有」的特殊用 法（斷定、文末表現 ）、③動詞活用消失、④詞語的重複 使用（太貴太貴）、⑤敬語表現消失等項。
無論如何，福田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本島人利用此種國語做為素材，做出配合情境所需的將就型國語。在不斷變形、簡化、製作破格的國語時，也不斷習得這種國語。這種將就型的破格國語，與前述的學童用國語相互交錯，逐漸形成了本島人使用的國語。」在此他特別強調一個面向：積極創造出這種語言的，是臺灣人一方。
接著他也進一步推測，這種「本島人使用的國語」， 和「標準語的國語」、「內地方言」、「在臺內地人的用語」 等，「若相互助長，則會產生如中國人與英國人之間產生 的『洋涇濱英語（pidgin-English）』般，此種語言本身即形成一套語言體系，並成為一種國語的變種。」
對「內地人」而言，如果能透過這種方式殺價，大概也會採用這種變種語言吧。 當然川見也表示：「這個例子舉得相當極端，並不代表所有的會話都以這種方式進行。但普遍看來，確實有出現這類會話的傾向。」雖然這是透過觀察而創造出來的例文，但在氣氛上，可以感受到福田所謂的「破格的國語」，大致就是如此吧。
近年來，國語學者金水敏舉出包含川見在內的一些例子，並表示「住在大陸或臺灣的日本人系居民，與中國人或其他居民交流時，很明顯會出現『混種日語 』（ ピジン日本語 ）。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出此時的文法特徵，就是『有型』（アル型）的文法。」這種「有型」在明治初期的橫濱被稱為Nankinized-Nippon，* 透過這個名詞，把橫 濱當地中國人說日語時的特色名詞化。這裡說的「混種日語」，可以先看作是與其他語言接觸後產生變化的日語。
而語言學者櫻井隆引用川見的例子，指出自標準日語 文法「脫逸」的傾向，有①省略助詞、②「有」的特殊用 法（斷定、文末表現 ）、③動詞活用消失、④詞語的重複 使用（太貴太貴）、⑤敬語表現消失等項。
無論如何，福田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本島人利用此種國語做為素材，做出配合情境所需的將就型國語。在不斷變形、簡化、製作破格的國語時，也不斷習得這種國語。這種將就型的破格國語，與前述的學童用國語相互交錯，逐漸形成了本島人使用的國語。」在此他特別強調一個面向：積極創造出這種語言的，是臺灣人一方。
接著他也進一步推測，這種「本島人使用的國語」， 和「標準語的國語」、「內地方言」、「在臺內地人的用語」 等，「若相互助長，則會產生如中國人與英國人之間產生 的『洋涇濱英語（pidgin-English）』般，此種語言本身即形成一套語言體系，並成為一種國語的變種。」
但是，如果從「正確的國語」觀點來思考，這種狀況該視為是日語中的「謬誤 」，應當去除、進而統一歸納成單一的「國語」，方為理想；而且，應當只能討論以何種 策略（國語政策）才能達到該目標，不做其他想法。實際上，福田也認為這樣下去將造成國語的分裂，因此最後他的文章仍舊回到「自蘆溝橋事變後，國語有顯著的普及與改善，隨著有教養的本島人青年子女人數增加，正確國語的勢力，正在逐漸排除學童用國語和將就型國語交錯形成的、過往本島人間產生的國語」這樣的結論上。
之所以導出這種安全的結論，顯然是為了與刊載〈國語在臺灣的兩種身姿〉的《國語的臺灣》理念、也就是「無論本島人或居住於此的內地人，全部都須使用淳美的國語 」（川見駒太郎〈卷頭語〉）這樣的理念，採取同一種論調吧。
比起高聲主張「會話一元」的教師們之觀察，福田的這篇文章所描繪出的臺灣日語使用狀況，毋寧說更為重要。此外，他所提出的「破格的國語」，也對日語在「東亞共榮圈」的普及有所幫助，包括有可能形成「混種日語」（此種語言本身就形成一套語言體系，成為一種國語的變種）等論點，都值得注目。雖然此種論點仍與「正確的國語」互為對比，但他並不把臺灣人語言傾向當成「謬誤」或需要「矯正」的對象，這樣的立場值得我們留意。
但是，如果從「正確的國語」觀點來思考，這種狀況該視為是日語中的「謬誤 」，應當去除、進而統一歸納成單一的「國語」，方為理想；而且，應當只能討論以何種 策略（國語政策）才能達到該目標，不做其他想法。實際上，福田也認為這樣下去將造成國語的分裂，因此最後他的文章仍舊回到「自蘆溝橋事變後，國語有顯著的普及與改善，隨著有教養的本島人青年子女人數增加，正確國語的勢力，正在逐漸排除學童用國語和將就型國語交錯形成的、過往本島人間產生的國語」這樣的結論上。
之所以導出這種安全的結論，顯然是為了與刊載〈國語在臺灣的兩種身姿〉的《國語的臺灣》理念、也就是「無論本島人或居住於此的內地人，全部都須使用淳美的國語 」（川見駒太郎〈卷頭語〉）這樣的理念，採取同一種論調吧。
比起高聲主張「會話一元」的教師們之觀察，福田的這篇文章所描繪出的臺灣日語使用狀況，毋寧說更為重要。此外，他所提出的「破格的國語」，也對日語在「東亞共榮圈」的普及有所幫助，包括有可能形成「混種日語」（此種語言本身就形成一套語言體系，成為一種國語的變種）等論點，都值得注目。雖然此種論點仍與「正確的國語」互為對比，但他並不把臺灣人語言傾向當成「謬誤」或需要「矯正」的對象，這樣的立場值得我們留意。
目標是「單一日語」
雖然不將其當成「謬誤」或需「矯正」的對象，但光看③〈大東亞及南方共榮圈之日語問題雜考〉一文，福田 也從「學習日語，應該幫助他們提昇自我，使他們的生活幸福」的立場，轉向為「應該普及純粹的、正確優美的日語。至於那些外國人適用的日語、大東亞共榮圈適用的日語、南方共榮圈適用的日語，更甚者，那些與我國國語不 相同的日語，都不應考慮。」
然而，即便提出這種原則性的言論，最終他仍認為「理想中，應該期許普及盡善盡美的日語，但對日語急速 推進普及的過渡期現象，仍不到需要擔心的程度。兩種不同的語言相遇，必定會產生混亂，無須矯枉過正，而語言政策也不可過於偏狹，更不可焦躁。」在這樣的觀念下，他做出如下的結語：臺灣高砂族的母語，屬於印度尼西亞語系，本島 人的母語則屬於支那語系。在大東亞共榮圈當 中，特別是南方共榮圈居民的母語，幾乎不是屬 於印度尼西亞語系，便是屬於支那語系。首先在 臺灣，我們對本島人及高砂族有著五十年的貴重 國語教育經驗；再者，有許多人也體驗過如何對 不同母語者進行國語教育；從而，比起內地國民 學校的教師，臺灣的教師是身處南方共榮圈的日 語教師。如此，臺灣教師至少具備了三種優秀的 資質。如何善加利用這些長處，是非常重要的。
日語普及的執行者，並不限定非得是以日語為母語者。這樣的觀點，會使教授日語者的特權地位相對弱化許多。我們雖然無法察知福田真正的心意，但仍可以看出他思想的傾向，也就是即便在談論理想之際，也會承認現實的狀況。而在這點上，他雖主張「以人為方式簡易化日語，不管理由為何，都應該排除 」，但同時他也承認，這種情況會自然發生，是無可避免的過程。換言之，「洋涇濱英語是語言相異的二民族互相接觸後自然產生，是一種不得不然的現象；然而，特意以人為方式製作類似這種洋涇濱英 語般的變種日語，就完全是愚蠢的行為了。」這是福田對 1930 年代以降提倡的基礎日語論的批評；相反地，關於自然產生的混種語狀況，他則認為這是不得已的情形，而容認其存在。透過本節的論述，我們可以確認福田對在臺日語的觀點。目標是「單一日語」
雖然不將其當成「謬誤」或需「矯正」的對象，但光看③〈大東亞及南方共榮圈之日語問題雜考〉一文，福田 也從「學習日語，應該幫助他們提昇自我，使他們的生活幸福」的立場，轉向為「應該普及純粹的、正確優美的日語。至於那些外國人適用的日語、大東亞共榮圈適用的日語、南方共榮圈適用的日語，更甚者，那些與我國國語不 相同的日語，都不應考慮。」
然而，即便提出這種原則性的言論，最終他仍認為「理想中，應該期許普及盡善盡美的日語，但對日語急速 推進普及的過渡期現象，仍不到需要擔心的程度。兩種不同的語言相遇，必定會產生混亂，無須矯枉過正，而語言政策也不可過於偏狹，更不可焦躁。」在這樣的觀念下，他做出如下的結語：
