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論 世界文化中的音樂研究
Timothy Rommen
對某些人來說，當你提及廷布克圖（Timbuktu）時，它如同世界盡頭般遙遠，但事實並非如此。我來自廷布克圖，而我想告訴你：我們是世界的中心。─—Ali Farka Touré,《會說話的廷巴克圖》影音解說
曼恩表演藝術中心的音樂會
在一個美麗的夏日傍晚，我和我的女兒娜塔莉婭（Natalia）剛剛在費城曼恩表演藝術中心找到我們的座位。這裡將要舉辦一場與戶外同步的演出，人們蜂擁而至，距離演出時間還有一小時，露天劇場卻已座無虛席。此外，有遮蓋座位區後面的草坪，幾乎完全被墊子和戶外折疊椅占據，這些都是為了晚上的活動。娜塔莉婭和我非常期待今晚的到來，因為我們想要聽南非歌唱團體—「雷村黑斧合唱團」（Ladysmith Black Mambazo）的開場演出，以及著名的福音團體—阿拉巴馬州的盲人男孩（Blind Boys of Alabama）。這兩個團體曾以獨特的風格贏得葛萊美獎，前者以南非的「伊斯卡巴米亞」（isicatbamiya）歌唱風格著稱；後者於1939年成立，迄今已有七十多年歷史，承襲非裔美國人的福音音樂傳統並加以創新。
這兩個團體在各自的國家及國際上都享有盛名，雷村黑斧合唱團經常到美國巡迴演出；阿拉巴馬州的盲人男孩也有繁忙的國際巡演行程。
雷村黑斧合唱團於晚上八時左右表演他們的招牌秀—取材於約瑟夫．沙巴拉拉（Joseph Shabalala；樂隊指揮及首席編曲家）的故事，演出包括樂隊成員之間幽默活潑的互動、舞蹈編排，充滿祖魯族（Zulu）的美學及必有的精湛發聲技巧。大部分歌曲都是用祖魯語、索托語（Sotho）演唱，僅有少部分是用英語演唱。阿拉巴馬州的盲人男孩部分，則選擇帶領大家進入「教堂」，他們身穿鮮豔合宜的藍色西裝，凝聚大家的情緒後大聲呼喊，邀請觀眾參與（並領受）音樂。他們在精彩的演出中融入一些笑話，並以招牌歌聲—厚實的和聲，為我們演唱一連串的福音經典曲目。這場音樂會如預期地精彩絕倫，兩個團體都盡情展現，觀眾們則為晚上的演出歡呼不已。
當娜塔莉婭和我走向停車場時，我仍驚訝於這場音樂會如何地凸顯出民族音樂學者（以及這本書）所關心的許多議題。例如這場音樂會讓我們看見，當我們討論雷村黑斧合唱團樂隊時，經常使用模糊的語詞。音樂界（以北大西洋地區為主的地區）往往將雷村黑斧合唱團這樣的樂團行銷為「世界音樂」，而阿拉巴馬州的盲人男孩則分類在「福音」音樂之列。
諷刺的是，具有廣義標籤的「世界音樂」卻具有相當的區分效應—它將不同於北大西洋地區的傳統、流行或藝術音樂歸類成具異國情調的音樂。因此，世界上許多與阿拉巴馬州的盲人男孩不同、不以英語為主要語言演唱，且通常不是來自北大西洋地區國家的音樂，都一視同仁地被歸為一類。
這兩類的音樂家，顯然在廣義上與最佳定義上來說都是「世界音樂家」—他們讓世界聽見新的聲音、新的交會和新的可能性。此書的作者們就是以這樣開放的方式對世界音樂進行探索。他們認為世界上許多音樂作品，在各地區和跨域上都給出了重要的意義和體驗。在這本書中，作者們探討音樂如何在全世界的社群中發揮功能，音樂實踐如何與政治和經濟呼應，音樂如何與族群、階級、種族和身分議題連繫在一起，宗教、美學和意識形態如何影響音樂的生產和消費，以及舞蹈和藝術如何交織在一起，而此書僅探討其中的一些重要議題。
然而，音樂商業市場卻拋開命名上的缺失和模糊，利用音樂的差異性來行銷「世界音樂」，正是因為它有表演及聲音實體衡量的標準（如果我們習於將音樂過度精確和本質化）。事實上，世界音樂的多樣性是數不完的，今晚這兩組風格迥異的音樂團體表演，正好可說明這一點。
