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傳統敘事學之理論基礎──書法、史學、敘事、古文與比事屬辭
摘要
研討中國傳統敘事學，學界多乞靈於西方之理論，關注情節之推動、形象之塑造、對話之穿插、觀點之提示、主題之凸顯等等。影響所及，促使學界錯失敘事學之話語權，罹患文化之「失語症」。其實，中國傳統敘事學有其文獻足徵之文本，源遠流長之作品，更有具體可行之學理基礎，足以重建敘事學之精神家園。章學誠〈論課蒙學文法〉云：「敘事之文，比事屬辭，《春秋》教也。」其〈上朱大司馬論文〉又稱：「古文必推敘事，敘事實出史學，其源本於《春秋》『比事屬辭』。」可見《春秋》比事屬辭，為探討敘事、史學、古文、書法之關鍵津筏。本文以《春秋》、《左傳》、《史記》三部經典為敘事傳統之濫觴，選擇章學誠、方苞、金聖歎、劉知幾之敘事學作為佐證，而歸本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之提示。然後知中國傳統敘事學，濫觴於《春秋》之紀事書法，體現為歷史之編纂學，一變為紀傳之表述，再變為敘事之藝術，三衍為古文之義法，要皆薪傳比事屬辭之《春秋》教。至於書法、史學、敘事、古文，有得於《春秋》教者有四：（一）筆削取捨，衍為詳略互見；（二）比事措置，化成先後位次；（三）約文屬辭，派生為虛實、顯晦、曲直、重輕諸修辭手法；（四）原始要終，張本繼末，演化為疏通知遠，安章布局。要之，中國傳統敘事學的重點，在「敘」，不在「事」。凡此，皆可作為中國傳統敘事學之理論基礎，而與西方敘事學重「事」，而較不重「敘」，有所不同。
關鍵詞
敘事 書法 史學 古文 比事屬辭
一、從中西敘事學的交會談起
中國敘事學有源遠流長之敘事傳統，有門類豐富之敘事作品，以及自成體系之敘事理論。舉凡中國古典小說之研究者，皆知史傳敘事為古典小說之源頭。然古典小說如何接受史傳、如何反應轉化為敘事？卻未嘗細考深論。除正史紀傳外，漢魏六朝樂府詩、志怪之敘事，隋唐兩宋之敘事歌行、碑傳記傳、傳奇、變文、話本，乃至於元明清之小說、戲曲，要皆不離敘事，或敘事文學之範疇，皆為中國敘事傳統之分支與流裔。然學界於此，多未作追本溯源之探論，不無遺憾。
中國傳統敘事學之源頭，當推《春秋》一書。蓋古春秋記事成法為「爰始要終，本末悉昭」。孔子作《春秋》，就此因革損益，遂為自成一家之歷史哲學。孔子《春秋》有筆有削，故敘事往往史外傳心。唯藉事之比、辭之屬可以推求書法，此之謂經學敘事。自《左傳》、《史記》以降，歷代多視《春秋》為歷史性敘事之楷模，奉《春秋》書法（或稱筆法）為敘事之法度，隱然自成一套具體可行之敘事規則，可以用來衡量文學性敘事之標準。左丘明著《左傳》，以歷史敘事解說聖人之《春秋》，有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五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先後措置，順理成章，歷史敘事之義法粲然大備。司馬遷著《史記》，以孔子《春秋》為典範，敘事傳人有得於「推見至隱」之《春秋》書法，以及《左傳》屬辭比事、詳略重輕、虛實互見諸書法義法，於是蔚為史傳文學之淵藪，敘事文學之星宿海。由歷史敘事衍化為文學敘事，《史記》堪稱分水嶺。由此觀之，論說中國敘事學，推本溯源，當優先考察《春秋》、《左傳》、《史記》三部經典。所謂本立而道生，然後以之盈科而後進，較容易事半而功倍。
如此豐富而尨雜之敘事作品，擇其尤雅者成為歷史敘事、文學敘事，探源究委可以形成中國文學之敘事傳統，甚至建構中國文學之敘事學理論。較顯而易行者，如元明清小說戲曲敘事之研究，藉助小說戲曲之評點學，應該可以建構屬於中國傳統之小說敘事學，或戲曲敘事學，而不必再乞靈於西方之敘事學。可是，事實不然，研究小說戲曲之學者卻依然借鏡西方理論，從事類似比較文學之研究。學界喜好援引西方流行之方法或主義，借鏡參考其優長，作為「他山之石」的攻錯，「異域之眼」之觸發，本無不可。不過，如果流於活搬硬套，穿鑿附會，往往水土不服，則是弄巧成拙，彌離其本。鹵莽滅裂，已非一朝一夕之故，所從來久矣。