臺灣高砂族的母語，屬於印度尼西亞語系，本島 人的母語則屬於支那語系。在大東亞共榮圈當 中，特別是南方共榮圈居民的母語，幾乎不是屬 於印度尼西亞語系，便是屬於支那語系。首先在 臺灣，我們對本島人及高砂族有著五十年的貴重 國語教育經驗；再者，有許多人也體驗過如何對 不同母語者進行國語教育；從而，比起內地國民 學校的教師，臺灣的教師是身處南方共榮圈的日 語教師。如此，臺灣教師至少具備了三種優秀的 資質。如何善加利用這些長處，是非常重要的。
日語普及的執行者，並不限定非得是以日語為母語者。這樣的觀點，會使教授日語者的特權地位相對弱化許多。我們雖然無法察知福田真正的心意，但仍可以看出他思想的傾向，也就是即便在談論理想之際，也會承認現實的狀況。而在這點上，他雖主張「以人為方式簡易化日語，不管理由為何，都應該排除 」，但同時他也承認，這種情況會自然發生，是無可避免的過程。換言之，「洋涇濱英語是語言相異的二民族互相接觸後自然產生，是一種不得不然的現象；然而，特意以人為方式製作類似這種洋涇濱英 語般的變種日語，就完全是愚蠢的行為了。」這是福田對 1930 年代以降提倡的基礎日語論的批評；相反地，關於自然產生的混種語狀況，他則認為這是不得已的情形，而容認其存在。透過本節的論述，我們可以確認福田對在臺日語的觀點。
4「臺灣方言」與內地日語的連結
透過腔調型態的連結—寺川喜四男的議論
寺川喜四男（1910-1987），是積極認定「臺灣方言的人物之一。
寺川的簡歷如下：自早稻田大學的英文學專攻畢業後，再次入學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文學科國文學專攻。於在學中的 1937 年末，來臺擔任臺灣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的英文教師。在該處他關注臺灣人說日語時的腔調，並以此主題寫成早稻田大學的畢業論文《北部臺灣福建系本島人使用國語時的腔調研究》（1939）。從論文題目即可明白，此文探討臺灣人（論文中只以北部的福建系人們為對象）說「國語」時的腔調研究。之後，寺川試圖將研究對象擴展到廣東系等族群，為做進一步調查而進入臺北帝國大學研究所。1940 年度、1941 年度於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研究所，以〈國語學籍語言學研究〉為題，由文政學部語言學教授的淺井惠倫（1894-1969）擔任指導教授。此後發表過《在臺國語音韻論》（臺灣學藝社，1942）、《大東 亞諸語言和日語》（大雅堂，1945）、《東亞日語論— 發 音之研究》（第一出版，1945）等研究成果。曾於戰時擔任大東亞省調查官，戰後歷任文部省科學教育局科學官、駒澤大學文學部教授、 法政大學教授、國士館大學副校長、獨協大學教養部教授等職。在日本戰敗後，他還擔任日本音聲學會的評議員與理事，除了著有語音學相關著作，也對蘇聯、歐洲的日本學及日語教育現狀進行調查著述，撰書甚多。
語言辨識的便與不便—《在臺國語音韻論》
在 1942 年的《在臺國語音韻論》中，寺川對臺灣人（觀察對象不包括原住民）說的日語，雖然也會以「國語 中的臺灣方言」稱之，但大部分都一貫使用「臺灣本島人發音的國語」、「臺灣本島人的國語」等詞彙表現。
4「臺灣方言」與內地日語的連結
透過腔調型態的連結—寺川喜四男的議論
寺川喜四男（1910-1987），是積極認定「臺灣方言的人物之一。
寺川的簡歷如下：自早稻田大學的英文學專攻畢業後，再次入學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文學科國文學專攻。於在學中的 1937 年末，來臺擔任臺灣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的英文教師。在該處他關注臺灣人說日語時的腔調，並以此主題寫成早稻田大學的畢業論文《北部臺灣福建系本島人使用國語時的腔調研究》（1939）。從論文題目即可明白，此文探討臺灣人（論文中只以北部的福建系人們為對象）說「國語」時的腔調研究。之後，寺川試圖將研究對象擴展到廣東系等族群，為做進一步調查而進入臺北帝國大學研究所。1940 年度、1941 年度於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研究所，以〈國語學籍語言學研究〉為題，由文政學部語言學教授的淺井惠倫（1894-1969）擔任指導教授。此後發表過《在臺國語音韻論》（臺灣學藝社，1942）、《大東 亞諸語言和日語》（大雅堂，1945）、《東亞日語論— 發 音之研究》（第一出版，1945）等研究成果。曾於戰時擔任大東亞省調查官，戰後歷任文部省科學教育局科學官、駒澤大學文學部教授、 法政大學教授、國士館大學副校長、獨協大學教養部教授等職。在日本戰敗後，他還擔任日本音聲學會的評議員與理事，除了著有語音學相關著作，也對蘇聯、歐洲的日本學及日語教育現狀進行調查著述，撰書甚多。
語言辨識的便與不便—《在臺國語音韻論》
在 1942 年的《在臺國語音韻論》中，寺川對臺灣人（觀察對象不包括原住民）說的日語，雖然也會以「國語 中的臺灣方言」稱之，但大部分都一貫使用「臺灣本島人發音的國語」、「臺灣本島人的國語」等詞彙表現。在這本書中，寺川針對「語言辨識」的便與不便，以及需要花多少心力等項著筆討論。在此他所利用的分析概念，有音量、音質、腔調等三項要素。音量是指聲音的長度，音質是指音（子音或母音）的性質，這些要素與「語言辨識」的便與不便之關係，此處舉「孩童（kodomo）」與「衣（koromo）」兩個字的發音來說明。如前文指出，他們的母語，也就是福建話或廣東話中，因為缺少 [d] 的 發音，所以會拿接近的 [l] 來替代，從而把「孩童（kodo-mo）」發音成類似「衣（koromo）」的音。換言之，這兩 個詞彙的音質（發音）是類似的。而且，這兩個詞彙在「臺灣本島人的國語」中，因音質、音量、腔調三要素都相同，等於同一個單詞具有兩種不同意義；故在「語言辨識」時，只能依賴前後文脈絡，才能進行判斷。從這點來看，與能夠分辨「孩童（kodomo）」 與「衣（koromo）」 的「內地人 」「國語」相較，「臺灣方言在詞彙辨識上得 花更多功夫，是種不太方便的語言。」
寺川主張，這三種要素中即使有兩者相同，只要調節剩下的那個變項，仍可達成「 語言辨識 」。 從這個觀點發展，他認為應概觀「臺灣本島人的國語」、「近畿方言」、 朝鮮語、北京語等狀況，並必須根據個別語言的「音量、音質、腔調」來進行「標準化」。
此外，本書中把「臺灣本島人的國語」腔調稱為「臺灣腔調 」，並且證實其中存有一定的法則。寺川以「 單一 型音調」來處理此概念，意思是同音節的語彙只有一個音調型（方言學中稱為「一型音調」），但寺川也加上不少但書，「原則上臺灣腔調只會提高單詞的倒數第二音節。」
換言之，牡蠣、柿、垣（發音皆為 kaki）；橋、端、箸（發音皆為 hashi）；鼻、花、最初（發音皆為hana） 等詞，臺灣人都會把第一音節提高，而類似暑、厚、熱（發音皆為atsusa） 等詞則會把第二音節提高。關於此點，寺川有以下評價：
〔 ⋯⋯〕 與當前內地各地都具有獨自的地方腔調 一樣，臺灣獨特的國語產生了「臺灣腔調 」，朝鮮獨特的國語產生了「朝鮮腔調 」，任何詞彙都 定型成「某某型」的腔調形式，他們已經慣用這 些腔 調，而且後代也會依循傳統如樣模 仿。
在這本書中，寺川針對「語言辨識」的便與不便，以及需要花多少心力等項著筆討論。在此他所利用的分析概念，有音量、音質、腔調等三項要素。音量是指聲音的長度，音質是指音（子音或母音）的性質，這些要素與「語言辨識」的便與不便之關係，此處舉「孩童（kodomo）」與「衣（koromo）」兩個字的發音來說明。如前文指出，他們的母語，也就是福建話或廣東話中，因為缺少 [d] 的 發音，所以會拿接近的 [l] 來替代，從而把「孩童（kodo-mo）」發音成類似「衣（koromo）」的音。換言之，這兩 個詞彙的音質（發音）是類似的。而且，這兩個詞彙在「臺灣本島人的國語」中，因音質、音量、腔調三要素都相同，等於同一個單詞具有兩種不同意義；故在「語言辨識」時，只能依賴前後文脈絡，才能進行判斷。從這點來看，與能夠分辨「孩童（kodomo）」 與「衣（koromo）」 的「內地人 」「國語」相較，「臺灣方言在詞彙辨識上得 花更多功夫，是種不太方便的語言。」
