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共時性不是奇蹟、不是命定，也不是迷信，而是意義在世界中顯現的一種方式。
為了方便一般讀者理解，我會建議閱讀本書時，先從附錄的〈論共時性〉開始。這是一篇篇幅較短、結構也較為清楚的早期論文，發表於1951年，其核心思想與1952年正式出版的《共時性：一個非因果性的聯繫定律》並無本質差異，可作為進入本書的良好起點。
共時性概念的萌芽，最遲不會晚於《紅書》的創作時期，也就是1914至1930年間。不過，從〈前言〉中可以看出，榮格又歷經二十多年反覆觀察與醞釀，才正式撰寫並發表這個主題。他坦言，這是因為共時性同時牽涉心理學、物理學、哲學與象徵史，而他自認在部分自然科學領域的訓練仍嫌不足，因此始終保持謹慎。
榮格曾指出，精神官能症「最終必須被理解為一個尚未找到意義的靈魂所承受的痛苦」。正是在這樣的臨床關懷下，他才鼓起勇氣提出共時性這個概念。因為在分析經驗中，共時性事件往往能為病人帶來高度的意義感，使其在困境中獲得某種心理上的寬慰與安定。
這也從側面說明了，為何人在遭遇不可逆的生命處境時，常會轉而尋求命理師的協助。即便對方給出的只是耳熟能詳的套語，例如「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當事人仍可能因此放下焦慮，暫時獲得心靈的出口。關鍵並不在於解釋本身是否新穎，而在於它是否回應了人當下對意義的需求。
榮格所說的共時性，指的是「具有意義、但彼此之間並不存在因果關係的巧合」。這類經驗在人類歷史中早已存在，並長期被籠統地歸入「命運」的範疇。對此，榮格明確指出，並非星體的執行導致了人的命運，也不是特定卦象本身造成了吉凶。相反地，這些現象彼此之間是相互獨立的，但可能同時受到原型的制約。
原型屬於榮格所稱的「類心靈（psychoid）」層次，既不完全是心理的，也不完全是物質的，而是能同時觸及兩者。正因如此，某些事件才可能在心理層面上形成同步的意義結構。
在書中，榮格嚴格區分了兩種巧合：一種是雖然暫時看不出關聯，但仍可透過因果鏈（casual chain）補齊的巧合；另一種則是真正不具因果關係的巧合。本書討論的僅限於後者。因此，自我實現預言或心理暗示等現象，雖常被誤認為是共時性，但實際上從一開始就被榮格排除在外。這是閱讀本書時需要注意的重點。
另一個常見的誤讀，則是將共時性理解為「發生機率極低」的巧合。事實上，機率並非共時性的判準。它的核心只有一個問題：這個事件是否在此時此刻，對這個人，形成了一個無法忽視的意義結構？
換言之，共時性是一種「心理—意義事件」，而不是統計事件。它是否成立，並不取決於事件的罕見程度，而在於當事人是否在其中經驗到意義。這也說明了，為何共時性經驗往往出現在重大抉擇、生命轉折，或情緒高度張力的時刻。當它發生時，心靈會以一種非因果的方式，重新組織我們所感知的世界。
因此，當人遭遇共時性經驗時，最適切的回應並不是急著解讀或依賴它作出決定，而是先停下來，反思自己正處於什麼心理狀態，以及這個經驗回應了什麼內在處境。
儘管提出了共時性這個概念，榮格從未意圖以它取代因果律。他真正想指出的是：因果律只在特定層次上成立。當我們試圖用因果關係去解釋那些高度個人化、情感密集，且具有轉折性的生命事件時，問題往往不在於資料不足，而在於方法本身的錯位。
回到本書的核心主旨，我會說，《共時性》並不是在談神祕現象，而是在為「意義」爭取一個不被科學語言排除的位置。你會發現，榮格心理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門關於意義的心理學。而所謂的「個體化」，正是回應這些意義、承擔自身生命方向的過程。
