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說的提出
「城邦」（city-state）是一種國家形態，古今各地文明的發展頗多可見，中國也有過這種形態，而且歷時甚久，大概從傳統歷史所謂的五帝時代到春秋戰國之際，將近兩千年；籠統地說，與「三代」相始終，所以中國古典的夏商周三代的國家形態基本上屬於「城邦時代」。
這種提法的學者至今還不太多。向來中國史學界討論古史偏重社會性質，對國家形態比較忽略，雖然這兩個層次的問題其實是息息相關的。只有早年侯外廬提出中國古代「城市國家」的理論，後來研究西方古代史的日知（林志純）也楬櫫類似的意見。日本的東洋史家宮崎市定和貝塚茂樹幾乎同時論述中國古代的「都市國家」。以上四家說法都可以算作「城邦論」，不過我認為用「城市」或「都市」來標識中國古代國家的特質與事實頗有距離，而且會產生誤導作用，其中道理下文將有所說明。自 1974 年我撰寫〈城邦國家時代的社會基礎〉（1979 年題作《周代城邦》出版）以來，陸續發表一些關係中國古代國家形態的論文，我個人對中國古代歷史的整體認識也是「城邦論」。
不過由於「城邦」一詞的表面意義只能說明某種國家形態的外緣狀況，無法點出其形態內涵的精神，歷來對於城邦論的討論往往喜歡援引希臘城邦的經驗互相辯駁。其實可以稱得上「城邦」的國家形態在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皆出現過，兩河蘇美（Sumer）的城邦固不同於希臘，古代的羅馬與中古的威尼斯雖同為城邦，內容則截然有別，即使同屬於古代兩河流域南部地區，異時異地的城邦也不能一律的。討論中國古代城邦，如果以彼準此，恐怕不容易獲得真相。本文根據個人以往的研究，撮述要義，首要任務在於掌握中國古代城邦的特性，至於古代世界泛城邦的比較，則是另一課題，本文無法申論。
城邦說的根據
「城邦」這個名詞現在還找不到中國古書的典據，何以見得中國古代的國家形態是城邦呢？恐怕是城邦論者應先回答的問題。
城邦，顧名思義是以「城」作為國家的主體，也就是國家的重心，不論人力、資源或權力多集中在築有圍牆的聚落，所以討論城離不開最具體的城牆。我們掌握的資料，從文字學、考古學和歷史文獻都證明古國多有城牆。
城，金文作，从庸从成。左邊的「庸」甲骨文和金文同形，今寫作墉，从□从亭，□是圍牆，亭乃圍牆上瞭望用的建築，今日謂之城樓。甲骨金文通常作前後二亭，但也有城周四亭的。右邊的「成」，本字是戉，今寫作鉞，表示防衛力量。單就字形來看，一圈圍牆，牆上二或四亭；圍牆象徵群居聚落，亭代表瞭望，寫實和寓意兼而有之。再加上一把大斧頭象徵武備，那麼一座具有防衛力的大聚落就是「城」了。
「城」首見於西周金文，是比較晚起的文字，較早的「邑」字和「城」共同具備一個要素，即是那圈圍牆。不論甲骨文或金文，邑字皆寫作，象人坐在圍牆下或內。雖然西周以後「邑」逐漸專指小的聚落，但在殷商或周初，大聚落也多稱作邑，如盤庚遷殷，述說他的祖先「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告誡人民「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尚書．盤庚》）這個新邑就是國都。甲骨卜辭有「天邑商」、「大邑商」，不論指商丘或安陽，商王朝最大、最重要的聚落都可以稱作邑。《尚書．康誥》敘說：「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此新大邑當時只通稱邑而已，如《尚書．召誥》周公「達觀于新邑營」，臣卿鼎「公違省自東，在新邑」，及士卿尊「王在新邑」，皆指東都成周。「邑」的字形也顯示大聚落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圍牆。
