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一段情感的句號——海角七號為何教我哭？
寄不出的七封情書
到目前為止，「海角七號」已經教我哭過至少七次了，而且開始的三次在還沒看電影之前。
最初，我是看網路上的預告片哭的。場面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基隆碼頭，遣返日本人的輪船馬上要起航。有個全身穿著純白色西服、拎著笨重皮箱的女學生，用眼神拚命尋找著同路人。可是，那個人早已先上了船，在甲板上躲藏起來不肯露面。當船舶終於離岸之際，他才冒出一點頭來，隔著欄杆看她最後一眼。那是穿著駱駝色大衣、戴著呢帽的成年男性。畫面轉換，輪船已經在航行，看起來像大海上的孤島，譬如台灣。男人用日語旁白道：「友子，太陽已經完全沒入了海面，我真的已經完全看不見台灣島了，你還呆站在那裡等我嗎？」跟著，以浪漫的鋼琴曲為背景，出現的大字幕寫著：「六十年前寄不出的七封情書，六十年說不出的心中悔憾。」看到這兒，我已經在嚎啕了。
過去二十多年，跟許多台灣朋友的來往中，我都注意到，他們似乎下意識地在我這個日本人身上要尋找甚麼。他們是一九五○、六○年代出生的台灣本省人，在成長的過程中，或者從家裡老一輩彼此之間交換的片語隻字，或者從社會上顯然存在的政治忌諱，心裡產生了一道共同的謎。那是猶如單親媽媽帶的孩子自然會有的疑問：我父母為何離了婚？父親在哪裡做甚麼？他們看我的眼光有點像我是他們離了婚的父親跟另一個女人生的孩子。我估計，台灣朋友們的心態，主要是後殖民時期跟父母一輩之間產生的語言隔閡和記憶斷絕所致，使得有關過去的許多話題問也問不清，答也答不明。「海角七號」的預告片告訴我：他們終於找到了謎底，並且為多年來的感情糾纏勇敢地打上了句號。
時代的面貌
匆匆查看關於影片的資料，我得知「海角七號」獲得了二○○八年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在視頻上收看著頒獎場面，我禁不住第二次哭起來了。導演魏德聖長的樣子就跟之前台灣電影界的大師們，例如侯孝賢、楊德昌、李安等，非常不一樣的。可以說他有標準的台灣本省人模樣吧。矮個子、黑皮膚、小眼睛、大鼻子。儘管如此，他又顯得那麼地瀟灑、那麼地帥氣、那麼地自在。
魏導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六日在台南縣永康鄉出生，父母在廟前開商店，本人是一所工業專的畢業生，不像大師們個個都是科班出身或者從美國拿學位回來的。基層出身的本省人，過去在台灣社會上的地位，無不像印度裔美國後殖民評論家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在《屬下能說話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書中描述的「屬下（ the Subaltern）」，難得出現在外省籍大師們拍的作品裡，根本不可能擁有表象自己之途徑。曾經做楊德昌作品「麻將」副導演的魏德聖，如今在台北電影節的大舞台上致謝詞，清楚地表示：台灣本省人終於擺脫了「屬下」的處境。而且頒獎的侯孝賢也特有氣度，很誠懇地說：「我一直期待這樣的台灣電影，已經等了很久很久。」那一句話豈不意味著台灣電影界的領導地位從外省人禪讓給本省人了嗎？恭喜！你們都太棒了！
還嗚咽著，我也查看日本方面的資料。真羞愧自己的後知後覺，原來「海角七號」也在二○○八年的日本幕張海洋電影節得過大獎的，網路上有記者招待會的紀錄。誰料到，看著那些文字，我的視界又開始模糊了。據報導，魏德聖來日本參加電影節，跟女主角田中千繪一起回答了記者提的問題。被問來日感想，魏導說：「能夠在千繪的家鄉上映作品，我最感到高興」，使田中熱淚盈眶。不僅如此，他也向在場的田中父母說：「在台灣，我們會好好照顧您們千金。請放心」，這回田中再也忍不住嚎啕了。可見，小個子魏德聖是個大人物。以往在日台文化交流中，日方往往霸占主動的男性角色，台灣方面則被迫扮演相對被動的女性角色。如今帶「海角七號」來日本獲得了電影節大獎的魏德聖，卻泰然自若地表現出既很男性又很父性的新台灣人形象。多麼厲害！
