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河，天涯水〉（節錄）
當年隨母親「幹部下放」，山城宜豐便成了我的第二故鄉。我升入中學那一年，全家搬去了鄉下。後來，我獨自轉學到縣城中學，在那裡度過了我的中學時代。
宜豐中學座落在宜豐城的西郊，依山傍水，與縣城隔河相望。校園的大操場前流淌著南北相貫的耶溪河，背後峰巒疊翠，最高最近的一座叫雷峰尖。好清麗的山水！好詩意的名字！第一次走進校園，這一切令我少年的心為之悸動。
耶溪河的水由山澗的溪流匯合而成，上游彎彎曲曲地在群山中穿行，兩岸環繞著高揚挺拔、四季青翠的山竹，只在校園這一段的西岸，人工修造出一排排石臺階，供學生們洗衣用。冬日每週一兩次，夏日每一天，我們沐浴著朝陽，或披著晚霞，端著臉盆結伴而行，穿過大操場到河邊去洗衣服。
記得到校第一年的春夏之交，因連日滂沱大雨而山洪暴發，河水猛漲，整個操場以及沿河岸進入學校的唯一通道都成了一片汪洋，學校不得不停課。女生宿舍樓底層也浸泡在水中，我們寄宿生只能龜縮在樓上，每天涉水到食堂買一點冷飯菜。這樣的生活持續了數日，水才漸漸退去。那時候，「少年不知愁滋味」，沒有半點恐懼和憂愁，每天除了看看書，更多時間是隔窗觀望那從未見過的水漫漫的氣勢，倒也十分自在有趣。
沿河的小徑通向山嶺，是我和好友常常散步的去處。一面是蔥蘢幽靜的樹林，一面是琴音般的淙淙溪流，我們沿著石階拾級而上，登高望遠，暢談學習理想和人生。青春的躁動總是孕育著夢幻和理想，儘管那是一個非常的年代、扭曲的時代。我們也愛坐在河岸邊望著流水遐想，任思緒飄向遠方。我們少年時代的無邪的夢就在水裡流淌，在岸邊流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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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鄉夢〉（節錄）
此行是去了卻一個多年的心願，去圓一個夢。
屈指數來，離開那裡已經二十七年了。二十七年的光陰足以讓一粒種子長成一棵大樹；使一個呱呱落地的嬰兒長成一條壯漢。難怪時光的流水已在自己臉上沖出了道道溝痕，塵世的風霜已悄然塗抹著雙鬢。
按我一九七七年考上大學離開那裡時的記憶，從母親所住的城市出發，需要乘汽車在崎嶇不平的公路上顛簸幾個小時先到達山城宜豐，再步行二十多里地，才來到茶頭村。當年自己作為赤腳醫生每月到縣城購藥，就是這樣挑著擔子走來走去的。它在我記憶中的遙遠和偏僻，使我在前幾次回國的匆匆行程中一直想去而沒有成行。
然而，這一次，我決意前行。
這次帶女兒回國，從北京、上海、杭州一路遊覽回到家鄉，感嘆著近二十年來中國城市的巨大變化。特別是在馳騁的列車上，又見識了江浙一帶農村一幢幢象徵著富裕的華麗別墅。我禁不住反反覆覆地想，我離開二十七年的茶頭村也該變了吧？究竟變得怎麼樣了呢？到家第一件事，我就迫不急待地安排好了行程。一時找不到村裡的電話，無法與他們聯絡上，只好自己摸上門去。
這些年國內的公路發展真快，國道、省道、地方道，道道緊扣相連。新修的高速公路筆直平展，僅一個多小時就到了宜豐。一路上，我在心裡一遍又一遍地想像和描繪此行前去可能看到的景象。如果茶頭村民的富裕程度能夠達到我離開時縣城人們的生活水準，我也就滿足了，儘管這也意味著城鄉之間近三十年的差距。
