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螞蟻〉
今年以來我工作的書桌經常出現螞蟻。
在我翻看文件，打電腦，或是削鉛筆的同時，牠們就在我眼前的桌面上，落單或者列隊，摸索著通過。經常是以之字型的路徑，來來回回地，似乎還在搜尋掉落的食物殘渣。看來是完全無視於我的存在，把我的書桌當成了牠們的曠野。
不過這卻是個擁擠的曠野。因為牠們的路徑與我的工作空間重疊，往往我就在為人類社會的生產行為效勞時，犯下屠殺無辜螞蟻的罪行。其實我不過就是翻了書頁，或是移動了滑鼠嘛。一低頭就發現，桌上又多了好幾隻被壓成標本狀的扁平螞蟻屍體。
後來趕到的螞蟻，會湊到這些已經變成標本狀的同伴身邊，用觸角琢磨上半天。我簡直懷疑牠們是不是在上演那種人類武俠片流行的橋段，俠客之一抱住渾身是血的同伴：「說，是誰殺了你，我替你報仇！」俠客之二用最後的力氣說：「是……是……」然後呢，永遠都是在他能完整地說出仇人姓名之前，就大吐一口鮮血氣絕身亡了。
按照這種老套橋段的話，我大概已經是螞蟻界流傳已久的邪惡仇家。在螞蟻臨死前用觸鬚或是分泌化學物質向同伴傳達的危險訊息中，我的名字占了其中幾個氣味分子。一切都是因為我坐在書桌前，努力工作的緣故啊……。為了讓我良心好過點，我決定設想另一種螞蟻界的送終橋段：「你看牠死了嗎？」「我看是死了。」「沒救了嗎？」「沒救了。」「那就搬回去吃掉吧。」
對於這些我每天都要看見，卻不知道牠們從哪裡來的小昆蟲，我實在是無計可施。牠們有可能出現在任何時候，任何角落。一些細小的黑點，在書桌上移動，改變原本靜態的空間，成為一點狀流布的動態宇宙。迫使你意識到世界的構成並非穩固不變，變化正在你眼前生機勃勃地發生著。你並不完全擁有眼前的空間，你與無數看得見看不見的物種分攤著所有權。
於是這張尋常的、位在窗邊的書桌，就變成至少兩種生物生存空間的重疊面。書桌是我工作的中心，但它又同時是螞蟻宇宙的邊疆。牠們從蟻窩派出先遣部隊前來這裡探索。我的勞心工程與牠們的勞力工程同時發生。在我準備寫就的文字，在我費心組構的邏輯背後，牠們細小的身影不斷出現。
像一些揮之不去的念頭。一些逃開了心緒追蹤的潛行意識。你一低頭，牠就在那兒了。蜿蜿蜒蜒，躲躲閃閃地移動著。
《螞．螞蟻》（Journey to the Ants）的兩位作者，威爾森（Edward O. Wilson）和霍德伯勒（Bert Holldobler），都有過與螞蟻相遇的、靈光乍現的啟蒙性經驗。霍德伯勒是七歲的時候，和父親在德國巴伐利亞森林散步時，看見父親翻開石塊，背後正好有一個蟻巢。螞蟻感覺到自己突如其來地暴露在天光之下，極其迅速地湧向巢中的幼蟲和蛹。像是已經演練過無數次，螞蟻們抓住牠們的幼蟲與蛹遁入地底通道中。整個過程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一次戰略完美的撤退。七歲的男孩霍德伯勒，彷彿是遭遇一天奇蹟般的經驗，意識到在人類的腳邊，存在著如此隱祕的地下社會。
威爾森的經驗很近似。不過是在美洲大陸的東海岸。當他剝開腐朽樹木的樹皮時，遭遇了一窩香茅蟻，散發著牠們腺體分泌出來的、用以警告敵人的檸檬氣味。同樣是倏忽隱沒到黑暗的地底。