雷村黑斧合唱團成員很多，演唱風格相當柔和；而阿拉巴馬州的盲人男孩樂團儘管人數很少，但他們的聲樂音質卻非常響亮。雷村黑斧合唱團的音樂被稱為「伊斯卡巴米亞」（isicatbamiya）風格，源於祖魯語「輕輕地走路」之義。如其名所指，早期此風格演出者和改革者都要降低音量演唱。在二十世紀初的前幾十年，表演者為住在南非礦場裡的受僱移工。因此，下工後的歌唱與舞蹈都要相當安靜，這樣就不會因驚動營房警衛而被禁止活動。相較之下，盲人男孩樂團演唱的福音音樂，因為宣傳福音的需要，希望歌聲被傳得又廣又遠。
雷村黑斧合唱團用小單位音樂材料創作，這些材料在演奏過程中逐漸加上變化，這種作曲技巧有時被稱為「細胞結構」（cellular construction），也是許多非洲撒哈拉以南音樂傳統的標誌（見第八章）。盲人男孩樂團大多在一個較短的合唱結構中演唱，且在歌曲結尾時加上即興的樂段，此樂段可以把三、四分鐘的創作擴展到十多分鐘。雷村黑斧合唱團是一個阿卡貝拉合唱團，也就是在沒有樂器伴奏的狀況下演唱。如同上述的起源背景，演奏樂器往往不合適；相反的，盲人男孩樂團與小福音樂隊（手風琴／鋼琴、吉他、貝斯、鼓）一起巡演。這兩個團體，一個主要用非洲語言演唱；另一個則用英語演唱。
這些對音樂結構、美學、語言、舞蹈和風格的不同使用方法，都顯示出一項重要的音樂思維方式：相異／相同是人們理解音樂最容易的方法。相同是藉由排除差異所建構，與自我認同、自身經驗，以及認知世界過程中所選擇的傳統緊密相關。縱觀歷史，如我們所知，差異時常被用在悲劇性的破壞目的上，例如種族滅絕、奴隸制、大屠殺、流放、宗教基本教義派，以及分別異域風格上。然而，差異如果運用在相互交流和拓展眼界方面，那麼就會變得相當正向，民族音樂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與世界音樂結合。
重要的是，認識世界上不同的音樂，可以（也常常）帶來新的觀點及豐富而有意義的音樂交流，發現彼此的共通之處、一致和共有的視域。換句話說，差異使我們能夠看到（聽到）他者中的我們，以及我們眼中的他者。特別是當這些音樂的交流，能使我們自己的觀點產生新的詮釋，並在面對新經驗時產生改變。讓我們回到今晚的音樂會，這兩個團體有幾項重要的共通點。首先，這兩個群體都克服了社會上的種族和階級不平等。雷村黑斧合唱團樂團於南非種族隔離政權鼎盛時期成立，而阿拉巴馬州的盲人男孩則在「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和美國民權運動時期四處表演。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兩個團體的人都受到之前不平等薪資、商品化和殖民者的影響，而這正是殖民時期的特徵。雷村黑斧合唱團的祖先見證了祖魯人被殖民統治以及種族隔離制度（Apartheid）所導致的一系列不公正現象，盲人男孩樂團的祖先生活在西非奴隸貿易和南部種植經濟體制下。這兩個團體都選擇表演具有深沉意義的音樂，為捍衛社會正義而高聲疾呼。他們分別在種族隔離政策之後，持續指出前進的道路，為至今仍未兌現的民權運動承諾而努力。
這兩個樂團還受到彼此長期音樂交流的影響，讓我們能看到流離至各地的非洲音樂生活樣貌，包括非洲裔美國人和非洲─加勒比地區的音樂實踐方式。因此，其整體音樂概念─通常稱之為非洲音樂元素，包括樂器、鼓樂風格、合奏結構、舞蹈風格和小單位節奏型都被融入其中，且運用在散居各地的傳統、神聖和流行音樂裡。這種從僑居地重返非洲原鄉的創新音樂風格，可證明兩地的交流頻繁。例如「伊斯卡巴米亞」風格是在一八九○年代，由維吉尼亞歡樂歌手（Virginia Jubilee Singers）和奧菲斯．麥卡杜（Orpheus McAdoo）等雜耍（vaudeville）和繁音（ragtime）團體於南非巡演時出現的。
