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是一個繭（cocoon）、一個殼，要怎麼將它破解開來？」這是廖偉立在建築創作路上不停自問的問題。
讓他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人，是已故美國知名建築學者、丹佛大學建築系教授道格拉斯．達爾頓（Douglas Darden）。透過好友建築師徐純一的介紹，廖偉立認識了達爾頓。這位教授在看過廖偉立的手稿後建議他，應該找機會出國再多歷練。
這場景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但畫面在他腦海中依舊清晰，教授將他的手擺在紙上畫出手形，並在手形的外圍畫了個圈，看著他說：「Shell yourself.」（「去掉自己的殼」，引申為「自我破解」。）
那一句話，成為廖偉立決定出國再唸書的動力。他時時提醒自己，專業更要避免陷在專業的窠臼裡，不應遠離生活上真正的需求，「不管是學院教育或是專業訓練，都是一種限制、束縛，最後都一定要把它解脫掉，就像脫去一層外衣。」
破繭之後，才能蛻變。
廖偉立的求學之路，就是一段不停蛻變的歷程，每一段路程的衝擊，都是建築設計的養分。十五歲那年，是他人生第一次的蛻變。由於家境的關係，無酒就讀普通高中，於是進入大安高工建築科就讀，於是他從此栽進了建築的世界。
「很好玩！這些訓練讓我對材料力學與結構有更深的認識。」當時高工扎實的技術訓練，讓廖偉立有機會親手碰觸各種建築材料，刨木、砌磚，是每個學生的基本功。他回憶，在他求學的六、七〇年代，職校注重手做、實作的教育方式，恰好呼應了二次大戰時德國包浩斯（Bauhaus）學校「做中學」的理念，當時包浩斯學校成立的目的，就是期望結合建築、藝術與工藝，抹去工匠與藝術家之間的界線，理論與實務並重，進而影響了歐美甚至全球各方面的設計發展。
當時高工的班級學生數不多，在校時間又長，讓師生之間的關係特別親近。「老師把你當自己的小孩！」有件事，讓廖偉立格外感動。二年級時，廖偉立看見對面師大附中的學生樣子格外瀟灑，讓他感覺唸普通高中好像就能夠「走路有風」，他於是決定休學唸書，全力拼高中聯考。但現實與理想間總有距離，高職小孩光靠土法煉鋼，實在愛拼也不會贏，當天才考了一、兩科，廖偉立就走出考場，放棄了考試。沒有金榜題名，他深感臉上無光，就連學校也不敢回，眼看學期都過一、兩個月了，卻只能在家硬撐著。有天，出乎他意料之外，幸運來敲了門，班上老師陳炳嘉親自登門造訪，把他找回了學校，為他開啟了回到建築路上的那扇門。
好玩，讓建築設計自由自在
「好玩」這兩個字，貫穿了廖偉立的求學生涯。他從高工「玩進」台北工專，再插大進入淡江建築系。一個來自工專的大二插班生，一開始的求學生涯很挫折，自覺處處不如人，班上的同學甚至對他「嗆聲」：「你們這些工專轉來的，不要太混！」廖偉立那顆被激起的好勝心，讓他更加認真，即便下課也緊抓著老師不放。大三那年，他的成績越來越好，也遇見開啟他建築視野的恩師王淳隆。
信佛的王淳隆將佛法修行的概念放進建築中，認為「空間」與「人」應是緊密相連，居住者透過建築物而能身心和諧。這也打開了廖偉立對建築更深的思考，「建築就是尋找關係的過程」，他心中一個「好建築師」的樣貌，逐漸出現輪廓。
在淡江那幾年，廖偉立開始拿起畫筆，用雙眼睛去觀察、感受周遭環境，用雙腳上山下海，能走到的地方就去畫，觀音山、渡船頭、學校周遭的稻田，都是他畫筆下的主題，「那時我對地景、村落有種莫名的喜愛，席德進、李雙澤的畫對我都有影響。」
