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夏天，一九四二
早上起床的理由已不復存在。我住在第九街某棟三層樓高的建築的頂樓，天花板都是天窗，角落擺著一張大床，地板上放著一台電話。沒有其他傢俱──甚至沒有時鐘。我被一道晨光喚醒，但不知道時間是幾點鐘，反正我也沒有特別想知道。我手邊的現金只剩下美金五分錢，我打算一直躺在床上，除非有人打電話來約我吃午餐、給我一份工作，或者借錢給我。然而電話始終拒絕響起，而我的肚子餓得咕嚕叫，我知道就算繼續賴在床上也沒有幫助。
我翻過身，發現門縫底下有房東太太塞進來的三封信。在過去幾個星期，我只會收到電話費帳單和電費帳單，因此神祕的第三封信誘使我下了床。
果然，其中一封信來自電力公司，而第二封信來自美國司法部，內容是通知原本為匈牙利人但目前身分不明的羅伯‧卡帕（也就是我本人）已經被歸類為潛在的敵方外僑，因此我必須呈交出我的照相機、望遠鏡和槍枝，而且如果我想要離開紐約超過十英哩，就必須先申請一份特別的許可證明。第三封信來自《寇利爾》雜誌的編輯，他表示《寇利爾》雜誌花了兩個月的時間仔細研究我的作品，確信我是一位優秀的戰地攝影記者，因此很樂意交付給我一項特別任務，而且他們已經為我預訂四十八小時後開往英國的船票，隨信附上一張一千五百美元的預付款支票。
這下子我遇上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我手邊有一台打字機而且我有骨氣，我會馬上回信給《寇利爾》雜誌，告訴他們我被美國司法部視為敵方外僑，現在連紐澤西州都去不了，更不用說去英國。我唯一能帶著照相機前往的地方，是位於市政廳的敵方外僑財產委員會。
我沒有打字機，但是我的口袋裡有五分錢。我決定擲銅板來決定自己該怎麼做。如果是正面，我就想辦法脫罪並前往英國；如果是反面，我就向《寇利爾》雜誌解釋我的處境並且退還支票。
我投擲了那枚五分錢銅板，結果是反面！
然而我覺得不能僅憑一枚五分錢銅板決定自己的未來，因此我要保留那張支票並拿去銀行兌現，然後想辦法到英國去。
＊＊＊＊
我用那五分錢搭地鐵，到銀行將支票兌現。我先在銀行旁邊的楊森餐館吃了一頓豐盛的早餐，花掉兩美元五十美分。這下子一切都成定局，因為我不可能將剩下的一千四百九十七美元五十美分退還給《寇利爾》雜誌，現在《寇利爾》雜誌麻煩大了。
我重讀了他們的來信，確認我要搭的船將在大約四十八小時後啟航。接著我重讀司法部的來信，試著釐清自己應該從何處著手。我需要拿到兵役委員會開立的免除兵役證明、美國國務院和司法部開立的出境許可和再入境許可、英國簽證，以及簽證所需的某國護照。我不希望一開始就遭到拒絕，因此我需要一個能夠理解我處境的人，我是戰亂的受害者。呃，既然美國才剛剛開始意識到這種麻煩代表著什麼，而英國已經參戰兩年多，肯定已經很習慣這種問題，於是我決定從英國下手。
從楊森餐館到機場航廈只需要五分鐘路程，我發現不到一個小時之後有一班飛機飛往華盛頓，於是我買了一張機票，又花掉《寇利爾》雜誌更多錢。
兩個半小時後，我從華盛頓機場搭計程車抵達英國大使館，並表示我想見新聞官員一面。我被帶到一位身穿花呢西裝的紳士面前，他有一張非常紅潤的臉，以及充滿厭煩和無趣的表情。我告訴他我的名字，但不知道該如何開始訴說我的故事，於是我把《寇利爾》雜誌和美國司法部寄給我的信都遞給他。他讀完第一封信時沒有任何反應，可是當他放下第二封信時，他的唇邊露出一抹微笑。我因此受到些許鼓勵，便試探地將我尚未打開的電力公司信函交給他，我知道這是告訴我即將被斷電的通知函。新聞官員示意我坐下。
他開口之後，我意外發現他充滿了人情味。他原本是地質學教授，戰爭爆發時他正在墨西哥愉快地研究休眠火山頂端的土壤組成。他並不關心政治，但戰爭就是戰爭，他被徵召入伍並擔任新聞官員，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就不得不為了英國的利益而經常拒絕各種請求。他說我的情況非常特殊，遠遠超過其他人，因此我是冠軍！我很同情他也很同情自己，於是便邀他共進午餐。