是什麼使得這些螞蟻能夠如此迅速地作出反應？沒有手機簡訊同步聯繫，沒有信號彈，甚至沒有語言。所有的螞蟻卻彷彿在瞬間知道自己應該做的事，防禦的、搬運的、斷後的。根據研究，螞蟻與許多昆蟲，都有化學分子的溝通方程式。螞蟻在偵測到食物，或是危險時，所分泌的化學物質，直接影響了其他同伴的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整個螞蟻群落合起來是一個身體，身體的各個部位散發著各種外分泌的氣息。有的氣味驅使工蟻努力工作。有的氣味抑制幼蟲發育成兵蟻，以免過多的兵蟻超出群落生產力的負荷。有的氣味刺激幼蟲變成了蟻后，為飛行與交配的季節準備好，即將離巢建立自己的母系王國。
一種氣味，一個反應。比起來，人類的語言就沒那麼迅速有效了。除了極少數的例子之外，人類的語言並不會讓人一聽見就分泌腎上腺素、或是立即發情。但我老是懷疑，其實人類還是屈從於某種無形的語言的，只是我們自己不知道罷了。（就像螞蟻不知道自己聞到丁基辛酮的味道就會發動攻擊，牠們只是接到訊號就開始大口咬噬的動作。）比如說，我們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一直接收著社會集體無聲的訊號吧。一些暗示，一些壓抑。吸引著你，或是阻礙著你，終究使你走上一條，早已設定好的路線上去。
但也因為人類的語言並不是最有效的，不是一種化學式的直接反應，所以我們反而得以在語言與世界的間隙當中，那個空落的時空裡，獲得背離、與走出另一條路的空間。
在夜間的爵士樂酒館，看見妳被語言包裹得密不透風的脆弱時，我想起這些。我在想如果我可以有一種氣味。如果我可以不進入語言那重重障礙的迷宮，什麼都不說地，只是散發那種氣味……。穿透語言與姿勢的冑甲，向妳坦白另一個，不需要武裝的世界。
二○○五年
〈專心於分心〉
我的一次難忘的閱讀經驗，也是一次中斷的閱讀。開始閱讀的起點是一個冬天，在國際班機的機艙裡。結束閱讀是夏日的晚上，我的客廳。
那是一本披頭四的傳記，杭特．戴維斯（Hunter Davis）寫的。披頭四唯一正式授權傳記。我在一年半前開始讀這本書，後來忽然中斷，一直沒有讀完。
書頁裡冒出一小截紙片，標示著一年半前中斷的地方，其實已經很接近結尾了，大概只剩十幾頁吧。那被我用來充當書籤的，其實是一張名片，有人在背後寫了E–mail和電話。我老是有這種隨手拿名片夾進書裡的壞習慣，以至於要找電話的時候常常找不到。
一年半前，我把這本書塞進背包裡，搭晚上的飛機去舊金山。一直以來我都喜歡旅程中的閱讀。尤其是在飛機上。機艙的空間，在飛機起飛後，照例是送飲料用餐點的一陣忙亂。整個機艙鬧騰騰的，倒不見得真有多少分貝噪音的吵鬧，而是一種尚未安頓下來的浮動感。
終於靜下來時，燈暗了，許多人把注意力放到眼前的一小方螢幕上，不再走動交談。你讓空姐把你手上的杯子收走，跟她多要一條毯子以便把自己裹成蠶繭狀，東挪西挪個三十秒確認最舒適的姿勢，然後便拿出隨身帶的那本小書，打開頭頂專屬於你的那盞燈。對我而言這已經是個固定的過程了。念書的那幾年，每飛一趟台北到愛丁堡十幾個小時的航程，正好看完一本平裝本小說。
再沒有像飛機艙這樣奇怪的，既公眾又私密的場所了。它的所有設計都是要在狹窄的空間裡塞進最多的人，同時又使所有人盡量忽視他人的存在。每個人用自己的耳機，看自己的螢幕。同在一個場所，卻不分享聽覺與視覺的經驗。等周遭暗下來，飛機引擎隱隱的噪音裡，就是最私人的閱讀空間。
通常我在機艙裡只做這幾件事：吃喝，睡，以及閱讀。其中睡和閱讀的輪替非常重要。因為在機艙裡讀書很容易忘記時間，而眼睛會很快就疲累。
披頭四傳記裡冒出頭的書籤位置，我很清楚那記號意味著什麼。一年半前我在那裡中斷了閱讀。並且有好長一段時間不打算重新接回閱讀的線索。