夏志清、葉維廉等早有提示，夏志清說：「我們不應該以西方小說中的準則來研討中國的古典小說。」葉維廉認為：「其背後的困惑，亦是『模子』的問題。」西方理論東來之後，學者趨之若騖，以之解讀文學作品，以之比附文學評論，大有走火入魔之趨勢。曹順慶等憂心這種「失語症」之文化病態，於是提出「返回精神家園」之呼籲，希望經由傳統「話語」之發掘與整理，可以重建本土文論之「話語權」。二、三十年過去了，學界研究文學，探討文論，依然乞靈西方。早在民國初年，胡適就已強調：「整治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古文還古文家，……各還它一個本來面目。」錢鍾書亦以為：「文學隨國風民俗而殊，須各還其本來面目。」一個世紀都快過去了，研究文學、詮釋文論，借鑑西方者仍不在少，還我本來面目者依然不多。文學研究如此，敘事或敘事學探討亦不例外。
二十幾年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美國史丹福大學王靖宇發表論文，論文題目為〈《左傳》與中國敘事文〉，大會邀我擔任特約討論人。王教授論文持情節、人物、觀點、意義、成品五個視角，以解讀《左傳》敘事文，顯然持西方敘事學（頗近小說敘事學）觀點探討《左傳》之歷史敘事。我不贊同他的論述，舉出歷史敘事與小說敘事不同，傳統敘事學與西方敘事學亦有差異諸觀點。王教授當時並沒有太多回應，倒是引發了歐美研究所單德興發言，歷數西方敘事學的學說和流派，附和王靖宇論文的見解。形成一種敘事學，彼此各自表述之窘境。事隔多年，早已忘了此事。直到2006年，成功大學執行教育部五年500億計畫，我擔任文學院長，教育部聘來專家學者評鑑文學院，單德興赫然在評鑑委員之列。賓主寒暄之後，單教授重提過往，述說當年事，且稱「少年輕狂，多有得罪」云云。回思往事之情境，當時不過各說各話而已，了無交集，可見單教授言重了。王教授當時已是知名學者，我質疑有關《左傳》敘事文的觀點，是否可取？單教授所云「年少輕狂，多有得罪」，是不是更適用於我？這背後隱然有些學術課題值得思考：敘事文如何解讀？歷史敘事如何詮釋？東西方敘事學是否殊途異轍？中國傳統之敘事學有無自家的「話語權」？都值得探索追求。
抒情為中國文學的傳統，自陳世驤、高友工到王德威諸家，不斷演繹這個命題，幾乎成為常言。迨董乃斌主編《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研究》、撰作《中國敘事傳統論稿》專書，標榜敘事，持與抒情並立，認為可以平分中國文學之傳統。於是兩岸學者紛紛響應，申請研究計畫者有之，指導學位論文者有之，著成專書者有之。綜觀其研究路數，大抵多借鑑西方敘事學與小說敘事學之元素，基本上延續王靖宇《中國早期敘事文論集》（後改名《中國早期敘事文研究》），以及相關敘事學之薪火，更張不多，變易不大。其中，傅修延著有《先秦敘事研究：關於中國敘事傳統的形成》、《中國敘事學》等書。雖宣稱「傳統」，取名「中國」，亦純就研究文本而言。細究其研究方法與詮釋策略，除論述《春秋》、《左傳》之敘事外，與西方之敘事學（narratology）、敘事研究並無二致。試考察唐劉知幾《史通．敘事》、宋真德秀《文章正宗．敘事》、清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章氏遺書．論課蒙學文法》，以及明清《左傳》、《史記》評點，甚至小說、戲曲評點，知中國歷史或文學傳統中之敘事手法，的確有別於西方敘事學。差異究竟何在？特殊性緣何產生？相關課題值得細究。