寺川主張，這三種要素中即使有兩者相同，只要調節剩下的那個變項，仍可達成「 語言辨識 」。 從這個觀點發展，他認為應概觀「臺灣本島人的國語」、「近畿方言」、 朝鮮語、北京語等狀況，並必須根據個別語言的「音量、音質、腔調」來進行「標準化」。
此外，本書中把「臺灣本島人的國語」腔調稱為「臺灣腔調 」，並且證實其中存有一定的法則。寺川以「 單一 型音調」來處理此概念，意思是同音節的語彙只有一個音調型（方言學中稱為「一型音調」），但寺川也加上不少但書，「原則上臺灣腔調只會提高單詞的倒數第二音節。」
換言之，牡蠣、柿、垣（發音皆為 kaki）；橋、端、箸（發音皆為 hashi）；鼻、花、最初（發音皆為hana） 等詞，臺灣人都會把第一音節提高，而類似暑、厚、熱（發音皆為atsusa） 等詞則會把第二音節提高。關於此點，寺川有以下評價：
〔 ⋯⋯〕 與當前內地各地都具有獨自的地方腔調 一樣，臺灣獨特的國語產生了「臺灣腔調 」，朝鮮獨特的國語產生了「朝鮮腔調 」，任何詞彙都 定型成「某某型」的腔調形式，他們已經慣用這 些腔 調，而且後代也會依循傳統如樣模 仿。
〔 ⋯⋯〕 與標準語不同的腔調，因此不斷繁衍。 臺灣方言、朝鮮方言的固定腔調會破壞國語，要 使其與東京腔調相符合，實為難事，此點與內地 各地的狀況相同。於此懇切希望教育者諸君能夠 加以反省。
在此，他雖然暗示造成這種狀況的主因，是國語的腔調教育不完備，加上未設定標準腔調，但更需注意的是，在他的觀點中，認為已經產生了其他的腔調體系。此外，他完全不認為這是一種「謬誤」，這樣的態度也值得注意。
日語的臺灣方言—《大東亞諸語言和日語》
1943 年之後，在寺川發表的文章中，前述那種「臺灣本島人發音的國語」的遣詞已然消失，而改以「在臺灣 的日本方言」、「日語中的臺灣方言」；換言之，他逐漸採用「臺灣方言」這個名詞。
例如 1945 年刊行的《大東亞諸語言和日語》中，他指出國語的發音教育有所缺失：「日本人教師許多都來自 地方，未曾矯正過他們的各地方言腔調，在教學時也不當一回事，因此無法明確指導學生學習時必須依賴的『正確 發音』」，因此「造成了臺灣方言、朝鮮方言等」；而這些發音，依照他的看法，「因慣用而固定下來，形成了日語方言的傳統之一」，而且跨越音質、音量、腔調各層面，形成了「方言化」。因此，前述將「孩童（kodomo）」發音成「衣（koromo）」的情況，也被認定是「臺灣方言」。
在這種觀點下，1942 年的《在臺國語音韻論》中出 現的「語言辨識上得花更多功夫，是種不太方便的語言」 的論述，在 1943 年之後便消失了。即便「孩童」與「衣」 都發「koromo」，只要最終能夠依照上下文脈絡辨別，那就可以堂堂視為是一種通用的「方言」體系。不視為是「謬誤 」，而看作是「方言 」。而由於這是一種「方言」， 因此寺川並不主張如當時「內地」要求的那般，需要「矯正」。觀察存在的某一事物後，得出一定的法則。可以說他採取的，正是這種「科學」態度。如上所述，寺川對臺灣人的日語發音、腔調進行詳細分析後，指出了上述的特徵。由於臺灣人說日語時的單一型音調，在日語方言（宮城縣、宮崎縣）中也存在，所以 他採用「國語的臺灣方言」這種詞彙表現方法。以日語方言中也有相同的腔調類型這一點，就認定臺灣人說的日語也屬於「臺灣方言」；寺川便是以這種稍微缺乏論據的形 式，來統括出「他們的日語」這個概念。
此外，臺灣人說的日語中，表示場所或方向的助詞，不使用「へ」（he）而多使用「に」(ni)。臺北帝國大學（解剖學）的金關丈夫（1897-1983）指出這種不協調感，並 認為此種「へ」的用法經常出現在九州（聞名的「連歌師宗衹談」中記載的著名「京ニ、 筑紫ヘ、坂東サ」*），連 帶臺灣人使用日語中的「行かんの？」、「せんの？」、「行くね？」、「 そうね？」（「去嗎？」、「做嗎？」、「出發嗎？」、「是吧？」） 等用法，「總之，把這些當作是九州方言的分支，不就可以解釋得通了嗎？」
〔 ⋯⋯〕 與標準語不同的腔調，因此不斷繁衍。 臺灣方言、朝鮮方言的固定腔調會破壞國語，要 使其與東京腔調相符合，實為難事，此點與內地 各地的狀況相同。於此懇切希望教育者諸君能夠 加以反省。
在此，他雖然暗示造成這種狀況的主因，是國語的腔調教育不完備，加上未設定標準腔調，但更需注意的是，在他的觀點中，認為已經產生了其他的腔調體系。此外，他完全不認為這是一種「謬誤」，這樣的態度也值得注意。
日語的臺灣方言—《大東亞諸語言和日語》
1943 年之後，在寺川發表的文章中，前述那種「臺灣本島人發音的國語」的遣詞已然消失，而改以「在臺灣 的日本方言」、「日語中的臺灣方言」；換言之，他逐漸採用「臺灣方言」這個名詞。
例如 1945 年刊行的《大東亞諸語言和日語》中，他指出國語的發音教育有所缺失：「日本人教師許多都來自 地方，未曾矯正過他們的各地方言腔調，在教學時也不當一回事，因此無法明確指導學生學習時必須依賴的『正確 發音』」，因此「造成了臺灣方言、朝鮮方言等」；而這些發音，依照他的看法，「因慣用而固定下來，形成了日語方言的傳統之一」，而且跨越音質、音量、腔調各層面，形成了「方言化」。因此，前述將「孩童（kodomo）」發音成「衣（koromo）」的情況，也被認定是「臺灣方言」。
在這種觀點下，1942 年的《在臺國語音韻論》中出 現的「語言辨識上得花更多功夫，是種不太方便的語言」 的論述，在 1943 年之後便消失了。即便「孩童」與「衣」 都發「koromo」，只要最終能夠依照上下文脈絡辨別，那就可以堂堂視為是一種通用的「方言」體系。不視為是「謬誤 」，而看作是「方言 」。而由於這是一種「方言」， 因此寺川並不主張如當時「內地」要求的那般，需要「矯正」。觀察存在的某一事物後，得出一定的法則。可以說他採取的，正是這種「科學」態度。如上所述，寺川對臺灣人的日語發音、腔調進行詳細分析後，指出了上述的特徵。由於臺灣人說日語時的單一型音調，在日語方言（宮城縣、宮崎縣）中也存在，所以 他採用「國語的臺灣方言」這種詞彙表現方法。以日語方言中也有相同的腔調類型這一點，就認定臺灣人說的日語也屬於「臺灣方言」；寺川便是以這種稍微缺乏論據的形 式，來統括出「他們的日語」這個概念。此外，臺灣人說的日語中，表示場所或方向的助詞，不使用「へ」（he）而多使用「に」(ni)。臺北帝國大學（解剖學）的金關丈夫（1897-1983）指出這種不協調感，並 認為此種「へ」的用法經常出現在九州（聞名的「連歌師宗衹談」中記載的著名「京ニ、 筑紫ヘ、坂東サ」*），連 帶臺灣人使用日語中的「行かんの？」、「せんの？」、「行くね？」、「 そうね？」（「去嗎？」、「做嗎？」、「出發嗎？」、「是吧？」） 等用法，「總之，把這些當作是九州方言的分支，不就可以解釋得通了嗎？」
過往歷史的連結—吉原保的議論
而就職於臺中師範學校的吉原保，雖然沒有採用「臺灣方言」這個表現方法，但在 1940 年的文章中，曾有下述言論：「有關本島人學習國語時如何產生訛音的問題，前人的研究已然究明」，而「那些各式各樣的訛音，的確應該加以排除，但其中的若干發音，實際上在某些地區的內地人，也正有意識、無意識地使用當中。即便現在已經不認為這樣的發音是正確的，但可以想像，在古早時代這就是正確的發音，沒有一個人會去懷疑這點。」這篇文章，以就讀臺中師範學校普通科的「本島人」發音中的一些「訛音」為例，試圖考察其歷史緣由，這稱得上是獨樹一格的觀點。從具體的例子來看，他指出如「貯金を（cyokin wo）」發成「チョキンノ（cyokin no）」的訛音、這所謂滑音連聲的現象，與內地讀「觀音樣」時不發「kan on sama」而發「kan non sama」的音，屬於同一種現象。 他也指出「在九州地區，使用連接助詞『を（wo）』、『は（wa）』 時，也會出 現『 郵便な来た 』* 、『 本の読む 』的發音。」此外，他還舉了室町時期的謠曲與《日葡 辭典》的例子：