東方的水墨與西方的水彩，在廖偉立的畫作中交融。他從未學畫，但想揮筆作畫的慾望卻強烈得像是攔不住的洪水，在畫紙上恣意揮灑，代替文字訴說他內心更深層的感受，「會想畫畫，是對環境及時間的眷戀，看到美的東西就想畫下來。」
大三時，一堂美學大師蔣勳的「藝術概論」，廖偉立在作業裡畫了插畫，得到了高分，也讓他對自己的畫作更具信心。另一堂課的老師甚至邀請他以漫畫方式詮釋建築人的聖經《模式語彙之再現》（Pattern Language），這一畫，也畫出了興致與名聲。他開始在報紙上畫漫畫，甚至得到了一個日本頒發的獎項。這一切，都出自於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念頭：好玩、愛玩。
或許這個「玩」的意念，早從兒時就已經種在他的心中，從來沒有消失過。因為能永遠像孩子那樣盡情的玩，一顆自在無拘束的心，才能讓他的創作力源源不絕。廖偉立曾說：「我希望像西班牙建築師米格爾·費薩克（Miguel Fisac），一生對建築充滿好奇的（curious）、追根究柢的（inquisitive）、頑強的（tenacious）個性。」費薩克被認為是二十世紀後期西班牙現代建築大師，曾獲西班牙國家建築獎，除了建築創作，他的設計領域更擴及家具、工業、城市設計及繪畫等面相，建築作品從外觀就與眾不同，充滿想像力。像是知名作品「La Pagoda」（寶塔），五個八邊形交叉重疊，外觀超脫一般人對建築筆直方正的刻板印象，彷彿存在童話繪本裡的想像世界。
大三之後，最初被看輕的工專轉學生，開始取代班上原本「永遠第一名」的地位，廖偉立說自己念書其實沒有什麼好方法，除了多看書之外，他總是抓著老師不放，努力填補自己過去的不足。大學五年級，當其他同學為了畢業製作忙得暈頭轉向，廖偉立非但完成了他的「淡水渡船頭」設計案，甚至還在校園舉辦「畢業水彩個展」，登上了《聯合報》版面。
重返校園的蛻變之路
畢業後，廖偉立隨即投入職場，他先是在台灣知名建築師李祖原的事務所工作了九個多月，之後又到潘冀的事務所待了快六年。廖偉立看見李祖原對中國建築所懷抱的使命感，也讓他從歷史人文的角度出發，對於建築格局有更多的思考。相對較為理性的潘冀，則讓廖偉立學習到專業知識技能，蹲馬步、練基本功。
那時，他心裡那個「不足」、「總是想要瞭解更多」的求知慾，又在他身上蠢蠢欲動。一旦決定了，就去做，廖偉立總是如此，他寧可毫不猶豫的啟程，也不願意留在原地躊躇後悔。
工作七年之後，他再度回到校園唸研究所，成為東海大學研究生。當時的東海校園，是由國際知名建築師貝聿銘、陳其寬及張肇康所設計，置身其中，讓廖偉立感受到一個整體的景觀規劃與設計，校園建築受到中國合院的影響，路思義教堂更是信仰建築的新發明，現代主義風格的設計，雙手合十、手掌微開的三角形，成為具有東方意涵的基督教堂。他回憶，「那應該是台灣最好的校園，氛圍和環境對我來說是種洗禮，開闊了我的視野，這些，都比在學校學了些什麼來得重要。」
畢業後，廖偉立成立自己的建築事務所，但心底想要再出國深造的慾望卻一直催促著他，達爾頓教授的那番話，時時在他心裡，成為一股動力，讓他在事務所有穩固的基礎時，仍決定出走，再度破繭。對於年近四十才出國唸書的廖偉立來說，這段一年半的旅程並不容易。抵達洛杉磯頭一天，想家的痛苦幾乎就要將他吞噬。語言的隔閡、人生地不熟的困窘、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感，在異鄉巨大得讓他難以承受。他一個人開著車，車裡播放著老婆從台灣寄來的台語歌曲，那是他跟家鄉唯一熟悉的連結。廖偉立回憶，「我泡澡的習慣就是那時養成的，水拿掉時，漩渦好像是要把我的靈魂吸走。」