藉老同學的面子和安排，從宜豐縣城出發開車陪我前往的是本縣電視臺的年輕的臺長，他才三十歲。看著他風華正茂、虎虎有生的樣子，我突然意識到，我離開茶頭的那年，他應該正在蹣跚學步。這一想法令我啞然失笑。
從縣城到茶頭之間那一段大起大落、坑坑窪窪的公路已變得筆直平坦。半路上，距茶頭村約十里之外的地方，原先的大片農田上已聳立起一座座嶄新的廠房、辦公樓和校舍。原來這裡是縣裡新興的工業園和外商投資開發區，廠區已經延伸到與茶頭相鄰的村。
汽車拐彎，離開公路，轉入進茶頭村的小路，路面只勉強能夠容下一輛車。路正在修建拓寬，坑窪而泥濘。同行的臺長告訴我，在基本完成國道和省市縣各級公路建設後，國家已經規劃，開始修建鄉村小道。
路兩側是大片稻田。正是「懵懵懂懂，清明下種」的季節，今年的暖春已經把路邊的秧苗催得一片嫩綠。雖然田裡幹活的人寥寥無幾，地裡卻都收拾得整整齊齊，與當年無異。
漸行漸近，已經能看到流經村前的那條清亮的小河，和兩岸的青青翠竹、火紅杜鵑。我感到自己的呼吸心跳急促，居然有些手足無措，那種「近鄉情怯」的感覺竟比每次回家看母親還甚。鄉親們還認識我，那個他們一口一聲叫著的「湘平」，孩子們聲聲呼喚的「春苗阿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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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的遺憾〉（節錄）
她出生後不久，父親就出事了。一個中學教師，因曾經在抗戰期間加入蔣介石的「十萬青年十萬軍」而成為自身歷史污點，又在一九五七年的整風反右運動中說了幾句「中學生畢業就是失業」之類的話，就成了那年頭最可怕的「右派分子」，不久就被送去勞動教養，從此父親就從她的生活中消失了。迫於生計，媽媽不得不設法調動工作，帶著全家搬回了老家所在的小城。
小時候，她常常看見同齡的孩子被父親牽著、抱著，甚至騎在父親的肩上、頭上；她總是眼巴巴地望著別的小朋友被父親從幼兒園、小學校接回家。而她，只能牽著媽媽的衣襟，或者跟在哥哥的後面，盡力不去看他們，不讓自己羨慕別人。兒時體弱多病，只有瘦小的媽媽經常揹著她上醫院。她無法想像，伏在父親寬厚的肩背上會有怎樣一種舒適安全的感覺。
她從小知道，因為沒有父親掙錢養家，自己家比別人家窮。她和母親、外婆、兄妹相依為命，母親菲薄的工資勉強維持著一家人的生計，常常收不敷支，需要月尾借錢月頭還，需要外婆從菜場買來最廉價的蔬菜燒出一家人的飯菜，需要十三四歲的哥哥出城外去砍柴、課餘去做工以補貼家用。剛強的母親總是裡裡外外地操持，千方百計地掩飾家中的窘境，從來不肯在人前訴苦哭窮。媽媽常常將哥哥穿小、穿舊的衣服改給她穿，她從不挑剔，從不向媽媽要新衣服。記得每學期開學，媽媽總要從工會互助會借款三四十元為四個孩子交學費，然後每個月從本已很拮据的生活費中抽出五到十元還帳。待到基本還清，又是下一個借錢、還錢週期的開始。他們兄妹從來不向媽媽要零花錢，偶爾媽媽給個五分、一角，她也捨不得花，等到月底，又會交給外婆買菜。有時候，媽媽將工會發給自己的電影票給她，她會設法在影院門口將票退掉，換回一兩角錢交給媽媽。