因此當我們對這兩個團體進行更深入的探索時，會發現一種深層的連結。此連結源於共同的社會和政治歷史脈絡（儘管在不同環境下，但都有相同經驗），透過多次穿越和重返「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而共享的音樂視域。此外，兩個樂團均致力發揚當地的音樂傳統，為當地音樂創作奠定扎實的根基，並廣泛地與其他音樂藝術家合作（包括Peter Gabriel、英國室樂團、Lucky Dube、Paul Simon、Bonnie Raitt和Ben Harper等）。他們從自己的音樂中看到他者，也在他人的音樂中看到自己。
雖然雷村黑斧合唱團和阿拉巴馬州的盲人男孩在歷史、經濟、政治、社會視野的細節和當地背景不同，但運用音樂來解決地方問題和抗爭的方式卻非常相似。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表演中的音樂差異，就不再是分析這兩組樂團如何展現音樂力量的核心，而是欣賞他們的人文關懷、職業生涯中持續共同面對歷史，以及欣賞這兩個團體如何深刻地展現解決這些問題所創作的多元音樂作品。
因此，本書的書名《世界音樂之旅》是為了對包羅萬象的「世界音樂」分類提出質疑和討論。這本書以旅行的方式，探索世界上許多音樂的差異並體驗其多樣性。藉由這種多樣性，本文同時探討了這些多元社群的實踐，並從中了解它們如何能夠顯示出彼此共有、共享和共同關注的議題。
導論 世界文化中的音樂研究
Timothy Rommen
對某些人來說，當你提及廷布克圖（Timbuktu）時，它如同世界盡頭般遙遠，但事實並非如此。我來自廷布克圖，而我想告訴你：我們是世界的中心。─—Ali Farka Touré,《會說話的廷巴克圖》影音解說
曼恩表演藝術中心的音樂會
在一個美麗的夏日傍晚，我和我的女兒娜塔莉婭（Natalia）剛剛在費城曼恩表演藝術中心找到我們的座位。這裡將要舉辦一場與戶外同步的演出，人們蜂擁而至，距離演出時間還有一小時，露天劇場卻已座無虛席。此外，有遮蓋座位區後面的草坪，幾乎完全被墊子和戶外折疊椅占據，這些都是為了晚上的活動。娜塔莉婭和我非常期待今晚的到來，因為我們想要聽南非歌唱團體—「雷村黑斧合唱團」（Ladysmith Black Mambazo）的開場演出，以及著名的福音團體—阿拉巴馬州的盲人男孩（Blind Boys of Alabama）。這兩個團體曾以獨特的風格贏得葛萊美獎，前者以南非的「伊斯卡巴米亞」（isicatbamiya）歌唱風格著稱；後者於1939年成立，迄今已有七十多年歷史，承襲非裔美國人的福音音樂傳統並加以創新。
這兩個團體在各自的國家及國際上都享有盛名，雷村黑斧合唱團經常到美國巡迴演出；阿拉巴馬州的盲人男孩也有繁忙的國際巡演行程。
雷村黑斧合唱團於晚上八時左右表演他們的招牌秀—取材於約瑟夫．沙巴拉拉（Joseph Shabalala；樂隊指揮及首席編曲家）的故事，演出包括樂隊成員之間幽默活潑的互動、舞蹈編排，充滿祖魯族（Zulu）的美學及必有的精湛發聲技巧。大部分歌曲都是用祖魯語、索托語（Sotho）演唱，僅有少部分是用英語演唱。阿拉巴馬州的盲人男孩部分，則選擇帶領大家進入「教堂」，他們身穿鮮豔合宜的藍色西裝，凝聚大家的情緒後大聲呼喊，邀請觀眾參與（並領受）音樂。他們在精彩的演出中融入一些笑話，並以招牌歌聲—厚實的和聲，為我們演唱一連串的福音經典曲目。這場音樂會如預期地精彩絕倫，兩個團體都盡情展現，觀眾們則為晚上的演出歡呼不已。