這個魏德聖究竟是甚麼人？在網路上進行著調查，我忽然發覺：台灣媒體不把他叫做本省人，部落格上的評論也很少用外省人、本省人這個區分來討論「海角七號」的。於是我問問台灣朋友：這是怎麼回事呢？人家說：「你不知道嗎？最近很少說甚麼外省人、本省人了。好像只有結婚的時候，省籍還會被提起來，有可能成為父母反對的理由。」這變化，我們在海外沒有注意到，但是看來追溯到一九九二年李登輝執政時期，修改了有關法律，在戶籍簿、身分證等公家文件上以前必須填寫籍貫的地方，全改成出生地開始的。今天六十歲以下的台灣人大部分都在台灣出生，身分證上寫的出生地是台灣某地，十幾年來不必公開聲明籍貫的結果，社會上已經不大能分別誰是外省人，誰是本省人了。關於魏德聖，台灣人也只說他是台南出生，而不會特地說他是台灣本省人。
另外一個因素，看來是政治環境的轉變：經過民進黨本省人政權辜負了選民期待的八年，台灣人自己重新讓一個外省人政權上了台，省籍意識也不能不發生變化的。如今的外省人不敢再用「本省人」這個「屬下」式名詞來稱呼社會上的多數人。本省人自己則更不會用了。也應該如此，因為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通用的「本省人」一詞兒，其實跟日本殖民統治者使用的「本島人」相應，隱藏著要奪取真名、壓制固有身分認同的目的。解嚴以後二十餘年，今天的台灣本省人光明正大地自稱為台灣人。其實，我自己都清楚地記得，二○○○年左右，跟台灣朋友們用英語交談的時候，他們的英語第一人稱正從「we Chinese」變成「we Taiwanese」。我這次在部落格上看到，有人討論「海角七號」之際，為了慷慨地表示並沒有排除外省人的意思，特地註明：「眷村文化也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那措詞教我大吃一驚。從前外省人霸占台灣社會高層的時候，人人都講國語（而不是台語）的「眷村」居民跟貴族一般驕傲，稱外面的本省人為「老百姓」的。由今天的台灣人說來，眷村卻好比是大陸難民收容所。時代真的變了。
我不是拋棄你，我是捨不得你
最後，我終於有了機會從頭到尾看「海角七號」一遍，驚訝地發覺，原來這是一部搞笑片！不過，我馬上想通了，就是因為採取了人人都會喜歡的通俗商業片形式，而且是音樂喜劇兼戀愛悲劇的形式，「海角七號」的台灣票房才能超過所有華語影片的紀錄而跟好萊塢的超級大片如「鐵達尼號」相比的。也跟我原來想像的不一樣，在整齣電影裡，關於一九四五年別離的那對情人（梁文音飾演的台籍女學生和中孝介飾演的日籍教師）的故事所占分量並不多，只是在開頭和最後的幾分鐘出現，其他時候則一貫做忽隱忽現的背景而已。「海角七號」主要是台灣最南部的恆春半島組織一個當地樂隊的故事。成員裡的郵差阿嘉（范逸臣飾演）發現有寄至日治時期舊地址「台灣恆春郡海角七番地小島友子樣」的包裹。收信人的名字恰巧跟負責樂隊的日籍公關友子（田中千繪飾演）一樣。
看著看著，我對二十一世紀台灣社會的真面目大開眼界。首先，影片裡的台語和國語一樣多，而且每一個台灣人角色都會講這兩種語言，有些人另外還講客家話、原住民語言和日語。他們是去台北拚搏了十五年都沒有出息的搖滾樂手（阿嘉）、霸道的當地民意代表（洪國榮＝馬如龍飾演）、愛彈月琴的老郵差（茂伯＝林宗仁飾演）、原住民老警察（歐拉朗＝丹耐夫正若飾演）、喝醉了酒就拿出婚禮相片顯擺「我的魯凱族公主」太太的歐拉朗兒子（勞馬＝民雄飾演）、推銷原住民傳統小米酒的客家青年（馬拉桑＝馬念先飾演）、暗戀老闆娘的醜八怪修車工人（水蛙＝應蔚民飾演）、從日本失意回來當飯店清潔工的單身母親（明珠＝林曉培飾演）、在教堂唱詩班彈鋼琴的明珠女兒（大大＝麥子飾演）等等。個個都是小人物，卻都是當代台灣社會很真實的寫照。可見，經過了殖民、後殖民時期的文化掠奪和強制，如今在台灣，各族群和諧共處的多語言、多文化社會已經在健全地運作了。
