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唐代篇（摘錄）
第四章 唐詩極盛時期的各派別
第三節 杜甫、元結
杜甫，字子美，生於睿宗先天元年（七一二），卒於代宗大曆五年（七七○），五十九歲。武則天朝的宮廷詩人杜審言，是他的祖父。當他年少時，便顯露出其不羈的天才。自敘詩云：「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原注：崔鄭州尚，魏豫州啟心），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落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壯遊〉）這是他的自畫像，嗜酒能文的少年杜甫。開元十九年二十歲這年起，漫遊吳、越，下姑蘇，渡浙江，遊剡溪。開元二十三年二十四歲，赴京師應進士不第，二十五年復漫遊齊、趙。天寶三年李白自翰林放歸，甫與白始相晤於東都洛陽，時甫年三十三歲，白已四十四歲了，次年與白同遊齊州，李邕為北海太守，曾陪宴歷下亭，甫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李白與高適並有贈邕詩，當在是時。
天寶五年歸長安，至十年四十歲，進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十四年四十四歲，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冑曹參軍。居長安十年，始則待詔集賢院，繼則冑曹參軍，皆非其志；又見當時政治腐敗，君臣淫樂，不顧民生，聚歛不已，浩然有歸隱之意。〈去矣行〉云：「野人曠蕩無靦顏，豈可久在王侯間？」遂於當年十一月初，離京師去奉先縣視妻子，而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叛亂亦正在此月。當他到奉先時，雖還不知道祿山叛亂，但已感到國計民生敗壞不堪，憂思懣悶，心情異常沉重，作了一首五百字的詠懷長詩，以「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的悲憤，毫無忌諱的指責玄宗與楊貴妃在驪山華清宮的淫樂，將民脂民膏盡情揮霍，而后戚楊家兄妹，也極端的奉承淫昏的玄宗，過著豪侈的生活，因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的悲吟。而他自己的家人呢？「入門聞號咷，幼子饑已卒」。但他卻說「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他那「窮年憂黎元」的悲憫之懷，更加了解自己兒子的命運，也就是若干人以及若干人之子的命運，詩人的悲痛在人群而不在一己，於是詩人更深一層說道：「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杜少陵集詳註》卷四：〈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當詩人悲吟的時候，安祿山大兵已經深入了。安祿山於十一月九日起兵叛亂，至十二月十二日便攻下東京，為時不過三十四日。天寶十五載五月，甫自奉先往白水，依舅氏崔少府。六月又自白水往鄜州。時祿山陷潼關，玄宗山延秋門，旋決定西逃入蜀。七月，太子即位靈武，改元至德。甫遂自鄜羸服奔行在，以赴國難，不幸陷賊中。
至德二年，四月脫賊，謁肅宗於鳳翔，拜左拾遺。五月罷房琯，甫疏救之，上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明年改元乾元，六月貶為華州司功。二年七月，因為關輔飢荒，遂棄官西去，先到秦州，想在西枝村置草堂未成，十月去同谷，十二月入蜀，終到了成都。這一年中，生活最為悽苦，大有遑遑無所之之感。如說「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極」（〈別贊上人〉）；又說「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發同谷縣〉）。奔走道途之中，心情異常沉重，有時想到隔在遠方的弟弟，與十年不見的寡居妹妹（〈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雖身適異鄉，而心在故土，如說「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五盤〉）。當他行經飛仙閣，人馬疲勞時，忽然「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飛仙閣〉）原來平生懷抱，一身許國，終不免拖家攜眷奔走於飢餓路上，能不令詩人悲歎？