南加州建築學院（Sci-Art, Southern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位於洛杉磯市，在建築界的評價相當高，擁有相當多知名老師與畢業生，讓廖偉立印象格外深刻的是，校園文化崇尚天然手作，呈現出自然的藝術氛圍，也與他的生命觀相容。
當時廖偉立師事Coy Howard及Eric Owen Moss兩位老師。雖置身西方，但Coy Howard卻對東方哲學頗有研究，甚至十分認同老子的道家思想。他告訴廖偉立：「唯有回到母體，才能夠設計出屬於自己的好建築。」而Eric Owen Moss則經常與他分享：「敞開心靈，挖掘自己最大的潛力與可能性，才有可能做出好作品。」
求學過程中最大的衝擊，是一次對他來說難如登天的作業：設計「以色列博物館」。過去，廖偉立設計建築向來是行雲流水，但面對這個異國課題，他卻完全沒有靈感，「我很勉強的做出來，雖然概念不錯，但做得不好。那是文化的差異，有人做設計不必跟文化對話，但我不行。」
那次震撼教育，讓廖偉立深刻瞭解Coy Howard所說的話，他最終必須回到原鄉，回到屬於母體的文化，「要超越文化，就要跟天地學習，人要跟自然連結在一起，那麼不用充電，每天就會是一個發電機。」
東海與南加州建築學院，這兩次重返校園的學生生活，讓廖偉立接觸到不同的建築教育及文化氛圍，站在東方傳統與西方現代的文化基礎上，以更高的視點重新解讀台灣多元、複雜又混沌的文化場域。
廖偉立曾為文談到，由於政治、社會、文化等因素的複雜，形成一種更多元、衝突、反叛的能量與狀態。因此，台灣的建築師要能打一場又一場「揚長避短」的游擊戰法，才能有所突破。台灣的建築環境，就像在叢林作戰一樣，危險陷阱處處，卻也充滿無限的可能性，要拿出生猛的戰鬥力來應對叢林的瞬息萬變。
廖偉立從來就不是正規軍，打游擊是命定，自由自在的作戰，才能讓他的「建築如水，無處不自在。」
讓他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人，是已故美國知名建築學者、丹佛大學建築系教授道格拉斯．達爾頓（Douglas Darden）。透過好友建築師徐純一的介紹，廖偉立認識了達爾頓。這位教授在看過廖偉立的手稿後建議他，應該找機會出國再多歷練。
這場景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但畫面在他腦海中依舊清晰，教授將他的手擺在紙上畫出手形，並在手形的外圍畫了個圈，看著他說：「Shell yourself.」（「去掉自己的殼」，引申為「自我破解」。）
那一句話，成為廖偉立決定出國再唸書的動力。他時時提醒自己，專業更要避免陷在專業的窠臼裡，不應遠離生活上真正的需求，「不管是學院教育或是專業訓練，都是一種限制、束縛，最後都一定要把它解脫掉，就像脫去一層外衣。」
破繭之後，才能蛻變。
廖偉立的求學之路，就是一段不停蛻變的歷程，每一段路程的衝擊，都是建築設計的養分。十五歲那年，是他人生第一次的蛻變。由於家境的關係，無酒就讀普通高中，於是進入大安高工建築科就讀，於是他從此栽進了建築的世界。
「很好玩！這些訓練讓我對材料力學與結構有更深的認識。」當時高工扎實的技術訓練，讓廖偉立有機會親手碰觸各種建築材料，刨木、砌磚，是每個學生的基本功。他回憶，在他求學的六、七〇年代，職校注重手做、實作的教育方式，恰好呼應了二次大戰時德國包浩斯（Bauhaus）學校「做中學」的理念，當時包浩斯學校成立的目的，就是期望結合建築、藝術與工藝，抹去工匠與藝術家之間的界線，理論與實務並重，進而影響了歐美甚至全球各方面的設計發展。
