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生在世與「家園」情懷：馬華文學及其研究的南方境遇
（一）馬華文學存世的祈願
本書英文原著以Malaysian Crossings: Place and Language in the World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為題，於2022年歲末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推出，眼下譯為《渡越．馬來西亞：華語小文學的淑世論》面世。書名由數個關鍵詞串連而成，正文將一一剖析其中的指涉，於此我則希望分享與課題緣起及發展相關的思想際會。回首研究的初衷，我一直非常好奇：一個華語文學社群何以能在資源和關注如此匱乏的情況下堅持創作，不斷交出亮眼的作品，並且也能根據社群?的論辯，制定一套關乎其歷史定位、美學考量和書寫倫理的自我認識？
猶記得讀博期間，我曾依循臺灣文學的論述先例，將文本生產和知識社群之建立所共同撐起的整個跨域文化構形（formation）稱作「文學馬來西亞」（Literary Malaysia）； 但由於我的關注面更多集中在馬來亞和馬來西亞的華語文學，「文學馬華」的稱說應更為適切。隨著學術探索的延展，專書的追問變成：「文學馬華」是怎樣的一種存續樣態？從某種意義上說，馬華文學的處境類如新加坡在現實世界中的地緣政治處境。言及島國的生存境況，歷史學家陳大榮將之形容為「不受約束的渺小」（smallness unconstrained）。在他看來，「渺小雖然是新加坡歷史的中心主題，卻沒有限制它作為城市、作為國度和作為民族國家的進化」。而我以為「不受約束的渺小」亦適合用來理解在世界華語文學空間裡面對多重限制的馬華文學。經年累月後，這個文化構形在創作方面已取得醒目的建樹：有作家贏得國際性的專業讚譽（例如，張貴興獲頒2023年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有作家還開拓了廣大的市場（例如，黎紫書2020年的長篇小說《流俗地》在中國大陸兼具口碑與銷量），而學界更藉助馬華文學來重繪現代華語文學生產的全球圖景。
然而，與其說《渡越．馬來西亞》探究馬華文學「成功的祕訣」，毋寧說它關注的是如何開掘新的角度，來思考馬華文學複雜起伏的現代歷史經驗。專書包含了我長期閱讀馬華文學與追蹤相關論述後的想法，主要闡述「文學馬華」所涵納的一種頗具弔詭意味的創作抱負與進路：馬華文學的作家多能深刻省思他們在世界華語文學空間裡的邊緣性，亦十分懂得善用相關的糾結進行創新。換言之，儘管文化資源稀缺，寫作生命也一直不穩定，但馬華作家並未因此退縮。對高度自覺的他們而言，位處邊緣不是難以自拔的境遇，而是切實可行的創作常態。
上述的中心論點也許會被看作在事實上無法周延，但類似的觀察非我獨有。言及它流通的局限，黃錦樹就曾評斷：「作為失敗的商品讓它?按：馬華文學?在市場經濟處於邊緣倒有一個預想不到的好處：可以讓生產者死心塌地的讓文學維持它古老的手工業身分，不管是為文學自身的道義，還是『以詩存史』的歷史道義」。換個說法，反正外界有太多不可控制的面向，馬華作家無須對缺乏書市認可的現象進行過度的分析，而只需認真、專注地做好創作的本分。
再者，如起首的引文所示，董啟章曾透過黎紫書的首個長篇實踐辨識，馬華文學是一種希冀「見證自身在時光中的存在和不滅」的文學，儘管極不起眼，所在之處也十分隱蔽，卻?含存世與傳世的欲望。十年後，黎紫書再有長篇問世，即便業已打開中國市場，並自我期許成為「世界性的中文作家」，但她仍保持對個人創作出身的清醒認知。根據她自己的表述：「當一個馬華作家，你就知道自己追求的肯定不是那種世俗眼中的成功，比如說賣得很好，或是成為很火的作家，因為馬來?按：馬來西亞?的文學市場就那麼大……而想要享受寫作帶來的樂趣，就必須不斷地超越和挑戰自我。」
