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此情猶可待，射雕無絕期／王德威
釣魚臺列嶼位於臺灣東北海域，距離基隆約一百海浬，自古即是臺灣、福建漁民的漁場。一九六八年十月，聯合國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指出釣魚臺列嶼一帶海底大陸棚蘊藏油田，引起各方關注。一九七○年九月十日，美國與日本達成協議，於一九七二年交予日本二戰後美軍管轄的琉球群島。協議默認釣魚臺為琉球群島一部分，日本開始驅逐臺灣漁民。
美日釣魚臺協議沒有照會大陸、臺灣當局。當時文革熱火朝天，中共無暇他顧，但在臺灣、香港、北美，「保衛釣魚臺」的號召掀起巨大迴響。一九七○年十一月臺大研究生王曉波與同儕曹永祥發表〈保衛釣魚臺！〉，追本溯源外，引用了羅家倫名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羅家倫正是一九一九年五四學生運動領袖，〈五四宣言〉執筆人。一九七一年保釣運動在北美迅速蔓延，從舊金山到紐約，多場示威會議都號召上千留學生與知識份子參與，熱烈程度堪稱海外華人運動史之最。
郭松棻與李渝是北美保釣運動重要人物。兩人相識於臺大，一九六○年代末在加州柏克萊就學、結褵。郭專攻比較文學，對存在主義，左翼思想尤為鍾情；李則傾心中國藝術史。但保釣運動改變了他們的生命軌跡。一九七○年秋天郭松棻已然左傾，保釣一聲號起，他義無反顧投入，李渝全力唱和。二人自許承繼五四精神，支持革命，心向共產中國。一九七一年遍地烽火，為了家國大我，他們決定放棄學業，犧牲小我。
然而保釣運動來得急，去得快。一九七二年情勢大變，海外華人各有打算，郭松棻、李渝和同志們分道揚鑣，這才發現已名列臺灣黑名單，「我們回不去了」。一九七四年，兩人終得訪問中國大陸，但所見盡是文革後期凋敝殆盡的景象；心目中的革命夢土原來是一片荒原。強烈的衝擊影響了郭、李的後半生。他們沉潛了將近十年，或鑽研左翼理論，或重拾學業。令人意外的是，一九八三年他們的「復出」，卻是以小說創作引起關注。
郭松棻、李渝這段保釣因緣是鍾秩維教授《後保釣抒情：郭松棻、李渝與臺灣現代派文學政治》的背景。如書名所示，這本專書寫的不僅是保釣，更是保釣之後；不僅是政治，更是蘊藏在政治內外的情感──從狂熱到憂鬱，從期許到回顧──悸動，以及其所觸發的文學書寫。對鍾而言，保釣的風雲變幻，保釣之後的痛定思痛，無不指向一代華語世界知識份子家國情懷、政治訴求，以及文化實踐的裂變。他提出以「現代主義」探討其中的來龍去脈，而座標點正是臺灣。
反諷的是，新臺灣人對保釣事件可能都相當陌生了。過去三十年島上歷史已經轉型，正義是否實踐猶未可知，但大眾記憶不進則退，成為另一種單向敘事。這是為什麼這本專著有著時間上的迫切性。鍾秩維要提醒我們，臺灣作為當代東亞政治角力的「核心現場」，釣魚臺正是引爆點，保釣運動攸關臺灣的過去與未來。
緒論／後保釣抒情：一種方法論的提出
「文學」與「政治」的對話或對抗一直是二十世紀以還主導華語作家作品發展的重要驅力；圍繞不同地理區域如何中介書寫和治理錯綜關係的探析，歷來都是華語語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的重要話題。這一對舉在臺灣文學的狀況中也是如此：從日本殖民統治到國民黨威權治理，從戒嚴期的反共宣傳到解嚴後的本土轉型，百年來臺灣文學典範更迭的軌跡離不開政治局勢變化的連動──尤受民族主義張力所左右──作家的抒情言志遂難與歷史的動勢抽刀斷水。奠定於此，本書採用「後保釣抒情」作為史觀方法，援引郭松棻（一九三八─二○○五）和李渝（一九四四─二○一四）的文業充當文本範例，以二十世紀中葉一起引發跨太平洋騷動的東亞海域波濤，保釣運動，作為範例，詳實觀察兩位秀異作家何以被捲入其中，又如何仰賴書寫掙扎脫困的曲折歷程，嘗試對現代臺灣的文史辯難提出不同以往的詮解。
