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心愛的讀物（附跋）—代序—
一
「你最愛讀的東西是什麼？」這問題已經有人跟我提起無數次了。
對於一個愛世界文學的人，這是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我曾經閱讀過幾萬冊書籍，其中有一些我讀過數次；而且原則上我反對把任何文學作品、思想派別以及作者從我的圖書室或是我的興趣範圍排斥出走。雖然，這問題仍是很合理的，而且並非全無答覆的可能。很可能有一種什麼東西都吃的人，從黑麵包到鹿脊，從胡蘿蔔到鯽魚，他什麼都不討厭。不過，他仍然可以有三、四種特別嗜好的菜。很可能有一種人，一想到音樂，便特別意味到巴哈、韓德爾和克拉克，雖然不見得他拒絕舒伯特、斯楚茨基。同樣地，我仔細尋思時，也接觸到若干，比較和我接近，比較為我所喜愛的領域、時代和情調。譬如在希臘作家中，荷馬要比悲劇作者，希羅多德要比修昔底德對我更親切。
假如我非自承不可，那麼我要說，我和那些「氣勢激昂」（Pathetiker）的作者們之間的關係既不自然也不舒服；基本上我並不喜歡他們，我對他們的敬仰也不無勉強的地方；這裡我特別要指的出是但丁、黑貝爾、席勒或斯特凡‧格奧爾格。
我這一生中，在世界文學園地裡訪問最頻繁，大約也是我認識得比較清楚的一隅，那是在今天看來似乎已經距離我們無限遙遠甚而似乎已經成為傳奇時代的一七五○～一八五○年之間的德國文學，其中心和高峰是歌德。在這一片文學領域裡，我既沒有失望之虞，也沒有庸俗的刺激騷擾，它也是我在最古老、最遼遠的文學領域旅行後一定要返回的一片領域。這裡的詩人、書信作者和傳記作者都是優秀的人文主義者，又大都具有他們所出生的土地和人民的氣息。自然，最能感動我心的，還是那些其中的風土人情和語言，我從幼小時期已經熟習的書籍，讀這樣的作品時，我可以品味到那種能理解其中最細緻的意蘊，最含蓄的影射以及最輕微的情調的幸福。從這樣一部作品回到一本我必須藉翻譯才能讀到的書或是一本未具有這種動機、真純、圓熟的語言和音樂條件的書時，我常有一種受到衝撞的感覺，使人不快的感覺。自然，使我品味到這種幸福的，還是德國西南部的語文（士瓦本方言），這裡我只需提起莫里克或黑貝爾；不過，在這一值得歌頌的時代裡，幾乎全部德國和瑞士的作者—從青年的歌德到史迪夫特，從海因里希‧斯蒂林的青年期到伊默曼和德羅斯特—徽爾斯霍夫都是我所喜愛的。而這些輝煌可愛得作品，大部分只在有限的幾家公私圖書館存在，這一事實對於我，乃是我們這一可怕的時代裡最令人不安、最醜陋的跡象之一。
二
但是，血統、鄉土和祖先的語言並非一切的一切，在文學亦如此；世界上還有超出這些東西的東西，那即是人類。這世界有一種使我們一再驚奇而且使我們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最遼遠、最陌生的地方發現一個家鄉，去愛那看來最難取得入室門徑的東西。對此，在我生命的前半期，我在印度文化精神裡，稍後，在中國文化精神裡得到了佐證。
為了接近印度人，我至少已具有道途和若干先決條件；我的雙親和祖父母曾經在印度生活過，學習了印度語文，嘗味到若干印度的文化精神，以至於有一份美妙的中國文學和一種特別的中國人文生活與精神存在著。我不僅能寶愛它而且居然能以它為我的第二精神故鄉，則是我已過三十歲後還未曾料想到的事。而這不可預料的事居然發生了，—我除了知道一點由呂克特譯的《詩經》外，當時對中國文學還一無所知，—通過了衛禮賢和其他人士的翻譯工作，認識了中國道家的智慧和儒家善的理想；現在，沒有這種理想支持，我真將無從生活了。有著二千五百多年的距離，不認得一個中國字，從未到過中國的我，居然獲得了這一份幸福；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尋覓到我個人意會的證實，尋到一個本來只在出生和本國語言所派給我的那領域裡才能具有的精神氛圍、精神故鄉。