乾元三年改元上元，甫在成都西郭外浣花溪傍，開始經營草堂，除了有人資助外（〈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茅屋貲〉），並向朋友們覓求花果竹樹，種植在草堂左右。草堂落成時，詩人頗感適意，喪亂以來，奔走道途，歷經飢餓艱難，總算有了自己的居處了。〈堂成〉詩云：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這年詩人已經四十九歲了。當他五十一歲時，即肅宗寶應元年，七月為送西川節度使嚴武還朝，到了綿州。適值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叛亂，未便即回成都，因入梓州。八月徐知道為其將李忠原所殺，劍南雖已平定，可是詩人又決定在梓州住下了，並將妻子也接到梓州。有說在梓州是依高適，可是沒有證據。（仇兆鰲《杜工部年譜》）當他避徐知道亂在梓州時，非常懸念他的草堂，〈相從行贈嚴二別駕〉詩云：「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堂亦何有？」惟恐辛苦經營的草堂，被亂兵所毀。詩人在草堂居住的時日，也不過一年多，本有「卜宅從茲老」的意念，卻未能如願。後來還令他兄弟回草堂去看看，並囑咐道：「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明年，廣德元年，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早年志在「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而今則「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奉贈射洪李四丈〉），區區一京兆府掾屬，在他已毫無意義了。二年，嚴武再鎮蜀，他於晚春時回到成都，六月武表他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玉帶。可是也只作了半年官，第二年永泰元年正月，便辭了節度使幕府，再回到浣花草堂。有一首〈莫相疑行〉可以看出當時的心情：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采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旁。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同年四月嚴武死了，五月甫遂離成都南下，經戎州、渝州、忠州到雲安暫住，明年大曆元年春，自雲安到夔州，三年，去夔出峽，經江陵、公安而至岳州，四年，由岳州到潭州，五年夏，避臧玠亂，由潭州到衡州，欲入郴州依舅氏崔偉，因至耒陽。秋，扁舟下荊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舊唐書》本傳謂「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新唐書》謂：「（耒陽）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唐人詩亦有謂甫死於耒陽者。今從元稹所作墓誌銘。）按：唐代科舉重進士，杜甫竟不能以此作為進身之階，年已四十，猶上三大禮賦，次年又應試文章，纔得參列選序。四十六歲拜左拾遺，雖品級甚低，猶是天子近侍之臣。（〈憶昔〉詩曾云：「我昔近侍叨奉引。」）此官之得，可能由於布衣交房琯的關係。後來之貶為華州司功，也由於坐房琯之黨的關係。錢謙益箋杜之〈洗兵馬〉云：
公之自拾遺移官，以上疏救房琯也。琯夙負重名，馳驅奉冊，肅宗以其為上皇建議，諸子悉領大藩，心忌而惡之。乾元元年六月，下詔貶琯，并及劉秩、嚴武等，以琯黨也。《舊書》甫本傳云：「房琯布衣時與甫善，琯罷相，甫上言琯不宜罷，肅宗怒，貶琯為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參軍。」按：《杜集》有至德二載六月〈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蓋琯罷相時，公抗疏論救，詔三司推問，以張鎬救，敕放就列，至次年六月，復與琯俱貶也；然而詔書不及者，以官卑耳。（《錢注杜詩》卷二）