我帶著它從台北飛往舊金山，又從舊金山飛往紐約。在往紐約那段路上，父親坐在我的身邊，他就像平日一般，不打擾我的閱讀。他那一代，台灣所有鼓勵小孩唸書的中產家長都有這種習慣—對閱讀中的孩子過度地寬容。偶爾我轉過頭去看他，他對我笑一笑。
（那是一種有話要說的笑嗎？是一種想說話但又怕打擾我閱讀的笑嗎？他自己有沒有意識到接下來要發生的事呢？後來，有段時間我一直這樣問自己。）
當時我不知道的是，那將是父親的最後一趟旅程，是我最後一次與父親並肩而坐。我只是專心地閱讀著四個小夥子的種種傻事。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因為耽於閱讀，忽略了身邊父親的訊息，也許他曾經想對我說些什麼？
一直都是這樣的。閱讀為你創造出一個半封閉的世界。使你隱身。使你忘記身邊的人，周遭的事。使你彷彿進入一個更廣大的世界，但也縮小了那一刻其他的感知能力。你專心。但對他人而言你是永遠的分心者，眼望那個他們不明白的世界。
這個星期天的晚上，我在桌邊坐下來，繼續讀這本書。就從書裡名片標示的位置開始，那個我在一年半前停下閱讀的時刻。因為父親倏然過世而中斷了的時間。
已經是戴維斯在一九八五年補上的後記的最後幾頁了。那時披頭四早已解散。約翰已經死去。戴維斯寫完了林哥與喬治在一九八五年的最新狀況，剩下的就只有保羅—披頭四解散之後經營得最為成功，但長久以來一直背負解散披頭惡名的保羅。
我就這樣慢慢讀完了那最後的十幾頁。讀了保羅．麥卡尼的長篇牢騷。約翰一死就被神聖化了，保羅得面對披頭迷的指責，他和約翰生前任何一點細小爭吵都被放大處理。他和約翰既友好又競爭的關係，互相激發也互相傷害。有時彼此依賴，有時彼此都相信對方是混球。他一定沒想到約翰會忽然死去，留下他在那個來不及和解的瑣碎爭吵裡，一肚子沒處發的牢騷。
一年半前中斷的閱讀就這樣接上了。平平淡淡讀完了他人的人生。從我客廳的窗戶望出去，看見巷子裡人家的燈光。這也是一個極平淡的閱讀場景。沒有旁人會感興趣的中斷與接續。我的又一次專心於，自這時間之流分心之事。
二○○五年
〈身不繫〉
蘇東坡六十五歲時，收到一紙來自京城的誥命。他知道他在海南島的謫居可以結束了。
三年前，他因「譏斥先朝」的罪名被貶到海南島。這罪名一直到宋哲宗過世才被摘除。死了一名皇帝，京城的使者就上路了，四面八方地去把死皇帝貶走的老臣一個個召還來。於是蘇東坡要回汴京了。
在這趟漫長的返京之旅中，他路過金山寺，在那裡看見李公麟為他畫的一張像。基於什麼不明的緣由，畫像被留在寺廟裡，而竟果等到了蘇東坡的歸來。他於是在畫像上題了一首總結自己生平際遇的詩：「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晚年歸來，走入一廟，見到了自己的畫像，這是戲劇性的一幕。最近，重讀蘇東坡晚年的詩，揣想這個一生三次遭貶，一次比一次更遠的詩人，他一輩子的際遇。我們總以為，二十一世紀的生活最不乏流動與變化，其實古人也以他們的方式從變動裡活出來。往往，在中央朝廷政治勢力洗牌的時候，以科舉入仕的文人們得把命運交出去，像骰子一拋拋在了中國廣闊的國土地圖上，走出京城的城牆，東南西北地去體會什麼叫遙遠。
那是沒有現代通訊器材的時代，貶謫與遷徙意味著許多難測的聚散。當蘇東坡從惠州出發往海南島時，他的弟弟蘇轍也正要從筠州轉往雷州。兩人在互不知道對方消息的情況下分別上路。蘇東坡到了梧州，才知道蘇轍剛剛路過該地，計算著路程，幾天之後就會遇見了。