當時高工的班級學生數不多，在校時間又長，讓師生之間的關係特別親近。「老師把你當自己的小孩！」有件事，讓廖偉立格外感動。二年級時，廖偉立看見對面師大附中的學生樣子格外瀟灑，讓他感覺唸普通高中好像就能夠「走路有風」，他於是決定休學唸書，全力拼高中聯考。但現實與理想間總有距離，高職小孩光靠土法煉鋼，實在愛拼也不會贏，當天才考了一、兩科，廖偉立就走出考場，放棄了考試。沒有金榜題名，他深感臉上無光，就連學校也不敢回，眼看學期都過一、兩個月了，卻只能在家硬撐著。有天，出乎他意料之外，幸運來敲了門，班上老師陳炳嘉親自登門造訪，把他找回了學校，為他開啟了回到建築路上的那扇門。
好玩，讓建築設計自由自在
「好玩」這兩個字，貫穿了廖偉立的求學生涯。他從高工「玩進」台北工專，再插大進入淡江建築系。一個來自工專的大二插班生，一開始的求學生涯很挫折，自覺處處不如人，班上的同學甚至對他「嗆聲」：「你們這些工專轉來的，不要太混！」廖偉立那顆被激起的好勝心，讓他更加認真，即便下課也緊抓著老師不放。大三那年，他的成績越來越好，也遇見開啟他建築視野的恩師王淳隆。
信佛的王淳隆將佛法修行的概念放進建築中，認為「空間」與「人」應是緊密相連，居住者透過建築物而能身心和諧。這也打開了廖偉立對建築更深的思考，「建築就是尋找關係的過程」，他心中一個「好建築師」的樣貌，逐漸出現輪廓。
在淡江那幾年，廖偉立開始拿起畫筆，用雙眼睛去觀察、感受周遭環境，用雙腳上山下海，能走到的地方就去畫，觀音山、渡船頭、學校周遭的稻田，都是他畫筆下的主題，「那時我對地景、村落有種莫名的喜愛，席德進、李雙澤的畫對我都有影響。」
東方的水墨與西方的水彩，在廖偉立的畫作中交融。他從未學畫，但想揮筆作畫的慾望卻強烈得像是攔不住的洪水，在畫紙上恣意揮灑，代替文字訴說他內心更深層的感受，「會想畫畫，是對環境及時間的眷戀，看到美的東西就想畫下來。」
大三時，一堂美學大師蔣勳的「藝術概論」，廖偉立在作業裡畫了插畫，得到了高分，也讓他對自己的畫作更具信心。另一堂課的老師甚至邀請他以漫畫方式詮釋建築人的聖經《模式語彙之再現》（Pattern Language），這一畫，也畫出了興致與名聲。他開始在報紙上畫漫畫，甚至得到了一個日本頒發的獎項。這一切，都出自於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念頭：好玩、愛玩。
或許這個「玩」的意念，早從兒時就已經種在他的心中，從來沒有消失過。因為能永遠像孩子那樣盡情的玩，一顆自在無拘束的心，才能讓他的創作力源源不絕。廖偉立曾說：「我希望像西班牙建築師米格爾·費薩克（Miguel Fisac），一生對建築充滿好奇的（curious）、追根究柢的（inquisitive）、頑強的（tenacious）個性。」費薩克被認為是二十世紀後期西班牙現代建築大師，曾獲西班牙國家建築獎，除了建築創作，他的設計領域更擴及家具、工業、城市設計及繪畫等面相，建築作品從外觀就與眾不同，充滿想像力。像是知名作品「La Pagoda」（寶塔），五個八邊形交叉重疊，外觀超脫一般人對建築筆直方正的刻板印象，彷彿存在童話繪本裡的想像世界。
大三之後，最初被看輕的工專轉學生，開始取代班上原本「永遠第一名」的地位，廖偉立說自己念書其實沒有什麼好方法，除了多看書之外，他總是抓著老師不放，努力填補自己過去的不足。大學五年級，當其他同學為了畢業製作忙得暈頭轉向，廖偉立非但完成了他的「淡水渡船頭」設計案，甚至還在校園舉辦「畢業水彩個展」，登上了《聯合報》版面。
重返校園的蛻變之路