出土的周初銅器何尊追述周武王
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
或，甲骨文作，金文作、，後者即今日的「國」。「國」（或）字所從的□，即是城字、邑字的圍牆，旁邊的戈一如城字的鉞，顯然圍牆也是「國」的一項必要因素。另外和「國」相近的「邦」，上引《尚書．盤庚》說「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即漢代人所謂的「前八後五」，指成湯以後商王五次遷都，所以「邦」的本義亦近於「邑」。金文「邦」字寫作或，从丰从邑。丰即封，下文再談；無邑則不成邦，可見在古人觀念中這圈圍牆對國家的構成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這圈圍牆就是考古學上的城牆。中原發現的城牆一般多是夯土，有的挖掘基槽，有的在生土面上直接版築。中國北方山岳地帶的古城牆除纍土之外也堆築石頭，中原城牆除了地層和文化堆積，往往有城牆夯土層或城內探方出土的木炭，依碳十四數據，年代可以比較確定。
今知較早城牆當推河南登封告成鎮的王城崗、淮陽的平糧臺和山東歷城龍山鎮的城子崖。王城崗分東西兩城，東城只剩南垣西段和西垣南段，呈直角相交，其餘多被山洪沖毀，無跡可尋。西城之東垣即東城之西垣，其南、西兩垣在地表下，鑽探得知城角亦接近 90 度。每邊長約百公尺，呈正方形。發掘者推測東城毀後再築西城。平糧臺古城地表猶存，頂寬 8-10 公尺、下部 13 公尺、殘高 3 公尺餘，城垣長度東西、南北各 185 公尺。城子崖，1928 年、1930 年兩次發掘，六十年後重新開挖，認識更清楚，平面近乎方形，東、南、西三垣比較規整，北垣彎曲，城內東西寬約 430 餘公尺，南北最長處 530 公尺。根據城牆地層疊壓及夯土層中的文化堆積，王城崗和平糧臺皆屬於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按碳十四斷代，王城崗兩個數據皆西元前 2455 年，平糧臺一個西元前 2450 年、一個 2280 年，屬於山東龍山文化偏早階段。城子崖的新認識雖然確定是山東龍山文化的城址，但還未見確切的年代估測。同屬於山東龍山文化的古城，見諸簡報者還有壽光邊線王，東垣長 175 公尺、西垣長 220 公尺、中部寬 225 公尺，和鄒平丁公城址，城內南北長 350 公尺、東西寬 310 公尺。可見最遲到山東龍山文化時期，即西元前第三個千年後半，城堡在中原地區已成為聚落的普遍景觀。
總趨勢來看，時代愈後，城邑愈擴大，如河南偃師尸鄉溝商初古城南北超過 1,700 公尺，東西最寬處 1,215 公尺，總計城周約五千餘公尺。可能稍後的鄭州商城，城圈周長則達到 6,960 公尺。到西周晚期或春秋時代，大城如曲阜魯城，周長 11,771 公尺，臨淄齊城 21,433 公尺。但同時也有小城並存，與鄭州商城同時的湖北黃陂盤龍城城牆南北 290 公尺、東西 260 公尺，論面積只有商城的 1/25。西周或春秋時期的小城如河南焦作府城村的商周古城每邊不及 300 公尺，考古發掘雖然不多，但根據文獻所述，周代小城是不少的，大小城的差距也很可觀，這反映城邦大小秩序的現象，下文即將討論。