幾乎是以人類學家收集口傳神話般的方式，忽然在旅途上撿拾到一個與自己相近的形象！「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鬚紅頰如君長」——這樣地聽見了居民在口說言談中提起了他的弟弟，幾天前才路過此地呢，他們說，那人正像你一樣留著白鬍鬚，紅臉色，身高也相當。一個與自己血緣最親的兄弟，像自己一樣地流離，在這極南之地，就要相遇了。但這時還沒見到，還只是聽說。這詩正寫在這個巧妙的時間點上，將見而未見，懷著盼望、藏著許多見面時要說的話，卻只能在旁人的話語中，印證兩人多年不見，卻在基因裡牢牢註定的相似長相。
那個以有形的地理場所與時間支架起來的，詩的空間。場所是五湖四海，因為貶謫流離，而如不繫之舟般飄盪、遊歷過的各地。中國是太大的一個國家，距離與遙遠的概念總是對應於際遇的。而時間在一生的窮達起落間，如此衍生了聚散因緣之種種。
蘇家兩兄弟這次於嶺南重聚前，已經四處為官，分散多年，往往只能遠遠地聽到對方的消息。元祐初年蘇轍奉派出使北方的遼國。蘇東坡人在杭州，寄一首詩給他的弟弟：「雲海相望寄此身，那因遠適更沾巾。不辭馹騎凌風雪，要使天驕識鳳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應夢武林春。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從沙漠到清禁（京城宮中），湖山到武林（杭州），迢遙的距離是以「看」、「夢」這兩個動詞來填補的。那是一種虛想的填補。但詩也在虛想之中產生。
蘇東坡本來有幾個妾，在他被貶謫的四、五年內相繼辭去，只有一位名叫朝雲的，一路跟著他到了南方。那個時代「家庭」的概念，可能和我們是很不同的。一個妻妾子嗣眾多的家庭，面對遷徙，可不只是多買幾個行李箱的問題。廣漠天地，距離是一種迫近的現實。出發上路前，有人留下，有人離去，家庭重組為比較機動、適合遷徙的人口數。這個國家遂以它廣大的空間感消化著、改編著那許多被流放的文人。
六十二歲那年，蘇東坡被貶到海南島時，唯一留在他身邊的朝雲也已經過世了。對於這晚年的遷徙，他已經預想了此去無回的可能。在信中他對友人說，「今到海南，首當做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
那是一趟最終的旅程。所謂「最終」，指的不是他從此定居不再遷移，而是那一次、再次、三次的流放，遠、再遠、更遠，終於遠至了極南的海南島，已將蘇東坡推往了暮年極限之境。在那裡，他做好了死亡的準備。
雖然如此，蘇東坡竟然還是活著回到中原，回到了金山寺。這是一次舊地的重遊。早年在杭州任官時，他曾在金山寺寫下「江山如此不歸山」的句子，此後果真歸期杳杳。
讓我們再回到這篇文章開始的地方吧。多年的流放之後，在金山寺，他看見李公麟為他畫的一幅像。彷彿終於找出埋在時間裡的一則線索，出自故人之手，畫像與像中人長期以來乖隔兩地，終於見到時，也許會像是與舊日之我的一次面對面對質？
於是感慨繫之，遂以三個空間的地名，一個比一個遠地，疊唱含括了一生：「黃州、惠州、儋州」。
多少文人在帝國疆土廣漠的空間裡消磨著命運，但蘇東坡何嘗不是以自己的方式，把不如意的三次貶謫，化為重要的體悟，平生的功業。於是，流離遠放不再是空間消化了詩人，而是空間為他所消化。
見到畫像後兩個月，蘇東坡過世了。