1981年，筆者撰寫博士論文〈左傳之文學價值〉時，雖設專章探討《左傳》敘事技法三十餘種，然未暇辨章學術，考竟源流。最近四年來研究興趣轉向《春秋》經典詮釋學，始悟「屬辭比事」為上述課題之核心與津筏，可以綰合敘事、史學、古文，以及《春秋》書法而一之。《禮記．經解》所謂「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堪稱破解系列議題之金鎖匙。而破解系列議題的關鍵論述，即在清代章學誠（1738-1801）闡說的「《春秋》教」。雖然，章學誠《文史通義》有《書》教、《詩》教、《易》教之倫，並無所謂「《春秋》教」之目；然《文史通義》、《章氏遺書》不殫其煩闡說《春秋》教，其警策粹言如隨風珠玉，散落諸篇，固已昭然若揭。為此，筆者曾撰〈比事屬辭與章學誠之《春秋》教：史學、敘事、古文辭與《春秋》書法〉、〈屬辭比事與《春秋》之微辭隱義──以章學誠之《春秋》學為討論核心〉二文，論述其中原委。細讀章學誠之學說，已為中國敘事傳統尋獲一重要之學理依據。
二、《春秋》為中國傳統敘事學之源頭
書法、史學、敘事、古文四者之間，實際存在某種內在聯繫、宗代關係。但由於事遠年荒，加上支派流衍變本加厲，開枝散葉後，漸行漸遠，導致認知模糊，甚至於數典忘祖，不識本宗。於是各譜系間之信念系統、話語方式，自然被視為各不相同、互不相關。本文致力中國傳統敘事學源頭之追溯，即隱含有重建譜系學的意義在。司馬遷私淑孔子，《史記》之修纂以《春秋》為典範。從《史記．孔子世家》論述孔子作《春秋》之旨趣，與《春秋》書（筆）法之特色，可以略窺夫子期待立言不朽之一斑：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孔子作《春秋》之著述旨趣，在行道自見。其參考底本，為魯史策書；其敘事立場，為據魯，親周，故殷。其褒貶抑損之義如何推求？司馬遷凸出「約其文辭」四字作為綱領。吳王、楚王貶稱為「子」，此稱謂修辭。晉文公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踐土之會諱飾修辭，而改為「天王狩於河陽」。約文屬辭可以推求《春秋》書法，司馬遷已略作提示。《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孔子世家〉亦稱「（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除辭文之約飾外，又特提史事之筆削去取。蓋合辭文之約飾、史事之去取，於《春秋》為「如何書」之法；《春秋》「何以書」之義，實憑藉「其事」、「其文」，而得以體現。由此觀之，司馬遷修纂《史記》，真有得於孔子作《春秋》之真髓。《史記．太史公自序》載司馬遷答上大夫壺遂問：「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曲筆應對「司馬遷何為而作《史記》？」司馬遷私淑孔子，《史記》典範《春秋》，由此知之。
在章學誠看來，孔子所作《春秋》，不止是微辭隱義書法之所寄，也是中國史學的源頭，敘事藝術的淵藪，更是古文義法的濫觴。四者同源共本，殊途同歸，要皆以屬辭比事之《春秋》教，作為創作、詮釋、解讀之金鎖匙。因此，研討上述四大課題，精準掌握「屬辭比事」系統思維之妙法，則思過半矣。有關這方面的論述，章學誠是這樣說的：
古人著述，必以史學為歸。蓋文辭以敘事為難，……然古文必推敘事，敘事實出史學，其源本於《春秋》「比事屬辭」。
敘事之文，出於《春秋》比事屬辭之教也。……〔歐陽脩〕於《春秋》馬班諸家相傳所謂比事屬辭宗旨，則概未有聞也。
史家敘述之文，本於《春秋》比事屬辭之教。自陳〔壽〕、范〔曄〕以上，不失師傳。
古文辭，必由紀傳史學進步，方能有得，蓋古人無所謂古文之學。……敘事之文，出於《春秋》比事屬辭之教也。
《禮記》稱屬辭比事，蓋就讀者而言；章學誠變易為比事屬辭，乃就作者而言，較切合歷史編纂學、文章義法之操作程序。《文史通義》與《章氏遺書》闡說《春秋》教，一篇之中三致其意：分別列舉敘事之文，馬、班相傳，史家敘述、紀傳史才、古文紀傳，以為皆與比事屬辭之《春秋》教密切相關。於是總括其義，曰：「古文必推敘事，敘事實出史學，其源本於《春秋》『比事屬辭』。」史學、敘事、古文固皆源本於《春秋》比事屬辭，《春秋》比事屬辭如何又與上述三者相關？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上》所云，可以見其端倪：「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春秋》之義昭乎筆削，是此中關鍵。
