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善美史學的杜維運教授
二○一二年九月二日，一封寄自杜師母孫雅明女士的電子信，告知杜維運老師已於九月一日凌晨安祥辭世，距生於一九二八年，享年八十四歲。收到杜師母的信後，一時間杜老師生前種種，一幕幕在我眼前浮現。
一九七七年秋天，就讀東海大學歷史系大一的我，修習祁樂同老師的中國通史課。祁老師要我們點讀趙翼《廿二史劄記》，每周有固定進度，上課時交給跟課的助教批閱。當時讀的是華世出版社刊本，華世老闆奉壘泉是東海歷史系老學長，所印《廿二史劄記》刊本附錄了杜維運老師的〈《廿二史劄記》考證〉；以及三篇與《廿二史劄記》有關的文字，包括〈《廿二史劄記》校正本前言〉、〈《廿二史劄記》考證序言〉、〈《廿二史劄記》考證釋例〉，這是我初次在書上看到杜維運老師的名字，讀其文，思其人。一九七九年秋天大三時修習吳劍雄老師的史學方法課，吳老師當時甫從匹茲堡大學返臺任教，我們是他教的第一班學生，而史學方法是必修課。吳老師上課並未指定教科書，適巧杜維運老師《史學方法論》初版刊行，同學們大都人手一冊，說起來我該算是杜老師《史學方法論》的第一批讀者。
一九八四年我於政大歷史研究所念碩士班二年級，杜維運老師從任教的香港大學休假，到臺大歷史系擔任客座教授，於臺大歷史研究所開設「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彼時校際互選課程制度尚未建立，故爾我只能旁聽，不能選課。但杜老師要求旁聽生期末同樣要上臺做報告，我報告的題目是〈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即後來我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是閻沁恆老師，而閻老師和杜老師昔時在臺大歷史系是同班同學。一九八八年杜老師自香港大學中文系退休，返臺擔任政大歷史系專任教授；一九八九年我辭去《聯合文學》出版社主編職務，返回政大讀歷史研究所博士班，選修杜老師的「中國史學史專題」，正式成為杜老師的學生，距一九七七年初讀杜老師〈《廿二史劄記》考證〉已逾十載，真真是「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一九九三年博士論文口試時，杜老師是我的口試委員，口試那天杜老師帶了譚其驤《長水集》送我。取得博士學位後我應母系之聘，於政大歷史系任教，因此得以常向杜老師請益，平日閒談或讌飲之際，受教甚多。
我不算杜老師的及門弟子，他真正的入室弟子是張壽安教授和劉龍心教授，他們兩位的博士論文是杜老師所指導，對杜老師學問有更深刻的體會。我只是修過杜老師的課，長期閱讀其著作，且在政大歷史系曾有同事之誼，相處日多，得以常聆教誨，人世因緣，翰墨之潤，受益乃多。
杜維運，山東省嘉祥縣人，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生。父諱傳誼，於杜維運出生前已逝世；家境小康，上有一兄一姐，皆由母親撫育，惟同父異母之兄長因病早逝。幼年時曾讀小學三年與高等小學一年，後因抗戰而輟學一年，一九四○至一九四三年間於私塾就讀，此段期間奠定其良好的國學基礎，和閱讀梁啟超著作之興趣，通熟《左傳》、《論語》和《孟子》，並練就嚴守義法的作文能力。
一九四四年通過山東省立濟寧高中入學考試，一九四六年受國共內戰波及，被迫流亡濟南，轉入山東省立第二中學，其間曾考取設於青島的山東大學國文系，但放棄入學而選擇繼續念完高中。而此時留在故鄉的母親遭共黨迫害而逝世，家中經援頓時斷絕。原本高中保送入天津南開大學就讀，杜維運卻隻身前往南京，報考國立中央大學與交通大學，因考科不熟敗陣，而原保送的南開大學亦趕不及報到，頓陷絕境。高中畢業之際，杜維運曾報考財政部直接稅局之稅務員，於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通知報到，不到一年時間升為正式稅務員，薪資穩定，然卻不敵內戰之通貨膨脹衝擊。一九四八年夏考入山東大學英文系，毅然辭去稅務工作，重回學生生活；但因內戰延燒至山東境內，被迫南下避難，輾轉遷徙南京、浙江、江西，最後落足廣州，轉入長白師範學院英文系就讀；一九四九年來臺，同時考入省立臺灣師範學院（臺灣師範大學前身）英語系與臺灣大學外文系，最後選擇就讀臺大外文系。