二○○五年
今年以來我工作的書桌經常出現螞蟻。
在我翻看文件，打電腦，或是削鉛筆的同時，牠們就在我眼前的桌面上，落單或者列隊，摸索著通過。經常是以之字型的路徑，來來回回地，似乎還在搜尋掉落的食物殘渣。看來是完全無視於我的存在，把我的書桌當成了牠們的曠野。
不過這卻是個擁擠的曠野。因為牠們的路徑與我的工作空間重疊，往往我就在為人類社會的生產行為效勞時，犯下屠殺無辜螞蟻的罪行。其實我不過就是翻了書頁，或是移動了滑鼠嘛。一低頭就發現，桌上又多了好幾隻被壓成標本狀的扁平螞蟻屍體。
後來趕到的螞蟻，會湊到這些已經變成標本狀的同伴身邊，用觸角琢磨上半天。我簡直懷疑牠們是不是在上演那種人類武俠片流行的橋段，俠客之一抱住渾身是血的同伴：「說，是誰殺了你，我替你報仇！」俠客之二用最後的力氣說：「是……是……」然後呢，永遠都是在他能完整地說出仇人姓名之前，就大吐一口鮮血氣絕身亡了。
按照這種老套橋段的話，我大概已經是螞蟻界流傳已久的邪惡仇家。在螞蟻臨死前用觸鬚或是分泌化學物質向同伴傳達的危險訊息中，我的名字占了其中幾個氣味分子。一切都是因為我坐在書桌前，努力工作的緣故啊……。為了讓我良心好過點，我決定設想另一種螞蟻界的送終橋段：「你看牠死了嗎？」「我看是死了。」「沒救了嗎？」「沒救了。」「那就搬回去吃掉吧。」
對於這些我每天都要看見，卻不知道牠們從哪裡來的小昆蟲，我實在是無計可施。牠們有可能出現在任何時候，任何角落。一些細小的黑點，在書桌上移動，改變原本靜態的空間，成為一點狀流布的動態宇宙。迫使你意識到世界的構成並非穩固不變，變化正在你眼前生機勃勃地發生著。你並不完全擁有眼前的空間，你與無數看得見看不見的物種分攤著所有權。
於是這張尋常的、位在窗邊的書桌，就變成至少兩種生物生存空間的重疊面。書桌是我工作的中心，但它又同時是螞蟻宇宙的邊疆。牠們從蟻窩派出先遣部隊前來這裡探索。我的勞心工程與牠們的勞力工程同時發生。在我準備寫就的文字，在我費心組構的邏輯背後，牠們細小的身影不斷出現。
像一些揮之不去的念頭。一些逃開了心緒追蹤的潛行意識。你一低頭，牠就在那兒了。蜿蜿蜒蜒，躲躲閃閃地移動著。
《螞．螞蟻》（Journey to the Ants）的兩位作者，威爾森（Edward O. Wilson）和霍德伯勒（Bert Holldobler），都有過與螞蟻相遇的、靈光乍現的啟蒙性經驗。霍德伯勒是七歲的時候，和父親在德國巴伐利亞森林散步時，看見父親翻開石塊，背後正好有一個蟻巢。螞蟻感覺到自己突如其來地暴露在天光之下，極其迅速地湧向巢中的幼蟲和蛹。像是已經演練過無數次，螞蟻們抓住牠們的幼蟲與蛹遁入地底通道中。整個過程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一次戰略完美的撤退。七歲的男孩霍德伯勒，彷彿是遭遇一天奇蹟般的經驗，意識到在人類的腳邊，存在著如此隱祕的地下社會。
威爾森的經驗很近似。不過是在美洲大陸的東海岸。當他剝開腐朽樹木的樹皮時，遭遇了一窩香茅蟻，散發著牠們腺體分泌出來的、用以警告敵人的檸檬氣味。同樣是倏忽隱沒到黑暗的地底。
