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寫的時候
遊記只能帶我爬梳，記憶卻能再帶我回去，
回到永遠比當下、比閱讀更細緻的場景裡，
那裡有時空的冰川凝結，一切都還在那，等我隨時回去，不著急寫下。
許多人和我說，人生就像一片荒原，但我想人生更像是薄荷島上的巧克力山丘（Chocolate Hills）。大多的日子裡，仍有覆蓋著的小小植被，雖不過是些低矮的綠草。而旱季一到，小草萎弱，只剩焦黃的土坡。人心的不甘就在這時顯現，於是開始騙騙自己那樣的土色，如巧克力一般豐盛，而不是死寂。像松露巧克力的濃厚、黑巧克力的醇香或某種加入榛果或開心果的舶來口味。可惜的是，松露巧克力裡沒有松露，就如同禿頂的山終不是巧克力山頭，人生終究難逃一抔黃土。
花上了好幾十個夏天，禿頂的、茵綠的、顛倒的季節都一一走過，曾經最討厭寫旅行文章的我，卻怎麼也壓不住一些地景氳氣般的召喚，深怕不寫便無從記下，雖然能寫下的人事再真，也只是仿真。一直以來，我經常在閱讀他人寫下的街巷、轉彎、迷走與巧遇間，伴隨那些完整至牌號的街名與精確的吃食形貌，於書頁中浮起一個個大小問號，什麼樣的記憶才能把一次旅程如此完整再現？那些立體的與平面的文本，炫技也炫目不已。而我的旅程，在後來都成為了被分割至塊狀的片段，像是微波食品那樣，在逼逼聲中旋轉後，最多只還原了當時十分之一的氣味。
好長一段時間，無法還原的體感，也將我的創作切割分塊，必須不斷自問：「我能寫嗎？」有些靈感的瞬間，會覺得自己寫下了非得轉身給咖啡館鄰座陌生女子也看看的字，但大多時候，只是無聲敲打。從「我能寫嗎」成了「還要寫嗎」，從寫給自己變作了寫給他人，若有人在我人生此刻，提問來者何人？大概我只能答以賣字的人，而非寫字的人，就這麼跨越三十。
不能寫的時候，我把自己放在外頭，一邊走過巧克力山丘，一邊在心內高唱李宗盛的《山丘》數遍。在大海裡與鯨鯊浮潛，摸遍世界各地的狗子，搶到王菲演唱會門票的那些瞬間，都曾覺得就這麼不寫也沒關係了。世間沒有第二個千呼萬喚始出來的鍾曉陽，我所翻滾的這個時代早沒有傳奇，也願人生沒有遺恨。
第一次覺得不能寫的瞬間，是在拉薩哲蚌寺，二月冷如刀劍，每一座寺廟都像包場，除了我與同行友人便只剩僧人。比起布達拉宮沉厚的布幔、寒冬裡濃度變得極高的酥油燈和日光穿照的重重灰塵，哲蚌是彩色的，雪白、黑金與佛紅。總聽人說，那般的宗教聖地，能令人超脫俗世俗事。它是我第一座藏傳寺廟，第一次轉動高原上的轉經輪，嚮導人和我說著不遠處有冰川慢移，一年不過幾十公尺，好比歲月不動。我在哲蚌某座殿頂，看僧人晾曬出衣物，鋪成一片花綠燦紅，不知道有沒有超脫什麼世事，但第一次沒有書寫及訴說的衝動，只有大片的留白與無聲。
那些瞬間之後，總接著一長段的書寫無能，得靠著他人他事或哪裡讀到的一篇好到妒嫉的文章，才能從悠緩的暫停中解凍、融冰。
這樣任性不提不寫的週期，持續了好多年。如今想起那一個個不能寫的瞬間，也不是為了寫下，更像是一種中場整理，我終於觸著了一點那不能寫的時候、不能寫的感受，摸到了它的邊角料，粗糙冷硬。