在臺大外文系求學時受兩位教授影響最深，一位是哲學系方東美教授（一八九九—一九七七），一位是中文系牟潤孫教授（一九○八—一九八八）。就讀大學期間，杜維運為籌生活費常向報刊投稿，如《中央日報》、《自由青年》和《自由中國》等。大二暑假，在國文老師牟潤孫教授的建議下，著手考證趙翼《廿二史劄記》，因而轉移興趣至歷史學。暑假結束後，於一九五二年夏秋間轉入歷史系就讀，《廿二史劄記》考證則獲得臺大人文科學論文獎。臺大歷史系畢業後考入臺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師從李宗侗教授（一八九五—一九七四）。研究所階段受沈剛伯（一八九六—一九七七）、劉崇鋐（一八九七—一九九○）、姚從吾（一八九四—一九七○）和李宗侗教授之教，影響深鉅。碩士論文〈清乾嘉時代之史學與史家〉，費時四年完成，其後由臺大文史叢刊出版，是臺大文史叢刊編號第一號；畢業後中研院史語所和近史所同時邀請杜維運至該所任職，最後在劉崇鋐教授的建議下決定留校任教。
杜維運講學上庠分為三階段，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一九五九—一九七六）、香港大學中文學系（一九七七—一九八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一九八八—二○○一）；任教臺大期間曾兩度赴英倫劍橋大學進修（一九六二—一九六四；一九七四—一九七五）。
講堂四十年生涯期間，杜維運持續不斷寫作。一九六五年自劍橋返臺後寫成《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由中國學術著作獎助會出版；一九七九年《史學方法論》初版付梓；此書先後改版二十次，每回改版均增加新內容和改寫舊章節；二○○六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簡體字版。一九八三年出版《趙翼傳》，獲得年度最具影響力書籍，兩年後更獲得國家文藝獎（傳記文學類）。一九八四年《清代史學與史家》由三民書局出版，四年後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出版；一九八七年初著手撰寫《中國史學史》，計分三冊，第一冊於一九九三年付梓，第二冊於一九九七年完成，第三冊於二○○五年出版，每冊皆不下二、三十萬字；二○○一年完成《中國通史》四十萬字，惜似未受史學界重視。退休後定居加拿大溫哥華，猶筆耕不輟，出版《變動世界中的史學》（二○○六）和《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二○○八）。杜維運的學術著作量大質精，每有新作出版均受到學術界之高度關注，《史學方法論》、《中國史學史》三冊，尤常被歷史系選用為教科書。
除專任的三所學校外，杜維運亦曾在東吳大學、東海大學和輔仁大學兼課。上過杜維運老師課的學生都知道，杜老師上課一向只帶兩枝粉筆走進課堂，從不帶任何書籍或參考資料，遇需引述資料時，拿起粉筆就在黑板上寫將起來，無論是司馬遷（一四五？—八六BC）〈太史公自序〉、班固（三二—九二）《漢書．自序》、司馬光（一○一九—一○八六）〈進資治通鑑書表〉、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一）《文史通義．易教上》，杜老師均可背書於黑板上。許多學生日後回憶杜老師上課的情形，都難忘老師在黑板上書寫一大段引述史料的情景。而杜老師那一手挺拔的板書，尤令學子們崇敬不已。我曾見過杜老師的毛筆字，書信中之硬筆字，上課之板書，書體均挺拔峻秀，氣象開廓，有晉唐之風。因備課所需，杜老師長年背記相關文字材料，這些史料、文字、詞章，已經成為其生命的一部分，下筆為文，汩汩而出，自有一番典雅與優美。
而據杜老師酒讌間談及，其年輕時備課，為背記上課引述之材料，恒常帶相關著作到歌廳邊聽歌邊背書，所背之內容歷久而彌新。杜老師邊聽演唱邊背記史料之事，相熟師友皆略知一二，我在此處寫出，亦屬史林佳話，相信杜老師是不會避諱的。我知道杜老師也喜歡看戲（聽戲），戲曲多七字唱，雖不避俚俗巷語，但亦有文采粲然可觀者。我不知道杜老師的史筆，是否也受到部分戲曲的浸染，姑記於此，以俟他日識者之印證。
二○○二年杜維運老師完全退休後，與師母孫雅明女士定居加拿大溫哥華，曾自言溫哥華是繼劍橋後他最喜愛的城市，在此過著羲皇上人的生活，「承舊所以繼往，創新則可開來」，猶兀自手不停揮，繼續著作。二○一二年九月一日凌晨，杜維運老師於醫院安祥辭世，留下未完成的五十萬字《趙翼傳》手稿。