結果，我們室町時期庶民們口頭暢談的標準連聲音，竟在四百年後於南島臺灣之地、在這不同的 場所重現。
吉原寫下了如此浪漫的論述。此外，在把「先生（sensei）」讀成「syensei」的「訛音」例子上，他也指出室町時期把「せ（se）」發成「sye」，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而九州方言也是如此，再加上居住臺灣的內地人大多數出 身於九州一點，他做出如下總結：過往歷史的連結—吉原保的議論
而就職於臺中師範學校的吉原保，雖然沒有採用「臺灣方言」這個表現方法，但在 1940 年的文章中，曾有下述言論：「有關本島人學習國語時如何產生訛音的問題，前人的研究已然究明」，而「那些各式各樣的訛音，的確應該加以排除，但其中的若干發音，實際上在某些地區的內地人，也正有意識、無意識地使用當中。即便現在已經不認為這樣的發音是正確的，但可以想像，在古早時代這就是正確的發音，沒有一個人會去懷疑這點。」這篇文章，以就讀臺中師範學校普通科的「本島人」發音中的一些「訛音」為例，試圖考察其歷史緣由，這稱得上是獨樹一格的觀點。從具體的例子來看，他指出如「貯金を（cyokin wo）」發成「チョキンノ（cyokin no）」的訛音、這所謂滑音連聲的現象，與內地讀「觀音樣」時不發「kan on sama」而發「kan non sama」的音，屬於同一種現象。 他也指出「在九州地區，使用連接助詞『を（wo）』、『は（wa）』 時，也會出 現『 郵便な来た 』* 、『 本の読む 』的發音。」此外，他還舉了室町時期的謠曲與《日葡 辭典》的例子：
結果，我們室町時期庶民們口頭暢談的標準連聲音，竟在四百年後於南島臺灣之地、在這不同的 場所重現。
吉原寫下了如此浪漫的論述。此外，在把「先生（sensei）」讀成「syensei」的「訛音」例子上，他也指出室町時期把「せ（se）」發成「sye」，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而九州方言也是如此，再加上居住臺灣的內地人大多數出 身於九州一點，他做出如下總結：
所謂的本島訛音，如果將其放入過去的國語音韻歷史中檢視，則可看出兩者並非毫無關聯。不僅如此，至今九州與其他日本西部地區，這樣的語言音聲仍在現實生活中被活生生地使用著，可以預想今後也將持續下去。此外，公學校乃本島國 語教育的核心，而公學校教師絕大多數都出身於西部地區；考量到這點，至今的語言考察，就更應該將本島訛音納為新的考究對象。
簡要來說，吉原認為從日語的歷史來看，在臺灣日語中發生的音韻變化，過往也曾經出現過，因此這種變化具有歷史的必然性。這種「四百年的時差被原封不動保存」的論法，多少與「方言」的論述有所相似，但這樣的立論 多少也帶著些許超歷史的意味。然而即便是「新的考察對象 」，「訛音」仍是「訛音 」，這樣的立場似乎也沒有變化。同樣地，任職於臺中師範學校的木村萬壽夫，也舉公 學校兒童發音的「轉訛」例子，做為滑音的說明：
此種滑音現象在室町時期相當盛行，在謠曲中也 經常可以見到。至今九州方言中仍存在著這些發音，例如把助詞的「 ヲ ／wo」、「 ハ ／wa」 發成「ノ／no」、「ナ／na」。〔⋯⋯〕然而現在以東京語為首，大部分的其他地區都不再使用這種發音 方式，因此自然必須加以矯正。
如此，吉原毫不猶豫地主張必須「矯正」。 在這點上，提出「臺灣方言」的寺川喜四男，更進一步擬出「共榮圈日語」的概念。說明如下：
要讓〔大東亞全區域的〕原住同胞，在肇國精神下廣泛地團結一致，且為達真正目的而奮起，最佳的措施，便是要維持這些原住同胞與日本人間的深度理解與信賴，強化根柢，保持聯繫。「共榮圈日語」便是達成此一使命的最佳武器。「共榮圈日語」必須盡快成為大東亞的共通語言。
所謂的本島訛音，如果將其放入過去的國語音韻歷史中檢視，則可看出兩者並非毫無關聯。不僅如此，至今九州與其他日本西部地區，這樣的語言音聲仍在現實生活中被活生生地使用著，可以預想今後也將持續下去。此外，公學校乃本島國 語教育的核心，而公學校教師絕大多數都出身於西部地區；考量到這點，至今的語言考察，就更應該將本島訛音納為新的考究對象。
簡要來說，吉原認為從日語的歷史來看，在臺灣日語中發生的音韻變化，過往也曾經出現過，因此這種變化具有歷史的必然性。這種「四百年的時差被原封不動保存」的論法，多少與「方言」的論述有所相似，但這樣的立論 多少也帶著些許超歷史的意味。然而即便是「新的考察對象 」，「訛音」仍是「訛音 」，這樣的立場似乎也沒有變化。同樣地，任職於臺中師範學校的木村萬壽夫，也舉公 學校兒童發音的「轉訛」例子，做為滑音的說明：
此種滑音現象在室町時期相當盛行，在謠曲中也 經常可以見到。至今九州方言中仍存在著這些發音，例如把助詞的「 ヲ ／wo」、「 ハ ／wa」 發成「ノ／no」、「ナ／na」。〔⋯⋯〕然而現在以東京語為首，大部分的其他地區都不再使用這種發音 方式，因此自然必須加以矯正。
如此，吉原毫不猶豫地主張必須「矯正」。 在這點上，提出「臺灣方言」的寺川喜四男，更進一步擬出「共榮圈日語」的概念。說明如下：
要讓〔大東亞全區域的〕原住同胞，在肇國精神下廣泛地團結一致，且為達真正目的而奮起，最佳的措施，便是要維持這些原住同胞與日本人間的深度理解與信賴，強化根柢，保持聯繫。「共榮圈日語」便是達成此一使命的最佳武器。「共榮圈日語」必須盡快成為大東亞的共通語言。
相對於上述的認知，日語還存有另一種姿態。此種樣態的日語與「學童用國語」相較，在腔調與發音上無甚差 異，但福田表示，其「詞彙相當缺乏，語法極度單純 」， 是「以未曾受過學校教育的本島人下層階級為中心，為了生計必須與內地人接觸所產生的國語。」他認為「以實際上必須用到的名詞單詞，搭配一個實際上必須用到的動詞，在這樣的語形後加上終止形或表現疑問的助詞，便足以應付大部分的實際需要。而這種語體，與其說是崩壞的 國語，不如說是一種打破規則、一種變形、或者一種簡易 化的國語。」他更進一步表示，「在東亞共榮圈中，類似這種國語的流通，是必然的結果。承認某種程度的破格國語，反而能夠促進東亞共榮圈中日語的普及與推進」，此言顯示福田對「破格的國語」抱持著善意。在他的議論中，顯然是把臺灣的國語問題放入「東亞共榮圈」與「南 方共榮圈」的架構中思考。
福田認為，會形成這種「破格的國語 」，是因為對內地人而言，這種語言反而便利，所以持續使用；再加上內地人「交雜內地各處的方言，以既雜亂粗劣、又低於敬讓語程度的國語和本島人接觸」之故。
這種「破格的國語 」，以及內地人因其方便而使用的例子，並未在福田論文中看見，但我們可以來看看川見駒太郎所舉的例子。這是「內地人中產家庭的太太，與本島人蔬菜店商人之間的對話」：*
「リーヤ（汝）、チレ（此）幾ラアルカ」
（汝啊，此個多少有？）
「チレ。一斤十五銭アル」
（此個。一斤十五錢有）
「タカイタカイアルネ、マケルアルヨロシイネ」
（太貴太貴有啦，便宜有好嗎）
「タカイナイヨ、オッサン（奥さん）ロコモ（何処も） 十五銭アルヨ、アナタ、ワタシ、ホーユウー（朋友） アル、ヤスイアルヨ」
（沒有貴啦，歐桑〔 太太 〕，到處都十五錢有， 你，我，好友有，便宜有啦）
「ウソ言ヒナサイ。ドコノ野菜屋モ十二銭アルヨ、リーノモウ買ワンヨ。外ノ買フカライランヨ」
（ 別騙了。到處的菜店都十二錢有啦，汝的東西 不買啦。我去外面買，不要汝的啦）
「ホー、ホー、ヨロシ、ヨロシ、オッサン、マケルアルヨ。イクラ買フアルカ」
（好、好、很好，很好，歐桑，算便宜有啦。買多少有？）
* 此處為「日語」混雜「臺語」的對話。
另一種日語—「破格的國語」
相對於上述的認知，日語還存有另一種姿態。此種樣態的日語與「學童用國語」相較，在腔調與發音上無甚差 異，但福田表示，其「詞彙相當缺乏，語法極度單純 」， 是「以未曾受過學校教育的本島人下層階級為中心，為了生計必須與內地人接觸所產生的國語。」他認為「以實際上必須用到的名詞單詞，搭配一個實際上必須用到的動詞，在這樣的語形後加上終止形或表現疑問的助詞，便足以應付大部分的實際需要。而這種語體，與其說是崩壞的 國語，不如說是一種打破規則、一種變形、或者一種簡易 化的國語。」他更進一步表示，「在東亞共榮圈中，類似這種國語的流通，是必然的結果。承認某種程度的破格國語，反而能夠促進東亞共榮圈中日語的普及與推進」，此言顯示福田對「破格的國語」抱持著善意。在他的議論中，顯然是把臺灣的國語問題放入「東亞共榮圈」與「南 方共榮圈」的架構中思考。