二○一六年有部日劇叫《東京女子圖鑑》，每集不過半小時，關於它是如何鮮血淋漓解剖當代女性的過程，先不提。記憶最深的是，女主角一次被上司指派去買銀座名店「空也」的最中餅，也是夏木漱石小說《我是貓》裡寫下的：「將糯米蒸熟後烘烤成薄脆的外皮，放入豆沙」，這樣的和菓子名物。她在旁人的提點下才知道，嬌貴甜香的「空也最中」，真正懂行的食客會選擇以紙盒盛裝，而不是更氣派的實木盒，如此才能避免木頭的氣味串入和菓子中。其實，人生不是巧克力，也絕不是百年名店的和菓子，真實人生裡，你我都活成了不懂提前預約，連零售和菓子都吃不到的海外遊客。然而，不能寫的失重感，就像是別人告訴你「木盒子會串味」，那樣的天涯兩隔。
我漸漸明白，狂喜與狂悲、至美與至惡，不只是說不成句，也寫不成字。後來，也曾經好幾次不能寫的、寫不出的，停擺幾週幾月。即使是無病呻吟也成空，一格字都沒有，只剩疏懶無成。在這種空白間，我卻持續地在能力所及之處旅行，第二本散文成書前後，與情人去了一趟美國公路旅行，公路電影的場景，卻半點如電影《穆荷蘭大道》（Mulholland Drive）般的魔幻參差都沒有發生，也沒有住進什麼藏有針孔、罪犯窩藏的汽車旅館，只有長長的公路和一大片追趕似的野火。野火不是比喻，而是真實的漫天森林大火，在那長長的九月裡，燒遍北加州的山脈，止也止不住。
某些移動，總帶有逃亡感，不知道是那場野火還是某種可供揮霍的殘餘時間在身後追趕，我們一路向南。某一晚車過聖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的海濱，已是夜裡八點，那台租賃來的現代小轎車彎進了一片海濱低谷式的平地裡時，除了隱隱綽綽的灌木叢，我什麼都看不清晰，夜色極黯。但手機的地圖顯示我已在聖塔芭芭拉的市中心，這城市的心像藏在一片鬱綠與濃黑裡，卻是我想像過數百次的他鄉之名。
這時才打開了手機訂房網站，試圖在一個個地圖小標般冒出的民宿中，找尋落腳處。夜裡的美國海濱城郊，浪與海都是黑的，漁火也避得好遠。淡季的小鎮市中心上只有幾間餐廳傳出闌珊歌聲，此外便是一片橘子貓色的市燈，有穿著嬉皮的老人彈著市政府刻意設在路邊的鋼琴，民宿卻在更遠的灌木叢裡。沒有招牌，是純粹傳統式的美國鄉村住宅，鋪著厚重的地毯、嘎吱著的木地板、蒂芬妮藍碎花的牆紙、椅在梯樑下筋脈俱廢的軟沙發，和滿室的肉桂味。
民宿主人正烤著任人無限吃到退房的各式蛋糕，已記不清有多少樣式口味，卻記得那些蛋糕一個個都被放進長著高腳的骨瓷蛋糕盤上，還有著《美女與野獸》中那株紅玫瑰的玻璃罩輕蓋上。擦得淨亮的蛋糕鏟，與肉桂、蘋果的濃香和那一壺再平凡不過的英式早餐茶包沖出的濃茶，記憶不是長鏡頭的播放，它對我一格格地閃現。
我在很晚時才讀到白先勇的〈樹猶如此〉，和他寫下的聖塔芭芭拉，相比同代寫作者、讀書人，我像是擁有一本平行時空出版社的國語課本、啟蒙讀物。當某個寫著一手好字總自憐有著張愛玲身世的作者對我說起，她的啟蒙讀物是八、九歲之際讀到的《蒼蠅王》時，我卻只能學《遊戲王》裡的台詞，覆蓋一張卡，結束這個回合。好幾次，都慶幸自己在那麼大了才讀見許多告別與壓折的生命，於是懂得生命雖有盡頭，情深卻沒有，以此安慰自己人生，也能得過且過。
旅程指向海的方向，而不是山谷那方，這裡不過驛站般的過隙。我才在Google地圖裡民宿的上方，丟下了一個圖釘標誌，車便已開得遠遠，行往向海。我不過是在又一個適逢大旱的秋天，經過了那時的白先勇和那時的王國祥，和那道隱著缺口的加州天裂。