二○一二年九月二日，一封寄自杜師母孫雅明女士的電子信，告知杜維運老師已於九月一日凌晨安祥辭世，距生於一九二八年，享年八十四歲。收到杜師母的信後，一時間杜老師生前種種，一幕幕在我眼前浮現。
一九七七年秋天，就讀東海大學歷史系大一的我，修習祁樂同老師的中國通史課。祁老師要我們點讀趙翼《廿二史劄記》，每周有固定進度，上課時交給跟課的助教批閱。當時讀的是華世出版社刊本，華世老闆奉壘泉是東海歷史系老學長，所印《廿二史劄記》刊本附錄了杜維運老師的〈《廿二史劄記》考證〉；以及三篇與《廿二史劄記》有關的文字，包括〈《廿二史劄記》校正本前言〉、〈《廿二史劄記》考證序言〉、〈《廿二史劄記》考證釋例〉，這是我初次在書上看到杜維運老師的名字，讀其文，思其人。一九七九年秋天大三時修習吳劍雄老師的史學方法課，吳老師當時甫從匹茲堡大學返臺任教，我們是他教的第一班學生，而史學方法是必修課。吳老師上課並未指定教科書，適巧杜維運老師《史學方法論》初版刊行，同學們大都人手一冊，說起來我該算是杜老師《史學方法論》的第一批讀者。
一九八四年我於政大歷史研究所念碩士班二年級，杜維運老師從任教的香港大學休假，到臺大歷史系擔任客座教授，於臺大歷史研究所開設「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彼時校際互選課程制度尚未建立，故爾我只能旁聽，不能選課。但杜老師要求旁聽生期末同樣要上臺做報告，我報告的題目是〈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即後來我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是閻沁恆老師，而閻老師和杜老師昔時在臺大歷史系是同班同學。一九八八年杜老師自香港大學中文系退休，返臺擔任政大歷史系專任教授；一九八九年我辭去《聯合文學》出版社主編職務，返回政大讀歷史研究所博士班，選修杜老師的「中國史學史專題」，正式成為杜老師的學生，距一九七七年初讀杜老師〈《廿二史劄記》考證〉已逾十載，真真是「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一九九三年博士論文口試時，杜老師是我的口試委員，口試那天杜老師帶了譚其驤《長水集》送我。取得博士學位後我應母系之聘，於政大歷史系任教，因此得以常向杜老師請益，平日閒談或讌飲之際，受教甚多。
我不算杜老師的及門弟子，他真正的入室弟子是張壽安教授和劉龍心教授，他們兩位的博士論文是杜老師所指導，對杜老師學問有更深刻的體會。我只是修過杜老師的課，長期閱讀其著作，且在政大歷史系曾有同事之誼，相處日多，得以常聆教誨，人世因緣，翰墨之潤，受益乃多。
杜維運，山東省嘉祥縣人，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生。父諱傳誼，於杜維運出生前已逝世；家境小康，上有一兄一姐，皆由母親撫育，惟同父異母之兄長因病早逝。幼年時曾讀小學三年與高等小學一年，後因抗戰而輟學一年，一九四○至一九四三年間於私塾就讀，此段期間奠定其良好的國學基礎，和閱讀梁啟超著作之興趣，通熟《左傳》、《論語》和《孟子》，並練就嚴守義法的作文能力。
一九四四年通過山東省立濟寧高中入學考試，一九四六年受國共內戰波及，被迫流亡濟南，轉入山東省立第二中學，其間曾考取設於青島的山東大學國文系，但放棄入學而選擇繼續念完高中。而此時留在故鄉的母親遭共黨迫害而逝世，家中經援頓時斷絕。原本高中保送入天津南開大學就讀，杜維運卻隻身前往南京，報考國立中央大學與交通大學，因考科不熟敗陣，而原保送的南開大學亦趕不及報到，頓陷絕境。高中畢業之際，杜維運曾報考財政部直接稅局之稅務員，於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通知報到，不到一年時間升為正式稅務員，薪資穩定，然卻不敵內戰之通貨膨脹衝擊。一九四八年夏考入山東大學英文系，毅然辭去稅務工作，重回學生生活；但因內戰延燒至山東境內，被迫南下避難，輾轉遷徙南京、浙江、江西，最後落足廣州，轉入長白師範學院英文系就讀；一九四九年來臺，同時考入省立臺灣師範學院（臺灣師範大學前身）英語系與臺灣大學外文系，最後選擇就讀臺大外文系。