《共時性》是榮格的晚年著作，名聲不小，卻也長期被誤解。由於內容難度高，市場接受度並不容易評估，因此在引介至臺灣的過程中，確實經過多方審慎考量。所幸在資深譯者黃春華老師與楓書坊編輯陳依萱女士的協助下，這部作品得以順利面世。每一本專業著作的出版，背後都有許多人的投入，這一點，無論如何致謝都不為過。
最後必須說明的是，《共時性》並非入門讀物，而更像是榮格世界觀的邊界。我有時將它稱為「大乘榮格」，意指分析心理學中最為進階、也最具爭議的概念之一。它未曾成為主流心理學的關注焦點，卻構成了理解夢、象徵、命運感與意義經驗時的重要理論上限。
人類的心理經驗，並不全然服從「原因導向結果」的線性敘事。在某些時刻，它會以瞬間成形的方式，讓意義自行顯現。作為引介者，我必須負責任地指出：共時性並不是一個已完成的心理學理論，而是一個暫時性的理論支架，用來支撐那些尚無法以因果邏輯充分說明的經驗。
榮格本人從未要求信仰或盲從，因此，讀者也不應將共時性視為教條或工具，而應把它理解為一個尚未關閉的理論開口，一個指向更大可能性的前兆。
導讀
榮格年輕時，曾親眼目睹一張堅固的橡木桌突然裂開，過不久，一把堅固的鋼刀也毫無緣由斷裂成碎片。他母親是個相當迷信的人，當時也目擊了這兩起事件，並用耐人尋味的眼神看著他，讓榮格充滿好奇，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後來他得知，他的一些親戚有在參加一位靈媒的降靈會，他們一直都想邀請榮格加入。
對榮格和他母親而言，這些不相干的事件似乎存在著某種有意義的連結。木桌裂開、刀子斷裂，不太可能是親戚們的意念造成的，也不可能是靈媒想用她的法力來吸引他加入降靈會。然而，這些事件的確激起他參加降靈會的興趣，也促使他日後投入神祕學研究，證明了這些事件確實對他有所影響。
榮格提出共時性的概念，讓那些彼此看似有關聯的事件脫離幻想、魔法以及迷信的色彩，因這類事件總是帶有不可預測性、令人吃驚且讓人印象深刻。榮格認為，它們只不過是「有意義的巧合」。儘管這個定義近乎赤裸直接，榮格的觀點卻在超心理學這個高度爭議的領域中遭到不當的攻擊或讚揚——這或許是所有簡單直接論述的宿命。但榮格為了支持自己的論點，引入了一個令人困惑的複雜因素來做解釋：他引用了萊因（J. B. Rhine）的研究。萊因從「心靈致動」（psychokinetic）念力實驗的統計分析得出結論，受試者「猜測」的紙牌數字和紙牌實際出現的數字之間存在某種因果關聯。
有人可能會認為，在一組有意義的連串事件中，各個事件是否具有因果關聯並不重要，因為榮格強調的是整體、是整個事件序列的意義。然而，這並不是榮格真正的想法；也因此，榮格的那項占星實驗記錄才變得格外重要，而榮格並未從這些實驗發現任何統計上的顯著相關性，因有人可能會認為，統計數據可以用來判定他所觀察到的有意義模式是否是「非因果的」。「無因果關聯」（acausal）是否等同於「偶然」（chance），尚有討論空間，但無論它們是否相同，人們經常認為，在占星實驗中使用統計方法，就能證明有意義的巧合存在。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
在這本專題著作中，榮格藉其獨創思維和淵博學識，以令人讚嘆且引人深思的方式，將「共時性」這個簡單概念加以擴大延伸。這也高度體現了榮格的一貫主張：即使數據資料看似不合理，也不該被忽視，而應窮盡一切可能方法將它們整合起來。他秉持此精神發展出的共時性概念，值得所有心理學相關領域（從超心理學到研究無意識結構與過程）之研究者參考評鑑。
麥可．福特漢（MICHAEL FORDHAM）
1973年於倫敦