卻還是沒有走到那樣的心境，那樣的平淡絕決。
從時差的另一端，我的編輯M傳來新書的封面，那個情人說有著愛馬仕橘的封面就開在了筆電沒闔上。我走進開著老舊暖氣的浴室沖澡，這趟旅行的開始，在我剛辭去一份工作、回頭唸書的九月，水溫不穩中，我才發現過去幾年，不過是揮霍靈光般被逼得不行了才願寫下的我，以寫作者來說是不合格的。我身邊的那些同行者，一日一千、一千五百字，早餐後至下午或下午至天黑，不管寫著什麼樣的字，中意或是昂貴、歪斜或是免費，甚至論文都好。而我的一千個日子裡，不過留下了幾千組字詞與幾萬個字，還是滿打滿算湊出的。
像是聖塔芭芭拉那樣的一夜一日，沒有鬼怪與故事，只不過燈霧瀰漫、樹影與人影幌幌。我卻是怎麼都不願打開照片資料庫，拼湊還原它，那樣終究會寫進了裝著和菓子的木盒中。這樣的片刻，心裡會因著某樣光景，像引線點燃被通了任督二脈、爆開與失火，文字也跟著被焚燒成一片荒煙蔓草，總之都是寫不出來的時候。
於是不寫遊記，只寫記憶，因為沒有一段記憶，是沒有靈光的地方，我得這樣賴以維生地寫著。畢竟有時戀人比行人還匆匆，在表參道清水模牆邊攝下的相片，都唱成了Goodbye東京鐵塔的幸福。遊記只能帶我爬梳，記憶卻能再帶我回去，回到永遠比當下、比閱讀更細緻的場景裡，那裡有時空的冰川凝結，一切都還在那，等我隨時回去，不著急寫下。
在九月結束之前，那台租來的小車在一長段速限不明的公路上急駛，南方加州，車窗外是乾燥的令人能在車中一小時喝完一瓶礦泉水的氣候，水喝光時，末路一樣。沒有藍芽連接的車款，我只能在趕路時狂轉著電台，前面才剛播完一首Justin Bieber，馬上又被不知哪來頻段霸道的墨西哥西語電台蓋過，外面紅土黃沙堆著的山，便成魔山。在同樣記不清的某段州際公路尾巴，我早已放棄轉台，讓拉丁情歌一首接著一首，不知是因缺水還是電台暈頭的黃昏，我卻聽見了荒原的聲音。
是歐拉佛・亞諾茲（Ólafur Arnalds），冰島年輕的創作人，幾年前我曾在台北Legacy的舞台上聽過，便不能忘。他的第一張專輯完成時不過二十一歲，二十一歲的我不知還在哪處校園裡，轉著筆桿咬著嘴皮。而他的八首歌中，卻能藏有一整座冰島，內建極光與荒原，諸神的冰與火，已知如何在暴烈中優雅獨行。直到今日，我所走過的所有土地，也許都還無法還原他二十一歲時，呈現出的風景畫。
九月加州，我在不能寫的時候旅行，不能確定為什麼從金曲墨西哥忽然來到冰島。然而，卻忽然想起歐拉佛曾說過，他有時也會「困於語言的匱乏」，困於語言、忠於語言，也許匱乏的本身不是語言，是能觸及的極限，音樂和影像也是如此。
寫不出的不是文字，是我的極限。九月還沒結束之前，這漫長州際公路的兩旁全是沙石飛揚，山在遠方，海不知去向。我被這樣的地景逼得身體乾枯、心裡荒涼，音樂的聲音因為導航壓低了下去，野火不知燒在了哪，車速慢下。在日落之前，我們將會到達下一個地方，電台的收訊又開始嘈雜起來，我們向右切過一大片低地沙漠，在沒有盡頭般的遠方，應該有著一片大海，升起了月亮等我記憶下。
當海岸線到來，最好加緊油門能多狠就多狠地踩下，把一切都記憶好了，才有記憶可以衝破。每一次不能寫的時間，都是為了讓我離開與再次回到生活，成為在時間上行走的人。