扼要言之，解嚴以來，「後殖民」議題在此間學界一直位居主導位置；此處所謂後殖民議題不單指本土派從「區異」出發的臺灣民族主體論述，也泛稱對於本土論不以為然的反方──可能假借後現代，又或左翼的聲腔發言──見解。民族主義圍繞身份／認同（identity）界限的釐清長期佔據文學批評關注的焦點，郭、李研究自不例外。興許因為在保釣中捍衛左翼立場的姿態太過堅實，而一九七四年實地造訪共產中國後的幻滅又異常徹底，前行研究在處理郭松棻、李渝的認同取捨時，多半對其人是左、是右各執一詞；而推測他／她們畢竟心屬臺灣，或終究憧憬中國的讀解也同樣僵持不下。
實際上，不管持哪一種看法，研究者似乎有意無意忽略了，在理想型之外，認同同時具備在特定時空中生成、協商的建構脈絡。亦即郭松棻、李渝對身份的想像未必鐵板一塊，一成不變。一方面，即使郭松棻在一九七四年訪中前，確實發表系列政論在在申述自己的左翼／統派歷史認識，但是他自文革大陸離開後，對中國革命悲觀失望也是事實；並且自此之後，郭幾乎不再提起保釣，遑論言說中國政治。對比於（不）面對中國的諱莫如深，郭松棻一九八○年後完成的小說泰半以故鄉臺灣為場景，此係本土派立論的磐石。另一方面，李渝更樂於發表評論文章，而在其批評對象廣泛觸及中國美術、中國現代文學的情況下，研究者也更容易將她納入「文化中國」的框架加以解釋。唯獨「臺北」故鄉同樣是李渝文學縈繞盤旋的中軸；何況較諸郭松棻的低調行事，她實則頗為活躍於臺北文壇，對此間文化肩負針砭褒貶的責任感。
換句話說，儘管主張郭、李究屬左右統獨各有立基，不過它同時也都存在悖論的離心力，情實如何，難以同一而論。而其人其作無法輕易劃一，既是也非的曖昧，恰恰向佔據此間文學研究主流的民族／認同辨析提出挑戰。為求周延而整體地展示郭松棻、李渝行動的指向和軌跡，我們勢需更充分且多元地參照保釣所啟動的複雜政治／思想史辯難。更重要的是，無論怎樣圍繞左右統獨施行排列組合，睽諸郭松棻、李渝的生涯，書寫到底才是兩人真正傾注一生精力的志業，而民族主義政治將文學簡化為各式身份證件（identification papers）的代言／再現（representation）式化約，委實無法顯示郭、李作品的幽微複雜。
釣魚臺列嶼位於臺灣東北海域，距離基隆約一百海浬，自古即是臺灣、福建漁民的漁場。一九六八年十月，聯合國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指出釣魚臺列嶼一帶海底大陸棚蘊藏油田，引起各方關注。一九七○年九月十日，美國與日本達成協議，於一九七二年交予日本二戰後美軍管轄的琉球群島。協議默認釣魚臺為琉球群島一部分，日本開始驅逐臺灣漁民。
美日釣魚臺協議沒有照會大陸、臺灣當局。當時文革熱火朝天，中共無暇他顧，但在臺灣、香港、北美，「保衛釣魚臺」的號召掀起巨大迴響。一九七○年十一月臺大研究生王曉波與同儕曹永祥發表〈保衛釣魚臺！〉，追本溯源外，引用了羅家倫名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羅家倫正是一九一九年五四學生運動領袖，〈五四宣言〉執筆人。一九七一年保釣運動在北美迅速蔓延，從舊金山到紐約，多場示威會議都號召上千留學生與知識份子參與，熱烈程度堪稱海外華人運動史之最。
郭松棻與李渝是北美保釣運動重要人物。兩人相識於臺大，一九六○年代末在加州柏克萊就學、結褵。郭專攻比較文學，對存在主義，左翼思想尤為鍾情；李則傾心中國藝術史。但保釣運動改變了他們的生命軌跡。一九七○年秋天郭松棻已然左傾，保釣一聲號起，他義無反顧投入，李渝全力唱和。二人自許承繼五四精神，支持革命，心向共產中國。一九七一年遍地烽火，為了家國大我，他們決定放棄學業，犧牲小我。
然而保釣運動來得急，去得快。一九七二年情勢大變，海外華人各有打算，郭松棻、李渝和同志們分道揚鑣，這才發現已名列臺灣黑名單，「我們回不去了」。一九七四年，兩人終得訪問中國大陸，但所見盡是文革後期凋敝殆盡的景象；心目中的革命夢土原來是一片荒原。強烈的衝擊影響了郭、李的後半生。他們沉潛了將近十年，或鑽研左翼理論，或重拾學業。令人意外的是，一九八三年他們的「復出」，卻是以小說創作引起關注。
