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幕
除了審判長以外的所有訴訟參與人員或坐或站在他們的位置，法警步上舞台邊緣。
法警：
所有訴訟參與人員請回到法庭內繼續開庭。所有訴訟參與人員請回到法庭內繼續開庭。
審判長進入法庭，所有訴訟參與人員起立。
審判長：
諸位請坐。
所有人都坐了下來。
審判長：
檢察官，勞駕，現在我們可以聆聽檢方的最終陳述。
檢察官：
起立。
庭上、諸位法官女士、先生，我直接講重點：被告不是刑事犯，他的行為和我們平常在法庭上所調查的罪行完全不同。他既不是殺了他的配偶，也不是殺了她的情夫，他沒有搶劫，沒有詐欺，沒有偷竊。相反的，根據一般常民標準，拉爾斯・寇赫截至目前的人生近乎完美，他沒有任何疏失、沒有犯錯、幾乎是無懈可擊。而且我可以說，他的正直和思慮之嚴謹讓我印象深刻。拉爾斯・寇赫不是那種試著把他的犯行歸咎於童年、心理創傷或隨便什麼理由的被告，他是非常聰明的、沉穩的男人，可以明辨是與非，這點他甚至可能好過大多數的人。拉爾斯・寇赫的所有作為，都是在完全自覺、高度清明的狀態下去做的。他堅信他做的是對的，這點確實沒錯。
敬愛的法官女士、先生，是的，辯護人是對的，在本案中關鍵只在於：我們可以殺害無辜者，只為了拯救其他的無辜者嗎？還是這是人數的問題？如果一個人死亡，至少可以拯救其他400人，是否就可以拿來相互比較輕重？
我們所有人可能出於本能都會這麼做，在我們看來，這是對的。或許我們不完全確定，內心會有一番掙扎，但若生命中遇到其他狀況時，我們會怎麼衡量。我們捫心自問，然後相信，我們是理性的、公平處事的、坦蕩蕩的，我們支持拉爾斯・寇赫的作法。這樣我們就可以終結審判將他無罪釋放。
但是，諸位已經聽到，憲法對我們的要求有些不同。聯邦憲法法院的法官訂定的條文是：生命是不容許相互衡估輕重的，就算比例懸殊，也絕不可以。這點讓人感到困惑。而我們也該仔細思考，這是我們欠被告與受難者的。
我們根據哪些標準來決定被告是否可以殺人？事實上，我們是根據良心、根據道德、根據常識，以及另一個概念、也就是前國防部長說這是基於職責所採取的「超越法律的緊急手段」，有些法學家稱此為「自然法」。諸位法官女士、法官先生，這個名稱是無關緊要的，它所指的是：我們應該依據我們的觀念來判決，它超越法律、比法律還重要，於是觀念取代了法律。問題在於：這是理性的嗎？我知道，你們每一位都認為，他的道德、他的良知值得信賴，但是，這是錯的。
1951年，德國法哲學家漢斯・韋策爾（Hans Welzel）描述了所謂的「扳道工案例」（Weichenstellerfall）：在陡峭的山路上，一輛載貨火車失速往山谷下的小火車站衝去，而那裡停著一輛滿載乘客的火車，如果載貨火車持續奔馳，那麼會有數百人死亡。請您設想一下，您是鐵道管理員，您可以扳動轉轍器，把載貨火車引到支線軌道上。問題在於，支線軌道上有五名工人正在修復鐵軌。如果您讓火車改道，那麼就會殺害那五名工人，但卻可以拯救數百名乘客。您會怎麼做？您會選擇犧牲那五條人命嗎？
大多數的人確實選擇讓載貨火車改道，而且稍經思考我們會認為這麼做是對的。
但只要條件稍做改變，立刻會變得讓人難以抉擇。1976年，美國法哲學家茱蒂斯・湯姆森（Judith Thomson）提出另一個擴充討論的版本：載貨火車還是一樣在山路上往下疾馳，但這時沒有轉轍器可以讓您轉換火車軌道。身為旁觀者，這時您站在橋上觀看事件發生，但您身邊有個彪形大漢，如果他從橋上掉下去，剛好會落在鐵軌上，雖然他會被火車輾過，但他龐大的身軀卻可以讓火車停下來。只是男人太高太壯，您無法把他推到橋下，您必須先殺了他，例如找把刀做掉他，然後才能把他丟下去，這樣您才能拯救乘客。敬愛的法官女士、法官先生，這時，您又會怎麼做？
