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學、民族與冷戰：中國現代文學是如何被發明的？
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分裂既是一次民族重建也是分裂重組：在地理層面上，它再一次將中國大陸置於統一政府的領導下，但同時也帶來了冷戰式的分裂，中國被分隔為多個政體以及更多其他國家中的離散華人社群。在文化層面上，它引發了更為歧義紛呈的對中國的民族與文化的想像方式。儘管離散與流亡的遷徙催生了對失去的家園的辛酸鄉愁，以及疏異、失落與邊緣化的情感，但它同時也促發了解域化（deterritorialized）的自我反思，以及理解民族與民族文化的新方式。
在冷戰時期典型的敵對狀態下，社會主義中國和台灣的國民黨政權都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來再現他們自身對中國認同的看法，以與對方相抗。兩方政府均以文化建構來試圖闡述中國的民族認同與民族意識。本章考察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國現代文學的興起，藉此探討一九四九年之後分裂的兩個政體如何通過建構文化霸權的方式來實現政治宰制。我將細讀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香港與台灣的若干話語，討論這些話語如何把中國現代文學體制化為一個概念和學科，以及其中承載的在中國分裂之際對現代文學、文化與民族的不同的想像。冷戰中國現代性的概念正產生於這些多元的現代想像軌跡之間紛繁而活躍的關係。
作為學科的中國現代文學出現於冷戰期間。中國現代文學誕生於一九一○年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但對它的研究要一直到中國一九四九分裂之初才真正成為學科建制。我將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是如何在冷戰中的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被發明出來的，並對三部奠基性論著進行批判閱讀：毛澤東一九四○年的〈新民主主義論〉、新儒家一九五八年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及蔣介石一九五三年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在冷戰期間，這些論述不僅支撐著上述區域的政治與文化政策，同時也塑造著它們不同的文化思維方式。本章考察旨在揭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體制化，實始自於冷戰中不同的中國政治實體之間的對抗。正如現代化過程本身一樣，中國現代文學也是一個不斷爭議的對象，它處於持續的未完成狀態，並不斷被詮釋與再發明。
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制化過程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一九四九年成立之初的幾年中，作為新的研究主題的中國現代文學首次出現了。儘管在民國時期就有一些教授中國現代文學的課程，但它從未被體制化而進入大學課程體系。一九五○年，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教育部為高等教育機關頒布了國家課程方案，並將中國現代文學史設立為中文專業的必修課程。次年，在國家的督導下，〈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由老舍、蔡儀、王瑤、李何林共同撰述完成：它規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性質、方法論以及教學方式。為了滿足這個新生學科對教材的需求，王瑤匆匆完成了一部文學史，並以《中國新文學史稿》為名出版。更多的文學史相繼出現。到文革開始前，一共出版了三十部文學史，全都被作為大學教材使用。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的院系調整期間，根據國家教育部高等學校課程草案，在中國語言文學系創設了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總學分要求為三十五分，由此完成了現代文學研究在高等教育的體制化。中國現代文學因此在中國大陸的課程體系中成為基礎的知識門類之一。
我們或許會問，為什麼這個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會將建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作為如此急迫而優先的任務？為什麼是文學？正如許多民族主義理論家所指出的，在民族國家的建設中，文化的力量扮演著核心的角色，它有助於生成一種民族意識與民族認同。在建國之初，由國家主導的民族文學建構無疑是民族建設以及確立共產黨的文化與政治合法性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二十多年來，中國文學學者開始關注共和國早年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一個學科誕生之時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在他的重要論文〈「當代文學」的概念〉中，洪子誠討論了「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這些看似簡單明晰的學科概念所內涵的意識形態意蘊。賀桂梅以一系列文章考察了一九五○年代與一九六○年代間，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誕生及其在共和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文化意義。
然而，中國現代文學的興起似乎很少被放在全球冷戰的地緣政治格局中來探討。而在我看來，一九四九年分裂之際民族文化的建立必須被視為冷戰文化政治影響下的產物。面對兩極分化的世界秩序的形成，中國共產黨於政權在握之前，就已經決定加入由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共和國扎根在東方陣營，這就導致了其文學的雙重面向：既是社會主義的又是民族主義的。共和國文學被塑造為既代表了獨特的民族特質，又代表了這個新生國家的國際位置。面對對岸國民黨政權的「自由中國」，社會主義中國必須從根源於中華民國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文學基礎之上，來建構一種民族文學。如何將民國文學（新文學）轉化為共產主義文學（現代文學，或新民主主義文學），成為迫在眉睫的任務。把中國現代文學塑造為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文學，這個發明奠定一個基礎，使得共和國能夠將自身視為「新中國」，以對立於其冷戰他者——退據台灣的國民黨。