潘耒因為鄙薄錢之為人，力斥錢說，以甫之貶官，「不知坐何事，今言其坐琯黨，亦臆度之辭耳。」（《遂初堂書杜詩錢箋後洗兵馬箋》）浦起龍《讀杜心解》則以為「杜之謫，自因琯黨，事蹟本明明白白」。今按：謙益以〈洗兵馬〉詩為刺肅宗不能盡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此說固未可信；然涉及甫坐琯黨，則非無依據。《舊唐書》卷一一一〈房琯傳〉乾元元年六月罷房琯詔云：「又與前國子祭酒劉秩、前京兆少尹嚴武等潛為交結，輕肆言談，有朋黨不公之名，違臣子奉上之體。何以儀刑王國，訓導儲闈？」又云：「朕自臨御寰區，薦延多士，常思聿求賢哲，共致雍熙。深嫉比周之徒，虛偽成俗。今茲所遣，實屬其辜。猶以琯等妄自標持，假延浮稱，雖周行具悉，恐流俗多疑，所以事必縷言，蓋欲人知不濫。凡百卿士，宜悉朕懷。」當至德二載罷房琯宰相時，並沒有這次貶琯官之嚴重，制文再三說明，好像朝廷非常屈抑，非「縷言」之不足以見信於「凡百卿士」似的，足見肅宗及其左右嫉琯之深，必欲去之、毀其人望而後快。琯之罪名既係交結朋黨，則同被貶斥的必不止劉秩、嚴武，而因官卑不見於制書的也必不止杜甫一人。杜甫既坐琯黨而貶，那他當年之所以得拾遺又可想而知了。這次給杜甫的打擊是大的，使他不由得發出「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的感慨。（〈遣興〉五首）故當兩京收復，上皇回京，天下漸趨安定的時候，遂西去成都，求田問舍的將自家安頓下來。後來入嚴武幕府，嚴也很尊敬他，這未必由於他與嚴有世舊的關係，恐怕還是昔年政治的關係。嚴武鎮蜀，「肆志逞欲，恣行猛政」，「蜀土頗饒珍產，武窮極奢靡，賞賜無度，或由一言賞至百萬。蜀方閭里以徵歛殆至匱竭。」（《舊唐書‧嚴武傳》）如此酷烈，而甫之〈八哀〉詩，「至比之為諸葛、文翁，不免譽浮其實。」（〈八哀〉詩仇兆鰲注語）雖然，於此卻可見兩人關係之深切，所以嚴武一死，甫遂即離蜀，走向旅途，而有「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之感了。至於房琯的政治群，究竟有些什麼人，歷史上並不明確，想來也不過多引用幾個正人，他主政的時間短，又在大亂時期，自然不能同後來的朋黨比，但至少我們明白了我們偉大的詩人與當時政治群的關係。
杜甫死後四十餘年，元稹為之作墓誌銘，兼論其詩，以為詩「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舊唐書》本傳悉錄此文，並謂「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為是」。《新唐書》本傳雖未將稹論錄入，但其贊語亦略同，可互相闡發。如云：「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他們都是依據歷史的觀點，證明杜甫的偉大，但他們所注意的，未免偏於體勢方面。要知杜甫之所以偉大，是由於他所承受的儒家思想的傳統，在他詩篇中所流露出的，無往不是「己飢己溺」的精神，仁者的懷抱。他自己也說「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是此熱情，才能勇猛的
第四章 唐詩極盛時期的各派別
第三節 杜甫、元結
杜甫，字子美，生於睿宗先天元年（七一二），卒於代宗大曆五年（七七○），五十九歲。武則天朝的宮廷詩人杜審言，是他的祖父。當他年少時，便顯露出其不羈的天才。自敘詩云：「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原注：崔鄭州尚，魏豫州啟心），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落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壯遊〉）這是他的自畫像，嗜酒能文的少年杜甫。開元十九年二十歲這年起，漫遊吳、越，下姑蘇，渡浙江，遊剡溪。開元二十三年二十四歲，赴京師應進士不第，二十五年復漫遊齊、趙。天寶三年李白自翰林放歸，甫與白始相晤於東都洛陽，時甫年三十三歲，白已四十四歲了，次年與白同遊齊州，李邕為北海太守，曾陪宴歷下亭，甫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李白與高適並有贈邕詩，當在是時。
天寶五年歸長安，至十年四十歲，進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十四年四十四歲，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冑曹參軍。居長安十年，始則待詔集賢院，繼則冑曹參軍，皆非其志；又見當時政治腐敗，君臣淫樂，不顧民生，聚歛不已，浩然有歸隱之意。〈去矣行〉云：「野人曠蕩無靦顏，豈可久在王侯間？」遂於當年十一月初，離京師去奉先縣視妻子，而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叛亂亦正在此月。當他到奉先時，雖還不知道祿山叛亂，但已感到國計民生敗壞不堪，憂思懣悶，心情異常沉重，作了一首五百字的詠懷長詩，以「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的悲憤，毫無忌諱的指責玄宗與楊貴妃在驪山華清宮的淫樂，將民脂民膏盡情揮霍，而后戚楊家兄妹，也極端的奉承淫昏的玄宗，過著豪侈的生活，因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的悲吟。而他自己的家人呢？「入門聞號咷，幼子饑已卒」。