依劉師培之見，「爰始要終，本末悉昭」，為古春秋記事之成法。清趙翼（1727-1814）《陔餘叢考》論孔子修《春秋》亦云：「當時國史其文法大概本與《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數字以寓褒貶耳。」且謂「孔子刪定《春秋》之處」、「聖人改削之蹟」，即世所謂筆削者。孔子參考魯史記，作成一萬六千餘言之《春秋》，過程必有筆削去取，修飾潤色。其編著原則，誠如東晉徐邈（344-397）《穀梁傳》注所云：「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孔子據魯史記纂修《春秋》，孟軻（前372?-289）《孟子．離婁上》稱為「作」，且提示作成之《春秋》，包含有其事、其文、其義三大元素，乃其事、其文與其義的創造性會通化成，《春秋》蔚為一部歷史哲學，而不再只是歷史。由於其中之微辭隱義「都不說破」，其義見諸言外，因此，孔子獨斷於一心之指義，遂曖而不明，鬱而不發。縱然是孔門高足如子夏子游之長於文學，對於孔子「筆則筆，削則削」之《春秋》，亦不能贊一辭。
章學誠為清朝乾嘉時期卓越之文史評論大師，所著《文史通義》雖未有專文論說《春秋》教，唯雜然散落諸篇，猶餘霞散成綺；集腋聚沙，亦可以成裘成塔。章氏論《春秋》之特質，剖析孔子筆削與《春秋》指義表達之關係，〈答客問上〉揭示極為明白。章學誠論《春秋》，強調五個重點：其一，《春秋》之義昭乎筆削；其二，筆削之義，雖然微茫杪忽，但可藉「具始末」之事，「成規矩」之文表出；其三，詳略、異同、重輕、忽謹等之互見互顯，是「獨斷於一心」指義的外在書法；其四，具事、成文、指義衍生諸多流派，皆歸本於史學；其五，至於史之大原，則本乎《春秋》。可見《春秋》雖為別識心裁之歷史哲學，自成一家，然自有其敘事之法度與規則，可用以衡量書法、史學與敘事之標準。
摘要
研討中國傳統敘事學，學界多乞靈於西方之理論，關注情節之推動、形象之塑造、對話之穿插、觀點之提示、主題之凸顯等等。影響所及，促使學界錯失敘事學之話語權，罹患文化之「失語症」。其實，中國傳統敘事學有其文獻足徵之文本，源遠流長之作品，更有具體可行之學理基礎，足以重建敘事學之精神家園。章學誠〈論課蒙學文法〉云：「敘事之文，比事屬辭，《春秋》教也。」其〈上朱大司馬論文〉又稱：「古文必推敘事，敘事實出史學，其源本於《春秋》『比事屬辭』。」可見《春秋》比事屬辭，為探討敘事、史學、古文、書法之關鍵津筏。本文以《春秋》、《左傳》、《史記》三部經典為敘事傳統之濫觴，選擇章學誠、方苞、金聖歎、劉知幾之敘事學作為佐證，而歸本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之提示。然後知中國傳統敘事學，濫觴於《春秋》之紀事書法，體現為歷史之編纂學，一變為紀傳之表述，再變為敘事之藝術，三衍為古文之義法，要皆薪傳比事屬辭之《春秋》教。至於書法、史學、敘事、古文，有得於《春秋》教者有四：（一）筆削取捨，衍為詳略互見；（二）比事措置，化成先後位次；（三）約文屬辭，派生為虛實、顯晦、曲直、重輕諸修辭手法；（四）原始要終，張本繼末，演化為疏通知遠，安章布局。要之，中國傳統敘事學的重點，在「敘」，不在「事」。凡此，皆可作為中國傳統敘事學之理論基礎，而與西方敘事學重「事」，而較不重「敘」，有所不同。
關鍵詞
敘事 書法 史學 古文 比事屬辭
一、從中西敘事學的交會談起
中國敘事學有源遠流長之敘事傳統，有門類豐富之敘事作品，以及自成體系之敘事理論。舉凡中國古典小說之研究者，皆知史傳敘事為古典小說之源頭。然古典小說如何接受史傳、如何反應轉化為敘事？卻未嘗細考深論。除正史紀傳外，漢魏六朝樂府詩、志怪之敘事，隋唐兩宋之敘事歌行、碑傳記傳、傳奇、變文、話本，乃至於元明清之小說、戲曲，要皆不離敘事，或敘事文學之範疇，皆為中國敘事傳統之分支與流裔。然學界於此，多未作追本溯源之探論，不無遺憾。