當娜塔莉婭和我走向停車場時，我仍驚訝於這場音樂會如何地凸顯出民族音樂學者（以及這本書）所關心的許多議題。例如這場音樂會讓我們看見，當我們討論雷村黑斧合唱團樂隊時，經常使用模糊的語詞。音樂界（以北大西洋地區為主的地區）往往將雷村黑斧合唱團這樣的樂團行銷為「世界音樂」，而阿拉巴馬州的盲人男孩則分類在「福音」音樂之列。
諷刺的是，具有廣義標籤的「世界音樂」卻具有相當的區分效應—它將不同於北大西洋地區的傳統、流行或藝術音樂歸類成具異國情調的音樂。因此，世界上許多與阿拉巴馬州的盲人男孩不同、不以英語為主要語言演唱，且通常不是來自北大西洋地區國家的音樂，都一視同仁地被歸為一類。
這兩類的音樂家，顯然在廣義上與最佳定義上來說都是「世界音樂家」—他們讓世界聽見新的聲音、新的交會和新的可能性。此書的作者們就是以這樣開放的方式對世界音樂進行探索。他們認為世界上許多音樂作品，在各地區和跨域上都給出了重要的意義和體驗。在這本書中，作者們探討音樂如何在全世界的社群中發揮功能，音樂實踐如何與政治和經濟呼應，音樂如何與族群、階級、種族和身分議題連繫在一起，宗教、美學和意識形態如何影響音樂的生產和消費，以及舞蹈和藝術如何交織在一起，而此書僅探討其中的一些重要議題。
然而，音樂商業市場卻拋開命名上的缺失和模糊，利用音樂的差異性來行銷「世界音樂」，正是因為它有表演及聲音實體衡量的標準（如果我們習於將音樂過度精確和本質化）。事實上，世界音樂的多樣性是數不完的，今晚這兩組風格迥異的音樂團體表演，正好可說明這一點。
雷村黑斧合唱團成員很多，演唱風格相當柔和；而阿拉巴馬州的盲人男孩樂團儘管人數很少，但他們的聲樂音質卻非常響亮。雷村黑斧合唱團的音樂被稱為「伊斯卡巴米亞」（isicatbamiya）風格，源於祖魯語「輕輕地走路」之義。如其名所指，早期此風格演出者和改革者都要降低音量演唱。在二十世紀初的前幾十年，表演者為住在南非礦場裡的受僱移工。因此，下工後的歌唱與舞蹈都要相當安靜，這樣就不會因驚動營房警衛而被禁止活動。相較之下，盲人男孩樂團演唱的福音音樂，因為宣傳福音的需要，希望歌聲被傳得又廣又遠。
雷村黑斧合唱團用小單位音樂材料創作，這些材料在演奏過程中逐漸加上變化，這種作曲技巧有時被稱為「細胞結構」（cellular construction），也是許多非洲撒哈拉以南音樂傳統的標誌（見第八章）。盲人男孩樂團大多在一個較短的合唱結構中演唱，且在歌曲結尾時加上即興的樂段，此樂段可以把三、四分鐘的創作擴展到十多分鐘。雷村黑斧合唱團是一個阿卡貝拉合唱團，也就是在沒有樂器伴奏的狀況下演唱。如同上述的起源背景，演奏樂器往往不合適；相反的，盲人男孩樂團與小福音樂隊（手風琴／鋼琴、吉他、貝斯、鼓）一起巡演。這兩個團體，一個主要用非洲語言演唱；另一個則用英語演唱。
這些對音樂結構、美學、語言、舞蹈和風格的不同使用方法，都顯示出一項重要的音樂思維方式：相異／相同是人們理解音樂最容易的方法。相同是藉由排除差異所建構，與自我認同、自身經驗，以及認知世界過程中所選擇的傳統緊密相關。縱觀歷史，如我們所知，差異時常被用在悲劇性的破壞目的上，例如種族滅絕、奴隸制、大屠殺、流放、宗教基本教義派，以及分別異域風格上。然而，差異如果運用在相互交流和拓展眼界方面，那麼就會變得相當正向，民族音樂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與世界音樂結合。
