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如何黃梅？怎樣歌曲？
──周藍萍的黃梅調電影音樂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七日，香港邵氏公司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電影在港開始錄音，十一月八日開鏡。報載「來自臺灣的音樂家周藍萍負責全部音樂工作」，參與錄音的是「席靜婷、江宏、凌波、劉韻等一流歌星」。當時，沒人認識這位「來自臺灣」的周藍萍，也沒人留意排名在席靜婷、江宏之後的「凌波」何許人也，當然更沒人想到，這部片子竟然打開了黃梅調的一片錦繡江山。
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四月二十四日，《梁山伯與祝英台》在臺北上映，連映六十二天，欲罷不能，拿下當年所有國片西片賣座冠軍，創下臺灣有史以來最驚人的賣座紀錄，這是一則影史上的不朽神話，絕對前無古人，恐怕也是後無來者了。本片由古典美人樂蒂飾祝英台，新人凌波反串梁山伯，李翰祥導演，演出中國民間故事梁山伯與祝英台生不成雙，死而化為翩翩雙蝶的故事。全片以黃梅調演唱，負責編曲作曲的是「來自臺灣」的周藍萍，他以黃梅戲為基礎，融合各種傳統音樂元素，以現代化手法編曲配器。在此之前，他在臺灣已創作了〈綠島小夜曲〉、〈回想曲〉、〈願嫁漢家郎〉等廣受歡迎的國語流行歌曲，此時更因《梁祝》一躍為國際級的電影音樂大師。本章的研究對象是周藍萍的黃梅調電影音樂。必須說明的是，本文所謂「黃梅調」，並不等同於中國大陸地方戲曲的「黃梅戲」，也不是黃梅戲前身的歌謠小調的統稱，而專指一九五○年代以後香港歌唱電影的一種類型。香港黃梅調電影雖曾風靡一時，但關於黃梅調音樂的學術研究其實不多。目前被徵引最多的是陳煒智《我愛黃梅調：絲竹中國古典印象、港臺黃梅調電影初探》，此書對於黃梅調由戲曲轉變為時代曲化的電影歌曲有相當論述，此後研究多依循其說，二○二三年陳煒智又出版《我們的電影神話：梁山伯與祝英台》，但這些論文對於周藍萍的黃梅調音樂的討論都還不夠透澈。
本文也參考了有關「戲曲電影」的論述，如高小健《中國戲曲電影史》、藍凡〈邵氏黃梅調電影藝術論──兼論戲曲電影的類型基礎〉、王安祈〈藝術‧商業‧政治‧紀錄──論「戲曲電影」及其對黃梅調電影的影響〉。藍文簡要地指出了戲曲電影的兩種類型，王安祈則以宏觀角度，全面分析了戲曲電影的流變，並論及戲曲電影給予黃梅調、臺灣歌仔戲等的影響，這些論著都不是由音樂的角度切入。
本書第二章第三節已就周藍萍如何因黃梅調而功成名就，及其黃梅調音樂的整體特色有所討論。本文以《梁祝》為核心，參酌其他黃梅調電影，討論「戲曲電影」與黃梅調電影的關係，探究周藍萍創作黃梅調音樂的作曲策略，並以具體實例分析他如何旁蒐廣納吸取其他音樂元素，以成就「新變之聲」的黃梅調歌曲。本章分為四節，首先論述一九六三年《梁祝》旋風，特別由報紙廣告的角度加以討論。其次探討黃梅調電影是否戲曲電影、周藍萍參與黃梅調電影的過程。第三節論周藍萍創作黃梅調音樂的作曲策略，第四節則以音樂實例討論周藍萍的黃梅調音樂如何吸納其他音樂元素，而成就一種新形態的電影歌曲。
一、臺北狂人城──《梁祝》黃梅調的華麗旋風
「臺北狂人城」之說出自香港媒體。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日，「梁兄哥」凌波來臺參加金馬獎，臺北人傾城而出追凌波，所到之處萬頭攢動，人潮洶湧，香港媒體驚詫不已，次日《香港工商日報》報導此事，標題為「一切為了凌波，三十萬人盡痴狂，臺北全市變了狂人城」。「臺北狂人城」的稱呼流傳至今，是《梁祝》神話鮮明的印記之一。
其實「臺北狂人城」並非始於凌波抵臺，早在《梁祝》電影上映的那一日開始，因黃梅調和凌波而起的一股熱浪狂潮就在逐步推升中了。