福田認為，會形成這種「破格的國語 」，是因為對內地人而言，這種語言反而便利，所以持續使用；再加上內地人「交雜內地各處的方言，以既雜亂粗劣、又低於敬讓語程度的國語和本島人接觸」之故。
這種「破格的國語 」，以及內地人因其方便而使用的例子，並未在福田論文中看見，但我們可以來看看川見駒太郎所舉的例子。這是「內地人中產家庭的太太，與本島人蔬菜店商人之間的對話」：*
「リーヤ（汝）、チレ（此）幾ラアルカ」
（汝啊，此個多少有？）
「チレ。一斤十五銭アル」
（此個。一斤十五錢有）
「タカイタカイアルネ、マケルアルヨロシイネ」
（太貴太貴有啦，便宜有好嗎）
「タカイナイヨ、オッサン（奥さん）ロコモ（何処も） 十五銭アルヨ、アナタ、ワタシ、ホーユウー（朋友） アル、ヤスイアルヨ」
（沒有貴啦，歐桑〔 太太 〕，到處都十五錢有， 你，我，好友有，便宜有啦）「ウソ言ヒナサイ。ドコノ野菜屋モ十二銭アルヨ、リーノモウ買ワンヨ。外ノ買フカライランヨ」
（ 別騙了。到處的菜店都十二錢有啦，汝的東西 不買啦。我去外面買，不要汝的啦）
「ホー、ホー、ヨロシ、ヨロシ、オッサン、マケルアルヨ。イクラ買フアルカ」
（好、好、很好，很好，歐桑，算便宜有啦。買多少有？）
* 此處為「日語」混雜「臺語」的對話。
對「內地人」而言，如果能透過這種方式殺價，大概也會採用這種變種語言吧。 當然川見也表示：「這個例子舉得相當極端，並不代表所有的會話都以這種方式進行。但普遍看來，確實有出現這類會話的傾向。」雖然這是透過觀察而創造出來的例文，但在氣氛上，可以感受到福田所謂的「破格的國語」，大致就是如此吧。
近年來，國語學者金水敏舉出包含川見在內的一些例子，並表示「住在大陸或臺灣的日本人系居民，與中國人或其他居民交流時，很明顯會出現『混種日語 』（ ピジン日本語 ）。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出此時的文法特徵，就是『有型』（アル型）的文法。」這種「有型」在明治初期的橫濱被稱為Nankinized-Nippon，* 透過這個名詞，把橫 濱當地中國人說日語時的特色名詞化。這裡說的「混種日語」，可以先看作是與其他語言接觸後產生變化的日語。
而語言學者櫻井隆引用川見的例子，指出自標準日語 文法「脫逸」的傾向，有①省略助詞、②「有」的特殊用 法（斷定、文末表現 ）、③動詞活用消失、④詞語的重複 使用（太貴太貴）、⑤敬語表現消失等項。
無論如何，福田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本島人利用此種國語做為素材，做出配合情境所需的將就型國語。在不斷變形、簡化、製作破格的國語時，也不斷習得這種國語。這種將就型的破格國語，與前述的學童用國語相互交錯，逐漸形成了本島人使用的國語。」在此他特別強調一個面向：積極創造出這種語言的，是臺灣人一方。
接著他也進一步推測，這種「本島人使用的國語」， 和「標準語的國語」、「內地方言」、「在臺內地人的用語」 等，「若相互助長，則會產生如中國人與英國人之間產生 的『洋涇濱英語（pidgin-English）』般，此種語言本身即形成一套語言體系，並成為一種國語的變種。」
對「內地人」而言，如果能透過這種方式殺價，大概也會採用這種變種語言吧。 當然川見也表示：「這個例子舉得相當極端，並不代表所有的會話都以這種方式進行。但普遍看來，確實有出現這類會話的傾向。」雖然這是透過觀察而創造出來的例文，但在氣氛上，可以感受到福田所謂的「破格的國語」，大致就是如此吧。
近年來，國語學者金水敏舉出包含川見在內的一些例子，並表示「住在大陸或臺灣的日本人系居民，與中國人或其他居民交流時，很明顯會出現『混種日語 』（ ピジン日本語 ）。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出此時的文法特徵，就是『有型』（アル型）的文法。」這種「有型」在明治初期的橫濱被稱為Nankinized-Nippon，* 透過這個名詞，把橫 濱當地中國人說日語時的特色名詞化。這裡說的「混種日語」，可以先看作是與其他語言接觸後產生變化的日語。
而語言學者櫻井隆引用川見的例子，指出自標準日語 文法「脫逸」的傾向，有①省略助詞、②「有」的特殊用 法（斷定、文末表現 ）、③動詞活用消失、④詞語的重複 使用（太貴太貴）、⑤敬語表現消失等項。
無論如何，福田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本島人利用此種國語做為素材，做出配合情境所需的將就型國語。在不斷變形、簡化、製作破格的國語時，也不斷習得這種國語。這種將就型的破格國語，與前述的學童用國語相互交錯，逐漸形成了本島人使用的國語。」在此他特別強調一個面向：積極創造出這種語言的，是臺灣人一方。
接著他也進一步推測，這種「本島人使用的國語」， 和「標準語的國語」、「內地方言」、「在臺內地人的用語」 等，「若相互助長，則會產生如中國人與英國人之間產生 的『洋涇濱英語（pidgin-English）』般，此種語言本身即形成一套語言體系，並成為一種國語的變種。」
但是，如果從「正確的國語」觀點來思考，這種狀況該視為是日語中的「謬誤 」，應當去除、進而統一歸納成單一的「國語」，方為理想；而且，應當只能討論以何種 策略（國語政策）才能達到該目標，不做其他想法。實際上，福田也認為這樣下去將造成國語的分裂，因此最後他的文章仍舊回到「自蘆溝橋事變後，國語有顯著的普及與改善，隨著有教養的本島人青年子女人數增加，正確國語的勢力，正在逐漸排除學童用國語和將就型國語交錯形成的、過往本島人間產生的國語」這樣的結論上。
之所以導出這種安全的結論，顯然是為了與刊載〈國語在臺灣的兩種身姿〉的《國語的臺灣》理念、也就是「無論本島人或居住於此的內地人，全部都須使用淳美的國語 」（川見駒太郎〈卷頭語〉）這樣的理念，採取同一種論調吧。
比起高聲主張「會話一元」的教師們之觀察，福田的這篇文章所描繪出的臺灣日語使用狀況，毋寧說更為重要。此外，他所提出的「破格的國語」，也對日語在「東亞共榮圈」的普及有所幫助，包括有可能形成「混種日語」（此種語言本身就形成一套語言體系，成為一種國語的變種）等論點，都值得注目。雖然此種論點仍與「正確的國語」互為對比，但他並不把臺灣人語言傾向當成「謬誤」或需要「矯正」的對象，這樣的立場值得我們留意。
但是，如果從「正確的國語」觀點來思考，這種狀況該視為是日語中的「謬誤 」，應當去除、進而統一歸納成單一的「國語」，方為理想；而且，應當只能討論以何種 策略（國語政策）才能達到該目標，不做其他想法。實際上，福田也認為這樣下去將造成國語的分裂，因此最後他的文章仍舊回到「自蘆溝橋事變後，國語有顯著的普及與改善，隨著有教養的本島人青年子女人數增加，正確國語的勢力，正在逐漸排除學童用國語和將就型國語交錯形成的、過往本島人間產生的國語」這樣的結論上。
之所以導出這種安全的結論，顯然是為了與刊載〈國語在臺灣的兩種身姿〉的《國語的臺灣》理念、也就是「無論本島人或居住於此的內地人，全部都須使用淳美的國語 」（川見駒太郎〈卷頭語〉）這樣的理念，採取同一種論調吧。
比起高聲主張「會話一元」的教師們之觀察，福田的這篇文章所描繪出的臺灣日語使用狀況，毋寧說更為重要。此外，他所提出的「破格的國語」，也對日語在「東亞共榮圈」的普及有所幫助，包括有可能形成「混種日語」（此種語言本身就形成一套語言體系，成為一種國語的變種）等論點，都值得注目。雖然此種論點仍與「正確的國語」互為對比，但他並不把臺灣人語言傾向當成「謬誤」或需要「矯正」的對象，這樣的立場值得我們留意。
目標是「單一日語」