是什麼使得這些螞蟻能夠如此迅速地作出反應？沒有手機簡訊同步聯繫，沒有信號彈，甚至沒有語言。所有的螞蟻卻彷彿在瞬間知道自己應該做的事，防禦的、搬運的、斷後的。根據研究，螞蟻與許多昆蟲，都有化學分子的溝通方程式。螞蟻在偵測到食物，或是危險時，所分泌的化學物質，直接影響了其他同伴的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整個螞蟻群落合起來是一個身體，身體的各個部位散發著各種外分泌的氣息。有的氣味驅使工蟻努力工作。有的氣味抑制幼蟲發育成兵蟻，以免過多的兵蟻超出群落生產力的負荷。有的氣味刺激幼蟲變成了蟻后，為飛行與交配的季節準備好，即將離巢建立自己的母系王國。
一種氣味，一個反應。比起來，人類的語言就沒那麼迅速有效了。除了極少數的例子之外，人類的語言並不會讓人一聽見就分泌腎上腺素、或是立即發情。但我老是懷疑，其實人類還是屈從於某種無形的語言的，只是我們自己不知道罷了。（就像螞蟻不知道自己聞到丁基辛酮的味道就會發動攻擊，牠們只是接到訊號就開始大口咬噬的動作。）比如說，我們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一直接收著社會集體無聲的訊號吧。一些暗示，一些壓抑。吸引著你，或是阻礙著你，終究使你走上一條，早已設定好的路線上去。
但也因為人類的語言並不是最有效的，不是一種化學式的直接反應，所以我們反而得以在語言與世界的間隙當中，那個空落的時空裡，獲得背離、與走出另一條路的空間。
在夜間的爵士樂酒館，看見妳被語言包裹得密不透風的脆弱時，我想起這些。我在想如果我可以有一種氣味。如果我可以不進入語言那重重障礙的迷宮，什麼都不說地，只是散發那種氣味……。穿透語言與姿勢的冑甲，向妳坦白另一個，不需要武裝的世界。
二○○五年
〈專心於分心〉
我的一次難忘的閱讀經驗，也是一次中斷的閱讀。開始閱讀的起點是一個冬天，在國際班機的機艙裡。結束閱讀是夏日的晚上，我的客廳。
那是一本披頭四的傳記，杭特．戴維斯（Hunter Davis）寫的。披頭四唯一正式授權傳記。我在一年半前開始讀這本書，後來忽然中斷，一直沒有讀完。
書頁裡冒出一小截紙片，標示著一年半前中斷的地方，其實已經很接近結尾了，大概只剩十幾頁吧。那被我用來充當書籤的，其實是一張名片，有人在背後寫了E–mail和電話。我老是有這種隨手拿名片夾進書裡的壞習慣，以至於要找電話的時候常常找不到。
一年半前，我把這本書塞進背包裡，搭晚上的飛機去舊金山。一直以來我都喜歡旅程中的閱讀。尤其是在飛機上。機艙的空間，在飛機起飛後，照例是送飲料用餐點的一陣忙亂。整個機艙鬧騰騰的，倒不見得真有多少分貝噪音的吵鬧，而是一種尚未安頓下來的浮動感。
終於靜下來時，燈暗了，許多人把注意力放到眼前的一小方螢幕上，不再走動交談。你讓空姐把你手上的杯子收走，跟她多要一條毯子以便把自己裹成蠶繭狀，東挪西挪個三十秒確認最舒適的姿勢，然後便拿出隨身帶的那本小書，打開頭頂專屬於你的那盞燈。對我而言這已經是個固定的過程了。念書的那幾年，每飛一趟台北到愛丁堡十幾個小時的航程，正好看完一本平裝本小說。
再沒有像飛機艙這樣奇怪的，既公眾又私密的場所了。它的所有設計都是要在狹窄的空間裡塞進最多的人，同時又使所有人盡量忽視他人的存在。每個人用自己的耳機，看自己的螢幕。同在一個場所，卻不分享聽覺與視覺的經驗。等周遭暗下來，飛機引擎隱隱的噪音裡，就是最私人的閱讀空間。
通常我在機艙裡只做這幾件事：吃喝，睡，以及閱讀。其中睡和閱讀的輪替非常重要。因為在機艙裡讀書很容易忘記時間，而眼睛會很快就疲累。
披頭四傳記裡冒出頭的書籤位置，我很清楚那記號意味著什麼。一年半前我在那裡中斷了閱讀。並且有好長一段時間不打算重新接回閱讀的線索。