據目前考古資料，偃師二里頭發現宮殿（或宗廟），未發現城牆，殷墟發掘前後歷六十年，未見城牆；岐山、扶風的周原和長安的灃鎬也有類似的現象，故有人認為中國古代國家不必有城牆，或說天子守在四夷，其都城是沒有城牆的。我對這類說法比較保留，考古發掘包含極大的機遇性，二里頭有宮殿無城牆，其附近的尸鄉溝商城則二者兼備。周原舊京據《水經注．渭水注》云，岐水「逕岐山西，又屈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則漢魏時代周城猶有殘存。灃鎬之地，《大雅．文王有聲》明言，文王破崇，「作邑于豐」；武王纘緒，「宅是鎬京」。準以《尚書》作邑成周及何尊「遷宅」成周之例，當不只是建築宗廟宮室而已，也修城牆的。至於殷墟，解釋比較分歧，或者根本否定這裡是國都（如宮崎市定），或者以為考古發現壕溝，以溝作防。我認為聚落只挖壕溝，不築城牆是早期的現象，如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半坡和姜寨，殷墟早已脫離那個階段，從殷商國力或文化力之廣被程度來推測，其都城的範圍可能超出今日考古工作設定的範圍。觀察中國城邑發展史，單單這些不算充分的證據並不能否定古代城邦存在的事實。
城邦即是國，嚴格定義是一城一國，古書常說「萬邦」、「萬國」或「庶邦」，都形容邦國林立的狀態。如果說從今山東西部到河南西部，包含山西與河北的中南部以及安徽湖北北部有萬國，那麼一國與今日一個中等村莊是差不多的。這種國家雖然和我們的成見極不相同，但晚到春秋仍然殘存有這種小邦。《左傳》記載西元前 524 年邾國乘鄅國國君到城外督導人民種稻，偷襲鄅城，城門關閉不及，被邾人侵入，全國盡遭俘虜，連鄅君本人及其妻、女皆不得倖免。（昭公十八年）鄅國在今山東沂縣北，一戰盡俘，其國之大小可以想見。第二個例子在今河北晉縣，西元前 527 年晉軍圍鼓，「克鼓而反（返），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昭公十五年）不殺一人而可俘其國君，國家之小不言可喻。既而釋放鼓君，但鼓國再叛，七年後晉國軍隊喬裝糴米者等候在城門外，門一開就發動攻擊，把鼓國滅掉，改為晉國中央統治的行政單位。（昭公二十二年）第三個例子在湖北北部，楚國攻打絞國，坐守北門，伏兵於山下，一戰而絞國投降，訂定城下之盟，可見絞國的確「小而輕」，（桓公十二年）與鄅、鼓不相上下。第四個例子是《論語》所載季氏所伐的顓臾，按照周之禮制，顓臾在魯國境內，是魯的附庸，不能直達於天子，也沒有資格參加會盟，但仍不失為一個國家。季氏的考慮是「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必為後世子孫憂」，不但有城，而且也具備相當的戰鬥力量。這種輕小的城池，《左傳》有一則故事非常形象地反映。莒國有個寡婦，其夫為莒君所殺，年老後住在莒國一個城邑紀鄣，平昔紡繩索，計量城牆高度。西元前 523 年齊國伐莒，莒君逃到紀鄣，齊師隨之追到城外。老婦把握復仇時機，將儲藏的繩索投掛到城外，齊師乘夜緣繩而登，登城者六十人，繩斷，城下的齊國軍隊鼓譟，登上城的軍隊亦鼓譟，莒君打開西門，倉皇逃走。（昭公十九年）
鄅、鼓、絞或紀鄣之類的城邦，一如考古發掘的王城崗、平糧臺、邊線王或城子崖，時代愈早必然愈多，即使經過將近兩千年的吞併，到春秋晚期猶有不少遺存，可以證明中國古代有過一國一城的城邦時代，這種國家一城即一國之所寄，一城破而全國亡。關於他們的興亡存滅，中原國家的史官是很少記載的。然而一般所謂城邦的國家形態當然不限於一國一城而已，包含多個城邑，《周禮．大宰》鄭玄注曰：「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大的國家叫做「邦」，小的國家叫做「國」，而邦君或國君所在的城邑也叫做「國」，即今日習稱的國都或首都，正是《左傳》「國」之通義，也是我們理解古代國家形態的基礎。