但他卻說「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他那「窮年憂黎元」的悲憫之懷，更加了解自己兒子的命運，也就是若干人以及若干人之子的命運，詩人的悲痛在人群而不在一己，於是詩人更深一層說道：「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杜少陵集詳註》卷四：〈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當詩人悲吟的時候，安祿山大兵已經深入了。安祿山於十一月九日起兵叛亂，至十二月十二日便攻下東京，為時不過三十四日。天寶十五載五月，甫自奉先往白水，依舅氏崔少府。六月又自白水往鄜州。時祿山陷潼關，玄宗山延秋門，旋決定西逃入蜀。七月，太子即位靈武，改元至德。甫遂自鄜羸服奔行在，以赴國難，不幸陷賊中。
至德二年，四月脫賊，謁肅宗於鳳翔，拜左拾遺。五月罷房琯，甫疏救之，上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明年改元乾元，六月貶為華州司功。二年七月，因為關輔飢荒，遂棄官西去，先到秦州，想在西枝村置草堂未成，十月去同谷，十二月入蜀，終到了成都。這一年中，生活最為悽苦，大有遑遑無所之之感。如說「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極」（〈別贊上人〉）；又說「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發同谷縣〉）。奔走道途之中，心情異常沉重，有時想到隔在遠方的弟弟，與十年不見的寡居妹妹（〈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雖身適異鄉，而心在故土，如說「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五盤〉）。當他行經飛仙閣，人馬疲勞時，忽然「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飛仙閣〉）原來平生懷抱，一身許國，終不免拖家攜眷奔走於飢餓路上，能不令詩人悲歎？
乾元三年改元上元，甫在成都西郭外浣花溪傍，開始經營草堂，除了有人資助外（〈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茅屋貲〉），並向朋友們覓求花果竹樹，種植在草堂左右。草堂落成時，詩人頗感適意，喪亂以來，奔走道途，歷經飢餓艱難，總算有了自己的居處了。〈堂成〉詩云：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這年詩人已經四十九歲了。當他五十一歲時，即肅宗寶應元年，七月為送西川節度使嚴武還朝，到了綿州。適值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叛亂，未便即回成都，因入梓州。八月徐知道為其將李忠原所殺，劍南雖已平定，可是詩人又決定在梓州住下了，並將妻子也接到梓州。有說在梓州是依高適，可是沒有證據。（仇兆鰲《杜工部年譜》）當他避徐知道亂在梓州時，非常懸念他的草堂，〈相從行贈嚴二別駕〉詩云：「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堂亦何有？」惟恐辛苦經營的草堂，被亂兵所毀。詩人在草堂居住的時日，也不過一年多，本有「卜宅從茲老」的意念，卻未能如願。後來還令他兄弟回草堂去看看，並囑咐道：「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明年，廣德元年，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早年志在「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而今則「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奉贈射洪李四丈〉），區區一京兆府掾屬，在他已毫無意義了。二年，嚴武再鎮蜀，他於晚春時回到成都，六月武表他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玉帶。可是也只作了半年官，第二年永泰元年正月，便辭了節度使幕府，再回到浣花草堂。有一首〈莫相疑行〉可以看出當時的心情：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采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旁。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同年四月嚴武死了，五月甫遂離成都南下，經戎州、渝州、忠州到雲安暫住，明年大曆元年春，自雲安到夔州，三年，去夔出峽，經江陵、公安而至岳州，四年，由岳州到潭州，五年夏，避臧玠亂，由潭州到衡州，欲入郴州依舅氏崔偉，因至耒陽。