我帶著它從台北飛往舊金山，又從舊金山飛往紐約。在往紐約那段路上，父親坐在我的身邊，他就像平日一般，不打擾我的閱讀。他那一代，台灣所有鼓勵小孩唸書的中產家長都有這種習慣—對閱讀中的孩子過度地寬容。偶爾我轉過頭去看他，他對我笑一笑。
（那是一種有話要說的笑嗎？是一種想說話但又怕打擾我閱讀的笑嗎？他自己有沒有意識到接下來要發生的事呢？後來，有段時間我一直這樣問自己。）
當時我不知道的是，那將是父親的最後一趟旅程，是我最後一次與父親並肩而坐。我只是專心地閱讀著四個小夥子的種種傻事。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因為耽於閱讀，忽略了身邊父親的訊息，也許他曾經想對我說些什麼？
一直都是這樣的。閱讀為你創造出一個半封閉的世界。使你隱身。使你忘記身邊的人，周遭的事。使你彷彿進入一個更廣大的世界，但也縮小了那一刻其他的感知能力。你專心。但對他人而言你是永遠的分心者，眼望那個他們不明白的世界。
這個星期天的晚上，我在桌邊坐下來，繼續讀這本書。就從書裡名片標示的位置開始，那個我在一年半前停下閱讀的時刻。因為父親倏然過世而中斷了的時間。
已經是戴維斯在一九八五年補上的後記的最後幾頁了。那時披頭四早已解散。約翰已經死去。戴維斯寫完了林哥與喬治在一九八五年的最新狀況，剩下的就只有保羅—披頭四解散之後經營得最為成功，但長久以來一直背負解散披頭惡名的保羅。
我就這樣慢慢讀完了那最後的十幾頁。讀了保羅．麥卡尼的長篇牢騷。約翰一死就被神聖化了，保羅得面對披頭迷的指責，他和約翰生前任何一點細小爭吵都被放大處理。他和約翰既友好又競爭的關係，互相激發也互相傷害。有時彼此依賴，有時彼此都相信對方是混球。他一定沒想到約翰會忽然死去，留下他在那個來不及和解的瑣碎爭吵裡，一肚子沒處發的牢騷。
一年半前中斷的閱讀就這樣接上了。平平淡淡讀完了他人的人生。從我客廳的窗戶望出去，看見巷子裡人家的燈光。這也是一個極平淡的閱讀場景。沒有旁人會感興趣的中斷與接續。我的又一次專心於，自這時間之流分心之事。
二○○五年
〈身不繫〉
蘇東坡六十五歲時，收到一紙來自京城的誥命。他知道他在海南島的謫居可以結束了。
三年前，他因「譏斥先朝」的罪名被貶到海南島。這罪名一直到宋哲宗過世才被摘除。死了一名皇帝，京城的使者就上路了，四面八方地去把死皇帝貶走的老臣一個個召還來。於是蘇東坡要回汴京了。
在這趟漫長的返京之旅中，他路過金山寺，在那裡看見李公麟為他畫的一張像。基於什麼不明的緣由，畫像被留在寺廟裡，而竟果等到了蘇東坡的歸來。他於是在畫像上題了一首總結自己生平際遇的詩：「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晚年歸來，走入一廟，見到了自己的畫像，這是戲劇性的一幕。最近，重讀蘇東坡晚年的詩，揣想這個一生三次遭貶，一次比一次更遠的詩人，他一輩子的際遇。我們總以為，二十一世紀的生活最不乏流動與變化，其實古人也以他們的方式從變動裡活出來。往往，在中央朝廷政治勢力洗牌的時候，以科舉入仕的文人們得把命運交出去，像骰子一拋拋在了中國廣闊的國土地圖上，走出京城的城牆，東南西北地去體會什麼叫遙遠。
那是沒有現代通訊器材的時代，貶謫與遷徙意味著許多難測的聚散。當蘇東坡從惠州出發往海南島時，他的弟弟蘇轍也正要從筠州轉往雷州。兩人在互不知道對方消息的情況下分別上路。蘇東坡到了梧州，才知道蘇轍剛剛路過該地，計算著路程，幾天之後就會遇見了。