「城邦」（city-state）是一種國家形態，古今各地文明的發展頗多可見，中國也有過這種形態，而且歷時甚久，大概從傳統歷史所謂的五帝時代到春秋戰國之際，將近兩千年；籠統地說，與「三代」相始終，所以中國古典的夏商周三代的國家形態基本上屬於「城邦時代」。
這種提法的學者至今還不太多。向來中國史學界討論古史偏重社會性質，對國家形態比較忽略，雖然這兩個層次的問題其實是息息相關的。只有早年侯外廬提出中國古代「城市國家」的理論，後來研究西方古代史的日知（林志純）也楬櫫類似的意見。日本的東洋史家宮崎市定和貝塚茂樹幾乎同時論述中國古代的「都市國家」。以上四家說法都可以算作「城邦論」，不過我認為用「城市」或「都市」來標識中國古代國家的特質與事實頗有距離，而且會產生誤導作用，其中道理下文將有所說明。自 1974 年我撰寫〈城邦國家時代的社會基礎〉（1979 年題作《周代城邦》出版）以來，陸續發表一些關係中國古代國家形態的論文，我個人對中國古代歷史的整體認識也是「城邦論」。
不過由於「城邦」一詞的表面意義只能說明某種國家形態的外緣狀況，無法點出其形態內涵的精神，歷來對於城邦論的討論往往喜歡援引希臘城邦的經驗互相辯駁。其實可以稱得上「城邦」的國家形態在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皆出現過，兩河蘇美（Sumer）的城邦固不同於希臘，古代的羅馬與中古的威尼斯雖同為城邦，內容則截然有別，即使同屬於古代兩河流域南部地區，異時異地的城邦也不能一律的。討論中國古代城邦，如果以彼準此，恐怕不容易獲得真相。本文根據個人以往的研究，撮述要義，首要任務在於掌握中國古代城邦的特性，至於古代世界泛城邦的比較，則是另一課題，本文無法申論。
城邦說的根據
「城邦」這個名詞現在還找不到中國古書的典據，何以見得中國古代的國家形態是城邦呢？恐怕是城邦論者應先回答的問題。
城邦，顧名思義是以「城」作為國家的主體，也就是國家的重心，不論人力、資源或權力多集中在築有圍牆的聚落，所以討論城離不開最具體的城牆。我們掌握的資料，從文字學、考古學和歷史文獻都證明古國多有城牆。
城，金文作，从庸从成。左邊的「庸」甲骨文和金文同形，今寫作墉，从□从亭，□是圍牆，亭乃圍牆上瞭望用的建築，今日謂之城樓。甲骨金文通常作前後二亭，但也有城周四亭的。右邊的「成」，本字是戉，今寫作鉞，表示防衛力量。單就字形來看，一圈圍牆，牆上二或四亭；圍牆象徵群居聚落，亭代表瞭望，寫實和寓意兼而有之。再加上一把大斧頭象徵武備，那麼一座具有防衛力的大聚落就是「城」了。
「城」首見於西周金文，是比較晚起的文字，較早的「邑」字和「城」共同具備一個要素，即是那圈圍牆。不論甲骨文或金文，邑字皆寫作，象人坐在圍牆下或內。雖然西周以後「邑」逐漸專指小的聚落，但在殷商或周初，大聚落也多稱作邑，如盤庚遷殷，述說他的祖先「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告誡人民「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尚書．盤庚》）這個新邑就是國都。甲骨卜辭有「天邑商」、「大邑商」，不論指商丘或安陽，商王朝最大、最重要的聚落都可以稱作邑。《尚書．康誥》敘說：「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此新大邑當時只通稱邑而已，如《尚書．召誥》周公「達觀于新邑營」，臣卿鼎「公違省自東，在新邑」，及士卿尊「王在新邑」，皆指東都成周。「邑」的字形也顯示大聚落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圍牆。