雖然不將其當成「謬誤」或需「矯正」的對象，但光看③〈大東亞及南方共榮圈之日語問題雜考〉一文，福田 也從「學習日語，應該幫助他們提昇自我，使他們的生活幸福」的立場，轉向為「應該普及純粹的、正確優美的日語。至於那些外國人適用的日語、大東亞共榮圈適用的日語、南方共榮圈適用的日語，更甚者，那些與我國國語不 相同的日語，都不應考慮。」
然而，即便提出這種原則性的言論，最終他仍認為「理想中，應該期許普及盡善盡美的日語，但對日語急速 推進普及的過渡期現象，仍不到需要擔心的程度。兩種不同的語言相遇，必定會產生混亂，無須矯枉過正，而語言政策也不可過於偏狹，更不可焦躁。」在這樣的觀念下，他做出如下的結語：臺灣高砂族的母語，屬於印度尼西亞語系，本島 人的母語則屬於支那語系。在大東亞共榮圈當 中，特別是南方共榮圈居民的母語，幾乎不是屬 於印度尼西亞語系，便是屬於支那語系。首先在 臺灣，我們對本島人及高砂族有著五十年的貴重 國語教育經驗；再者，有許多人也體驗過如何對 不同母語者進行國語教育；從而，比起內地國民 學校的教師，臺灣的教師是身處南方共榮圈的日 語教師。如此，臺灣教師至少具備了三種優秀的 資質。如何善加利用這些長處，是非常重要的。
日語普及的執行者，並不限定非得是以日語為母語者。這樣的觀點，會使教授日語者的特權地位相對弱化許多。我們雖然無法察知福田真正的心意，但仍可以看出他思想的傾向，也就是即便在談論理想之際，也會承認現實的狀況。而在這點上，他雖主張「以人為方式簡易化日語，不管理由為何，都應該排除 」，但同時他也承認，這種情況會自然發生，是無可避免的過程。換言之，「洋涇濱英語是語言相異的二民族互相接觸後自然產生，是一種不得不然的現象；然而，特意以人為方式製作類似這種洋涇濱英 語般的變種日語，就完全是愚蠢的行為了。」這是福田對 1930 年代以降提倡的基礎日語論的批評；相反地，關於自然產生的混種語狀況，他則認為這是不得已的情形，而容認其存在。透過本節的論述，我們可以確認福田對在臺日語的觀點。目標是「單一日語」
雖然不將其當成「謬誤」或需「矯正」的對象，但光看③〈大東亞及南方共榮圈之日語問題雜考〉一文，福田 也從「學習日語，應該幫助他們提昇自我，使他們的生活幸福」的立場，轉向為「應該普及純粹的、正確優美的日語。至於那些外國人適用的日語、大東亞共榮圈適用的日語、南方共榮圈適用的日語，更甚者，那些與我國國語不 相同的日語，都不應考慮。」
然而，即便提出這種原則性的言論，最終他仍認為「理想中，應該期許普及盡善盡美的日語，但對日語急速 推進普及的過渡期現象，仍不到需要擔心的程度。兩種不同的語言相遇，必定會產生混亂，無須矯枉過正，而語言政策也不可過於偏狹，更不可焦躁。」在這樣的觀念下，他做出如下的結語：
臺灣高砂族的母語，屬於印度尼西亞語系，本島 人的母語則屬於支那語系。在大東亞共榮圈當 中，特別是南方共榮圈居民的母語，幾乎不是屬 於印度尼西亞語系，便是屬於支那語系。首先在 臺灣，我們對本島人及高砂族有著五十年的貴重 國語教育經驗；再者，有許多人也體驗過如何對 不同母語者進行國語教育；從而，比起內地國民 學校的教師，臺灣的教師是身處南方共榮圈的日 語教師。如此，臺灣教師至少具備了三種優秀的 資質。如何善加利用這些長處，是非常重要的。
日語普及的執行者，並不限定非得是以日語為母語者。這樣的觀點，會使教授日語者的特權地位相對弱化許多。我們雖然無法察知福田真正的心意，但仍可以看出他思想的傾向，也就是即便在談論理想之際，也會承認現實的狀況。而在這點上，他雖主張「以人為方式簡易化日語，不管理由為何，都應該排除 」，但同時他也承認，這種情況會自然發生，是無可避免的過程。換言之，「洋涇濱英語是語言相異的二民族互相接觸後自然產生，是一種不得不然的現象；然而，特意以人為方式製作類似這種洋涇濱英 語般的變種日語，就完全是愚蠢的行為了。」這是福田對 1930 年代以降提倡的基礎日語論的批評；相反地，關於自然產生的混種語狀況，他則認為這是不得已的情形，而容認其存在。透過本節的論述，我們可以確認福田對在臺日語的觀點。
4「臺灣方言」與內地日語的連結
透過腔調型態的連結—寺川喜四男的議論
寺川喜四男（1910-1987），是積極認定「臺灣方言的人物之一。
寺川的簡歷如下：自早稻田大學的英文學專攻畢業後，再次入學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文學科國文學專攻。於在學中的 1937 年末，來臺擔任臺灣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的英文教師。在該處他關注臺灣人說日語時的腔調，並以此主題寫成早稻田大學的畢業論文《北部臺灣福建系本島人使用國語時的腔調研究》（1939）。從論文題目即可明白，此文探討臺灣人（論文中只以北部的福建系人們為對象）說「國語」時的腔調研究。之後，寺川試圖將研究對象擴展到廣東系等族群，為做進一步調查而進入臺北帝國大學研究所。1940 年度、1941 年度於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研究所，以〈國語學籍語言學研究〉為題，由文政學部語言學教授的淺井惠倫（1894-1969）擔任指導教授。此後發表過《在臺國語音韻論》（臺灣學藝社，1942）、《大東 亞諸語言和日語》（大雅堂，1945）、《東亞日語論— 發 音之研究》（第一出版，1945）等研究成果。曾於戰時擔任大東亞省調查官，戰後歷任文部省科學教育局科學官、駒澤大學文學部教授、 法政大學教授、國士館大學副校長、獨協大學教養部教授等職。在日本戰敗後，他還擔任日本音聲學會的評議員與理事，除了著有語音學相關著作，也對蘇聯、歐洲的日本學及日語教育現狀進行調查著述，撰書甚多。
語言辨識的便與不便—《在臺國語音韻論》
在 1942 年的《在臺國語音韻論》中，寺川對臺灣人（觀察對象不包括原住民）說的日語，雖然也會以「國語 中的臺灣方言」稱之，但大部分都一貫使用「臺灣本島人發音的國語」、「臺灣本島人的國語」等詞彙表現。
4「臺灣方言」與內地日語的連結
透過腔調型態的連結—寺川喜四男的議論
寺川喜四男（1910-1987），是積極認定「臺灣方言的人物之一。
寺川的簡歷如下：自早稻田大學的英文學專攻畢業後，再次入學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文學科國文學專攻。於在學中的 1937 年末，來臺擔任臺灣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的英文教師。在該處他關注臺灣人說日語時的腔調，並以此主題寫成早稻田大學的畢業論文《北部臺灣福建系本島人使用國語時的腔調研究》（1939）。從論文題目即可明白，此文探討臺灣人（論文中只以北部的福建系人們為對象）說「國語」時的腔調研究。之後，寺川試圖將研究對象擴展到廣東系等族群，為做進一步調查而進入臺北帝國大學研究所。1940 年度、1941 年度於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研究所，以〈國語學籍語言學研究〉為題，由文政學部語言學教授的淺井惠倫（1894-1969）擔任指導教授。此後發表過《在臺國語音韻論》（臺灣學藝社，1942）、《大東 亞諸語言和日語》（大雅堂，1945）、《東亞日語論— 發 音之研究》（第一出版，1945）等研究成果。曾於戰時擔任大東亞省調查官，戰後歷任文部省科學教育局科學官、駒澤大學文學部教授、 法政大學教授、國士館大學副校長、獨協大學教養部教授等職。在日本戰敗後，他還擔任日本音聲學會的評議員與理事，除了著有語音學相關著作，也對蘇聯、歐洲的日本學及日語教育現狀進行調查著述，撰書甚多。
語言辨識的便與不便—《在臺國語音韻論》