莊子、列子和孟軻所敘述給我們的中國精神導師和智者全都是氣質激昂之士的反面，他們都非常單純平易，接近人民和日常生活。他們毫不矯揉造作而情甘自願的度過隱遁儉樸的生活，他們發表意見的方式也是使我們驚嘆欣喜的。老子最大的對手孔子—中國系統思想家、倫理學者，中國倫理法則創立人與護衛人，在中國古代智者中可說是唯一的一位具有凜然不可犯的人物，曾被指為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這種兼具從容幽默而又單純平易的品質，是我在任何文學中找不出相同的例子的。我經常想及這一句和別的若干格言，默察世界局勢，玩味那些在未來歲月裡有意治理世界，使世界完美的人的話時也能想及它們。這些人都和偉大的孔子一樣行事，但是在他們行動的後面，他們卻沒有那應該「知其不可」的智慧和精神。
這裡我也不容忘懷了日本，雖然日本人遠不像中國人那樣吸引我，那樣深刻廣泛地滋養了我。今天的日本，（譯者案：此文寫於一九四五年）在我們眼中和德國一樣是一個好戰的國家，但是日本無論在過去或現在也有它自己的既宏偉又小巧，純精神化而堅韌，而居然又很能適合於實際人生的東西，譬如「禪」便是一種，雖然佛教在印度和中國都有份，卻是在日本才完全得到生發的花。我以為「禪」是一個民族所盡可能取得的最好東西之一；它是可以和釋迦牟尼與老子並列的一種智慧與實踐。
經過一段相當長的間隔以後，我也領略到詩歌的魅力，特別是日本詩歌的那種著意追求樸實和簡明的趨向。假如有誰剛剛讀過日本詩的話，它絕不可馬上去讀德國現代的詩，否則我們的詩會顯得異常累贅而笨拙的。日本人有很令人驚讚的發明，十七音節的詩便是一例，日本人很明白，要想使一種藝術成功，人絕不可以輕率從事，反之，人應該不憚煩地努力。
目前有不少人訕笑書籍出版過度的現象。如果我還年輕些，還有足夠的精力的話，我別的什麼事都不要做，只要去編印出版書籍。對於這一傳承精神生命的工作，我們既不容坐等，也不容把它視作跟良心無關或作為商場行情的問題去看待。世界文學正在危機中；而新出版書倉促欠佳所造成的災禍，是不下於戰爭及其後果所加害於世界文學的。
一
「你最愛讀的東西是什麼？」這問題已經有人跟我提起無數次了。
對於一個愛世界文學的人，這是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我曾經閱讀過幾萬冊書籍，其中有一些我讀過數次；而且原則上我反對把任何文學作品、思想派別以及作者從我的圖書室或是我的興趣範圍排斥出走。雖然，這問題仍是很合理的，而且並非全無答覆的可能。很可能有一種什麼東西都吃的人，從黑麵包到鹿脊，從胡蘿蔔到鯽魚，他什麼都不討厭。不過，他仍然可以有三、四種特別嗜好的菜。很可能有一種人，一想到音樂，便特別意味到巴哈、韓德爾和克拉克，雖然不見得他拒絕舒伯特、斯楚茨基。同樣地，我仔細尋思時，也接觸到若干，比較和我接近，比較為我所喜愛的領域、時代和情調。譬如在希臘作家中，荷馬要比悲劇作者，希羅多德要比修昔底德對我更親切。
假如我非自承不可，那麼我要說，我和那些「氣勢激昂」（Pathetiker）的作者們之間的關係既不自然也不舒服；基本上我並不喜歡他們，我對他們的敬仰也不無勉強的地方；這裡我特別要指的出是但丁、黑貝爾、席勒或斯特凡‧格奧爾格。
我這一生中，在世界文學園地裡訪問最頻繁，大約也是我認識得比較清楚的一隅，那是在今天看來似乎已經距離我們無限遙遠甚而似乎已經成為傳奇時代的一七五○～一八五○年之間的德國文學，其中心和高峰是歌德。在這一片文學領域裡，我既沒有失望之虞，也沒有庸俗的刺激騷擾，它也是我在最古老、最遼遠的文學領域旅行後一定要返回的一片領域。這裡的詩人、書信作者和傳記作者都是優秀的人文主義者，又大都具有他們所出生的土地和人民的氣息。自然，最能感動我心的，還是那些其中的風土人情和語言，我從幼小時期已經熟習的書籍，讀這樣的作品時，我可以品味到那種能理解其中最細緻的意蘊，最含蓄的影射以及最輕微的情調的幸福。從這樣一部作品回到一本我必須藉翻譯才能讀到的書或是一本未具有這種動機、真純、圓熟的語言和音樂條件的書時，我常有一種受到衝撞的感覺，使人不快的感覺。自然，使我品味到這種幸福的，還是德國西南部的語文（士瓦本方言），這裡我只需提起莫里克或黑貝爾；不過，在這一值得歌頌的時代裡，幾乎全部德國和瑞士的作者—從青年的歌德到史迪夫特，從海因里希‧斯蒂林的青年期到伊默曼和德羅斯特—徽爾斯霍夫都是我所喜愛的。而這些輝煌可愛得作品，大部分只在有限的幾家公私圖書館存在，這一事實對於我，乃是我們這一可怕的時代裡最令人不安、最醜陋的跡象之一。