中國傳統敘事學之源頭，當推《春秋》一書。蓋古春秋記事成法為「爰始要終，本末悉昭」。孔子作《春秋》，就此因革損益，遂為自成一家之歷史哲學。孔子《春秋》有筆有削，故敘事往往史外傳心。唯藉事之比、辭之屬可以推求書法，此之謂經學敘事。自《左傳》、《史記》以降，歷代多視《春秋》為歷史性敘事之楷模，奉《春秋》書法（或稱筆法）為敘事之法度，隱然自成一套具體可行之敘事規則，可以用來衡量文學性敘事之標準。左丘明著《左傳》，以歷史敘事解說聖人之《春秋》，有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五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先後措置，順理成章，歷史敘事之義法粲然大備。司馬遷著《史記》，以孔子《春秋》為典範，敘事傳人有得於「推見至隱」之《春秋》書法，以及《左傳》屬辭比事、詳略重輕、虛實互見諸書法義法，於是蔚為史傳文學之淵藪，敘事文學之星宿海。由歷史敘事衍化為文學敘事，《史記》堪稱分水嶺。由此觀之，論說中國敘事學，推本溯源，當優先考察《春秋》、《左傳》、《史記》三部經典。所謂本立而道生，然後以之盈科而後進，較容易事半而功倍。
如此豐富而尨雜之敘事作品，擇其尤雅者成為歷史敘事、文學敘事，探源究委可以形成中國文學之敘事傳統，甚至建構中國文學之敘事學理論。較顯而易行者，如元明清小說戲曲敘事之研究，藉助小說戲曲之評點學，應該可以建構屬於中國傳統之小說敘事學，或戲曲敘事學，而不必再乞靈於西方之敘事學。可是，事實不然，研究小說戲曲之學者卻依然借鏡西方理論，從事類似比較文學之研究。學界喜好援引西方流行之方法或主義，借鏡參考其優長，作為「他山之石」的攻錯，「異域之眼」之觸發，本無不可。不過，如果流於活搬硬套，穿鑿附會，往往水土不服，則是弄巧成拙，彌離其本。鹵莽滅裂，已非一朝一夕之故，所從來久矣。
夏志清、葉維廉等早有提示，夏志清說：「我們不應該以西方小說中的準則來研討中國的古典小說。」葉維廉認為：「其背後的困惑，亦是『模子』的問題。」西方理論東來之後，學者趨之若騖，以之解讀文學作品，以之比附文學評論，大有走火入魔之趨勢。曹順慶等憂心這種「失語症」之文化病態，於是提出「返回精神家園」之呼籲，希望經由傳統「話語」之發掘與整理，可以重建本土文論之「話語權」。二、三十年過去了，學界研究文學，探討文論，依然乞靈西方。早在民國初年，胡適就已強調：「整治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古文還古文家，……各還它一個本來面目。」錢鍾書亦以為：「文學隨國風民俗而殊，須各還其本來面目。」一個世紀都快過去了，研究文學、詮釋文論，借鑑西方者仍不在少，還我本來面目者依然不多。文學研究如此，敘事或敘事學探討亦不例外。
二十幾年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美國史丹福大學王靖宇發表論文，論文題目為〈《左傳》與中國敘事文〉，大會邀我擔任特約討論人。王教授論文持情節、人物、觀點、意義、成品五個視角，以解讀《左傳》敘事文，顯然持西方敘事學（頗近小說敘事學）觀點探討《左傳》之歷史敘事。我不贊同他的論述，舉出歷史敘事與小說敘事不同，傳統敘事學與西方敘事學亦有差異諸觀點。王教授當時並沒有太多回應，倒是引發了歐美研究所單德興發言，歷數西方敘事學的學說和流派，附和王靖宇論文的見解。形成一種敘事學，彼此各自表述之窘境。事隔多年，早已忘了此事。直到2006年，成功大學執行教育部五年500億計畫，我擔任文學院長，教育部聘來專家學者評鑑文學院，單德興赫然在評鑑委員之列。賓主寒暄之後，單教授重提過往，述說當年事，且稱「少年輕狂，多有得罪」云云。回思往事之情境，當時不過各說各話而已，了無交集，可見單教授言重了。王教授當時已是知名學者，我質疑有關《左傳》敘事文的觀點，是否可取？單教授所云「年少輕狂，多有得罪」，是不是更適用於我？這背後隱然有些學術課題值得思考：敘事文如何解讀？歷史敘事如何詮釋？東西方敘事學是否殊途異轍？中國傳統之敘事學有無自家的「話語權」？都值得探索追求。