在思考中國現代文學在共和國的興起時，必須考察國家權力在建構人文項目、尤其是文學課程設置中的作用。自一九七○年代以來，教育與知識社會學領域的學者，如麥克．楊（Michael F. D. Young）、巴茲爾．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已經開始嘗試批判性地處理課程設置，不將其視為絕對的或是價值中立的，而是作為「社會和意識形態利益的組織化與編碼化的反映。」在教育社會學研究的基礎上，高里．薇思瓦納珊（Gauri Viswanathan）在其影響巨大的著作《征服的面具》（Masks of Conquest）中考察了十九世紀英語文學在殖民地印度的體制化過程，以此闡明了課程選擇與殖民權力的運作之間的關係。在探究中國現代文學的體制化過程中課程設置的遮蔽效應時，我們有必要記住薇思瓦納珊的如下論斷：「在這裡，課程設置並非理解為某種客觀存在、本質主義的實體，而是一種話語、行動、過程——它是知識得以社會地傳播、得以獲得文化合法性的一種機制。」
在建立中國現代文學課程大綱的過程中，對對象的重新命名是關鍵的一步：以「現代文學」取代原有的術語「新文學」。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民國時期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中，「新文學」一詞用來指代誕生於五四運動的那種新形式的文學，它與「舊文學」相對立，後者被認為是一種古舊腐朽的文學，阻礙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由趙家壁主編的十卷本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三五—一九三六）的編纂，標誌了中國新文學早期的一次經典化嘗試，並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纂學奠定了基礎。對「現代文學」這一術語的確立發生在一九五六年前後，當時，中共宣布國家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並將正式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因此，正如當代中國文學史家洪子誠所指出的，這一重新命名的意義在於，這一新創造的中國現代文學必須放在新民主主義的時間框架裡，以求為一種更高級的新文學的創造留下空間，即，以「當代文學」為名的社會主義文學。
從「新文學」向「現代文學」的轉型不僅是一個名稱的變動。相反，這些標籤更關乎著理解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間中國文學的文學現代性的不同方式。在〈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中，這一區別清楚地表現出來，其中寫道，新文學是「新民主主義文學」，不是「白話文學」，不是「國語文學」，不是「人的文學」，也不是「平民的文學」。個人主義、白話文、平等主義這些民國時期新文學敘事所強調的理念，如今被斥為是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對於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言，使中國文學變得嶄新與現代的推動力，不是啟蒙的人文主義價值觀，而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與「中國特色的結合」。
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分裂既是一次民族重建也是分裂重組：在地理層面上，它再一次將中國大陸置於統一政府的領導下，但同時也帶來了冷戰式的分裂，中國被分隔為多個政體以及更多其他國家中的離散華人社群。在文化層面上，它引發了更為歧義紛呈的對中國的民族與文化的想像方式。儘管離散與流亡的遷徙催生了對失去的家園的辛酸鄉愁，以及疏異、失落與邊緣化的情感，但它同時也促發了解域化（deterritorialized）的自我反思，以及理解民族與民族文化的新方式。
在冷戰時期典型的敵對狀態下，社會主義中國和台灣的國民黨政權都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來再現他們自身對中國認同的看法，以與對方相抗。兩方政府均以文化建構來試圖闡述中國的民族認同與民族意識。本章考察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國現代文學的興起，藉此探討一九四九年之後分裂的兩個政體如何通過建構文化霸權的方式來實現政治宰制。我將細讀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香港與台灣的若干話語，討論這些話語如何把中國現代文學體制化為一個概念和學科，以及其中承載的在中國分裂之際對現代文學、文化與民族的不同的想像。冷戰中國現代性的概念正產生於這些多元的現代想像軌跡之間紛繁而活躍的關係。
作為學科的中國現代文學出現於冷戰期間。中國現代文學誕生於一九一○年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但對它的研究要一直到中國一九四九分裂之初才真正成為學科建制。我將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是如何在冷戰中的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被發明出來的，並對三部奠基性論著進行批判閱讀：毛澤東一九四○年的〈新民主主義論〉、新儒家一九五八年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及蔣介石一九五三年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在冷戰期間，這些論述不僅支撐著上述區域的政治與文化政策，同時也塑造著它們不同的文化思維方式。本章考察旨在揭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體制化，實始自於冷戰中不同的中國政治實體之間的對抗。正如現代化過程本身一樣，中國現代文學也是一個不斷爭議的對象，它處於持續的未完成狀態，並不斷被詮釋與再發明。