我們去了瑞吉酒店，正式入座之前先在酒吧喝了很多杯馬丁尼。與我同行的新聞官員變得非常熱情，讓我開始覺得他與大英帝國──還有《寇利爾》雜誌──都會選擇站在我這邊。等到我們終於可以就座，我拿起菜單，先替我們兩人各點了十二顆藍點牡蠣。五年前我在法國學到很多品酒知識，並記得在溫西爵爺的每一則懸疑故事中，都以一種名為「蒙哈榭」 的美味白酒來搭配牡蠣。我看見1921年份的「蒙哈榭」就列在酒單最末端，而且價格非常昂貴，但我仍舊愉快地選擇了這種酒。和我一起用餐的新聞官員說，十五年前他到法國度蜜月時，也是用這種酒讓他的新娘子留下美好的印象。我們一邊談論我們對法國──以及「蒙哈榭」──的喜好，一邊喝完了整瓶酒。我們喝第二瓶的時候，一致認為我們對於將德國人趕出美麗的法國有著同樣強烈的感受。喝完咖啡與卡洛斯一世白蘭地之後，我告訴他我曾在西班牙內戰中為共和軍效力三年，以及我有充分理由憎恨法西斯主義。
我們回到英國大使館，他打電話到美國國務院找一位高官，親密地直呼對方的名字。他告訴對方有個「老好人卡帕」正在他的辦公室裡，並表示讓卡帕順利前往英國是至關重要的事。他還告訴對方，我會在十五分鐘內過去領取我的出境許可和再入境許可。掛斷電話後，他給我一張寫著對方名字的紙條。十五分鐘後我抵達美國國務院，一位穿著體面的紳士接待我，然後在一張表格上填寫我的名字和職業，並且簽上他的名字。他告訴我明天早上九點前，紐約港史泰登島的移民辦公室就會將所有的資料都準備好。接著他陪我走到門口，態度變得比較放鬆，拍拍我的背並對著我眨眨眼睛，祝福我一切好運！
我回到大使館時，那位擔任新聞官員的新朋友看起來有點嚴肅和擔心，直到我告訴他我的第一步已經成功。他打電話給英國駐紐約的總領事，告訴對方「老好人卡帕」準備去英國，萬事俱備但只缺護照。經過十分鐘和幾通電話之後，英國大使館的海軍武官、擔任新聞官員的地質學教授和我一起坐在一間小酒吧裡，祝我這趟旅程能夠順順利利。我應該趕飛機返回紐約了，在我離開華盛頓之前，海軍武官向我保證，他會向英國各港口發送密碼訊息，通知他們我將會帶著照相機和底片搭船抵達英國，請他們提供我各方面的協助，使我安全抵達位於倫敦的英國海軍大樓。
在返回紐約的飛機上，我覺得英國人是非常偉大的民族，他們具有很棒的幽默感，而且在遇上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時，只要有他們在就絕對沒問題。
早上起床的理由已不復存在。我住在第九街某棟三層樓高的建築的頂樓，天花板都是天窗，角落擺著一張大床，地板上放著一台電話。沒有其他傢俱──甚至沒有時鐘。我被一道晨光喚醒，但不知道時間是幾點鐘，反正我也沒有特別想知道。我手邊的現金只剩下美金五分錢，我打算一直躺在床上，除非有人打電話來約我吃午餐、給我一份工作，或者借錢給我。然而電話始終拒絕響起，而我的肚子餓得咕嚕叫，我知道就算繼續賴在床上也沒有幫助。
我翻過身，發現門縫底下有房東太太塞進來的三封信。在過去幾個星期，我只會收到電話費帳單和電費帳單，因此神祕的第三封信誘使我下了床。
果然，其中一封信來自電力公司，而第二封信來自美國司法部，內容是通知原本為匈牙利人但目前身分不明的羅伯‧卡帕（也就是我本人）已經被歸類為潛在的敵方外僑，因此我必須呈交出我的照相機、望遠鏡和槍枝，而且如果我想要離開紐約超過十英哩，就必須先申請一份特別的許可證明。第三封信來自《寇利爾》雜誌的編輯，他表示《寇利爾》雜誌花了兩個月的時間仔細研究我的作品，確信我是一位優秀的戰地攝影記者，因此很樂意交付給我一項特別任務，而且他們已經為我預訂四十八小時後開往英國的船票，隨信附上一張一千五百美元的預付款支票。
這下子我遇上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我手邊有一台打字機而且我有骨氣，我會馬上回信給《寇利爾》雜誌，告訴他們我被美國司法部視為敵方外僑，現在連紐澤西州都去不了，更不用說去英國。我唯一能帶著照相機前往的地方，是位於市政廳的敵方外僑財產委員會。
我沒有打字機，但是我的口袋裡有五分錢。我決定擲銅板來決定自己該怎麼做。如果是正面，我就想辦法脫罪並前往英國；如果是反面，我就向《寇利爾》雜誌解釋我的處境並且退還支票。
我投擲了那枚五分錢銅板，結果是反面！
然而我覺得不能僅憑一枚五分錢銅板決定自己的未來，因此我要保留那張支票並拿去銀行兌現，然後想辦法到英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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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那五分錢搭地鐵，到銀行將支票兌現。我先在銀行旁邊的楊森餐館吃了一頓豐盛的早餐，花掉兩美元五十美分。這下子一切都成定局，因為我不可能將剩下的一千四百九十七美元五十美分退還給《寇利爾》雜誌，現在《寇利爾》雜誌麻煩大了。