重要的是，認識世界上不同的音樂，可以（也常常）帶來新的觀點及豐富而有意義的音樂交流，發現彼此的共通之處、一致和共有的視域。換句話說，差異使我們能夠看到（聽到）他者中的我們，以及我們眼中的他者。特別是當這些音樂的交流，能使我們自己的觀點產生新的詮釋，並在面對新經驗時產生改變。讓我們回到今晚的音樂會，這兩個團體有幾項重要的共通點。首先，這兩個群體都克服了社會上的種族和階級不平等。雷村黑斧合唱團樂團於南非種族隔離政權鼎盛時期成立，而阿拉巴馬州的盲人男孩則在「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和美國民權運動時期四處表演。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兩個團體的人都受到之前不平等薪資、商品化和殖民者的影響，而這正是殖民時期的特徵。雷村黑斧合唱團的祖先見證了祖魯人被殖民統治以及種族隔離制度（Apartheid）所導致的一系列不公正現象，盲人男孩樂團的祖先生活在西非奴隸貿易和南部種植經濟體制下。這兩個團體都選擇表演具有深沉意義的音樂，為捍衛社會正義而高聲疾呼。他們分別在種族隔離政策之後，持續指出前進的道路，為至今仍未兌現的民權運動承諾而努力。
這兩個樂團還受到彼此長期音樂交流的影響，讓我們能看到流離至各地的非洲音樂生活樣貌，包括非洲裔美國人和非洲─加勒比地區的音樂實踐方式。因此，其整體音樂概念─通常稱之為非洲音樂元素，包括樂器、鼓樂風格、合奏結構、舞蹈風格和小單位節奏型都被融入其中，且運用在散居各地的傳統、神聖和流行音樂裡。這種從僑居地重返非洲原鄉的創新音樂風格，可證明兩地的交流頻繁。例如「伊斯卡巴米亞」風格是在一八九○年代，由維吉尼亞歡樂歌手（Virginia Jubilee Singers）和奧菲斯．麥卡杜（Orpheus McAdoo）等雜耍（vaudeville）和繁音（ragtime）團體於南非巡演時出現的。
因此當我們對這兩個團體進行更深入的探索時，會發現一種深層的連結。此連結源於共同的社會和政治歷史脈絡（儘管在不同環境下，但都有相同經驗），透過多次穿越和重返「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而共享的音樂視域。此外，兩個樂團均致力發揚當地的音樂傳統，為當地音樂創作奠定扎實的根基，並廣泛地與其他音樂藝術家合作（包括Peter Gabriel、英國室樂團、Lucky Dube、Paul Simon、Bonnie Raitt和Ben Harper等）。他們從自己的音樂中看到他者，也在他人的音樂中看到自己。
雖然雷村黑斧合唱團和阿拉巴馬州的盲人男孩在歷史、經濟、政治、社會視野的細節和當地背景不同，但運用音樂來解決地方問題和抗爭的方式卻非常相似。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表演中的音樂差異，就不再是分析這兩組樂團如何展現音樂力量的核心，而是欣賞他們的人文關懷、職業生涯中持續共同面對歷史，以及欣賞這兩個團體如何深刻地展現解決這些問題所創作的多元音樂作品。
因此，本書的書名《世界音樂之旅》是為了對包羅萬象的「世界音樂」分類提出質疑和討論。這本書以旅行的方式，探索世界上許多音樂的差異並體驗其多樣性。藉由這種多樣性，本文同時探討了這些多元社群的實踐，並從中了解它們如何能夠顯示出彼此共有、共享和共同關注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