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長的那個小城鎮，早年跟義大利任何一處地方都不一樣，那裡叫聖雷莫。我小時候，住在鎮上的都是老一輩英國人和俄國皇族，來自四面八方的世界公民，特立獨行。當時我們家在聖雷莫頗引人側目，其實不管在義大利哪個地方，我們家的情況都不大尋常。我父母年事已高，兩人都是科學家，愛好大自然，是自由思想家。他們倆個性不同，但是對國家的走向十分不以為然，這點看法一致。我父親是聖雷莫人，出身於一個信奉馬志尼、共和制、反教權的共濟會家庭，年輕時是追隨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者，後來是改革派社會主義者，長年住在南美洲，沒有經歷過大戰；我母親是薩丁尼亞島人，家庭無宗教信仰，生長環境教導她奉俗世義務和科學為圭臬，一九一五年加入社會主義主戰派行列，但和平信念不曾動搖。他們旅居國外多年返回義大利時，正值法西斯建立政權，我雙親看到的是變了模樣、令人費解的義大利。我父親希望能以專業和赤誠為他的國家服務，也試著以親身經歷過的墨西哥革命和利古里亞傳統改革主義隨機應變的務實精神看待法西斯，結果宣告失敗。我母親有一個任教於大學的兄長，是當年克羅齊宣言的共同簽署人，她自己則是反法西斯強硬派分子。夫妻二人基於愛好和閱歷，視世界為一家，都在戰前社會主義呼籲革新的空泛口號中長大，他們不只追求民主自由，更對所有與眾不同的改革運動都抱有好感，包括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甘地和布爾什維克黨。法西斯原本也在此列，屬於眾多改革聲音之一，可惜被無知腐敗小人領導，選擇錯誤路線。我們家對法西斯的不滿，除了其暴力、無能、貪婪、限制言論自由、對外採取侵略政策外，主要還針對其兩大過錯：與保皇黨同一陣線，以及與梵蒂岡和解。

七月二十五日，我既失望又憤怒，法西斯這樣一個歷史悲劇，竟然是由大議會發出一紙行政命令宣告落幕。我期待的是革命，讓義大利在戰鬥中獲得重生。九月八日，這個縹緲的夢想成真，我才明白實現夢想並不容易，你得有能力承擔。
我選擇共產主義不是因為任何意識形態，我覺得應該從「零」出發，所以自詡為無政府主義者。我對蘇聯有滿肚子疑問和意見，這在當時不足為奇，我對我父母堅定不移的親蘇聯立場也感到不滿。但是在那個時候，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行動，而共產黨正是當年最活躍、最有組織的勢力。當我得知我們這一區的游擊隊隊長費利奇．卡休內（他是一位年輕醫生，同時也是共產黨員）一九四四年二月在阿投山區跟德軍交戰時陣亡，我跟一個共產黨友人說我決定入黨。
立即有勞工同志跟我接觸，交付我的任務是組織青年陣線裡的學生，還油印了一篇我的文章私下流傳（當時我寫了很多詼諧寓言故事，原本打算持續創作。那個短篇故事是從無政府主義角度出發，質疑我加入共產黨的決定，同時描述未來世界裡苟延殘喘的軍隊、警察和官僚制度。可惜我沒有留下備份，真希望有一天能遇到把油印稿保存下來的某個昔日老戰友）。
我們打游擊戰的區域，是義大利抗戰最偏遠的地區，缺乏天然資源，沒有盟軍支持，也沒有權威的政治領導，也是各地起義後長達二十個月的抗戰期間戰況最慘烈、陣亡人數比例最高的地區。我始終無法以第一人稱敘述我記憶中的游擊戰，但我可以用不違背事實的不同敘事風格來做這件事：回憶面對危急、風險、不安、抉擇與死亡時的忐忑，或鎖定描寫一個毫無政治準備，也完全沒有生活歷練，一直活在家庭呵護中的小資產階級青年的種種不確定、犯錯、慌亂、倒楣的英雄式喜劇。
值得一提的是（也是因為這個人物已經出現過），我母親在抗戰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她展現無比的剛毅與勇氣，認為抗戰跟自然法則和家庭倫理同等重要，她鼓勵兩個兒子加入武裝抗爭，在納粹親衛隊及德軍面前沉著以對，不慌不亂。她作為人質遭長期監禁期間，黑衫軍在她面前三度佯裝槍決我父親。凡是有母親參與的歷史事件，都跟大自然現象一樣，偉大且所向無敵。

電影曾經是我很倚賴的教育資源。三、四○年代，我在聖雷莫每天都跑電影院，有時候一天看兩場電影。當時鎮上一共有五家戲院，放首輪電影的有三家，分別是中央戲院、超級電影院和聖雷莫戲院，另外兩家放二輪電影，空間也比較小。我主要看美國片和法國片，例如《孟加拉槍騎兵的一生》、《叛艦喋血記》、弗雷．亞斯坦和金姐．羅傑絲的歌舞片、警長陳查理的偵探片和布利斯．卡洛夫的恐怖片，直到珍．哈露香消玉殞為止。多年後，在大家開始意識到偶像人物承擔多少精神壓力的那個年代，我又經歷了瑪麗蓮．夢露之死。
看電影是我個人愛好，不過電影院也是一個聚會場所，即便當時還沒有今天所謂的知識型影迷，但是在那裡會遇到同學以及其他青少年。那個時候，電影遠比書本和文學更容易成為對話和討論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