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好不容易放眼天下
一九八○年赴美進修時，透過台灣友人介紹，在紐約大學藝術學院上課的第一天，便和同樣在該院讀電影的李安約見，兩人生分地在學院附近的印度餐館共進簡餐，當時沒聊太多，只記得暗自嘀咕這五元美金的飯錢真不便宜，接下來的三年就再也沒一塊兒去過任何餐廳吃飯了。
之後，每隔一陣子大夥聚會時，都會興致盎然地聽李安講故事：一下是他如何與室友、也是老朋友的王獻箎輪流下廚，光聽到菜名就足以讓大家口水直流；一會兒又聽他描述另一位原本個性極其溫和的亞洲室友，某天如何突然兇狠狠地拿刀與他們相向對峙；或者，他好不容易擁有了一台破車，沒想到因為車上一點零錢引起頑童覬覦被砸破車窗，只得沮喪地開著沒窗的車子去伊利諾州找老婆討秀秀，再帶著老婆特別準備的一大盒滷味邊吃邊開回紐約。每個故事從他嘴裡講出來的同時，都讓我們看到生動的畫面，也忍不住跟著他又悲又喜。
為了李安電影所的畢業製作，我們卯足了勁大力幫忙，以全是研究生的超優班底在紐約街頭搶鏡頭。當時在念表演、現在是優劇場總監的劉若瑀還跨刀擔任女主角；就連久未出江湖、我們的二房東張致泉，也禁不住他一臉「無辜」的懇求，撩下去為他的影片配樂出馬演奏。那幾年，在這麼「平淡」的學習氛圍下，大多數人一畢業便想著啟程回家，唯獨李安說要留下來「進軍好萊塢」！大家聽了莫不面面相覷，全想著他大概是瘋了，台灣人怎麼可能打進好萊塢？！美國只是汲取養分的所在，壓根兒沒人想過要留下來「爭名」！
當然，懷抱國際「大夢想」的李安，後續成就已是眾人皆知，而從未存有「奢望」的我，在回台工作至今近四十年間，也因緣際會走上與國際接軌之路。或許是因為表演藝術在台灣，至今仍是不夠具有市場規模經濟的文創手工藝品，柴米油鹽的繁瑣難免磨人志氣，但與國際間的合作與交手，的確讓我這種「沒膽識」的人，摸索出一條從未預見之途。
與「老外」交手，如同江湖武林高手對決，天下之大，需要做足準備，但也處處無法預料。當年或許是以「無招」應對，而今回看已然歸納出一些「絕招」，重點不在輸贏，而是拿捏分寸站穩立場，看到所得、忘記所失。雖然未能生出李安「大氣魄」的壯麗山河，在細水長流的披荊斬棘間，倒也遇見了一些特別的景致，篩出「長智慧」的樂趣。
序曲
什麼是國際共製？
台灣劇場主辦節目大多是以國外邀演與國內新製作為主。國外節目除要負擔演出費外，還需支付高額的旅運及團隊落地住宿等接待費用，所以一般都會邀演已完成的作品，在可見菜色中找出適合本地觀眾的口味。但近二十年來，國外機制健全的劇場，逐漸開放越來越多的「共同製作」，品味相近的劇場可以結伴「押寶」，一起投資大家看好的製作，經費規模擴大可提供更理想的製作條件，尋找更具突破性的藝術家合作，或是以更充裕時間來發展創新方向。
參與共製的劇院，共同擁有節目首輪演出權，確保這個新製節目的演出場次，而不是在首演一年半載後，才能排入其他劇場演出。新製節目被擔保的演出量越大，人事及製作成本自然降低，而且可保證是由首演最強卡司擔綱。當然分攤經費還是次要目的，搶先成為能識千里馬的「伯樂」，才是業界最讓人快意之事！
這種合作模式在出版界是常態，出版社通常可依通路的預估來訂定初版的印刷量，電影界先賣版權的行銷手法大家更不陌生，但表演藝術演出製作不具所謂市場機制，幾乎無法用票房來打平製作費用，一般邀演國際節目主要是為「開視野」而無法盈利，如果還要再多負擔一些共製成本，豈不注定「雪上加霜」？
為什麼要國際共製？
國際共製絕對不是有錢大爺就能呼風喚雨的，江湖上行走，總會先經過一番禮尚往來的「暖身」，掂過彼此斤兩後，才可能有進一步的合作。以國家兩廳院為例，國外節目來訪，看的不是劇場外觀有多華麗，而是從舞台技術人員裝台水準、節目承辦人對團隊起居接待等各項安排細節來感受，要什麼給什麼還不夠，「超前部署」才能顯現專業。而台灣觀眾「識貨」又熱忱的回饋，往往是更能讓外國團隊印象深刻的利器。在有「地利、人和」條件下，慢慢累積出來的「天時」才會發生。畢竟大家想要的是旗鼓相當、心照不宣的好伙伴，如果參與共製的劇場，無法提供相對水準的演出配合，委屈了大家看好的「寶貝」，那可就是罪過！ 所以這種共製的邀約，一定是要在相當程度的理解與信任基礎下才能產生。