模特兒出身的日本公關友子，在台北學會了一口夠流利的國語（只差捲舌音），但是一被派到最南部來負責組織當地樂隊，就由於不會講台語，跟周圍人的溝通始終有所隔閡。然而，總是在她最不期待的時候，出現個別會講日語的台灣人。比如說，茂伯彈著月琴最愛哼日文歌詞的〈野玫瑰〉。當友子對樂隊的表現感到不滿意而要辭職離走之際，茂伯講起六十多年前學過的半生不熟日語，邀請她參加弟孫的喜宴，為她和阿嘉的關係深化提供關鍵性機會。還有，度假飯店清潔工明珠。友子猜想她曾被日本男人傷害過感情，因而對整體日本人沒有好感。她對友子用日語講的一句話竟然是：「日本人哪懂愛情？」不過，就是那句話教友子承認對阿嘉的感情。
至於在預告片裡那麼突出的古老愛情故事，出乎我的預料，電影好像故意描繪得跟夢想、寓言一般模糊。首先「海角七番地」這個地址，其實只有「七番地」三個字是日文，至於「海角」則百分之百是中文了。天涯海角的涵義，對懂中文的人來說再清楚不過。大家都想像到無邊無際的大海遠處，彩虹彼端達海面，或許那兒有此岸和彼岸相鄰接的地方，於是對片名特別容易認同（所以，看完了電影，很多台灣粉絲真把信件寄到「海角七番地」來為難現實中的當地郵差）。但是，對日本人而言，「海角」兩個字倒不會引起任何想像，因為日文裡沒有「海角」這個詞兒，連用日語該怎麼唸都沒人搞得清楚。還有裝著七封老情書的那包裹，一看就不是真正從日本寄來的，包裝方式跟日本不同，郵票也不像是日本的。我不是要挑毛病，反而認為：敢負三千萬台幣借債，請來了日本演員、名歌手的魏德聖導演，若要用真正從日本寄到台灣來的包裹，應該不難吧？那麼，他為甚麼故意製造虛幻包裹寄到虛幻地址來呢？老郵差茂伯從最初就主張：「這個得退回去」。後來他看著收信人的姓名歪頭自問道：「如果還活著，她沒有比我大幾歲的，我為甚麼不記得有此人呢？」似乎給我們的疑問提供線索。
我越看越覺得「海角七號」根本不是台日苦戀故事，也不是台灣某評論員所說那樣表現出「被殖民欲望」的作品。日本早已從台灣的現實中退場了，現在要了結的是有關苦戀的傳說，或者說歷史的亡靈。還藏在衣櫃裡的時候，老信件也許仍保留著舊情，可是一旦拿出來在南台灣的豔陽下看，馬上變成一堆廢紙都說不定。就像在日本老童話《浦島太郎》裡，主人翁一打開海底龍宮的乙姬奉送的寶盒，冒出來的白煙頓時使他變成白頭老人一樣。「海角七號」這部影片猶如乙姬的禮物，其實不是情書，而是告別信，也並不發自日本，而發自台灣的。電影接近末尾，老信件裡的一句話又觸動了我：「在眾人熟睡的甲板上，我反覆低喃，我不是拋棄你，我是捨不得你。」
許多的「終於」
後來看台灣部落格上的評論，我發現了許許多多「終於」，比如說：「終於看到了跟好萊塢片一樣好看的台灣電影」；「終於有了台灣導演比國際電影節審判團還重視本地觀眾」；「終於出現了一部電影真正反映台灣現實」等等。那麼多台灣人衷心支持「海角七號」讓我深受感動（於是又流淚）。曾經聽說過，國際電影節上得獎的台灣作品，在當地卻沒有人要看。例如，楊德昌的最後一部作品「一一」在海外獲得了那麼高的評價，可是在台灣連公開發行都沒有。當時我還以為，那是藝術性作品在世界每個地方都會遇到的問題。這回才明白，原因其實更為複雜，但是好像都已過去。早逝的楊德昌培養出魏德聖來了。當斯皮瓦克提問《 屬下能說話嗎？》之際，她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不能說話就是被壓迫族群的特徵。現在，台灣人有了百分之百屬於自己的導演，終於能夠說話了，而且說得那麼動人。