共時性不是奇蹟、不是命定，也不是迷信，而是意義在世界中顯現的一種方式。
為了方便一般讀者理解，我會建議閱讀本書時，先從附錄的〈論共時性〉開始。這是一篇篇幅較短、結構也較為清楚的早期論文，發表於1951年，其核心思想與1952年正式出版的《共時性：一個非因果性的聯繫定律》並無本質差異，可作為進入本書的良好起點。
共時性概念的萌芽，最遲不會晚於《紅書》的創作時期，也就是1914至1930年間。不過，從〈前言〉中可以看出，榮格又歷經二十多年反覆觀察與醞釀，才正式撰寫並發表這個主題。他坦言，這是因為共時性同時牽涉心理學、物理學、哲學與象徵史，而他自認在部分自然科學領域的訓練仍嫌不足，因此始終保持謹慎。
榮格曾指出，精神官能症「最終必須被理解為一個尚未找到意義的靈魂所承受的痛苦」。正是在這樣的臨床關懷下，他才鼓起勇氣提出共時性這個概念。因為在分析經驗中，共時性事件往往能為病人帶來高度的意義感，使其在困境中獲得某種心理上的寬慰與安定。
這也從側面說明了，為何人在遭遇不可逆的生命處境時，常會轉而尋求命理師的協助。即便對方給出的只是耳熟能詳的套語，例如「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當事人仍可能因此放下焦慮，暫時獲得心靈的出口。關鍵並不在於解釋本身是否新穎，而在於它是否回應了人當下對意義的需求。
榮格所說的共時性，指的是「具有意義、但彼此之間並不存在因果關係的巧合」。這類經驗在人類歷史中早已存在，並長期被籠統地歸入「命運」的範疇。對此，榮格明確指出，並非星體的執行導致了人的命運，也不是特定卦象本身造成了吉凶。相反地，這些現象彼此之間是相互獨立的，但可能同時受到原型的制約。
原型屬於榮格所稱的「類心靈（psychoid）」層次，既不完全是心理的，也不完全是物質的，而是能同時觸及兩者。正因如此，某些事件才可能在心理層面上形成同步的意義結構。
在書中，榮格嚴格區分了兩種巧合：一種是雖然暫時看不出關聯，但仍可透過因果鏈（casual chain）補齊的巧合；另一種則是真正不具因果關係的巧合。本書討論的僅限於後者。因此，自我實現預言或心理暗示等現象，雖常被誤認為是共時性，但實際上從一開始就被榮格排除在外。這是閱讀本書時需要注意的重點。
另一個常見的誤讀，則是將共時性理解為「發生機率極低」的巧合。事實上，機率並非共時性的判準。它的核心只有一個問題：這個事件是否在此時此刻，對這個人，形成了一個無法忽視的意義結構？
換言之，共時性是一種「心理—意義事件」，而不是統計事件。它是否成立，並不取決於事件的罕見程度，而在於當事人是否在其中經驗到意義。這也說明了，為何共時性經驗往往出現在重大抉擇、生命轉折，或情緒高度張力的時刻。當它發生時，心靈會以一種非因果的方式，重新組織我們所感知的世界。
因此，當人遭遇共時性經驗時，最適切的回應並不是急著解讀或依賴它作出決定，而是先停下來，反思自己正處於什麼心理狀態，以及這個經驗回應了什麼內在處境。
儘管提出了共時性這個概念，榮格從未意圖以它取代因果律。他真正想指出的是：因果律只在特定層次上成立。當我們試圖用因果關係去解釋那些高度個人化、情感密集，且具有轉折性的生命事件時，問題往往不在於資料不足，而在於方法本身的錯位。
回到本書的核心主旨，我會說，《共時性》並不是在談神祕現象，而是在為「意義」爭取一個不被科學語言排除的位置。你會發現，榮格心理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門關於意義的心理學。而所謂的「個體化」，正是回應這些意義、承擔自身生命方向的過程。