《梁祝》上映的時段並不好，四月底，即將進入五、六月的電影淡季，被片商戲稱為「五窮六絕」。《梁祝》的推出可說是迅雷不及掩耳，也可說是匆匆忙忙。四月初《梁祝》在第十屆亞洲影展得了四項大獎──最佳美術指導陳其銳、最佳音樂周藍萍、最佳彩色攝影賀蘭山（日本人西本正）、最佳錄音王永華。挾國際大獎之威，一般以為對票房必有加分作用，但《梁祝》在香港上映成績不理想，三個星期票房港幣三十萬，連帶讓臺北的片商也信心不足。可是《梁祝》又有非上映不可的壓力；因為當時另一部由李泉溪導演的臺語歌仔戲影片《三伯英台》也在大肆宣傳。說來湊巧，黃梅調《梁祝》的發行片商是「明華影業公司」，臺語片《三伯英台》的片商則是「華明影業公司」，報紙就以「梁祝打對臺」為標題，把新聞炒得火熱。
黃梅調《梁祝》原訂五月一日在臺北上片，臺語片《三伯英台》擺明踢館姿態，提前五天，四月二十五日上映，黃梅調《梁祝》為了出奇制勝，臨時提前到四月二十四日，早一天上檔。其實當時戲院和片商對於《梁祝》並不抱什麼期待，報載上演《梁祝》的遠東戲院老闆對下一檔的片商說，《梁祝》雖訂約兩個星期，大概一星期就會下檔，可否請他讓一讓檔期。於是，遠東戲院原本要上映的史提夫‧麥昆的洋片《戰火佳人》只好禮讓，從此被擠掉不見天日。另外一家中國戲院四月二十三日已經刊登報紙廣告「明天獻映」洋片《萬夫莫敵》（續集），結果第二天赫然出現的，卻是黃梅調《梁山伯與祝英台》。
民國五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梁祝》匆忙中在臺北遠東、中國、國都三家戲院上演。大出片商意料之外，一登場便氣勢不凡，第四天報紙就傳捷報，「連日三院爆滿」，「三天票房紀錄已逼進五十萬大關」，第五天報上出現劇評，一片叫好之聲：導演李翰祥「成就不俗」，「祝英台」樂蒂「舉手投足，惹人好感」，「梁山伯」凌波「更是出色，?? 情感把握斂放自如，她的突出表現，一鳴驚人」。觀眾蜂湧而來，黃梅調響徹大街小巷。根據片商公會統計，截至五月十四日，《梁祝》上映滿三週，全臺北市已有將近三十萬人次看過本片，收入逼近三百五十萬，觀眾人數打破了林黛《江山美人》及最高賣座紀錄保持者洋片《賓漢》，據報載：
臺北市的人口有一百萬人，除了三分之一是不需買票入場的兒童外，大人幾乎每兩人中有一人去欣賞過這部影片。
如何黃梅？怎樣歌曲？
──周藍萍的黃梅調電影音樂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七日，香港邵氏公司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電影在港開始錄音，十一月八日開鏡。報載「來自臺灣的音樂家周藍萍負責全部音樂工作」，參與錄音的是「席靜婷、江宏、凌波、劉韻等一流歌星」。當時，沒人認識這位「來自臺灣」的周藍萍，也沒人留意排名在席靜婷、江宏之後的「凌波」何許人也，當然更沒人想到，這部片子竟然打開了黃梅調的一片錦繡江山。
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四月二十四日，《梁山伯與祝英台》在臺北上映，連映六十二天，欲罷不能，拿下當年所有國片西片賣座冠軍，創下臺灣有史以來最驚人的賣座紀錄，這是一則影史上的不朽神話，絕對前無古人，恐怕也是後無來者了。本片由古典美人樂蒂飾祝英台，新人凌波反串梁山伯，李翰祥導演，演出中國民間故事梁山伯與祝英台生不成雙，死而化為翩翩雙蝶的故事。全片以黃梅調演唱，負責編曲作曲的是「來自臺灣」的周藍萍，他以黃梅戲為基礎，融合各種傳統音樂元素，以現代化手法編曲配器。在此之前，他在臺灣已創作了〈綠島小夜曲〉、〈回想曲〉、〈願嫁漢家郎〉等廣受歡迎的國語流行歌曲，此時更因《梁祝》一躍為國際級的電影音樂大師。本章的研究對象是周藍萍的黃梅調電影音樂。必須說明的是，本文所謂「黃梅調」，並不等同於中國大陸地方戲曲的「黃梅戲」，也不是黃梅戲前身的歌謠小調的統稱，而專指一九五○年代以後香港歌唱電影的一種類型。香港黃梅調電影雖曾風靡一時，但關於黃梅調音樂的學術研究其實不多。目前被徵引最多的是陳煒智《我愛黃梅調：絲竹中國古典印象、港臺黃梅調電影初探》，此書對於黃梅調由戲曲轉變為時代曲化的電影歌曲有相當論述，此後研究多依循其說，二○二三年陳煒智又出版《我們的電影神話：梁山伯與祝英台》，但這些論文對於周藍萍的黃梅調音樂的討論都還不夠透澈。