她從小知道，沒有父親在外撐著門面，自己家被人瞧不起。小城的人們低頭不見抬頭見，彼此認識，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有時，不相識的大人想辨認出她是誰家的孩子，每每會問「你爸爸是誰？」這樣的問題通常令她難堪和反感，不知如何回答。有一次看電影，鄰座的伯伯見她長得靈氣，和藹地與她交談，進而發問：「你父親叫什麼名字？在哪個單位？」她的情緒立即由晴轉陰，不肯再回答對方任何問話，轉而悄然離去。
從小到大，她一直學著用「阿Q精神」保護自己，千方百計讓自己相信，沒有父親也沒什麼了不起，她能比別人做得更好。自己有一個好媽媽，她從小就知道要為媽媽爭氣。她在學校連年被評為好學生，總會拿回許多獎狀，就是為了看到媽媽臉上那短暫的笑容和欣慰。
生活裡沒有父親的身影，沒有父愛的親情，沒有人履行父親的責任和義務。然而，她的頭上卻始終籠罩著父親「右派分子」的陰影。從小學開始，她最怕的就是無窮無盡的填表。她的家庭出身，父母政治背景等等，學校的老師同學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記得文革開始那一年，同桌的小男孩指著她的鼻子說：「誰不知道你爸爸是右派分子！」
在學校她一貫品學兼優、深得老師同學信任，連年擔任班長。初中二年級那年，她在申請加入青年團時卻受到挫折。雖然父親的「右派分子」帽子早已摘除，雖然她從來沒有和父親生活在一起，學校卻因為她是「摘帽右派」的子女而不敢貿然批准她的入團申請。後來那位重視學生品學表現的校長據理力爭，她才沒有被列入另類。
下鄉插隊的幾年裡，她深知，受父親政治問題的連累，入黨、推薦選拔上大學那樣的好事與自己無緣。到文革結束後的一九七七年，她有幸參加高考。在考試成績、體格檢查均合格的情況下，由於父親的「右派」問題，她仍然不得不接受反反覆覆的政治審查，幾乎喪失上學機會。那些年裡，連向來以學術地位而聞名遐邇的高等學府也因毛時代階級鬥爭的慣性力而心有餘懼、謹小慎微。
當年隨母親「幹部下放」，山城宜豐便成了我的第二故鄉。我升入中學那一年，全家搬去了鄉下。後來，我獨自轉學到縣城中學，在那裡度過了我的中學時代。
宜豐中學座落在宜豐城的西郊，依山傍水，與縣城隔河相望。校園的大操場前流淌著南北相貫的耶溪河，背後峰巒疊翠，最高最近的一座叫雷峰尖。好清麗的山水！好詩意的名字！第一次走進校園，這一切令我少年的心為之悸動。
耶溪河的水由山澗的溪流匯合而成，上游彎彎曲曲地在群山中穿行，兩岸環繞著高揚挺拔、四季青翠的山竹，只在校園這一段的西岸，人工修造出一排排石臺階，供學生們洗衣用。冬日每週一兩次，夏日每一天，我們沐浴著朝陽，或披著晚霞，端著臉盆結伴而行，穿過大操場到河邊去洗衣服。
記得到校第一年的春夏之交，因連日滂沱大雨而山洪暴發，河水猛漲，整個操場以及沿河岸進入學校的唯一通道都成了一片汪洋，學校不得不停課。女生宿舍樓底層也浸泡在水中，我們寄宿生只能龜縮在樓上，每天涉水到食堂買一點冷飯菜。這樣的生活持續了數日，水才漸漸退去。那時候，「少年不知愁滋味」，沒有半點恐懼和憂愁，每天除了看看書，更多時間是隔窗觀望那從未見過的水漫漫的氣勢，倒也十分自在有趣。
沿河的小徑通向山嶺，是我和好友常常散步的去處。一面是蔥蘢幽靜的樹林，一面是琴音般的淙淙溪流，我們沿著石階拾級而上，登高望遠，暢談學習理想和人生。青春的躁動總是孕育著夢幻和理想，儘管那是一個非常的年代、扭曲的時代。我們也愛坐在河岸邊望著流水遐想，任思緒飄向遠方。我們少年時代的無邪的夢就在水裡流淌，在岸邊流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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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鄉夢〉（節錄）