出土的周初銅器何尊追述周武王
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
或，甲骨文作，金文作、，後者即今日的「國」。「國」（或）字所從的□，即是城字、邑字的圍牆，旁邊的戈一如城字的鉞，顯然圍牆也是「國」的一項必要因素。另外和「國」相近的「邦」，上引《尚書．盤庚》說「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即漢代人所謂的「前八後五」，指成湯以後商王五次遷都，所以「邦」的本義亦近於「邑」。金文「邦」字寫作或，从丰从邑。丰即封，下文再談；無邑則不成邦，可見在古人觀念中這圈圍牆對國家的構成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這圈圍牆就是考古學上的城牆。中原發現的城牆一般多是夯土，有的挖掘基槽，有的在生土面上直接版築。中國北方山岳地帶的古城牆除纍土之外也堆築石頭，中原城牆除了地層和文化堆積，往往有城牆夯土層或城內探方出土的木炭，依碳十四數據，年代可以比較確定。
今知較早城牆當推河南登封告成鎮的王城崗、淮陽的平糧臺和山東歷城龍山鎮的城子崖。王城崗分東西兩城，東城只剩南垣西段和西垣南段，呈直角相交，其餘多被山洪沖毀，無跡可尋。西城之東垣即東城之西垣，其南、西兩垣在地表下，鑽探得知城角亦接近 90 度。每邊長約百公尺，呈正方形。發掘者推測東城毀後再築西城。平糧臺古城地表猶存，頂寬 8-10 公尺、下部 13 公尺、殘高 3 公尺餘，城垣長度東西、南北各 185 公尺。城子崖，1928 年、1930 年兩次發掘，六十年後重新開挖，認識更清楚，平面近乎方形，東、南、西三垣比較規整，北垣彎曲，城內東西寬約 430 餘公尺，南北最長處 530 公尺。根據城牆地層疊壓及夯土層中的文化堆積，王城崗和平糧臺皆屬於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按碳十四斷代，王城崗兩個數據皆西元前 2455 年，平糧臺一個西元前 2450 年、一個 2280 年，屬於山東龍山文化偏早階段。城子崖的新認識雖然確定是山東龍山文化的城址，但還未見確切的年代估測。同屬於山東龍山文化的古城，見諸簡報者還有壽光邊線王，東垣長 175 公尺、西垣長 220 公尺、中部寬 225 公尺，和鄒平丁公城址，城內南北長 350 公尺、東西寬 310 公尺。可見最遲到山東龍山文化時期，即西元前第三個千年後半，城堡在中原地區已成為聚落的普遍景觀。
總趨勢來看，時代愈後，城邑愈擴大，如河南偃師尸鄉溝商初古城南北超過 1,700 公尺，東西最寬處 1,215 公尺，總計城周約五千餘公尺。可能稍後的鄭州商城，城圈周長則達到 6,960 公尺。到西周晚期或春秋時代，大城如曲阜魯城，周長 11,771 公尺，臨淄齊城 21,433 公尺。但同時也有小城並存，與鄭州商城同時的湖北黃陂盤龍城城牆南北 290 公尺、東西 260 公尺，論面積只有商城的 1/25。西周或春秋時期的小城如河南焦作府城村的商周古城每邊不及 300 公尺，考古發掘雖然不多，但根據文獻所述，周代小城是不少的，大小城的差距也很可觀，這反映城邦大小秩序的現象，下文即將討論。