遊記只能帶我爬梳，記憶卻能再帶我回去，
回到永遠比當下、比閱讀更細緻的場景裡，
那裡有時空的冰川凝結，一切都還在那，等我隨時回去，不著急寫下。
許多人和我說，人生就像一片荒原，但我想人生更像是薄荷島上的巧克力山丘（Chocolate Hills）。大多的日子裡，仍有覆蓋著的小小植被，雖不過是些低矮的綠草。而旱季一到，小草萎弱，只剩焦黃的土坡。人心的不甘就在這時顯現，於是開始騙騙自己那樣的土色，如巧克力一般豐盛，而不是死寂。像松露巧克力的濃厚、黑巧克力的醇香或某種加入榛果或開心果的舶來口味。可惜的是，松露巧克力裡沒有松露，就如同禿頂的山終不是巧克力山頭，人生終究難逃一抔黃土。
花上了好幾十個夏天，禿頂的、茵綠的、顛倒的季節都一一走過，曾經最討厭寫旅行文章的我，卻怎麼也壓不住一些地景氳氣般的召喚，深怕不寫便無從記下，雖然能寫下的人事再真，也只是仿真。一直以來，我經常在閱讀他人寫下的街巷、轉彎、迷走與巧遇間，伴隨那些完整至牌號的街名與精確的吃食形貌，於書頁中浮起一個個大小問號，什麼樣的記憶才能把一次旅程如此完整再現？那些立體的與平面的文本，炫技也炫目不已。而我的旅程，在後來都成為了被分割至塊狀的片段，像是微波食品那樣，在逼逼聲中旋轉後，最多只還原了當時十分之一的氣味。
好長一段時間，無法還原的體感，也將我的創作切割分塊，必須不斷自問：「我能寫嗎？」有些靈感的瞬間，會覺得自己寫下了非得轉身給咖啡館鄰座陌生女子也看看的字，但大多時候，只是無聲敲打。從「我能寫嗎」成了「還要寫嗎」，從寫給自己變作了寫給他人，若有人在我人生此刻，提問來者何人？大概我只能答以賣字的人，而非寫字的人，就這麼跨越三十。
不能寫的時候，我把自己放在外頭，一邊走過巧克力山丘，一邊在心內高唱李宗盛的《山丘》數遍。在大海裡與鯨鯊浮潛，摸遍世界各地的狗子，搶到王菲演唱會門票的那些瞬間，都曾覺得就這麼不寫也沒關係了。世間沒有第二個千呼萬喚始出來的鍾曉陽，我所翻滾的這個時代早沒有傳奇，也願人生沒有遺恨。
第一次覺得不能寫的瞬間，是在拉薩哲蚌寺，二月冷如刀劍，每一座寺廟都像包場，除了我與同行友人便只剩僧人。比起布達拉宮沉厚的布幔、寒冬裡濃度變得極高的酥油燈和日光穿照的重重灰塵，哲蚌是彩色的，雪白、黑金與佛紅。總聽人說，那般的宗教聖地，能令人超脫俗世俗事。它是我第一座藏傳寺廟，第一次轉動高原上的轉經輪，嚮導人和我說著不遠處有冰川慢移，一年不過幾十公尺，好比歲月不動。我在哲蚌某座殿頂，看僧人晾曬出衣物，鋪成一片花綠燦紅，不知道有沒有超脫什麼世事，但第一次沒有書寫及訴說的衝動，只有大片的留白與無聲。
那些瞬間之後，總接著一長段的書寫無能，得靠著他人他事或哪裡讀到的一篇好到妒嫉的文章，才能從悠緩的暫停中解凍、融冰。
這樣任性不提不寫的週期，持續了好多年。如今想起那一個個不能寫的瞬間，也不是為了寫下，更像是一種中場整理，我終於觸著了一點那不能寫的時候、不能寫的感受，摸到了它的邊角料，粗糙冷硬。