二
但是，血統、鄉土和祖先的語言並非一切的一切，在文學亦如此；世界上還有超出這些東西的東西，那即是人類。這世界有一種使我們一再驚奇而且使我們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最遼遠、最陌生的地方發現一個家鄉，去愛那看來最難取得入室門徑的東西。對此，在我生命的前半期，我在印度文化精神裡，稍後，在中國文化精神裡得到了佐證。
為了接近印度人，我至少已具有道途和若干先決條件；我的雙親和祖父母曾經在印度生活過，學習了印度語文，嘗味到若干印度的文化精神，以至於有一份美妙的中國文學和一種特別的中國人文生活與精神存在著。我不僅能寶愛它而且居然能以它為我的第二精神故鄉，則是我已過三十歲後還未曾料想到的事。而這不可預料的事居然發生了，—我除了知道一點由呂克特譯的《詩經》外，當時對中國文學還一無所知，—通過了衛禮賢和其他人士的翻譯工作，認識了中國道家的智慧和儒家善的理想；現在，沒有這種理想支持，我真將無從生活了。有著二千五百多年的距離，不認得一個中國字，從未到過中國的我，居然獲得了這一份幸福；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尋覓到我個人意會的證實，尋到一個本來只在出生和本國語言所派給我的那領域裡才能具有的精神氛圍、精神故鄉。莊子、列子和孟軻所敘述給我們的中國精神導師和智者全都是氣質激昂之士的反面，他們都非常單純平易，接近人民和日常生活。他們毫不矯揉造作而情甘自願的度過隱遁儉樸的生活，他們發表意見的方式也是使我們驚嘆欣喜的。老子最大的對手孔子—中國系統思想家、倫理學者，中國倫理法則創立人與護衛人，在中國古代智者中可說是唯一的一位具有凜然不可犯的人物，曾被指為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這種兼具從容幽默而又單純平易的品質，是我在任何文學中找不出相同的例子的。我經常想及這一句和別的若干格言，默察世界局勢，玩味那些在未來歲月裡有意治理世界，使世界完美的人的話時也能想及它們。這些人都和偉大的孔子一樣行事，但是在他們行動的後面，他們卻沒有那應該「知其不可」的智慧和精神。
這裡我也不容忘懷了日本，雖然日本人遠不像中國人那樣吸引我，那樣深刻廣泛地滋養了我。今天的日本，（譯者案：此文寫於一九四五年）在我們眼中和德國一樣是一個好戰的國家，但是日本無論在過去或現在也有它自己的既宏偉又小巧，純精神化而堅韌，而居然又很能適合於實際人生的東西，譬如「禪」便是一種，雖然佛教在印度和中國都有份，卻是在日本才完全得到生發的花。我以為「禪」是一個民族所盡可能取得的最好東西之一；它是可以和釋迦牟尼與老子並列的一種智慧與實踐。
經過一段相當長的間隔以後，我也領略到詩歌的魅力，特別是日本詩歌的那種著意追求樸實和簡明的趨向。假如有誰剛剛讀過日本詩的話，它絕不可馬上去讀德國現代的詩，否則我們的詩會顯得異常累贅而笨拙的。日本人有很令人驚讚的發明，十七音節的詩便是一例，日本人很明白，要想使一種藝術成功，人絕不可以輕率從事，反之，人應該不憚煩地努力。
目前有不少人訕笑書籍出版過度的現象。如果我還年輕些，還有足夠的精力的話，我別的什麼事都不要做，只要去編印出版書籍。對於這一傳承精神生命的工作，我們既不容坐等，也不容把它視作跟良心無關或作為商場行情的問題去看待。世界文學正在危機中；而新出版書倉促欠佳所造成的災禍，是不下於戰爭及其後果所加害於世界文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