《共時性》是榮格的晚年著作，名聲不小，卻也長期被誤解。由於內容難度高，市場接受度並不容易評估，因此在引介至臺灣的過程中，確實經過多方審慎考量。所幸在資深譯者黃春華老師與楓書坊編輯陳依萱女士的協助下，這部作品得以順利面世。每一本專業著作的出版，背後都有許多人的投入，這一點，無論如何致謝都不為過。
最後必須說明的是，《共時性》並非入門讀物，而更像是榮格世界觀的邊界。我有時將它稱為「大乘榮格」，意指分析心理學中最為進階、也最具爭議的概念之一。它未曾成為主流心理學的關注焦點，卻構成了理解夢、象徵、命運感與意義經驗時的重要理論上限。
人類的心理經驗，並不全然服從「原因導向結果」的線性敘事。在某些時刻，它會以瞬間成形的方式，讓意義自行顯現。作為引介者，我必須負責任地指出：共時性並不是一個已完成的心理學理論，而是一個暫時性的理論支架，用來支撐那些尚無法以因果邏輯充分說明的經驗。
榮格本人從未要求信仰或盲從，因此，讀者也不應將共時性視為教條或工具，而應把它理解為一個尚未關閉的理論開口，一個指向更大可能性的前兆。
導讀
榮格年輕時，曾親眼目睹一張堅固的橡木桌突然裂開，過不久，一把堅固的鋼刀也毫無緣由斷裂成碎片。他母親是個相當迷信的人，當時也目擊了這兩起事件，並用耐人尋味的眼神看著他，讓榮格充滿好奇，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後來他得知，他的一些親戚有在參加一位靈媒的降靈會，他們一直都想邀請榮格加入。
對榮格和他母親而言，這些不相干的事件似乎存在著某種有意義的連結。木桌裂開、刀子斷裂，不太可能是親戚們的意念造成的，也不可能是靈媒想用她的法力來吸引他加入降靈會。然而，這些事件的確激起他參加降靈會的興趣，也促使他日後投入神祕學研究，證明了這些事件確實對他有所影響。
榮格提出共時性的概念，讓那些彼此看似有關聯的事件脫離幻想、魔法以及迷信的色彩，因這類事件總是帶有不可預測性、令人吃驚且讓人印象深刻。榮格認為，它們只不過是「有意義的巧合」。儘管這個定義近乎赤裸直接，榮格的觀點卻在超心理學這個高度爭議的領域中遭到不當的攻擊或讚揚——這或許是所有簡單直接論述的宿命。但榮格為了支持自己的論點，引入了一個令人困惑的複雜因素來做解釋：他引用了萊因（J. B. Rhine）的研究。萊因從「心靈致動」（psychokinetic）念力實驗的統計分析得出結論，受試者「猜測」的紙牌數字和紙牌實際出現的數字之間存在某種因果關聯。
有人可能會認為，在一組有意義的連串事件中，各個事件是否具有因果關聯並不重要，因為榮格強調的是整體、是整個事件序列的意義。然而，這並不是榮格真正的想法；也因此，榮格的那項占星實驗記錄才變得格外重要，而榮格並未從這些實驗發現任何統計上的顯著相關性，因有人可能會認為，統計數據可以用來判定他所觀察到的有意義模式是否是「非因果的」。「無因果關聯」（acausal）是否等同於「偶然」（chance），尚有討論空間，但無論它們是否相同，人們經常認為，在占星實驗中使用統計方法，就能證明有意義的巧合存在。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
在這本專題著作中，榮格藉其獨創思維和淵博學識，以令人讚嘆且引人深思的方式，將「共時性」這個簡單概念加以擴大延伸。這也高度體現了榮格的一貫主張：即使數據資料看似不合理，也不該被忽視，而應窮盡一切可能方法將它們整合起來。他秉持此精神發展出的共時性概念，值得所有心理學相關領域（從超心理學到研究無意識結構與過程）之研究者參考評鑑。
麥可．福特漢（MICHAEL FORDHAM）
1973年於倫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