二○一六年有部日劇叫《東京女子圖鑑》，每集不過半小時，關於它是如何鮮血淋漓解剖當代女性的過程，先不提。記憶最深的是，女主角一次被上司指派去買銀座名店「空也」的最中餅，也是夏木漱石小說《我是貓》裡寫下的：「將糯米蒸熟後烘烤成薄脆的外皮，放入豆沙」，這樣的和菓子名物。她在旁人的提點下才知道，嬌貴甜香的「空也最中」，真正懂行的食客會選擇以紙盒盛裝，而不是更氣派的實木盒，如此才能避免木頭的氣味串入和菓子中。其實，人生不是巧克力，也絕不是百年名店的和菓子，真實人生裡，你我都活成了不懂提前預約，連零售和菓子都吃不到的海外遊客。然而，不能寫的失重感，就像是別人告訴你「木盒子會串味」，那樣的天涯兩隔。
我漸漸明白，狂喜與狂悲、至美與至惡，不只是說不成句，也寫不成字。後來，也曾經好幾次不能寫的、寫不出的，停擺幾週幾月。即使是無病呻吟也成空，一格字都沒有，只剩疏懶無成。在這種空白間，我卻持續地在能力所及之處旅行，第二本散文成書前後，與情人去了一趟美國公路旅行，公路電影的場景，卻半點如電影《穆荷蘭大道》（Mulholland Drive）般的魔幻參差都沒有發生，也沒有住進什麼藏有針孔、罪犯窩藏的汽車旅館，只有長長的公路和一大片追趕似的野火。野火不是比喻，而是真實的漫天森林大火，在那長長的九月裡，燒遍北加州的山脈，止也止不住。
某些移動，總帶有逃亡感，不知道是那場野火還是某種可供揮霍的殘餘時間在身後追趕，我們一路向南。某一晚車過聖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的海濱，已是夜裡八點，那台租賃來的現代小轎車彎進了一片海濱低谷式的平地裡時，除了隱隱綽綽的灌木叢，我什麼都看不清晰，夜色極黯。但手機的地圖顯示我已在聖塔芭芭拉的市中心，這城市的心像藏在一片鬱綠與濃黑裡，卻是我想像過數百次的他鄉之名。
這時才打開了手機訂房網站，試圖在一個個地圖小標般冒出的民宿中，找尋落腳處。夜裡的美國海濱城郊，浪與海都是黑的，漁火也避得好遠。淡季的小鎮市中心上只有幾間餐廳傳出闌珊歌聲，此外便是一片橘子貓色的市燈，有穿著嬉皮的老人彈著市政府刻意設在路邊的鋼琴，民宿卻在更遠的灌木叢裡。沒有招牌，是純粹傳統式的美國鄉村住宅，鋪著厚重的地毯、嘎吱著的木地板、蒂芬妮藍碎花的牆紙、椅在梯樑下筋脈俱廢的軟沙發，和滿室的肉桂味。
民宿主人正烤著任人無限吃到退房的各式蛋糕，已記不清有多少樣式口味，卻記得那些蛋糕一個個都被放進長著高腳的骨瓷蛋糕盤上，還有著《美女與野獸》中那株紅玫瑰的玻璃罩輕蓋上。擦得淨亮的蛋糕鏟，與肉桂、蘋果的濃香和那一壺再平凡不過的英式早餐茶包沖出的濃茶，記憶不是長鏡頭的播放，它對我一格格地閃現。
我在很晚時才讀到白先勇的〈樹猶如此〉，和他寫下的聖塔芭芭拉，相比同代寫作者、讀書人，我像是擁有一本平行時空出版社的國語課本、啟蒙讀物。當某個寫著一手好字總自憐有著張愛玲身世的作者對我說起，她的啟蒙讀物是八、九歲之際讀到的《蒼蠅王》時，我卻只能學《遊戲王》裡的台詞，覆蓋一張卡，結束這個回合。好幾次，都慶幸自己在那麼大了才讀見許多告別與壓折的生命，於是懂得生命雖有盡頭，情深卻沒有，以此安慰自己人生，也能得過且過。
旅程指向海的方向，而不是山谷那方，這裡不過驛站般的過隙。我才在Google地圖裡民宿的上方，丟下了一個圖釘標誌，車便已開得遠遠，行往向海。我不過是在又一個適逢大旱的秋天，經過了那時的白先勇和那時的王國祥，和那道隱著缺口的加州天裂。
卻還是沒有走到那樣的心境，那樣的平淡絕決。