抒情為中國文學的傳統，自陳世驤、高友工到王德威諸家，不斷演繹這個命題，幾乎成為常言。迨董乃斌主編《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研究》、撰作《中國敘事傳統論稿》專書，標榜敘事，持與抒情並立，認為可以平分中國文學之傳統。於是兩岸學者紛紛響應，申請研究計畫者有之，指導學位論文者有之，著成專書者有之。綜觀其研究路數，大抵多借鑑西方敘事學與小說敘事學之元素，基本上延續王靖宇《中國早期敘事文論集》（後改名《中國早期敘事文研究》），以及相關敘事學之薪火，更張不多，變易不大。其中，傅修延著有《先秦敘事研究：關於中國敘事傳統的形成》、《中國敘事學》等書。雖宣稱「傳統」，取名「中國」，亦純就研究文本而言。細究其研究方法與詮釋策略，除論述《春秋》、《左傳》之敘事外，與西方之敘事學（narratology）、敘事研究並無二致。試考察唐劉知幾《史通．敘事》、宋真德秀《文章正宗．敘事》、清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章氏遺書．論課蒙學文法》，以及明清《左傳》、《史記》評點，甚至小說、戲曲評點，知中國歷史或文學傳統中之敘事手法，的確有別於西方敘事學。差異究竟何在？特殊性緣何產生？相關課題值得細究。
1981年，筆者撰寫博士論文〈左傳之文學價值〉時，雖設專章探討《左傳》敘事技法三十餘種，然未暇辨章學術，考竟源流。最近四年來研究興趣轉向《春秋》經典詮釋學，始悟「屬辭比事」為上述課題之核心與津筏，可以綰合敘事、史學、古文，以及《春秋》書法而一之。《禮記．經解》所謂「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堪稱破解系列議題之金鎖匙。而破解系列議題的關鍵論述，即在清代章學誠（1738-1801）闡說的「《春秋》教」。雖然，章學誠《文史通義》有《書》教、《詩》教、《易》教之倫，並無所謂「《春秋》教」之目；然《文史通義》、《章氏遺書》不殫其煩闡說《春秋》教，其警策粹言如隨風珠玉，散落諸篇，固已昭然若揭。為此，筆者曾撰〈比事屬辭與章學誠之《春秋》教：史學、敘事、古文辭與《春秋》書法〉、〈屬辭比事與《春秋》之微辭隱義──以章學誠之《春秋》學為討論核心〉二文，論述其中原委。細讀章學誠之學說，已為中國敘事傳統尋獲一重要之學理依據。
二、《春秋》為中國傳統敘事學之源頭
書法、史學、敘事、古文四者之間，實際存在某種內在聯繫、宗代關係。但由於事遠年荒，加上支派流衍變本加厲，開枝散葉後，漸行漸遠，導致認知模糊，甚至於數典忘祖，不識本宗。於是各譜系間之信念系統、話語方式，自然被視為各不相同、互不相關。本文致力中國傳統敘事學源頭之追溯，即隱含有重建譜系學的意義在。司馬遷私淑孔子，《史記》之修纂以《春秋》為典範。從《史記．孔子世家》論述孔子作《春秋》之旨趣，與《春秋》書（筆）法之特色，可以略窺夫子期待立言不朽之一斑：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孔子作《春秋》之著述旨趣，在行道自見。其參考底本，為魯史策書；其敘事立場，為據魯，親周，故殷。其褒貶抑損之義如何推求？司馬遷凸出「約其文辭」四字作為綱領。吳王、楚王貶稱為「子」，此稱謂修辭。晉文公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踐土之會諱飾修辭，而改為「天王狩於河陽」。約文屬辭可以推求《春秋》書法，司馬遷已略作提示。《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孔子世家〉亦稱「（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除辭文之約飾外，又特提史事之筆削去取。蓋合辭文之約飾、史事之去取，於《春秋》為「如何書」之法；《春秋》「何以書」之義，實憑藉「其事」、「其文」，而得以體現。由此觀之，司馬遷修纂《史記》，真有得於孔子作《春秋》之真髓。《史記．太史公自序》載司馬遷答上大夫壺遂問：「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曲筆應對「司馬遷何為而作《史記》？」司馬遷私淑孔子，《史記》典範《春秋》，由此知之。