我重讀了他們的來信，確認我要搭的船將在大約四十八小時後啟航。接著我重讀司法部的來信，試著釐清自己應該從何處著手。我需要拿到兵役委員會開立的免除兵役證明、美國國務院和司法部開立的出境許可和再入境許可、英國簽證，以及簽證所需的某國護照。我不希望一開始就遭到拒絕，因此我需要一個能夠理解我處境的人，我是戰亂的受害者。呃，既然美國才剛剛開始意識到這種麻煩代表著什麼，而英國已經參戰兩年多，肯定已經很習慣這種問題，於是我決定從英國下手。
從楊森餐館到機場航廈只需要五分鐘路程，我發現不到一個小時之後有一班飛機飛往華盛頓，於是我買了一張機票，又花掉《寇利爾》雜誌更多錢。
兩個半小時後，我從華盛頓機場搭計程車抵達英國大使館，並表示我想見新聞官員一面。我被帶到一位身穿花呢西裝的紳士面前，他有一張非常紅潤的臉，以及充滿厭煩和無趣的表情。我告訴他我的名字，但不知道該如何開始訴說我的故事，於是我把《寇利爾》雜誌和美國司法部寄給我的信都遞給他。他讀完第一封信時沒有任何反應，可是當他放下第二封信時，他的唇邊露出一抹微笑。我因此受到些許鼓勵，便試探地將我尚未打開的電力公司信函交給他，我知道這是告訴我即將被斷電的通知函。新聞官員示意我坐下。
他開口之後，我意外發現他充滿了人情味。他原本是地質學教授，戰爭爆發時他正在墨西哥愉快地研究休眠火山頂端的土壤組成。他並不關心政治，但戰爭就是戰爭，他被徵召入伍並擔任新聞官員，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就不得不為了英國的利益而經常拒絕各種請求。他說我的情況非常特殊，遠遠超過其他人，因此我是冠軍！我很同情他也很同情自己，於是便邀他共進午餐。
我們去了瑞吉酒店，正式入座之前先在酒吧喝了很多杯馬丁尼。與我同行的新聞官員變得非常熱情，讓我開始覺得他與大英帝國──還有《寇利爾》雜誌──都會選擇站在我這邊。等到我們終於可以就座，我拿起菜單，先替我們兩人各點了十二顆藍點牡蠣。五年前我在法國學到很多品酒知識，並記得在溫西爵爺的每一則懸疑故事中，都以一種名為「蒙哈榭」 的美味白酒來搭配牡蠣。我看見1921年份的「蒙哈榭」就列在酒單最末端，而且價格非常昂貴，但我仍舊愉快地選擇了這種酒。和我一起用餐的新聞官員說，十五年前他到法國度蜜月時，也是用這種酒讓他的新娘子留下美好的印象。我們一邊談論我們對法國──以及「蒙哈榭」──的喜好，一邊喝完了整瓶酒。我們喝第二瓶的時候，一致認為我們對於將德國人趕出美麗的法國有著同樣強烈的感受。喝完咖啡與卡洛斯一世白蘭地之後，我告訴他我曾在西班牙內戰中為共和軍效力三年，以及我有充分理由憎恨法西斯主義。
我們回到英國大使館，他打電話到美國國務院找一位高官，親密地直呼對方的名字。他告訴對方有個「老好人卡帕」正在他的辦公室裡，並表示讓卡帕順利前往英國是至關重要的事。他還告訴對方，我會在十五分鐘內過去領取我的出境許可和再入境許可。掛斷電話後，他給我一張寫著對方名字的紙條。十五分鐘後我抵達美國國務院，一位穿著體面的紳士接待我，然後在一張表格上填寫我的名字和職業，並且簽上他的名字。他告訴我明天早上九點前，紐約港史泰登島的移民辦公室就會將所有的資料都準備好。接著他陪我走到門口，態度變得比較放鬆，拍拍我的背並對著我眨眨眼睛，祝福我一切好運！
我回到大使館時，那位擔任新聞官員的新朋友看起來有點嚴肅和擔心，直到我告訴他我的第一步已經成功。他打電話給英國駐紐約的總領事，告訴對方「老好人卡帕」準備去英國，萬事俱備但只缺護照。經過十分鐘和幾通電話之後，英國大使館的海軍武官、擔任新聞官員的地質學教授和我一起坐在一間小酒吧裡，祝我這趟旅程能夠順順利利。我應該趕飛機返回紐約了，在我離開華盛頓之前，海軍武官向我保證，他會向英國各港口發送密碼訊息，通知他們我將會帶著照相機和底片搭船抵達英國，請他們提供我各方面的協助，使我安全抵達位於倫敦的英國海軍大樓。
在返回紐約的飛機上，我覺得英國人是非常偉大的民族，他們具有很棒的幽默感，而且在遇上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時，只要有他們在就絕對沒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