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由表及裡的學與識
過去二、三十年臺灣年輕世代歷史學者風靡的後現代主義，據我有限的認識，如果把「後現代」要義定在知識與權力之關係，倒覺得可以「更徹底地檢查史料潛在的偏見」，可作為諍友，史料學派應該引為同道。其實顧頡剛百年前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之說時，「看史蹟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已流露「後現代」的意味了。
傅斯年從柏林開始寫給顧頡剛那封沒有寄出去的長信，說《詩》《書》頌揚武王、周公都和現實的政治宣傳結合為一，孟子所講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興的話頭，直接與〈詩頌〉矛盾，「自然心中另是一回事」。至於
周公在孔子正名時代，是建國立制的一個大人物，在孟子息邪說距詖行的時代，是位息邪說距被行的冢相；在今文時代可以稱王，在王莽時代變（便）要居攝；到了六朝時，真個的列爵為五，列卿為六，他便是孔子的大哥哥，謝夫人所不滿意事之負責者。（可惜滿清初年不文，不知「文以《詩》《書》」，只知太后下嫁，不然，周公又成滿酋多爾袞，這恐怕反而近似。）
同樣的材料，不同時期的周公面貌截然不同，這些話讀起來，豈不帶有濃郁的「後現代」意味嗎？傅斯年如此講周公，他看待孔子也類似，所以說
孔子從《論語》到孔教會翻新了的梁潄溟，變了豈止七十二，而且每每是些劇烈的變化。……
要是把歷來的「孔丘七十二變又變」寫成一本書，從我這不莊重的心思看去，可以如歐洲教會教條史之可以解興發噱。……也許得到些中國歷來學究的心座（Freudian Complexes）來，正未可料。（同上）
2018 年我撰寫〈孔子的真實與想像〉，才剛起個頭，至春秋而止，也想過這個題目可以做成一部兩千年儒學史，但總覺得不如年輕傅斯年說得一針見血，痛快淋漓。
重讀傅斯年當年這封長信，我時發異想，多有領會；幾經反思，不免自問，可又落入祖宗家法的「籠罩」乎？其實學術研究離不開「學」與「識」，深厚的學養固然會孕育出高明的識見，銳識則不一定非植基於博學不可。有成就的學人年輕時的論述，即使不夠成熟，不見得不能直指事件核心。同樣的道理，從長遠的學術史看，後代應該超過前代，但論創造性或境界層次，今人不一定必勝古人。這是「學」與「識」的分辨。
西元 1854 年，已經成名的蘭克（Leopold Ranke, 1789-1886）為巴伐利亞國王 Maximilian II 講歷史，第二講提到進步的概念不適用於所有事物，他認為後人無法超越歷史編撰學的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c.460-c.400 BC），就是最好的例證。哲學和政治等具體的社會科學亦然，最古老的哲學，比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蘭克說：「對我來講已經足夠了」，形式上從無人能超出他們的範疇，實質方面，「如今年輕的哲學家們又回到了亞里士多德那裡」。至於政治領域的情況，
一些普遍原則先人早就提出來了，後續時代只是在經驗和政治試驗方面進一步加以充實。
對政治這樣的看法，蘭克說也適用於歷史學，
任何人都不能傲慢地宣稱，自己能成為比修昔底德還要偉大的歷史學家。
蘭克拿他自己做比較說，「我只是在歷史學方面做了一些與前人不一樣的事情。」
蘭克當然沒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換成我說的「學」與「識」，他不過提醒學者「識」應重於「學」吧。當知識爆炸、新資料不斷累積的今天，在競爭激烈的學術圈中，蘭克之言更值得玩味，我們對待傅斯年，甚至年輕傅斯年，毋寧也是看重他的「識」。
學與識是歷史學者應具備的條件，比較沒有爭議，不像另外兩項「才」與「德」。學指苦工夫，資料蒐集是否齊全，方法應用是否嫻熟，相關學科的知識是否具備，都屬於「學」的範圍，非如此，便夠不上實證學風的「實證」兩字。傅斯年〈工作之旨趣〉號召同志不取倫理家的手段，不作文章家的本事，將中國傳統史家抬舉的「德」與「才」排除在歷史學之外；他通篇講的只是「學」，至於「識」則不可言傳，我們不能說他不重視史識，或說他只排比史料沒有史識。
然而講究「實證」的傅斯年卻好起「不莊重的心思」，大發出人意表的話頭。其實所謂「不莊重心思」即是「識」，提供給顧頡剛「從莊重的心思看去」，持「學」以論證，寫成具有實證學風的作品。所以「實證」和「不莊重」看似相背，其實相成。
我們繞了大半個圈子，「識」是什麼依然沒說清楚。臺灣不知何時，學界從英語借 empathy 這個字來講史學方法，譯作「神入」，我同樣覺得玄，構不成一座橋梁，把我們這些缺乏慧根的俗人引渡到歷史之「真」的彼岸。