據目前考古資料，偃師二里頭發現宮殿（或宗廟），未發現城牆，殷墟發掘前後歷六十年，未見城牆；岐山、扶風的周原和長安的灃鎬也有類似的現象，故有人認為中國古代國家不必有城牆，或說天子守在四夷，其都城是沒有城牆的。我對這類說法比較保留，考古發掘包含極大的機遇性，二里頭有宮殿無城牆，其附近的尸鄉溝商城則二者兼備。周原舊京據《水經注．渭水注》云，岐水「逕岐山西，又屈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則漢魏時代周城猶有殘存。灃鎬之地，《大雅．文王有聲》明言，文王破崇，「作邑于豐」；武王纘緒，「宅是鎬京」。準以《尚書》作邑成周及何尊「遷宅」成周之例，當不只是建築宗廟宮室而已，也修城牆的。至於殷墟，解釋比較分歧，或者根本否定這裡是國都（如宮崎市定），或者以為考古發現壕溝，以溝作防。我認為聚落只挖壕溝，不築城牆是早期的現象，如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半坡和姜寨，殷墟早已脫離那個階段，從殷商國力或文化力之廣被程度來推測，其都城的範圍可能超出今日考古工作設定的範圍。觀察中國城邑發展史，單單這些不算充分的證據並不能否定古代城邦存在的事實。
城邦即是國，嚴格定義是一城一國，古書常說「萬邦」、「萬國」或「庶邦」，都形容邦國林立的狀態。如果說從今山東西部到河南西部，包含山西與河北的中南部以及安徽湖北北部有萬國，那麼一國與今日一個中等村莊是差不多的。這種國家雖然和我們的成見極不相同，但晚到春秋仍然殘存有這種小邦。《左傳》記載西元前 524 年邾國乘鄅國國君到城外督導人民種稻，偷襲鄅城，城門關閉不及，被邾人侵入，全國盡遭俘虜，連鄅君本人及其妻、女皆不得倖免。（昭公十八年）鄅國在今山東沂縣北，一戰盡俘，其國之大小可以想見。第二個例子在今河北晉縣，西元前 527 年晉軍圍鼓，「克鼓而反（返），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昭公十五年）不殺一人而可俘其國君，國家之小不言可喻。既而釋放鼓君，但鼓國再叛，七年後晉國軍隊喬裝糴米者等候在城門外，門一開就發動攻擊，把鼓國滅掉，改為晉國中央統治的行政單位。（昭公二十二年）第三個例子在湖北北部，楚國攻打絞國，坐守北門，伏兵於山下，一戰而絞國投降，訂定城下之盟，可見絞國的確「小而輕」，（桓公十二年）與鄅、鼓不相上下。第四個例子是《論語》所載季氏所伐的顓臾，按照周之禮制，顓臾在魯國境內，是魯的附庸，不能直達於天子，也沒有資格參加會盟，但仍不失為一個國家。季氏的考慮是「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必為後世子孫憂」，不但有城，而且也具備相當的戰鬥力量。這種輕小的城池，《左傳》有一則故事非常形象地反映。莒國有個寡婦，其夫為莒君所殺，年老後住在莒國一個城邑紀鄣，平昔紡繩索，計量城牆高度。西元前 523 年齊國伐莒，莒君逃到紀鄣，齊師隨之追到城外。老婦把握復仇時機，將儲藏的繩索投掛到城外，齊師乘夜緣繩而登，登城者六十人，繩斷，城下的齊國軍隊鼓譟，登上城的軍隊亦鼓譟，莒君打開西門，倉皇逃走。（昭公十九年）
鄅、鼓、絞或紀鄣之類的城邦，一如考古發掘的王城崗、平糧臺、邊線王或城子崖，時代愈早必然愈多，即使經過將近兩千年的吞併，到春秋晚期猶有不少遺存，可以證明中國古代有過一國一城的城邦時代，這種國家一城即一國之所寄，一城破而全國亡。關於他們的興亡存滅，中原國家的史官是很少記載的。然而一般所謂城邦的國家形態當然不限於一國一城而已，包含多個城邑，《周禮．大宰》鄭玄注曰：「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大的國家叫做「邦」，小的國家叫做「國」，而邦君或國君所在的城邑也叫做「國」，即今日習稱的國都或首都，正是《左傳》「國」之通義，也是我們理解古代國家形態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