從時差的另一端，我的編輯M傳來新書的封面，那個情人說有著愛馬仕橘的封面就開在了筆電沒闔上。我走進開著老舊暖氣的浴室沖澡，這趟旅行的開始，在我剛辭去一份工作、回頭唸書的九月，水溫不穩中，我才發現過去幾年，不過是揮霍靈光般被逼得不行了才願寫下的我，以寫作者來說是不合格的。我身邊的那些同行者，一日一千、一千五百字，早餐後至下午或下午至天黑，不管寫著什麼樣的字，中意或是昂貴、歪斜或是免費，甚至論文都好。而我的一千個日子裡，不過留下了幾千組字詞與幾萬個字，還是滿打滿算湊出的。
像是聖塔芭芭拉那樣的一夜一日，沒有鬼怪與故事，只不過燈霧瀰漫、樹影與人影幌幌。我卻是怎麼都不願打開照片資料庫，拼湊還原它，那樣終究會寫進了裝著和菓子的木盒中。這樣的片刻，心裡會因著某樣光景，像引線點燃被通了任督二脈、爆開與失火，文字也跟著被焚燒成一片荒煙蔓草，總之都是寫不出來的時候。
於是不寫遊記，只寫記憶，因為沒有一段記憶，是沒有靈光的地方，我得這樣賴以維生地寫著。畢竟有時戀人比行人還匆匆，在表參道清水模牆邊攝下的相片，都唱成了Goodbye東京鐵塔的幸福。遊記只能帶我爬梳，記憶卻能再帶我回去，回到永遠比當下、比閱讀更細緻的場景裡，那裡有時空的冰川凝結，一切都還在那，等我隨時回去，不著急寫下。
在九月結束之前，那台租來的小車在一長段速限不明的公路上急駛，南方加州，車窗外是乾燥的令人能在車中一小時喝完一瓶礦泉水的氣候，水喝光時，末路一樣。沒有藍芽連接的車款，我只能在趕路時狂轉著電台，前面才剛播完一首Justin Bieber，馬上又被不知哪來頻段霸道的墨西哥西語電台蓋過，外面紅土黃沙堆著的山，便成魔山。在同樣記不清的某段州際公路尾巴，我早已放棄轉台，讓拉丁情歌一首接著一首，不知是因缺水還是電台暈頭的黃昏，我卻聽見了荒原的聲音。
是歐拉佛・亞諾茲（Ólafur Arnalds），冰島年輕的創作人，幾年前我曾在台北Legacy的舞台上聽過，便不能忘。他的第一張專輯完成時不過二十一歲，二十一歲的我不知還在哪處校園裡，轉著筆桿咬著嘴皮。而他的八首歌中，卻能藏有一整座冰島，內建極光與荒原，諸神的冰與火，已知如何在暴烈中優雅獨行。直到今日，我所走過的所有土地，也許都還無法還原他二十一歲時，呈現出的風景畫。
九月加州，我在不能寫的時候旅行，不能確定為什麼從金曲墨西哥忽然來到冰島。然而，卻忽然想起歐拉佛曾說過，他有時也會「困於語言的匱乏」，困於語言、忠於語言，也許匱乏的本身不是語言，是能觸及的極限，音樂和影像也是如此。
寫不出的不是文字，是我的極限。九月還沒結束之前，這漫長州際公路的兩旁全是沙石飛揚，山在遠方，海不知去向。我被這樣的地景逼得身體乾枯、心裡荒涼，音樂的聲音因為導航壓低了下去，野火不知燒在了哪，車速慢下。在日落之前，我們將會到達下一個地方，電台的收訊又開始嘈雜起來，我們向右切過一大片低地沙漠，在沒有盡頭般的遠方，應該有著一片大海，升起了月亮等我記憶下。
當海岸線到來，最好加緊油門能多狠就多狠地踩下，把一切都記憶好了，才有記憶可以衝破。每一次不能寫的時間，都是為了讓我離開與再次回到生活，成為在時間上行走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