近年，台灣參與國際共製的案例逐步增加，我們因此有機會經由共製而與世界知名劇場共列。像兩廳院二○一二年與法國卡菲舞團合作的《有機體》，由該團北非裔、街舞出身編舞家穆哈．莫蘇奇（Mourad Merzouki）將五位台灣現代舞者和卡菲的街舞舞者編織成舞，搭配古又文的服裝設計，在沒有預期之下，巡演全球近百場，讓兩廳院到處插旗。
二○一三年兩廳院與新加坡濱海劇院共製梅田宏明的《形式暫留》、二○一四年應瑞士洛桑劇院之邀，與索恩河沙隆國家表演藝術空間（Espace des Arts scène National de Chalon sur Saone）、日內瓦偶劇團（Puppet Theater Geneva）法國蒙貝利亞爾MA劇院（MA Scène Nationale-Montbéliard）共製戲偶大師楊輝的《牛仔褲》等案例，都宣示了兩廳院不是只會「買節目」，也有參與國際表演藝術大家庭的意願與實力，增加了兩廳院在國際的能見度。台灣的國家交響樂團在二○一五年，與歐洲的阿姆斯特丹皇家大會堂管弦樂團、皇家利物浦愛樂、美國的聖路易斯交響樂團及澳洲的塔斯馬尼亞交響樂團共同委託作曲家譚盾創作《狼圖騰》，也展現出參與全球樂壇的企圖心。
所以，國際共製費用雖會增加節目的負擔，但可以因此了解國際市場押寶的重點，也能拉近與世界的距離，並永遠在此作品上留下「分了一杯羹」的紀錄。況且主要製作劇場因為是首輪的「首演」，往往是出資最多的一方，其他共製單位相對分配比例較小，如果再將其視為行銷未來及下一次實質合作的「投資」，那CP值就更高了。
也許是不像大劇場要承擔沉重的資金分配與回收壓力，我個人所屬的小劇場及小團，在「國際共製」尚未普遍之時，早已不知不覺走上國際合作之路，而未抱太多期待地一路走來，竟也是收穫滿滿，藉由與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相識到相交，誘發我持續在工作上充滿動能地精進，這其中有三個最重要的體悟：
一、知己知彼，相互學習
我們要交到好朋友，最不能有目的性的「功利」念頭，相識總要從了解身家開始，先互通學習背景、專長、興趣，是交手的基本，再慢慢發掘出進一步深入交談的主題。能開心聊天的對象，就可能是「一呼即應」的合作伙伴。只是「麻吉」固然還不足以成就計畫，對手的做事方法、工作視野、圈內其他人的評價都是重要的觀察指標。如果你始終都是那位唯一的領頭羊，只有獨自一人瞻前顧後，勞心勞力終究不能長久，大夥合作能有時走前鋒、有時樂跟隨地相互競合，才會是「過癮」的旅程。
二、平起平坐，才能合作
合作的本質就像理想的婚姻，務必要能門當戶對，這不是指財力對比，而是處事文化的相當。不拘小節的人一定比較能夠欣賞和自己同樣不拘小節的朋友，「臭味相投」才能「平起平坐」，也唯有平起平坐論事，沒有過多的猜疑與算計，合作才不容易橫生枝節。
三、不是文化落差，各有所別而已
無論身處何處，即使同在亞洲，地緣之別造就的文化特色各有所長，有人凡事據理力爭，有人非常客氣，國際共製間最有趣之事，便是在這文化差異中探出分寸，有時不明說並不表示完全同意，即使言無不盡時都還可能會有弦外之音，認清各人各地的行事風格，對「症」下藥，才能讓事情圓滿。
從事藝術行政四十年間，憑藉以上這些小小心得，倒也發展出五種案例，每個個案合作期程短則四、五年，長則超過二十年，所幸這悠悠歲月並非不堪回首，反而因此拼出一個由時間、空間與知識共組的立體圖像，希望這畫面可以打動更多人了解廣交、深交「國際朋友」的重要。