寄不出的七封情書
到目前為止，「海角七號」已經教我哭過至少七次了，而且開始的三次在還沒看電影之前。
最初，我是看網路上的預告片哭的。場面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基隆碼頭，遣返日本人的輪船馬上要起航。有個全身穿著純白色西服、拎著笨重皮箱的女學生，用眼神拚命尋找著同路人。可是，那個人早已先上了船，在甲板上躲藏起來不肯露面。當船舶終於離岸之際，他才冒出一點頭來，隔著欄杆看她最後一眼。那是穿著駱駝色大衣、戴著呢帽的成年男性。畫面轉換，輪船已經在航行，看起來像大海上的孤島，譬如台灣。男人用日語旁白道：「友子，太陽已經完全沒入了海面，我真的已經完全看不見台灣島了，你還呆站在那裡等我嗎？」跟著，以浪漫的鋼琴曲為背景，出現的大字幕寫著：「六十年前寄不出的七封情書，六十年說不出的心中悔憾。」看到這兒，我已經在嚎啕了。
過去二十多年，跟許多台灣朋友的來往中，我都注意到，他們似乎下意識地在我這個日本人身上要尋找甚麼。他們是一九五○、六○年代出生的台灣本省人，在成長的過程中，或者從家裡老一輩彼此之間交換的片語隻字，或者從社會上顯然存在的政治忌諱，心裡產生了一道共同的謎。那是猶如單親媽媽帶的孩子自然會有的疑問：我父母為何離了婚？父親在哪裡做甚麼？他們看我的眼光有點像我是他們離了婚的父親跟另一個女人生的孩子。我估計，台灣朋友們的心態，主要是後殖民時期跟父母一輩之間產生的語言隔閡和記憶斷絕所致，使得有關過去的許多話題問也問不清，答也答不明。「海角七號」的預告片告訴我：他們終於找到了謎底，並且為多年來的感情糾纏勇敢地打上了句號。
時代的面貌
匆匆查看關於影片的資料，我得知「海角七號」獲得了二○○八年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在視頻上收看著頒獎場面，我禁不住第二次哭起來了。導演魏德聖長的樣子就跟之前台灣電影界的大師們，例如侯孝賢、楊德昌、李安等，非常不一樣的。可以說他有標準的台灣本省人模樣吧。矮個子、黑皮膚、小眼睛、大鼻子。儘管如此，他又顯得那麼地瀟灑、那麼地帥氣、那麼地自在。
魏導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六日在台南縣永康鄉出生，父母在廟前開商店，本人是一所工業專的畢業生，不像大師們個個都是科班出身或者從美國拿學位回來的。基層出身的本省人，過去在台灣社會上的地位，無不像印度裔美國後殖民評論家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在《屬下能說話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書中描述的「屬下（ the Subaltern）」，難得出現在外省籍大師們拍的作品裡，根本不可能擁有表象自己之途徑。曾經做楊德昌作品「麻將」副導演的魏德聖，如今在台北電影節的大舞台上致謝詞，清楚地表示：台灣本省人終於擺脫了「屬下」的處境。而且頒獎的侯孝賢也特有氣度，很誠懇地說：「我一直期待這樣的台灣電影，已經等了很久很久。」那一句話豈不意味著台灣電影界的領導地位從外省人禪讓給本省人了嗎？恭喜！你們都太棒了！
還嗚咽著，我也查看日本方面的資料。真羞愧自己的後知後覺，原來「海角七號」也在二○○八年的日本幕張海洋電影節得過大獎的，網路上有記者招待會的紀錄。誰料到，看著那些文字，我的視界又開始模糊了。據報導，魏德聖來日本參加電影節，跟女主角田中千繪一起回答了記者提的問題。被問來日感想，魏導說：「能夠在千繪的家鄉上映作品，我最感到高興」，使田中熱淚盈眶。不僅如此，他也向在場的田中父母說：「在台灣，我們會好好照顧您們千金。請放心」，這回田中再也忍不住嚎啕了。可見，小個子魏德聖是個大人物。以往在日台文化交流中，日方往往霸占主動的男性角色，台灣方面則被迫扮演相對被動的女性角色。如今帶「海角七號」來日本獲得了電影節大獎的魏德聖，卻泰然自若地表現出既很男性又很父性的新台灣人形象。多麼厲害！