畢業後，廖偉立隨即投入職場，他先是在台灣知名建築師李祖原的事務所工作了九個多月，之後又到潘冀的事務所待了快六年。廖偉立看見李祖原對中國建築所懷抱的使命感，也讓他從歷史人文的角度出發，對於建築格局有更多的思考。相對較為理性的潘冀，則讓廖偉立學習到專業知識技能，蹲馬步、練基本功。
那時，他心裡那個「不足」、「總是想要瞭解更多」的求知慾，又在他身上蠢蠢欲動。一旦決定了，就去做，廖偉立總是如此，他寧可毫不猶豫的啟程，也不願意留在原地躊躇後悔。
工作七年之後，他再度回到校園唸研究所，成為東海大學研究生。當時的東海校園，是由國際知名建築師貝聿銘、陳其寬及張肇康所設計，置身其中，讓廖偉立感受到一個整體的景觀規劃與設計，校園建築受到中國合院的影響，路思義教堂更是信仰建築的新發明，現代主義風格的設計，雙手合十、手掌微開的三角形，成為具有東方意涵的基督教堂。他回憶，「那應該是台灣最好的校園，氛圍和環境對我來說是種洗禮，開闊了我的視野，這些，都比在學校學了些什麼來得重要。」
畢業後，廖偉立成立自己的建築事務所，但心底想要再出國深造的慾望卻一直催促著他，達爾頓教授的那番話，時時在他心裡，成為一股動力，讓他在事務所有穩固的基礎時，仍決定出走，再度破繭。對於年近四十才出國唸書的廖偉立來說，這段一年半的旅程並不容易。抵達洛杉磯頭一天，想家的痛苦幾乎就要將他吞噬。語言的隔閡、人生地不熟的困窘、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感，在異鄉巨大得讓他難以承受。他一個人開著車，車裡播放著老婆從台灣寄來的台語歌曲，那是他跟家鄉唯一熟悉的連結。廖偉立回憶，「我泡澡的習慣就是那時養成的，水拿掉時，漩渦好像是要把我的靈魂吸走。」
南加州建築學院（Sci-Art, Southern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位於洛杉磯市，在建築界的評價相當高，擁有相當多知名老師與畢業生，讓廖偉立印象格外深刻的是，校園文化崇尚天然手作，呈現出自然的藝術氛圍，也與他的生命觀相容。
當時廖偉立師事Coy Howard及Eric Owen Moss兩位老師。雖置身西方，但Coy Howard卻對東方哲學頗有研究，甚至十分認同老子的道家思想。他告訴廖偉立：「唯有回到母體，才能夠設計出屬於自己的好建築。」而Eric Owen Moss則經常與他分享：「敞開心靈，挖掘自己最大的潛力與可能性，才有可能做出好作品。」
求學過程中最大的衝擊，是一次對他來說難如登天的作業：設計「以色列博物館」。過去，廖偉立設計建築向來是行雲流水，但面對這個異國課題，他卻完全沒有靈感，「我很勉強的做出來，雖然概念不錯，但做得不好。那是文化的差異，有人做設計不必跟文化對話，但我不行。」
那次震撼教育，讓廖偉立深刻瞭解Coy Howard所說的話，他最終必須回到原鄉，回到屬於母體的文化，「要超越文化，就要跟天地學習，人要跟自然連結在一起，那麼不用充電，每天就會是一個發電機。」
東海與南加州建築學院，這兩次重返校園的學生生活，讓廖偉立接觸到不同的建築教育及文化氛圍，站在東方傳統與西方現代的文化基礎上，以更高的視點重新解讀台灣多元、複雜又混沌的文化場域。
廖偉立曾為文談到，由於政治、社會、文化等因素的複雜，形成一種更多元、衝突、反叛的能量與狀態。因此，台灣的建築師要能打一場又一場「揚長避短」的游擊戰法，才能有所突破。台灣的建築環境，就像在叢林作戰一樣，危險陷阱處處，卻也充滿無限的可能性，要拿出生猛的戰鬥力來應對叢林的瞬息萬變。
廖偉立從來就不是正規軍，打游擊是命定，自由自在的作戰，才能讓他的「建築如水，無處不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