本文也參考了有關「戲曲電影」的論述，如高小健《中國戲曲電影史》、藍凡〈邵氏黃梅調電影藝術論──兼論戲曲電影的類型基礎〉、王安祈〈藝術‧商業‧政治‧紀錄──論「戲曲電影」及其對黃梅調電影的影響〉。藍文簡要地指出了戲曲電影的兩種類型，王安祈則以宏觀角度，全面分析了戲曲電影的流變，並論及戲曲電影給予黃梅調、臺灣歌仔戲等的影響，這些論著都不是由音樂的角度切入。
本書第二章第三節已就周藍萍如何因黃梅調而功成名就，及其黃梅調音樂的整體特色有所討論。本文以《梁祝》為核心，參酌其他黃梅調電影，討論「戲曲電影」與黃梅調電影的關係，探究周藍萍創作黃梅調音樂的作曲策略，並以具體實例分析他如何旁蒐廣納吸取其他音樂元素，以成就「新變之聲」的黃梅調歌曲。本章分為四節，首先論述一九六三年《梁祝》旋風，特別由報紙廣告的角度加以討論。其次探討黃梅調電影是否戲曲電影、周藍萍參與黃梅調電影的過程。第三節論周藍萍創作黃梅調音樂的作曲策略，第四節則以音樂實例討論周藍萍的黃梅調音樂如何吸納其他音樂元素，而成就一種新形態的電影歌曲。
一、臺北狂人城──《梁祝》黃梅調的華麗旋風
「臺北狂人城」之說出自香港媒體。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日，「梁兄哥」凌波來臺參加金馬獎，臺北人傾城而出追凌波，所到之處萬頭攢動，人潮洶湧，香港媒體驚詫不已，次日《香港工商日報》報導此事，標題為「一切為了凌波，三十萬人盡痴狂，臺北全市變了狂人城」。「臺北狂人城」的稱呼流傳至今，是《梁祝》神話鮮明的印記之一。
其實「臺北狂人城」並非始於凌波抵臺，早在《梁祝》電影上映的那一日開始，因黃梅調和凌波而起的一股熱浪狂潮就在逐步推升中了。
《梁祝》上映的時段並不好，四月底，即將進入五、六月的電影淡季，被片商戲稱為「五窮六絕」。《梁祝》的推出可說是迅雷不及掩耳，也可說是匆匆忙忙。四月初《梁祝》在第十屆亞洲影展得了四項大獎──最佳美術指導陳其銳、最佳音樂周藍萍、最佳彩色攝影賀蘭山（日本人西本正）、最佳錄音王永華。挾國際大獎之威，一般以為對票房必有加分作用，但《梁祝》在香港上映成績不理想，三個星期票房港幣三十萬，連帶讓臺北的片商也信心不足。可是《梁祝》又有非上映不可的壓力；因為當時另一部由李泉溪導演的臺語歌仔戲影片《三伯英台》也在大肆宣傳。說來湊巧，黃梅調《梁祝》的發行片商是「明華影業公司」，臺語片《三伯英台》的片商則是「華明影業公司」，報紙就以「梁祝打對臺」為標題，把新聞炒得火熱。
黃梅調《梁祝》原訂五月一日在臺北上片，臺語片《三伯英台》擺明踢館姿態，提前五天，四月二十五日上映，黃梅調《梁祝》為了出奇制勝，臨時提前到四月二十四日，早一天上檔。其實當時戲院和片商對於《梁祝》並不抱什麼期待，報載上演《梁祝》的遠東戲院老闆對下一檔的片商說，《梁祝》雖訂約兩個星期，大概一星期就會下檔，可否請他讓一讓檔期。於是，遠東戲院原本要上映的史提夫‧麥昆的洋片《戰火佳人》只好禮讓，從此被擠掉不見天日。另外一家中國戲院四月二十三日已經刊登報紙廣告「明天獻映」洋片《萬夫莫敵》（續集），結果第二天赫然出現的，卻是黃梅調《梁山伯與祝英台》。
民國五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梁祝》匆忙中在臺北遠東、中國、國都三家戲院上演。大出片商意料之外，一登場便氣勢不凡，第四天報紙就傳捷報，「連日三院爆滿」，「三天票房紀錄已逼進五十萬大關」，第五天報上出現劇評，一片叫好之聲：導演李翰祥「成就不俗」，「祝英台」樂蒂「舉手投足，惹人好感」，「梁山伯」凌波「更是出色，?? 情感把握斂放自如，她的突出表現，一鳴驚人」。觀眾蜂湧而來，黃梅調響徹大街小巷。根據片商公會統計，截至五月十四日，《梁祝》上映滿三週，全臺北市已有將近三十萬人次看過本片，收入逼近三百五十萬，觀眾人數打破了林黛《江山美人》及最高賣座紀錄保持者洋片《賓漢》，據報載：
臺北市的人口有一百萬人，除了三分之一是不需買票入場的兒童外，大人幾乎每兩人中有一人去欣賞過這部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