幾乎是以人類學家收集口傳神話般的方式，忽然在旅途上撿拾到一個與自己相近的形象！「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鬚紅頰如君長」——這樣地聽見了居民在口說言談中提起了他的弟弟，幾天前才路過此地呢，他們說，那人正像你一樣留著白鬍鬚，紅臉色，身高也相當。一個與自己血緣最親的兄弟，像自己一樣地流離，在這極南之地，就要相遇了。但這時還沒見到，還只是聽說。這詩正寫在這個巧妙的時間點上，將見而未見，懷著盼望、藏著許多見面時要說的話，卻只能在旁人的話語中，印證兩人多年不見，卻在基因裡牢牢註定的相似長相。
那個以有形的地理場所與時間支架起來的，詩的空間。場所是五湖四海，因為貶謫流離，而如不繫之舟般飄盪、遊歷過的各地。中國是太大的一個國家，距離與遙遠的概念總是對應於際遇的。而時間在一生的窮達起落間，如此衍生了聚散因緣之種種。
蘇家兩兄弟這次於嶺南重聚前，已經四處為官，分散多年，往往只能遠遠地聽到對方的消息。元祐初年蘇轍奉派出使北方的遼國。蘇東坡人在杭州，寄一首詩給他的弟弟：「雲海相望寄此身，那因遠適更沾巾。不辭馹騎凌風雪，要使天驕識鳳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應夢武林春。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從沙漠到清禁（京城宮中），湖山到武林（杭州），迢遙的距離是以「看」、「夢」這兩個動詞來填補的。那是一種虛想的填補。但詩也在虛想之中產生。
蘇東坡本來有幾個妾，在他被貶謫的四、五年內相繼辭去，只有一位名叫朝雲的，一路跟著他到了南方。那個時代「家庭」的概念，可能和我們是很不同的。一個妻妾子嗣眾多的家庭，面對遷徙，可不只是多買幾個行李箱的問題。廣漠天地，距離是一種迫近的現實。出發上路前，有人留下，有人離去，家庭重組為比較機動、適合遷徙的人口數。這個國家遂以它廣大的空間感消化著、改編著那許多被流放的文人。
六十二歲那年，蘇東坡被貶到海南島時，唯一留在他身邊的朝雲也已經過世了。對於這晚年的遷徙，他已經預想了此去無回的可能。在信中他對友人說，「今到海南，首當做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
那是一趟最終的旅程。所謂「最終」，指的不是他從此定居不再遷移，而是那一次、再次、三次的流放，遠、再遠、更遠，終於遠至了極南的海南島，已將蘇東坡推往了暮年極限之境。在那裡，他做好了死亡的準備。
雖然如此，蘇東坡竟然還是活著回到中原，回到了金山寺。這是一次舊地的重遊。早年在杭州任官時，他曾在金山寺寫下「江山如此不歸山」的句子，此後果真歸期杳杳。
讓我們再回到這篇文章開始的地方吧。多年的流放之後，在金山寺，他看見李公麟為他畫的一幅像。彷彿終於找出埋在時間裡的一則線索，出自故人之手，畫像與像中人長期以來乖隔兩地，終於見到時，也許會像是與舊日之我的一次面對面對質？
於是感慨繫之，遂以三個空間的地名，一個比一個遠地，疊唱含括了一生：「黃州、惠州、儋州」。
多少文人在帝國疆土廣漠的空間裡消磨著命運，但蘇東坡何嘗不是以自己的方式，把不如意的三次貶謫，化為重要的體悟，平生的功業。於是，流離遠放不再是空間消化了詩人，而是空間為他所消化。
見到畫像後兩個月，蘇東坡過世了。
二○○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