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制化過程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一九四九年成立之初的幾年中，作為新的研究主題的中國現代文學首次出現了。儘管在民國時期就有一些教授中國現代文學的課程，但它從未被體制化而進入大學課程體系。一九五○年，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教育部為高等教育機關頒布了國家課程方案，並將中國現代文學史設立為中文專業的必修課程。次年，在國家的督導下，〈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由老舍、蔡儀、王瑤、李何林共同撰述完成：它規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性質、方法論以及教學方式。為了滿足這個新生學科對教材的需求，王瑤匆匆完成了一部文學史，並以《中國新文學史稿》為名出版。更多的文學史相繼出現。到文革開始前，一共出版了三十部文學史，全都被作為大學教材使用。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的院系調整期間，根據國家教育部高等學校課程草案，在中國語言文學系創設了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總學分要求為三十五分，由此完成了現代文學研究在高等教育的體制化。中國現代文學因此在中國大陸的課程體系中成為基礎的知識門類之一。
我們或許會問，為什麼這個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會將建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作為如此急迫而優先的任務？為什麼是文學？正如許多民族主義理論家所指出的，在民族國家的建設中，文化的力量扮演著核心的角色，它有助於生成一種民族意識與民族認同。在建國之初，由國家主導的民族文學建構無疑是民族建設以及確立共產黨的文化與政治合法性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二十多年來，中國文學學者開始關注共和國早年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一個學科誕生之時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在他的重要論文〈「當代文學」的概念〉中，洪子誠討論了「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這些看似簡單明晰的學科概念所內涵的意識形態意蘊。賀桂梅以一系列文章考察了一九五○年代與一九六○年代間，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誕生及其在共和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文化意義。
然而，中國現代文學的興起似乎很少被放在全球冷戰的地緣政治格局中來探討。而在我看來，一九四九年分裂之際民族文化的建立必須被視為冷戰文化政治影響下的產物。面對兩極分化的世界秩序的形成，中國共產黨於政權在握之前，就已經決定加入由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共和國扎根在東方陣營，這就導致了其文學的雙重面向：既是社會主義的又是民族主義的。共和國文學被塑造為既代表了獨特的民族特質，又代表了這個新生國家的國際位置。面對對岸國民黨政權的「自由中國」，社會主義中國必須從根源於中華民國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文學基礎之上，來建構一種民族文學。如何將民國文學（新文學）轉化為共產主義文學（現代文學，或新民主主義文學），成為迫在眉睫的任務。把中國現代文學塑造為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文學，這個發明奠定一個基礎，使得共和國能夠將自身視為「新中國」，以對立於其冷戰他者——退據台灣的國民黨。
在思考中國現代文學在共和國的興起時，必須考察國家權力在建構人文項目、尤其是文學課程設置中的作用。自一九七○年代以來，教育與知識社會學領域的學者，如麥克．楊（Michael F. D. Young）、巴茲爾．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已經開始嘗試批判性地處理課程設置，不將其視為絕對的或是價值中立的，而是作為「社會和意識形態利益的組織化與編碼化的反映。」在教育社會學研究的基礎上，高里．薇思瓦納珊（Gauri Viswanathan）在其影響巨大的著作《征服的面具》（Masks of Conquest）中考察了十九世紀英語文學在殖民地印度的體制化過程，以此闡明了課程選擇與殖民權力的運作之間的關係。在探究中國現代文學的體制化過程中課程設置的遮蔽效應時，我們有必要記住薇思瓦納珊的如下論斷：「在這裡，課程設置並非理解為某種客觀存在、本質主義的實體，而是一種話語、行動、過程——它是知識得以社會地傳播、得以獲得文化合法性的一種機制。」
在建立中國現代文學課程大綱的過程中，對對象的重新命名是關鍵的一步：以「現代文學」取代原有的術語「新文學」。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民國時期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中，「新文學」一詞用來指代誕生於五四運動的那種新形式的文學，它與「舊文學」相對立，後者被認為是一種古舊腐朽的文學，阻礙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由趙家壁主編的十卷本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三五—一九三六）的編纂，標誌了中國新文學早期的一次經典化嘗試，並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纂學奠定了基礎。對「現代文學」這一術語的確立發生在一九五六年前後，當時，中共宣布國家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並將正式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因此，正如當代中國文學史家洪子誠所指出的，這一重新命名的意義在於，這一新創造的中國現代文學必須放在新民主主義的時間框架裡，以求為一種更高級的新文學的創造留下空間，即，以「當代文學」為名的社會主義文學。
從「新文學」向「現代文學」的轉型不僅是一個名稱的變動。相反，這些標籤更關乎著理解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間中國文學的文學現代性的不同方式。在〈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中，這一區別清楚地表現出來，其中寫道，新文學是「新民主主義文學」，不是「白話文學」，不是「國語文學」，不是「人的文學」，也不是「平民的文學」。個人主義、白話文、平等主義這些民國時期新文學敘事所強調的理念，如今被斥為是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對於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言，使中國文學變得嶄新與現代的推動力，不是啟蒙的人文主義價值觀，而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與「中國特色的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