除了審判長以外的所有訴訟參與人員或坐或站在他們的位置，法警步上舞台邊緣。
法警：
所有訴訟參與人員請回到法庭內繼續開庭。所有訴訟參與人員請回到法庭內繼續開庭。
審判長進入法庭，所有訴訟參與人員起立。
審判長：
諸位請坐。
所有人都坐了下來。
審判長：
檢察官，勞駕，現在我們可以聆聽檢方的最終陳述。
檢察官：
起立。
庭上、諸位法官女士、先生，我直接講重點：被告不是刑事犯，他的行為和我們平常在法庭上所調查的罪行完全不同。他既不是殺了他的配偶，也不是殺了她的情夫，他沒有搶劫，沒有詐欺，沒有偷竊。相反的，根據一般常民標準，拉爾斯・寇赫截至目前的人生近乎完美，他沒有任何疏失、沒有犯錯、幾乎是無懈可擊。而且我可以說，他的正直和思慮之嚴謹讓我印象深刻。拉爾斯・寇赫不是那種試著把他的犯行歸咎於童年、心理創傷或隨便什麼理由的被告，他是非常聰明的、沉穩的男人，可以明辨是與非，這點他甚至可能好過大多數的人。拉爾斯・寇赫的所有作為，都是在完全自覺、高度清明的狀態下去做的。他堅信他做的是對的，這點確實沒錯。
敬愛的法官女士、先生，是的，辯護人是對的，在本案中關鍵只在於：我們可以殺害無辜者，只為了拯救其他的無辜者嗎？還是這是人數的問題？如果一個人死亡，至少可以拯救其他400人，是否就可以拿來相互比較輕重？
我們所有人可能出於本能都會這麼做，在我們看來，這是對的。或許我們不完全確定，內心會有一番掙扎，但若生命中遇到其他狀況時，我們會怎麼衡量。我們捫心自問，然後相信，我們是理性的、公平處事的、坦蕩蕩的，我們支持拉爾斯・寇赫的作法。這樣我們就可以終結審判將他無罪釋放。
但是，諸位已經聽到，憲法對我們的要求有些不同。聯邦憲法法院的法官訂定的條文是：生命是不容許相互衡估輕重的，就算比例懸殊，也絕不可以。這點讓人感到困惑。而我們也該仔細思考，這是我們欠被告與受難者的。
我們根據哪些標準來決定被告是否可以殺人？事實上，我們是根據良心、根據道德、根據常識，以及另一個概念、也就是前國防部長說這是基於職責所採取的「超越法律的緊急手段」，有些法學家稱此為「自然法」。諸位法官女士、法官先生，這個名稱是無關緊要的，它所指的是：我們應該依據我們的觀念來判決，它超越法律、比法律還重要，於是觀念取代了法律。問題在於：這是理性的嗎？我知道，你們每一位都認為，他的道德、他的良知值得信賴，但是，這是錯的。
1951年，德國法哲學家漢斯・韋策爾（Hans Welzel）描述了所謂的「扳道工案例」（Weichenstellerfall）：在陡峭的山路上，一輛載貨火車失速往山谷下的小火車站衝去，而那裡停著一輛滿載乘客的火車，如果載貨火車持續奔馳，那麼會有數百人死亡。請您設想一下，您是鐵道管理員，您可以扳動轉轍器，把載貨火車引到支線軌道上。問題在於，支線軌道上有五名工人正在修復鐵軌。如果您讓火車改道，那麼就會殺害那五名工人，但卻可以拯救數百名乘客。您會怎麼做？您會選擇犧牲那五條人命嗎？
大多數的人確實選擇讓載貨火車改道，而且稍經思考我們會認為這麼做是對的。
但只要條件稍做改變，立刻會變得讓人難以抉擇。1976年，美國法哲學家茱蒂斯・湯姆森（Judith Thomson）提出另一個擴充討論的版本：載貨火車還是一樣在山路上往下疾馳，但這時沒有轉轍器可以讓您轉換火車軌道。身為旁觀者，這時您站在橋上觀看事件發生，但您身邊有個彪形大漢，如果他從橋上掉下去，剛好會落在鐵軌上，雖然他會被火車輾過，但他龐大的身軀卻可以讓火車停下來。只是男人太高太壯，您無法把他推到橋下，您必須先殺了他，例如找把刀做掉他，然後才能把他丟下去，這樣您才能拯救乘客。敬愛的法官女士、法官先生，這時，您又會怎麼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