在 1942 年的《在臺國語音韻論》中，寺川對臺灣人（觀察對象不包括原住民）說的日語，雖然也會以「國語 中的臺灣方言」稱之，但大部分都一貫使用「臺灣本島人發音的國語」、「臺灣本島人的國語」等詞彙表現。在這本書中，寺川針對「語言辨識」的便與不便，以及需要花多少心力等項著筆討論。在此他所利用的分析概念，有音量、音質、腔調等三項要素。音量是指聲音的長度，音質是指音（子音或母音）的性質，這些要素與「語言辨識」的便與不便之關係，此處舉「孩童（kodomo）」與「衣（koromo）」兩個字的發音來說明。如前文指出，他們的母語，也就是福建話或廣東話中，因為缺少 [d] 的 發音，所以會拿接近的 [l] 來替代，從而把「孩童（kodo-mo）」發音成類似「衣（koromo）」的音。換言之，這兩 個詞彙的音質（發音）是類似的。而且，這兩個詞彙在「臺灣本島人的國語」中，因音質、音量、腔調三要素都相同，等於同一個單詞具有兩種不同意義；故在「語言辨識」時，只能依賴前後文脈絡，才能進行判斷。從這點來看，與能夠分辨「孩童（kodomo）」 與「衣（koromo）」 的「內地人 」「國語」相較，「臺灣方言在詞彙辨識上得 花更多功夫，是種不太方便的語言。」
寺川主張，這三種要素中即使有兩者相同，只要調節剩下的那個變項，仍可達成「 語言辨識 」。 從這個觀點發展，他認為應概觀「臺灣本島人的國語」、「近畿方言」、 朝鮮語、北京語等狀況，並必須根據個別語言的「音量、音質、腔調」來進行「標準化」。
此外，本書中把「臺灣本島人的國語」腔調稱為「臺灣腔調 」，並且證實其中存有一定的法則。寺川以「 單一 型音調」來處理此概念，意思是同音節的語彙只有一個音調型（方言學中稱為「一型音調」），但寺川也加上不少但書，「原則上臺灣腔調只會提高單詞的倒數第二音節。」
換言之，牡蠣、柿、垣（發音皆為 kaki）；橋、端、箸（發音皆為 hashi）；鼻、花、最初（發音皆為hana） 等詞，臺灣人都會把第一音節提高，而類似暑、厚、熱（發音皆為atsusa） 等詞則會把第二音節提高。關於此點，寺川有以下評價：
〔 ⋯⋯〕 與當前內地各地都具有獨自的地方腔調 一樣，臺灣獨特的國語產生了「臺灣腔調 」，朝鮮獨特的國語產生了「朝鮮腔調 」，任何詞彙都 定型成「某某型」的腔調形式，他們已經慣用這 些腔 調，而且後代也會依循傳統如樣模 仿。
在這本書中，寺川針對「語言辨識」的便與不便，以及需要花多少心力等項著筆討論。在此他所利用的分析概念，有音量、音質、腔調等三項要素。音量是指聲音的長度，音質是指音（子音或母音）的性質，這些要素與「語言辨識」的便與不便之關係，此處舉「孩童（kodomo）」與「衣（koromo）」兩個字的發音來說明。如前文指出，他們的母語，也就是福建話或廣東話中，因為缺少 [d] 的 發音，所以會拿接近的 [l] 來替代，從而把「孩童（kodo-mo）」發音成類似「衣（koromo）」的音。換言之，這兩 個詞彙的音質（發音）是類似的。而且，這兩個詞彙在「臺灣本島人的國語」中，因音質、音量、腔調三要素都相同，等於同一個單詞具有兩種不同意義；故在「語言辨識」時，只能依賴前後文脈絡，才能進行判斷。從這點來看，與能夠分辨「孩童（kodomo）」 與「衣（koromo）」 的「內地人 」「國語」相較，「臺灣方言在詞彙辨識上得 花更多功夫，是種不太方便的語言。」
寺川主張，這三種要素中即使有兩者相同，只要調節剩下的那個變項，仍可達成「 語言辨識 」。 從這個觀點發展，他認為應概觀「臺灣本島人的國語」、「近畿方言」、 朝鮮語、北京語等狀況，並必須根據個別語言的「音量、音質、腔調」來進行「標準化」。
此外，本書中把「臺灣本島人的國語」腔調稱為「臺灣腔調 」，並且證實其中存有一定的法則。寺川以「 單一 型音調」來處理此概念，意思是同音節的語彙只有一個音調型（方言學中稱為「一型音調」），但寺川也加上不少但書，「原則上臺灣腔調只會提高單詞的倒數第二音節。」
換言之，牡蠣、柿、垣（發音皆為 kaki）；橋、端、箸（發音皆為 hashi）；鼻、花、最初（發音皆為hana） 等詞，臺灣人都會把第一音節提高，而類似暑、厚、熱（發音皆為atsusa） 等詞則會把第二音節提高。關於此點，寺川有以下評價：
〔 ⋯⋯〕 與當前內地各地都具有獨自的地方腔調 一樣，臺灣獨特的國語產生了「臺灣腔調 」，朝鮮獨特的國語產生了「朝鮮腔調 」，任何詞彙都 定型成「某某型」的腔調形式，他們已經慣用這 些腔 調，而且後代也會依循傳統如樣模 仿。
〔 ⋯⋯〕 與標準語不同的腔調，因此不斷繁衍。 臺灣方言、朝鮮方言的固定腔調會破壞國語，要 使其與東京腔調相符合，實為難事，此點與內地 各地的狀況相同。於此懇切希望教育者諸君能夠 加以反省。
在此，他雖然暗示造成這種狀況的主因，是國語的腔調教育不完備，加上未設定標準腔調，但更需注意的是，在他的觀點中，認為已經產生了其他的腔調體系。此外，他完全不認為這是一種「謬誤」，這樣的態度也值得注意。
日語的臺灣方言—《大東亞諸語言和日語》
1943 年之後，在寺川發表的文章中，前述那種「臺灣本島人發音的國語」的遣詞已然消失，而改以「在臺灣 的日本方言」、「日語中的臺灣方言」；換言之，他逐漸採用「臺灣方言」這個名詞。
例如 1945 年刊行的《大東亞諸語言和日語》中，他指出國語的發音教育有所缺失：「日本人教師許多都來自 地方，未曾矯正過他們的各地方言腔調，在教學時也不當一回事，因此無法明確指導學生學習時必須依賴的『正確 發音』」，因此「造成了臺灣方言、朝鮮方言等」；而這些發音，依照他的看法，「因慣用而固定下來，形成了日語方言的傳統之一」，而且跨越音質、音量、腔調各層面，形成了「方言化」。因此，前述將「孩童（kodomo）」發音成「衣（koromo）」的情況，也被認定是「臺灣方言」。
在這種觀點下，1942 年的《在臺國語音韻論》中出 現的「語言辨識上得花更多功夫，是種不太方便的語言」 的論述，在 1943 年之後便消失了。即便「孩童」與「衣」 都發「koromo」，只要最終能夠依照上下文脈絡辨別，那就可以堂堂視為是一種通用的「方言」體系。不視為是「謬誤 」，而看作是「方言 」。而由於這是一種「方言」， 因此寺川並不主張如當時「內地」要求的那般，需要「矯正」。觀察存在的某一事物後，得出一定的法則。可以說他採取的，正是這種「科學」態度。如上所述，寺川對臺灣人的日語發音、腔調進行詳細分析後，指出了上述的特徵。由於臺灣人說日語時的單一型音調，在日語方言（宮城縣、宮崎縣）中也存在，所以 他採用「國語的臺灣方言」這種詞彙表現方法。以日語方言中也有相同的腔調類型這一點，就認定臺灣人說的日語也屬於「臺灣方言」；寺川便是以這種稍微缺乏論據的形 式，來統括出「他們的日語」這個概念。
此外，臺灣人說的日語中，表示場所或方向的助詞，不使用「へ」（he）而多使用「に」(ni)。臺北帝國大學（解剖學）的金關丈夫（1897-1983）指出這種不協調感，並 認為此種「へ」的用法經常出現在九州（聞名的「連歌師宗衹談」中記載的著名「京ニ、 筑紫ヘ、坂東サ」*），連 帶臺灣人使用日語中的「行かんの？」、「せんの？」、「行くね？」、「 そうね？」（「去嗎？」、「做嗎？」、「出發嗎？」、「是吧？」） 等用法，「總之，把這些當作是九州方言的分支，不就可以解釋得通了嗎？」
〔 ⋯⋯〕 與標準語不同的腔調，因此不斷繁衍。 臺灣方言、朝鮮方言的固定腔調會破壞國語，要 使其與東京腔調相符合，實為難事，此點與內地 各地的狀況相同。於此懇切希望教育者諸君能夠 加以反省。
在此，他雖然暗示造成這種狀況的主因，是國語的腔調教育不完備，加上未設定標準腔調，但更需注意的是，在他的觀點中，認為已經產生了其他的腔調體系。此外，他完全不認為這是一種「謬誤」，這樣的態度也值得注意。
日語的臺灣方言—《大東亞諸語言和日語》
1943 年之後，在寺川發表的文章中，前述那種「臺灣本島人發音的國語」的遣詞已然消失，而改以「在臺灣 的日本方言」、「日語中的臺灣方言」；換言之，他逐漸採用「臺灣方言」這個名詞。
例如 1945 年刊行的《大東亞諸語言和日語》中，他指出國語的發音教育有所缺失：「日本人教師許多都來自 地方，未曾矯正過他們的各地方言腔調，在教學時也不當一回事，因此無法明確指導學生學習時必須依賴的『正確 發音』」，因此「造成了臺灣方言、朝鮮方言等」；而這些發音，依照他的看法，「因慣用而固定下來，形成了日語方言的傳統之一」，而且跨越音質、音量、腔調各層面，形成了「方言化」。因此，前述將「孩童（kodomo）」發音成「衣（koromo）」的情況，也被認定是「臺灣方言」。