從一個非國家的地域尺度出發，林建國則提到大山?（Bukit Mertajam）文學的現代主義起源離不開各種物質和文化資源的不足。他進而不僅斷言「貧窮，外加困頓決定了大山?文學的色澤」，更擴大貧窮的再現意義，將之視作馬華文學現代性的文本症候：「我們往往不知道馬華文學在寫什?。好不容易拉出一個省視距離……方才驚覺，很多時候我們寫的是貧窮」。民生困蹇的再現原來業已變成整個文學構形繁衍再生的觸媒，以及具代表性的標記。而相對於林建國以國家內部的場址（site）進行詮釋，張錦忠依循斷代的分析加以引申，闡述馬華作家如何不約而同地展演一種集體向上、各自努力的創作趨向：
馬華文學自「有國籍」以來，在共同體?按：國家?之?的無所作為，以迄於今。但是「自強」（strong）的個體，在共同體裡頭自能「?立雞群」，或突圍而出，像暗夜或荒野中的巨人那樣孤獨、清醒、成長、進擊。因此，這也解釋了何以七?年代以來，商晚筠、潘雨桐、李永平、張貴興、陳大為、黃錦樹、黎紫書、鍾怡雯、賀淑芳等人能夠卓然脫穎，因為他們在共同體之外書寫，成為自己的書寫主體。顯然從共同體的終結到個體的茁長，才是「文學」的誕生。
在張錦忠筆下，馬華作家自1970年代起以退為進的取態，可謂包含了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描述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意即「一種現時在場的，處於活躍著的、正相互關聯著的連續性之中的實踐意識」，凝結了馬來西亞建國以來華人的集體社會經驗和社會關係，具有「新興性、聯結性和主導性」，並「賦予某一代人或某一時期以意義」。從張錦忠的角度審視，在馬華文學的語境裡，真正的「共同體」的鍛造在馬來西亞獨立後不久即不再依賴國家，轉而於民間以「個體」的邏輯找到另造和維續的方式。
不謀而俱述，賀淑芳在另一場合猶如連?了威廉斯所謂的「作為感受的思想觀念和作為思想觀念的感受」，以便為馬華作家代言，並經由勾畫馬華文學與國家體制的互動協商，體現了張錦忠論及的「感覺結構」。配合其短篇小說集《湖面如鏡》的英譯本出版，她在向新讀者引介馬華文學時，娓娓道出作家在接受其身分處境遇後的創作對策：
（一）馬華文學存世的祈願
本書英文原著以Malaysian Crossings: Place and Language in the World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為題，於2022年歲末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推出，眼下譯為《渡越．馬來西亞：華語小文學的淑世論》面世。書名由數個關鍵詞串連而成，正文將一一剖析其中的指涉，於此我則希望分享與課題緣起及發展相關的思想際會。回首研究的初衷，我一直非常好奇：一個華語文學社群何以能在資源和關注如此匱乏的情況下堅持創作，不斷交出亮眼的作品，並且也能根據社群?的論辯，制定一套關乎其歷史定位、美學考量和書寫倫理的自我認識？
猶記得讀博期間，我曾依循臺灣文學的論述先例，將文本生產和知識社群之建立所共同撐起的整個跨域文化構形（formation）稱作「文學馬來西亞」（Literary Malaysia）； 但由於我的關注面更多集中在馬來亞和馬來西亞的華語文學，「文學馬華」的稱說應更為適切。隨著學術探索的延展，專書的追問變成：「文學馬華」是怎樣的一種存續樣態？從某種意義上說，馬華文學的處境類如新加坡在現實世界中的地緣政治處境。言及島國的生存境況，歷史學家陳大榮將之形容為「不受約束的渺小」（smallness unconstrained）。在他看來，「渺小雖然是新加坡歷史的中心主題，卻沒有限制它作為城市、作為國度和作為民族國家的進化」。而我以為「不受約束的渺小」亦適合用來理解在世界華語文學空間裡面對多重限制的馬華文學。經年累月後，這個文化構形在創作方面已取得醒目的建樹：有作家贏得國際性的專業讚譽（例如，張貴興獲頒2023年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有作家還開拓了廣大的市場（例如，黎紫書2020年的長篇小說《流俗地》在中國大陸兼具口碑與銷量），而學界更藉助馬華文學來重繪現代華語文學生產的全球圖景。