此行是去了卻一個多年的心願，去圓一個夢。
屈指數來，離開那裡已經二十七年了。二十七年的光陰足以讓一粒種子長成一棵大樹；使一個呱呱落地的嬰兒長成一條壯漢。難怪時光的流水已在自己臉上沖出了道道溝痕，塵世的風霜已悄然塗抹著雙鬢。
按我一九七七年考上大學離開那裡時的記憶，從母親所住的城市出發，需要乘汽車在崎嶇不平的公路上顛簸幾個小時先到達山城宜豐，再步行二十多里地，才來到茶頭村。當年自己作為赤腳醫生每月到縣城購藥，就是這樣挑著擔子走來走去的。它在我記憶中的遙遠和偏僻，使我在前幾次回國的匆匆行程中一直想去而沒有成行。
然而，這一次，我決意前行。
這次帶女兒回國，從北京、上海、杭州一路遊覽回到家鄉，感嘆著近二十年來中國城市的巨大變化。特別是在馳騁的列車上，又見識了江浙一帶農村一幢幢象徵著富裕的華麗別墅。我禁不住反反覆覆地想，我離開二十七年的茶頭村也該變了吧？究竟變得怎麼樣了呢？到家第一件事，我就迫不急待地安排好了行程。一時找不到村裡的電話，無法與他們聯絡上，只好自己摸上門去。
這些年國內的公路發展真快，國道、省道、地方道，道道緊扣相連。新修的高速公路筆直平展，僅一個多小時就到了宜豐。一路上，我在心裡一遍又一遍地想像和描繪此行前去可能看到的景象。如果茶頭村民的富裕程度能夠達到我離開時縣城人們的生活水準，我也就滿足了，儘管這也意味著城鄉之間近三十年的差距。
藉老同學的面子和安排，從宜豐縣城出發開車陪我前往的是本縣電視臺的年輕的臺長，他才三十歲。看著他風華正茂、虎虎有生的樣子，我突然意識到，我離開茶頭的那年，他應該正在蹣跚學步。這一想法令我啞然失笑。
從縣城到茶頭之間那一段大起大落、坑坑窪窪的公路已變得筆直平坦。半路上，距茶頭村約十里之外的地方，原先的大片農田上已聳立起一座座嶄新的廠房、辦公樓和校舍。原來這裡是縣裡新興的工業園和外商投資開發區，廠區已經延伸到與茶頭相鄰的村。
汽車拐彎，離開公路，轉入進茶頭村的小路，路面只勉強能夠容下一輛車。路正在修建拓寬，坑窪而泥濘。同行的臺長告訴我，在基本完成國道和省市縣各級公路建設後，國家已經規劃，開始修建鄉村小道。
路兩側是大片稻田。正是「懵懵懂懂，清明下種」的季節，今年的暖春已經把路邊的秧苗催得一片嫩綠。雖然田裡幹活的人寥寥無幾，地裡卻都收拾得整整齊齊，與當年無異。
漸行漸近，已經能看到流經村前的那條清亮的小河，和兩岸的青青翠竹、火紅杜鵑。我感到自己的呼吸心跳急促，居然有些手足無措，那種「近鄉情怯」的感覺竟比每次回家看母親還甚。鄉親們還認識我，那個他們一口一聲叫著的「湘平」，孩子們聲聲呼喚的「春苗阿姨」嗎？
──────────────────────────────
〈今生的遺憾〉（節錄）
她出生後不久，父親就出事了。一個中學教師，因曾經在抗戰期間加入蔣介石的「十萬青年十萬軍」而成為自身歷史污點，又在一九五七年的整風反右運動中說了幾句「中學生畢業就是失業」之類的話，就成了那年頭最可怕的「右派分子」，不久就被送去勞動教養，從此父親就從她的生活中消失了。迫於生計，媽媽不得不設法調動工作，帶著全家搬回了老家所在的小城。