秋，扁舟下荊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舊唐書》本傳謂「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新唐書》謂：「（耒陽）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唐人詩亦有謂甫死於耒陽者。今從元稹所作墓誌銘。）按：唐代科舉重進士，杜甫竟不能以此作為進身之階，年已四十，猶上三大禮賦，次年又應試文章，纔得參列選序。四十六歲拜左拾遺，雖品級甚低，猶是天子近侍之臣。（〈憶昔〉詩曾云：「我昔近侍叨奉引。」）此官之得，可能由於布衣交房琯的關係。後來之貶為華州司功，也由於坐房琯之黨的關係。錢謙益箋杜之〈洗兵馬〉云：
公之自拾遺移官，以上疏救房琯也。琯夙負重名，馳驅奉冊，肅宗以其為上皇建議，諸子悉領大藩，心忌而惡之。乾元元年六月，下詔貶琯，并及劉秩、嚴武等，以琯黨也。《舊書》甫本傳云：「房琯布衣時與甫善，琯罷相，甫上言琯不宜罷，肅宗怒，貶琯為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參軍。」按：《杜集》有至德二載六月〈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蓋琯罷相時，公抗疏論救，詔三司推問，以張鎬救，敕放就列，至次年六月，復與琯俱貶也；然而詔書不及者，以官卑耳。（《錢注杜詩》卷二）
潘耒因為鄙薄錢之為人，力斥錢說，以甫之貶官，「不知坐何事，今言其坐琯黨，亦臆度之辭耳。」（《遂初堂書杜詩錢箋後洗兵馬箋》）浦起龍《讀杜心解》則以為「杜之謫，自因琯黨，事蹟本明明白白」。今按：謙益以〈洗兵馬〉詩為刺肅宗不能盡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此說固未可信；然涉及甫坐琯黨，則非無依據。《舊唐書》卷一一一〈房琯傳〉乾元元年六月罷房琯詔云：「又與前國子祭酒劉秩、前京兆少尹嚴武等潛為交結，輕肆言談，有朋黨不公之名，違臣子奉上之體。何以儀刑王國，訓導儲闈？」又云：「朕自臨御寰區，薦延多士，常思聿求賢哲，共致雍熙。深嫉比周之徒，虛偽成俗。今茲所遣，實屬其辜。猶以琯等妄自標持，假延浮稱，雖周行具悉，恐流俗多疑，所以事必縷言，蓋欲人知不濫。凡百卿士，宜悉朕懷。」當至德二載罷房琯宰相時，並沒有這次貶琯官之嚴重，制文再三說明，好像朝廷非常屈抑，非「縷言」之不足以見信於「凡百卿士」似的，足見肅宗及其左右嫉琯之深，必欲去之、毀其人望而後快。琯之罪名既係交結朋黨，則同被貶斥的必不止劉秩、嚴武，而因官卑不見於制書的也必不止杜甫一人。杜甫既坐琯黨而貶，那他當年之所以得拾遺又可想而知了。這次給杜甫的打擊是大的，使他不由得發出「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的感慨。（〈遣興〉五首）故當兩京收復，上皇回京，天下漸趨安定的時候，遂西去成都，求田問舍的將自家安頓下來。後來入嚴武幕府，嚴也很尊敬他，這未必由於他與嚴有世舊的關係，恐怕還是昔年政治的關係。嚴武鎮蜀，「肆志逞欲，恣行猛政」，「蜀土頗饒珍產，武窮極奢靡，賞賜無度，或由一言賞至百萬。蜀方閭里以徵歛殆至匱竭。」（《舊唐書‧嚴武傳》）如此酷烈，而甫之〈八哀〉詩，「至比之為諸葛、文翁，不免譽浮其實。」（〈八哀〉詩仇兆鰲注語）雖然，於此卻可見兩人關係之深切，所以嚴武一死，甫遂即離蜀，走向旅途，而有「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之感了。至於房琯的政治群，究竟有些什麼人，歷史上並不明確，想來也不過多引用幾個正人，他主政的時間短，又在大亂時期，自然不能同後來的朋黨比，但至少我們明白了我們偉大的詩人與當時政治群的關係。
杜甫死後四十餘年，元稹為之作墓誌銘，兼論其詩，以為詩「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舊唐書》本傳悉錄此文，並謂「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為是」。《新唐書》本傳雖未將稹論錄入，但其贊語亦略同，可互相闡發。如云：「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他們都是依據歷史的觀點，證明杜甫的偉大，但他們所注意的，未免偏於體勢方面。要知杜甫之所以偉大，是由於他所承受的儒家思想的傳統，在他詩篇中所流露出的，無往不是「己飢己溺」的精神，仁者的懷抱。他自己也說「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是此熱情，才能勇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