這個魏德聖究竟是甚麼人？在網路上進行著調查，我忽然發覺：台灣媒體不把他叫做本省人，部落格上的評論也很少用外省人、本省人這個區分來討論「海角七號」的。於是我問問台灣朋友：這是怎麼回事呢？人家說：「你不知道嗎？最近很少說甚麼外省人、本省人了。好像只有結婚的時候，省籍還會被提起來，有可能成為父母反對的理由。」這變化，我們在海外沒有注意到，但是看來追溯到一九九二年李登輝執政時期，修改了有關法律，在戶籍簿、身分證等公家文件上以前必須填寫籍貫的地方，全改成出生地開始的。今天六十歲以下的台灣人大部分都在台灣出生，身分證上寫的出生地是台灣某地，十幾年來不必公開聲明籍貫的結果，社會上已經不大能分別誰是外省人，誰是本省人了。關於魏德聖，台灣人也只說他是台南出生，而不會特地說他是台灣本省人。
另外一個因素，看來是政治環境的轉變：經過民進黨本省人政權辜負了選民期待的八年，台灣人自己重新讓一個外省人政權上了台，省籍意識也不能不發生變化的。如今的外省人不敢再用「本省人」這個「屬下」式名詞來稱呼社會上的多數人。本省人自己則更不會用了。也應該如此，因為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通用的「本省人」一詞兒，其實跟日本殖民統治者使用的「本島人」相應，隱藏著要奪取真名、壓制固有身分認同的目的。解嚴以後二十餘年，今天的台灣本省人光明正大地自稱為台灣人。其實，我自己都清楚地記得，二○○○年左右，跟台灣朋友們用英語交談的時候，他們的英語第一人稱正從「we Chinese」變成「we Taiwanese」。我這次在部落格上看到，有人討論「海角七號」之際，為了慷慨地表示並沒有排除外省人的意思，特地註明：「眷村文化也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那措詞教我大吃一驚。從前外省人霸占台灣社會高層的時候，人人都講國語（而不是台語）的「眷村」居民跟貴族一般驕傲，稱外面的本省人為「老百姓」的。由今天的台灣人說來，眷村卻好比是大陸難民收容所。時代真的變了。
我不是拋棄你，我是捨不得你
最後，我終於有了機會從頭到尾看「海角七號」一遍，驚訝地發覺，原來這是一部搞笑片！不過，我馬上想通了，就是因為採取了人人都會喜歡的通俗商業片形式，而且是音樂喜劇兼戀愛悲劇的形式，「海角七號」的台灣票房才能超過所有華語影片的紀錄而跟好萊塢的超級大片如「鐵達尼號」相比的。也跟我原來想像的不一樣，在整齣電影裡，關於一九四五年別離的那對情人（梁文音飾演的台籍女學生和中孝介飾演的日籍教師）的故事所占分量並不多，只是在開頭和最後的幾分鐘出現，其他時候則一貫做忽隱忽現的背景而已。「海角七號」主要是台灣最南部的恆春半島組織一個當地樂隊的故事。成員裡的郵差阿嘉（范逸臣飾演）發現有寄至日治時期舊地址「台灣恆春郡海角七番地小島友子樣」的包裹。收信人的名字恰巧跟負責樂隊的日籍公關友子（田中千繪飾演）一樣。
看著看著，我對二十一世紀台灣社會的真面目大開眼界。首先，影片裡的台語和國語一樣多，而且每一個台灣人角色都會講這兩種語言，有些人另外還講客家話、原住民語言和日語。他們是去台北拚搏了十五年都沒有出息的搖滾樂手（阿嘉）、霸道的當地民意代表（洪國榮＝馬如龍飾演）、愛彈月琴的老郵差（茂伯＝林宗仁飾演）、原住民老警察（歐拉朗＝丹耐夫正若飾演）、喝醉了酒就拿出婚禮相片顯擺「我的魯凱族公主」太太的歐拉朗兒子（勞馬＝民雄飾演）、推銷原住民傳統小米酒的客家青年（馬拉桑＝馬念先飾演）、暗戀老闆娘的醜八怪修車工人（水蛙＝應蔚民飾演）、從日本失意回來當飯店清潔工的單身母親（明珠＝林曉培飾演）、在教堂唱詩班彈鋼琴的明珠女兒（大大＝麥子飾演）等等。個個都是小人物，卻都是當代台灣社會很真實的寫照。可見，經過了殖民、後殖民時期的文化掠奪和強制，如今在台灣，各族群和諧共處的多語言、多文化社會已經在健全地運作了。