好不容易放眼天下
一九八○年赴美進修時，透過台灣友人介紹，在紐約大學藝術學院上課的第一天，便和同樣在該院讀電影的李安約見，兩人生分地在學院附近的印度餐館共進簡餐，當時沒聊太多，只記得暗自嘀咕這五元美金的飯錢真不便宜，接下來的三年就再也沒一塊兒去過任何餐廳吃飯了。
之後，每隔一陣子大夥聚會時，都會興致盎然地聽李安講故事：一下是他如何與室友、也是老朋友的王獻箎輪流下廚，光聽到菜名就足以讓大家口水直流；一會兒又聽他描述另一位原本個性極其溫和的亞洲室友，某天如何突然兇狠狠地拿刀與他們相向對峙；或者，他好不容易擁有了一台破車，沒想到因為車上一點零錢引起頑童覬覦被砸破車窗，只得沮喪地開著沒窗的車子去伊利諾州找老婆討秀秀，再帶著老婆特別準備的一大盒滷味邊吃邊開回紐約。每個故事從他嘴裡講出來的同時，都讓我們看到生動的畫面，也忍不住跟著他又悲又喜。
為了李安電影所的畢業製作，我們卯足了勁大力幫忙，以全是研究生的超優班底在紐約街頭搶鏡頭。當時在念表演、現在是優劇場總監的劉若瑀還跨刀擔任女主角；就連久未出江湖、我們的二房東張致泉，也禁不住他一臉「無辜」的懇求，撩下去為他的影片配樂出馬演奏。那幾年，在這麼「平淡」的學習氛圍下，大多數人一畢業便想著啟程回家，唯獨李安說要留下來「進軍好萊塢」！大家聽了莫不面面相覷，全想著他大概是瘋了，台灣人怎麼可能打進好萊塢？！美國只是汲取養分的所在，壓根兒沒人想過要留下來「爭名」！
當然，懷抱國際「大夢想」的李安，後續成就已是眾人皆知，而從未存有「奢望」的我，在回台工作至今近四十年間，也因緣際會走上與國際接軌之路。或許是因為表演藝術在台灣，至今仍是不夠具有市場規模經濟的文創手工藝品，柴米油鹽的繁瑣難免磨人志氣，但與國際間的合作與交手，的確讓我這種「沒膽識」的人，摸索出一條從未預見之途。
與「老外」交手，如同江湖武林高手對決，天下之大，需要做足準備，但也處處無法預料。當年或許是以「無招」應對，而今回看已然歸納出一些「絕招」，重點不在輸贏，而是拿捏分寸站穩立場，看到所得、忘記所失。雖然未能生出李安「大氣魄」的壯麗山河，在細水長流的披荊斬棘間，倒也遇見了一些特別的景致，篩出「長智慧」的樂趣。
序曲
什麼是國際共製？
台灣劇場主辦節目大多是以國外邀演與國內新製作為主。國外節目除要負擔演出費外，還需支付高額的旅運及團隊落地住宿等接待費用，所以一般都會邀演已完成的作品，在可見菜色中找出適合本地觀眾的口味。但近二十年來，國外機制健全的劇場，逐漸開放越來越多的「共同製作」，品味相近的劇場可以結伴「押寶」，一起投資大家看好的製作，經費規模擴大可提供更理想的製作條件，尋找更具突破性的藝術家合作，或是以更充裕時間來發展創新方向。
參與共製的劇院，共同擁有節目首輪演出權，確保這個新製節目的演出場次，而不是在首演一年半載後，才能排入其他劇場演出。新製節目被擔保的演出量越大，人事及製作成本自然降低，而且可保證是由首演最強卡司擔綱。當然分攤經費還是次要目的，搶先成為能識千里馬的「伯樂」，才是業界最讓人快意之事！
這種合作模式在出版界是常態，出版社通常可依通路的預估來訂定初版的印刷量，電影界先賣版權的行銷手法大家更不陌生，但表演藝術演出製作不具所謂市場機制，幾乎無法用票房來打平製作費用，一般邀演國際節目主要是為「開視野」而無法盈利，如果還要再多負擔一些共製成本，豈不注定「雪上加霜」？
為什麼要國際共製？
國際共製絕對不是有錢大爺就能呼風喚雨的，江湖上行走，總會先經過一番禮尚往來的「暖身」，掂過彼此斤兩後，才可能有進一步的合作。以國家兩廳院為例，國外節目來訪，看的不是劇場外觀有多華麗，而是從舞台技術人員裝台水準、節目承辦人對團隊起居接待等各項安排細節來感受，要什麼給什麼還不夠，「超前部署」才能顯現專業。而台灣觀眾「識貨」又熱忱的回饋，往往是更能讓外國團隊印象深刻的利器。在有「地利、人和」條件下，慢慢累積出來的「天時」才會發生。畢竟大家想要的是旗鼓相當、心照不宣的好伙伴，如果參與共製的劇場，無法提供相對水準的演出配合，委屈了大家看好的「寶貝」，那可就是罪過！ 所以這種共製的邀約，一定是要在相當程度的理解與信任基礎下才能產生。