在章學誠看來，孔子所作《春秋》，不止是微辭隱義書法之所寄，也是中國史學的源頭，敘事藝術的淵藪，更是古文義法的濫觴。四者同源共本，殊途同歸，要皆以屬辭比事之《春秋》教，作為創作、詮釋、解讀之金鎖匙。因此，研討上述四大課題，精準掌握「屬辭比事」系統思維之妙法，則思過半矣。有關這方面的論述，章學誠是這樣說的：
古人著述，必以史學為歸。蓋文辭以敘事為難，……然古文必推敘事，敘事實出史學，其源本於《春秋》「比事屬辭」。
敘事之文，出於《春秋》比事屬辭之教也。……〔歐陽脩〕於《春秋》馬班諸家相傳所謂比事屬辭宗旨，則概未有聞也。
史家敘述之文，本於《春秋》比事屬辭之教。自陳〔壽〕、范〔曄〕以上，不失師傳。
古文辭，必由紀傳史學進步，方能有得，蓋古人無所謂古文之學。……敘事之文，出於《春秋》比事屬辭之教也。
《禮記》稱屬辭比事，蓋就讀者而言；章學誠變易為比事屬辭，乃就作者而言，較切合歷史編纂學、文章義法之操作程序。《文史通義》與《章氏遺書》闡說《春秋》教，一篇之中三致其意：分別列舉敘事之文，馬、班相傳，史家敘述、紀傳史才、古文紀傳，以為皆與比事屬辭之《春秋》教密切相關。於是總括其義，曰：「古文必推敘事，敘事實出史學，其源本於《春秋》『比事屬辭』。」史學、敘事、古文固皆源本於《春秋》比事屬辭，《春秋》比事屬辭如何又與上述三者相關？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上》所云，可以見其端倪：「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春秋》之義昭乎筆削，是此中關鍵。
依劉師培之見，「爰始要終，本末悉昭」，為古春秋記事之成法。清趙翼（1727-1814）《陔餘叢考》論孔子修《春秋》亦云：「當時國史其文法大概本與《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數字以寓褒貶耳。」且謂「孔子刪定《春秋》之處」、「聖人改削之蹟」，即世所謂筆削者。孔子參考魯史記，作成一萬六千餘言之《春秋》，過程必有筆削去取，修飾潤色。其編著原則，誠如東晉徐邈（344-397）《穀梁傳》注所云：「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孔子據魯史記纂修《春秋》，孟軻（前372?-289）《孟子．離婁上》稱為「作」，且提示作成之《春秋》，包含有其事、其文、其義三大元素，乃其事、其文與其義的創造性會通化成，《春秋》蔚為一部歷史哲學，而不再只是歷史。由於其中之微辭隱義「都不說破」，其義見諸言外，因此，孔子獨斷於一心之指義，遂曖而不明，鬱而不發。縱然是孔門高足如子夏子游之長於文學，對於孔子「筆則筆，削則削」之《春秋》，亦不能贊一辭。
章學誠為清朝乾嘉時期卓越之文史評論大師，所著《文史通義》雖未有專文論說《春秋》教，唯雜然散落諸篇，猶餘霞散成綺；集腋聚沙，亦可以成裘成塔。章氏論《春秋》之特質，剖析孔子筆削與《春秋》指義表達之關係，〈答客問上〉揭示極為明白。章學誠論《春秋》，強調五個重點：其一，《春秋》之義昭乎筆削；其二，筆削之義，雖然微茫杪忽，但可藉「具始末」之事，「成規矩」之文表出；其三，詳略、異同、重輕、忽謹等之互見互顯，是「獨斷於一心」指義的外在書法；其四，具事、成文、指義衍生諸多流派，皆歸本於史學；其五，至於史之大原，則本乎《春秋》。可見《春秋》雖為別識心裁之歷史哲學，自成一家，然自有其敘事之法度與規則，可用以衡量書法、史學與敘事之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