小時候，她常常看見同齡的孩子被父親牽著、抱著，甚至騎在父親的肩上、頭上；她總是眼巴巴地望著別的小朋友被父親從幼兒園、小學校接回家。而她，只能牽著媽媽的衣襟，或者跟在哥哥的後面，盡力不去看他們，不讓自己羨慕別人。兒時體弱多病，只有瘦小的媽媽經常揹著她上醫院。她無法想像，伏在父親寬厚的肩背上會有怎樣一種舒適安全的感覺。
她從小知道，因為沒有父親掙錢養家，自己家比別人家窮。她和母親、外婆、兄妹相依為命，母親菲薄的工資勉強維持著一家人的生計，常常收不敷支，需要月尾借錢月頭還，需要外婆從菜場買來最廉價的蔬菜燒出一家人的飯菜，需要十三四歲的哥哥出城外去砍柴、課餘去做工以補貼家用。剛強的母親總是裡裡外外地操持，千方百計地掩飾家中的窘境，從來不肯在人前訴苦哭窮。媽媽常常將哥哥穿小、穿舊的衣服改給她穿，她從不挑剔，從不向媽媽要新衣服。記得每學期開學，媽媽總要從工會互助會借款三四十元為四個孩子交學費，然後每個月從本已很拮据的生活費中抽出五到十元還帳。待到基本還清，又是下一個借錢、還錢週期的開始。他們兄妹從來不向媽媽要零花錢，偶爾媽媽給個五分、一角，她也捨不得花，等到月底，又會交給外婆買菜。有時候，媽媽將工會發給自己的電影票給她，她會設法在影院門口將票退掉，換回一兩角錢交給媽媽。
她從小知道，沒有父親在外撐著門面，自己家被人瞧不起。小城的人們低頭不見抬頭見，彼此認識，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有時，不相識的大人想辨認出她是誰家的孩子，每每會問「你爸爸是誰？」這樣的問題通常令她難堪和反感，不知如何回答。有一次看電影，鄰座的伯伯見她長得靈氣，和藹地與她交談，進而發問：「你父親叫什麼名字？在哪個單位？」她的情緒立即由晴轉陰，不肯再回答對方任何問話，轉而悄然離去。
從小到大，她一直學著用「阿Q精神」保護自己，千方百計讓自己相信，沒有父親也沒什麼了不起，她能比別人做得更好。自己有一個好媽媽，她從小就知道要為媽媽爭氣。她在學校連年被評為好學生，總會拿回許多獎狀，就是為了看到媽媽臉上那短暫的笑容和欣慰。
生活裡沒有父親的身影，沒有父愛的親情，沒有人履行父親的責任和義務。然而，她的頭上卻始終籠罩著父親「右派分子」的陰影。從小學開始，她最怕的就是無窮無盡的填表。她的家庭出身，父母政治背景等等，學校的老師同學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記得文革開始那一年，同桌的小男孩指著她的鼻子說：「誰不知道你爸爸是右派分子！」
在學校她一貫品學兼優、深得老師同學信任，連年擔任班長。初中二年級那年，她在申請加入青年團時卻受到挫折。雖然父親的「右派分子」帽子早已摘除，雖然她從來沒有和父親生活在一起，學校卻因為她是「摘帽右派」的子女而不敢貿然批准她的入團申請。後來那位重視學生品學表現的校長據理力爭，她才沒有被列入另類。
下鄉插隊的幾年裡，她深知，受父親政治問題的連累，入黨、推薦選拔上大學那樣的好事與自己無緣。到文革結束後的一九七七年，她有幸參加高考。在考試成績、體格檢查均合格的情況下，由於父親的「右派」問題，她仍然不得不接受反反覆覆的政治審查，幾乎喪失上學機會。那些年裡，連向來以學術地位而聞名遐邇的高等學府也因毛時代階級鬥爭的慣性力而心有餘懼、謹小慎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