郭松棻、李渝這段保釣因緣是鍾秩維教授《後保釣抒情：郭松棻、李渝與臺灣現代派文學政治》的背景。如書名所示，這本專書寫的不僅是保釣，更是保釣之後；不僅是政治，更是蘊藏在政治內外的情感──從狂熱到憂鬱，從期許到回顧──悸動，以及其所觸發的文學書寫。對鍾而言，保釣的風雲變幻，保釣之後的痛定思痛，無不指向一代華語世界知識份子家國情懷、政治訴求，以及文化實踐的裂變。他提出以「現代主義」探討其中的來龍去脈，而座標點正是臺灣。
反諷的是，新臺灣人對保釣事件可能都相當陌生了。過去三十年島上歷史已經轉型，正義是否實踐猶未可知，但大眾記憶不進則退，成為另一種單向敘事。這是為什麼這本專著有著時間上的迫切性。鍾秩維要提醒我們，臺灣作為當代東亞政治角力的「核心現場」，釣魚臺正是引爆點，保釣運動攸關臺灣的過去與未來。
緒論／後保釣抒情：一種方法論的提出
「文學」與「政治」的對話或對抗一直是二十世紀以還主導華語作家作品發展的重要驅力；圍繞不同地理區域如何中介書寫和治理錯綜關係的探析，歷來都是華語語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的重要話題。這一對舉在臺灣文學的狀況中也是如此：從日本殖民統治到國民黨威權治理，從戒嚴期的反共宣傳到解嚴後的本土轉型，百年來臺灣文學典範更迭的軌跡離不開政治局勢變化的連動──尤受民族主義張力所左右──作家的抒情言志遂難與歷史的動勢抽刀斷水。奠定於此，本書採用「後保釣抒情」作為史觀方法，援引郭松棻（一九三八─二○○五）和李渝（一九四四─二○一四）的文業充當文本範例，以二十世紀中葉一起引發跨太平洋騷動的東亞海域波濤，保釣運動，作為範例，詳實觀察兩位秀異作家何以被捲入其中，又如何仰賴書寫掙扎脫困的曲折歷程，嘗試對現代臺灣的文史辯難提出不同以往的詮解。
扼要言之，解嚴以來，「後殖民」議題在此間學界一直位居主導位置；此處所謂後殖民議題不單指本土派從「區異」出發的臺灣民族主體論述，也泛稱對於本土論不以為然的反方──可能假借後現代，又或左翼的聲腔發言──見解。民族主義圍繞身份／認同（identity）界限的釐清長期佔據文學批評關注的焦點，郭、李研究自不例外。興許因為在保釣中捍衛左翼立場的姿態太過堅實，而一九七四年實地造訪共產中國後的幻滅又異常徹底，前行研究在處理郭松棻、李渝的認同取捨時，多半對其人是左、是右各執一詞；而推測他／她們畢竟心屬臺灣，或終究憧憬中國的讀解也同樣僵持不下。
實際上，不管持哪一種看法，研究者似乎有意無意忽略了，在理想型之外，認同同時具備在特定時空中生成、協商的建構脈絡。亦即郭松棻、李渝對身份的想像未必鐵板一塊，一成不變。一方面，即使郭松棻在一九七四年訪中前，確實發表系列政論在在申述自己的左翼／統派歷史認識，但是他自文革大陸離開後，對中國革命悲觀失望也是事實；並且自此之後，郭幾乎不再提起保釣，遑論言說中國政治。對比於（不）面對中國的諱莫如深，郭松棻一九八○年後完成的小說泰半以故鄉臺灣為場景，此係本土派立論的磐石。另一方面，李渝更樂於發表評論文章，而在其批評對象廣泛觸及中國美術、中國現代文學的情況下，研究者也更容易將她納入「文化中國」的框架加以解釋。唯獨「臺北」故鄉同樣是李渝文學縈繞盤旋的中軸；何況較諸郭松棻的低調行事，她實則頗為活躍於臺北文壇，對此間文化肩負針砭褒貶的責任感。
換句話說，儘管主張郭、李究屬左右統獨各有立基，不過它同時也都存在悖論的離心力，情實如何，難以同一而論。而其人其作無法輕易劃一，既是也非的曖昧，恰恰向佔據此間文學研究主流的民族／認同辨析提出挑戰。為求周延而整體地展示郭松棻、李渝行動的指向和軌跡，我們勢需更充分且多元地參照保釣所啟動的複雜政治／思想史辯難。更重要的是，無論怎樣圍繞左右統獨施行排列組合，睽諸郭松棻、李渝的生涯，書寫到底才是兩人真正傾注一生精力的志業，而民族主義政治將文學簡化為各式身份證件（identification papers）的代言／再現（representation）式化約，委實無法顯示郭、李作品的幽微複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