在臺大外文系求學時受兩位教授影響最深，一位是哲學系方東美教授（一八九九—一九七七），一位是中文系牟潤孫教授（一九○八—一九八八）。就讀大學期間，杜維運為籌生活費常向報刊投稿，如《中央日報》、《自由青年》和《自由中國》等。大二暑假，在國文老師牟潤孫教授的建議下，著手考證趙翼《廿二史劄記》，因而轉移興趣至歷史學。暑假結束後，於一九五二年夏秋間轉入歷史系就讀，《廿二史劄記》考證則獲得臺大人文科學論文獎。臺大歷史系畢業後考入臺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師從李宗侗教授（一八九五—一九七四）。研究所階段受沈剛伯（一八九六—一九七七）、劉崇鋐（一八九七—一九九○）、姚從吾（一八九四—一九七○）和李宗侗教授之教，影響深鉅。碩士論文〈清乾嘉時代之史學與史家〉，費時四年完成，其後由臺大文史叢刊出版，是臺大文史叢刊編號第一號；畢業後中研院史語所和近史所同時邀請杜維運至該所任職，最後在劉崇鋐教授的建議下決定留校任教。
杜維運講學上庠分為三階段，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一九五九—一九七六）、香港大學中文學系（一九七七—一九八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一九八八—二○○一）；任教臺大期間曾兩度赴英倫劍橋大學進修（一九六二—一九六四；一九七四—一九七五）。
講堂四十年生涯期間，杜維運持續不斷寫作。一九六五年自劍橋返臺後寫成《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由中國學術著作獎助會出版；一九七九年《史學方法論》初版付梓；此書先後改版二十次，每回改版均增加新內容和改寫舊章節；二○○六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簡體字版。一九八三年出版《趙翼傳》，獲得年度最具影響力書籍，兩年後更獲得國家文藝獎（傳記文學類）。一九八四年《清代史學與史家》由三民書局出版，四年後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出版；一九八七年初著手撰寫《中國史學史》，計分三冊，第一冊於一九九三年付梓，第二冊於一九九七年完成，第三冊於二○○五年出版，每冊皆不下二、三十萬字；二○○一年完成《中國通史》四十萬字，惜似未受史學界重視。退休後定居加拿大溫哥華，猶筆耕不輟，出版《變動世界中的史學》（二○○六）和《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二○○八）。杜維運的學術著作量大質精，每有新作出版均受到學術界之高度關注，《史學方法論》、《中國史學史》三冊，尤常被歷史系選用為教科書。
除專任的三所學校外，杜維運亦曾在東吳大學、東海大學和輔仁大學兼課。上過杜維運老師課的學生都知道，杜老師上課一向只帶兩枝粉筆走進課堂，從不帶任何書籍或參考資料，遇需引述資料時，拿起粉筆就在黑板上寫將起來，無論是司馬遷（一四五？—八六BC）〈太史公自序〉、班固（三二—九二）《漢書．自序》、司馬光（一○一九—一○八六）〈進資治通鑑書表〉、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一）《文史通義．易教上》，杜老師均可背書於黑板上。許多學生日後回憶杜老師上課的情形，都難忘老師在黑板上書寫一大段引述史料的情景。而杜老師那一手挺拔的板書，尤令學子們崇敬不已。我曾見過杜老師的毛筆字，書信中之硬筆字，上課之板書，書體均挺拔峻秀，氣象開廓，有晉唐之風。因備課所需，杜老師長年背記相關文字材料，這些史料、文字、詞章，已經成為其生命的一部分，下筆為文，汩汩而出，自有一番典雅與優美。
而據杜老師酒讌間談及，其年輕時備課，為背記上課引述之材料，恒常帶相關著作到歌廳邊聽歌邊背書，所背之內容歷久而彌新。杜老師邊聽演唱邊背記史料之事，相熟師友皆略知一二，我在此處寫出，亦屬史林佳話，相信杜老師是不會避諱的。我知道杜老師也喜歡看戲（聽戲），戲曲多七字唱，雖不避俚俗巷語，但亦有文采粲然可觀者。我不知道杜老師的史筆，是否也受到部分戲曲的浸染，姑記於此，以俟他日識者之印證。
二○○二年杜維運老師完全退休後，與師母孫雅明女士定居加拿大溫哥華，曾自言溫哥華是繼劍橋後他最喜愛的城市，在此過著羲皇上人的生活，「承舊所以繼往，創新則可開來」，猶兀自手不停揮，繼續著作。二○一二年九月一日凌晨，杜維運老師於醫院安祥辭世，留下未完成的五十萬字《趙翼傳》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