在這種觀點下，1942 年的《在臺國語音韻論》中出 現的「語言辨識上得花更多功夫，是種不太方便的語言」 的論述，在 1943 年之後便消失了。即便「孩童」與「衣」 都發「koromo」，只要最終能夠依照上下文脈絡辨別，那就可以堂堂視為是一種通用的「方言」體系。不視為是「謬誤 」，而看作是「方言 」。而由於這是一種「方言」， 因此寺川並不主張如當時「內地」要求的那般，需要「矯正」。觀察存在的某一事物後，得出一定的法則。可以說他採取的，正是這種「科學」態度。如上所述，寺川對臺灣人的日語發音、腔調進行詳細分析後，指出了上述的特徵。由於臺灣人說日語時的單一型音調，在日語方言（宮城縣、宮崎縣）中也存在，所以 他採用「國語的臺灣方言」這種詞彙表現方法。以日語方言中也有相同的腔調類型這一點，就認定臺灣人說的日語也屬於「臺灣方言」；寺川便是以這種稍微缺乏論據的形 式，來統括出「他們的日語」這個概念。此外，臺灣人說的日語中，表示場所或方向的助詞，不使用「へ」（he）而多使用「に」(ni)。臺北帝國大學（解剖學）的金關丈夫（1897-1983）指出這種不協調感，並 認為此種「へ」的用法經常出現在九州（聞名的「連歌師宗衹談」中記載的著名「京ニ、 筑紫ヘ、坂東サ」*），連 帶臺灣人使用日語中的「行かんの？」、「せんの？」、「行くね？」、「 そうね？」（「去嗎？」、「做嗎？」、「出發嗎？」、「是吧？」） 等用法，「總之，把這些當作是九州方言的分支，不就可以解釋得通了嗎？」
過往歷史的連結—吉原保的議論
而就職於臺中師範學校的吉原保，雖然沒有採用「臺灣方言」這個表現方法，但在 1940 年的文章中，曾有下述言論：「有關本島人學習國語時如何產生訛音的問題，前人的研究已然究明」，而「那些各式各樣的訛音，的確應該加以排除，但其中的若干發音，實際上在某些地區的內地人，也正有意識、無意識地使用當中。即便現在已經不認為這樣的發音是正確的，但可以想像，在古早時代這就是正確的發音，沒有一個人會去懷疑這點。」這篇文章，以就讀臺中師範學校普通科的「本島人」發音中的一些「訛音」為例，試圖考察其歷史緣由，這稱得上是獨樹一格的觀點。從具體的例子來看，他指出如「貯金を（cyokin wo）」發成「チョキンノ（cyokin no）」的訛音、這所謂滑音連聲的現象，與內地讀「觀音樣」時不發「kan on sama」而發「kan non sama」的音，屬於同一種現象。 他也指出「在九州地區，使用連接助詞『を（wo）』、『は（wa）』 時，也會出 現『 郵便な来た 』* 、『 本の読む 』的發音。」此外，他還舉了室町時期的謠曲與《日葡 辭典》的例子：
結果，我們室町時期庶民們口頭暢談的標準連聲音，竟在四百年後於南島臺灣之地、在這不同的 場所重現。
吉原寫下了如此浪漫的論述。此外，在把「先生（sensei）」讀成「syensei」的「訛音」例子上，他也指出室町時期把「せ（se）」發成「sye」，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而九州方言也是如此，再加上居住臺灣的內地人大多數出 身於九州一點，他做出如下總結：過往歷史的連結—吉原保的議論
而就職於臺中師範學校的吉原保，雖然沒有採用「臺灣方言」這個表現方法，但在 1940 年的文章中，曾有下述言論：「有關本島人學習國語時如何產生訛音的問題，前人的研究已然究明」，而「那些各式各樣的訛音，的確應該加以排除，但其中的若干發音，實際上在某些地區的內地人，也正有意識、無意識地使用當中。即便現在已經不認為這樣的發音是正確的，但可以想像，在古早時代這就是正確的發音，沒有一個人會去懷疑這點。」這篇文章，以就讀臺中師範學校普通科的「本島人」發音中的一些「訛音」為例，試圖考察其歷史緣由，這稱得上是獨樹一格的觀點。從具體的例子來看，他指出如「貯金を（cyokin wo）」發成「チョキンノ（cyokin no）」的訛音、這所謂滑音連聲的現象，與內地讀「觀音樣」時不發「kan on sama」而發「kan non sama」的音，屬於同一種現象。 他也指出「在九州地區，使用連接助詞『を（wo）』、『は（wa）』 時，也會出 現『 郵便な来た 』* 、『 本の読む 』的發音。」此外，他還舉了室町時期的謠曲與《日葡 辭典》的例子：
結果，我們室町時期庶民們口頭暢談的標準連聲音，竟在四百年後於南島臺灣之地、在這不同的 場所重現。
吉原寫下了如此浪漫的論述。此外，在把「先生（sensei）」讀成「syensei」的「訛音」例子上，他也指出室町時期把「せ（se）」發成「sye」，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而九州方言也是如此，再加上居住臺灣的內地人大多數出 身於九州一點，他做出如下總結：
所謂的本島訛音，如果將其放入過去的國語音韻歷史中檢視，則可看出兩者並非毫無關聯。不僅如此，至今九州與其他日本西部地區，這樣的語言音聲仍在現實生活中被活生生地使用著，可以預想今後也將持續下去。此外，公學校乃本島國 語教育的核心，而公學校教師絕大多數都出身於西部地區；考量到這點，至今的語言考察，就更應該將本島訛音納為新的考究對象。
簡要來說，吉原認為從日語的歷史來看，在臺灣日語中發生的音韻變化，過往也曾經出現過，因此這種變化具有歷史的必然性。這種「四百年的時差被原封不動保存」的論法，多少與「方言」的論述有所相似，但這樣的立論 多少也帶著些許超歷史的意味。然而即便是「新的考察對象 」，「訛音」仍是「訛音 」，這樣的立場似乎也沒有變化。同樣地，任職於臺中師範學校的木村萬壽夫，也舉公 學校兒童發音的「轉訛」例子，做為滑音的說明：
此種滑音現象在室町時期相當盛行，在謠曲中也 經常可以見到。至今九州方言中仍存在著這些發音，例如把助詞的「 ヲ ／wo」、「 ハ ／wa」 發成「ノ／no」、「ナ／na」。〔⋯⋯〕然而現在以東京語為首，大部分的其他地區都不再使用這種發音 方式，因此自然必須加以矯正。
如此，吉原毫不猶豫地主張必須「矯正」。 在這點上，提出「臺灣方言」的寺川喜四男，更進一步擬出「共榮圈日語」的概念。說明如下：
要讓〔大東亞全區域的〕原住同胞，在肇國精神下廣泛地團結一致，且為達真正目的而奮起，最佳的措施，便是要維持這些原住同胞與日本人間的深度理解與信賴，強化根柢，保持聯繫。「共榮圈日語」便是達成此一使命的最佳武器。「共榮圈日語」必須盡快成為大東亞的共通語言。
所謂的本島訛音，如果將其放入過去的國語音韻歷史中檢視，則可看出兩者並非毫無關聯。不僅如此，至今九州與其他日本西部地區，這樣的語言音聲仍在現實生活中被活生生地使用著，可以預想今後也將持續下去。此外，公學校乃本島國 語教育的核心，而公學校教師絕大多數都出身於西部地區；考量到這點，至今的語言考察，就更應該將本島訛音納為新的考究對象。
簡要來說，吉原認為從日語的歷史來看，在臺灣日語中發生的音韻變化，過往也曾經出現過，因此這種變化具有歷史的必然性。這種「四百年的時差被原封不動保存」的論法，多少與「方言」的論述有所相似，但這樣的立論 多少也帶著些許超歷史的意味。然而即便是「新的考察對象 」，「訛音」仍是「訛音 」，這樣的立場似乎也沒有變化。同樣地，任職於臺中師範學校的木村萬壽夫，也舉公 學校兒童發音的「轉訛」例子，做為滑音的說明：
此種滑音現象在室町時期相當盛行，在謠曲中也 經常可以見到。至今九州方言中仍存在著這些發音，例如把助詞的「 ヲ ／wo」、「 ハ ／wa」 發成「ノ／no」、「ナ／na」。〔⋯⋯〕然而現在以東京語為首，大部分的其他地區都不再使用這種發音 方式，因此自然必須加以矯正。
如此，吉原毫不猶豫地主張必須「矯正」。 在這點上，提出「臺灣方言」的寺川喜四男，更進一步擬出「共榮圈日語」的概念。說明如下：
要讓〔大東亞全區域的〕原住同胞，在肇國精神下廣泛地團結一致，且為達真正目的而奮起，最佳的措施，便是要維持這些原住同胞與日本人間的深度理解與信賴，強化根柢，保持聯繫。「共榮圈日語」便是達成此一使命的最佳武器。「共榮圈日語」必須盡快成為大東亞的共通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