模特兒出身的日本公關友子，在台北學會了一口夠流利的國語（只差捲舌音），但是一被派到最南部來負責組織當地樂隊，就由於不會講台語，跟周圍人的溝通始終有所隔閡。然而，總是在她最不期待的時候，出現個別會講日語的台灣人。比如說，茂伯彈著月琴最愛哼日文歌詞的〈野玫瑰〉。當友子對樂隊的表現感到不滿意而要辭職離走之際，茂伯講起六十多年前學過的半生不熟日語，邀請她參加弟孫的喜宴，為她和阿嘉的關係深化提供關鍵性機會。還有，度假飯店清潔工明珠。友子猜想她曾被日本男人傷害過感情，因而對整體日本人沒有好感。她對友子用日語講的一句話竟然是：「日本人哪懂愛情？」不過，就是那句話教友子承認對阿嘉的感情。
至於在預告片裡那麼突出的古老愛情故事，出乎我的預料，電影好像故意描繪得跟夢想、寓言一般模糊。首先「海角七番地」這個地址，其實只有「七番地」三個字是日文，至於「海角」則百分之百是中文了。天涯海角的涵義，對懂中文的人來說再清楚不過。大家都想像到無邊無際的大海遠處，彩虹彼端達海面，或許那兒有此岸和彼岸相鄰接的地方，於是對片名特別容易認同（所以，看完了電影，很多台灣粉絲真把信件寄到「海角七番地」來為難現實中的當地郵差）。但是，對日本人而言，「海角」兩個字倒不會引起任何想像，因為日文裡沒有「海角」這個詞兒，連用日語該怎麼唸都沒人搞得清楚。還有裝著七封老情書的那包裹，一看就不是真正從日本寄來的，包裝方式跟日本不同，郵票也不像是日本的。我不是要挑毛病，反而認為：敢負三千萬台幣借債，請來了日本演員、名歌手的魏德聖導演，若要用真正從日本寄到台灣來的包裹，應該不難吧？那麼，他為甚麼故意製造虛幻包裹寄到虛幻地址來呢？老郵差茂伯從最初就主張：「這個得退回去」。後來他看著收信人的姓名歪頭自問道：「如果還活著，她沒有比我大幾歲的，我為甚麼不記得有此人呢？」似乎給我們的疑問提供線索。
我越看越覺得「海角七號」根本不是台日苦戀故事，也不是台灣某評論員所說那樣表現出「被殖民欲望」的作品。日本早已從台灣的現實中退場了，現在要了結的是有關苦戀的傳說，或者說歷史的亡靈。還藏在衣櫃裡的時候，老信件也許仍保留著舊情，可是一旦拿出來在南台灣的豔陽下看，馬上變成一堆廢紙都說不定。就像在日本老童話《浦島太郎》裡，主人翁一打開海底龍宮的乙姬奉送的寶盒，冒出來的白煙頓時使他變成白頭老人一樣。「海角七號」這部影片猶如乙姬的禮物，其實不是情書，而是告別信，也並不發自日本，而發自台灣的。電影接近末尾，老信件裡的一句話又觸動了我：「在眾人熟睡的甲板上，我反覆低喃，我不是拋棄你，我是捨不得你。」
許多的「終於」
後來看台灣部落格上的評論，我發現了許許多多「終於」，比如說：「終於看到了跟好萊塢片一樣好看的台灣電影」；「終於有了台灣導演比國際電影節審判團還重視本地觀眾」；「終於出現了一部電影真正反映台灣現實」等等。那麼多台灣人衷心支持「海角七號」讓我深受感動（於是又流淚）。曾經聽說過，國際電影節上得獎的台灣作品，在當地卻沒有人要看。例如，楊德昌的最後一部作品「一一」在海外獲得了那麼高的評價，可是在台灣連公開發行都沒有。當時我還以為，那是藝術性作品在世界每個地方都會遇到的問題。這回才明白，原因其實更為複雜，但是好像都已過去。早逝的楊德昌培養出魏德聖來了。當斯皮瓦克提問《 屬下能說話嗎？》之際，她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不能說話就是被壓迫族群的特徵。現在，台灣人有了百分之百屬於自己的導演，終於能夠說話了，而且說得那麼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