然而，與其說《渡越．馬來西亞》探究馬華文學「成功的祕訣」，毋寧說它關注的是如何開掘新的角度，來思考馬華文學複雜起伏的現代歷史經驗。專書包含了我長期閱讀馬華文學與追蹤相關論述後的想法，主要闡述「文學馬華」所涵納的一種頗具弔詭意味的創作抱負與進路：馬華文學的作家多能深刻省思他們在世界華語文學空間裡的邊緣性，亦十分懂得善用相關的糾結進行創新。換言之，儘管文化資源稀缺，寫作生命也一直不穩定，但馬華作家並未因此退縮。對高度自覺的他們而言，位處邊緣不是難以自拔的境遇，而是切實可行的創作常態。
上述的中心論點也許會被看作在事實上無法周延，但類似的觀察非我獨有。言及它流通的局限，黃錦樹就曾評斷：「作為失敗的商品讓它?按：馬華文學?在市場經濟處於邊緣倒有一個預想不到的好處：可以讓生產者死心塌地的讓文學維持它古老的手工業身分，不管是為文學自身的道義，還是『以詩存史』的歷史道義」。換個說法，反正外界有太多不可控制的面向，馬華作家無須對缺乏書市認可的現象進行過度的分析，而只需認真、專注地做好創作的本分。
再者，如起首的引文所示，董啟章曾透過黎紫書的首個長篇實踐辨識，馬華文學是一種希冀「見證自身在時光中的存在和不滅」的文學，儘管極不起眼，所在之處也十分隱蔽，卻?含存世與傳世的欲望。十年後，黎紫書再有長篇問世，即便業已打開中國市場，並自我期許成為「世界性的中文作家」，但她仍保持對個人創作出身的清醒認知。根據她自己的表述：「當一個馬華作家，你就知道自己追求的肯定不是那種世俗眼中的成功，比如說賣得很好，或是成為很火的作家，因為馬來?按：馬來西亞?的文學市場就那麼大……而想要享受寫作帶來的樂趣，就必須不斷地超越和挑戰自我。」
從一個非國家的地域尺度出發，林建國則提到大山?（Bukit Mertajam）文學的現代主義起源離不開各種物質和文化資源的不足。他進而不僅斷言「貧窮，外加困頓決定了大山?文學的色澤」，更擴大貧窮的再現意義，將之視作馬華文學現代性的文本症候：「我們往往不知道馬華文學在寫什?。好不容易拉出一個省視距離……方才驚覺，很多時候我們寫的是貧窮」。民生困蹇的再現原來業已變成整個文學構形繁衍再生的觸媒，以及具代表性的標記。而相對於林建國以國家內部的場址（site）進行詮釋，張錦忠依循斷代的分析加以引申，闡述馬華作家如何不約而同地展演一種集體向上、各自努力的創作趨向：
馬華文學自「有國籍」以來，在共同體?按：國家?之?的無所作為，以迄於今。但是「自強」（strong）的個體，在共同體裡頭自能「?立雞群」，或突圍而出，像暗夜或荒野中的巨人那樣孤獨、清醒、成長、進擊。因此，這也解釋了何以七?年代以來，商晚筠、潘雨桐、李永平、張貴興、陳大為、黃錦樹、黎紫書、鍾怡雯、賀淑芳等人能夠卓然脫穎，因為他們在共同體之外書寫，成為自己的書寫主體。顯然從共同體的終結到個體的茁長，才是「文學」的誕生。
在張錦忠筆下，馬華作家自1970年代起以退為進的取態，可謂包含了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描述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意即「一種現時在場的，處於活躍著的、正相互關聯著的連續性之中的實踐意識」，凝結了馬來西亞建國以來華人的集體社會經驗和社會關係，具有「新興性、聯結性和主導性」，並「賦予某一代人或某一時期以意義」。從張錦忠的角度審視，在馬華文學的語境裡，真正的「共同體」的鍛造在馬來西亞獨立後不久即不再依賴國家，轉而於民間以「個體」的邏輯找到另造和維續的方式。
不謀而俱述，賀淑芳在另一場合猶如連?了威廉斯所謂的「作為感受的思想觀念和作為思想觀念的感受」，以便為馬華作家代言，並經由勾畫馬華文學與國家體制的互動協商，體現了張錦忠論及的「感覺結構」。配合其短篇小說集《湖面如鏡》的英譯本出版，她在向新讀者引介馬華文學時，娓娓道出作家在接受其身分處境遇後的創作對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