近年，台灣參與國際共製的案例逐步增加，我們因此有機會經由共製而與世界知名劇場共列。像兩廳院二○一二年與法國卡菲舞團合作的《有機體》，由該團北非裔、街舞出身編舞家穆哈．莫蘇奇（Mourad Merzouki）將五位台灣現代舞者和卡菲的街舞舞者編織成舞，搭配古又文的服裝設計，在沒有預期之下，巡演全球近百場，讓兩廳院到處插旗。
二○一三年兩廳院與新加坡濱海劇院共製梅田宏明的《形式暫留》、二○一四年應瑞士洛桑劇院之邀，與索恩河沙隆國家表演藝術空間（Espace des Arts scène National de Chalon sur Saone）、日內瓦偶劇團（Puppet Theater Geneva）法國蒙貝利亞爾MA劇院（MA Scène Nationale-Montbéliard）共製戲偶大師楊輝的《牛仔褲》等案例，都宣示了兩廳院不是只會「買節目」，也有參與國際表演藝術大家庭的意願與實力，增加了兩廳院在國際的能見度。台灣的國家交響樂團在二○一五年，與歐洲的阿姆斯特丹皇家大會堂管弦樂團、皇家利物浦愛樂、美國的聖路易斯交響樂團及澳洲的塔斯馬尼亞交響樂團共同委託作曲家譚盾創作《狼圖騰》，也展現出參與全球樂壇的企圖心。
所以，國際共製費用雖會增加節目的負擔，但可以因此了解國際市場押寶的重點，也能拉近與世界的距離，並永遠在此作品上留下「分了一杯羹」的紀錄。況且主要製作劇場因為是首輪的「首演」，往往是出資最多的一方，其他共製單位相對分配比例較小，如果再將其視為行銷未來及下一次實質合作的「投資」，那CP值就更高了。
也許是不像大劇場要承擔沉重的資金分配與回收壓力，我個人所屬的小劇場及小團，在「國際共製」尚未普遍之時，早已不知不覺走上國際合作之路，而未抱太多期待地一路走來，竟也是收穫滿滿，藉由與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相識到相交，誘發我持續在工作上充滿動能地精進，這其中有三個最重要的體悟：
一、知己知彼，相互學習
我們要交到好朋友，最不能有目的性的「功利」念頭，相識總要從了解身家開始，先互通學習背景、專長、興趣，是交手的基本，再慢慢發掘出進一步深入交談的主題。能開心聊天的對象，就可能是「一呼即應」的合作伙伴。只是「麻吉」固然還不足以成就計畫，對手的做事方法、工作視野、圈內其他人的評價都是重要的觀察指標。如果你始終都是那位唯一的領頭羊，只有獨自一人瞻前顧後，勞心勞力終究不能長久，大夥合作能有時走前鋒、有時樂跟隨地相互競合，才會是「過癮」的旅程。
二、平起平坐，才能合作
合作的本質就像理想的婚姻，務必要能門當戶對，這不是指財力對比，而是處事文化的相當。不拘小節的人一定比較能夠欣賞和自己同樣不拘小節的朋友，「臭味相投」才能「平起平坐」，也唯有平起平坐論事，沒有過多的猜疑與算計，合作才不容易橫生枝節。
三、不是文化落差，各有所別而已
無論身處何處，即使同在亞洲，地緣之別造就的文化特色各有所長，有人凡事據理力爭，有人非常客氣，國際共製間最有趣之事，便是在這文化差異中探出分寸，有時不明說並不表示完全同意，即使言無不盡時都還可能會有弦外之音，認清各人各地的行事風格，對「症」下藥，才能讓事情圓滿。
從事藝術行政四十年間，憑藉以上這些小小心得，倒也發展出五種案例，每個個案合作期程短則四、五年，長則超過二十年，所幸這悠悠歲月並非不堪回首，反而因此拼出一個由時間、空間與知識共組的立體圖像，希望這畫面可以打動更多人了解廣交、深交「國際朋友」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