上文徵引蘭克文選《歷史上的各個時代》，編者呂森（Jörn Rüsen）的導言論述蘭克的歷史觀，有一段話用來理解「識」字，頗覺貼切。他說：
對蘭克來講，歷史認知不能僅局限於理性認識，而是要包括利用「現有精神上的感覺和經驗」（geistige Apperception）、理解（Apprehendieren）以及預知能力（Divination）。（頁 14）
蘭克所謂精神上的感覺和經驗、理解與預知能力等概念，以及它們的綜合，的確比虛玄的「神入」或帶有負面語意的「想像」，更貼近「識」的意境，蘭克在別的地方也用過「直覺」這個概念，更易理解。（詳下文）呂森進一步闡釋說：
歷史家可以通過自己的研究，揭示和表明許多前因後果以及符合理性的內在關聯。（同上）
「識」除個人秉性才情之外，是可以透過研究經驗逐漸體會孕育而成的，換言之，可以靠歷練而感知歷史的「內在關聯」。
歷史研究根據的文字記載或非文字的實物，第一階段只及於表象，實證學派發展成功的種種考證手段，旨在確認資料的可信性或可信度。現在史學家都相信，不是把可靠史料排比在一起，歷史的「真實」就自然會出現。蘭克那句口號式的名言：歷史家「只是要表明，過去究竟是怎樣的」（bloβ zeigen,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向來中文世界卻常流傳為上述的誤解。今天史學方法教科書喜歡告訴學生要「歷史解釋」，怎麼解釋？如果史家面對史料沒有「莫逆於心」的感知，恐怕無法體現整個歷史圖像，而只是片片段段的引申而已吧。用中國史上最熟悉的例子，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陳寅恪的山東集團和關隴集團論，他們之所以能呈現提綱挈領的民族文化與政治勢力之歷史圖像，揭發特定時空的「歷史本質」，非「識」何以致之？這在他們的文章上不但無法言宣，也難以心傳。
夷夏東西、山東關隴如果是真實的存在，在他們論證之前，這樣的「歷史本質」是隱藏在零散的史料表面之下的，古往今來的歷史家無不以闡幽揚微，重建歷史之原貌為職志，如此才稱得上「發現」。我早年讀書，間接得知馬克思曾經講過「從歷史表層到歷史內裡」之類的話，心有所感，但苦於未能查到出處。同一時代另一類型人物蘭克也說：
外在表象並不是我們歷史研究必須揭示的最終事物，表象之下的歷史事實才是我們研究的目標。我們的任務是理清這一系列歷史事實其本來面目是什麼樣的，而「揭示事情的本來面目」構成了德國歷史學的全部。辛苦艱難的史料批判之後，就需要直覺（intuition）了。
這是 1873 年蘭克晚年給其子奧托信函的教示，而早在三十年前（1845），他在講座「歷史將總是不斷被重寫」也說過類似的話。
和蘭克幾乎同時的近代法國史學奠基者米胥雷（Jules Michelet, 1789-1874），在其〈法國史序〉說：
我把歷史看成一個靈魂、一個人，我要生命全面復活，這不是指表面的事物，而是它內在極深的組織。
寫作歷史也要從表層到達內裡，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上個世紀九○年代史語所一些青壯同仁和所外、院外史家共同倡導新史學，我提出「新社會史」，試圖在過去歷史研究專注的軍政、外交之外，增益人民的生活、禮俗、信仰和心態，希望藉此超越以前只觸及歷史表象的研究，能夠深入歷史的內裡。當時是有為而發，論述並不周全。如果歷史研究領域如我當時分為物質的、社會的和精神的三個層面或範疇，任何層面都包含表層與內裡，都應該從歷史表層走到歷史的內裡，換言之，沒有孤零零的精神、心思層次的心態史。
由表及裡的學與識
過去二、三十年臺灣年輕世代歷史學者風靡的後現代主義，據我有限的認識，如果把「後現代」要義定在知識與權力之關係，倒覺得可以「更徹底地檢查史料潛在的偏見」，可作為諍友，史料學派應該引為同道。其實顧頡剛百年前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之說時，「看史蹟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已流露「後現代」的意味了。
傅斯年從柏林開始寫給顧頡剛那封沒有寄出去的長信，說《詩》《書》頌揚武王、周公都和現實的政治宣傳結合為一，孟子所講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興的話頭，直接與〈詩頌〉矛盾，「自然心中另是一回事」。至於
周公在孔子正名時代，是建國立制的一個大人物，在孟子息邪說距詖行的時代，是位息邪說距被行的冢相；在今文時代可以稱王，在王莽時代變（便）要居攝；到了六朝時，真個的列爵為五，列卿為六，他便是孔子的大哥哥，謝夫人所不滿意事之負責者。（可惜滿清初年不文，不知「文以《詩》《書》」，只知太后下嫁，不然，周公又成滿酋多爾袞，這恐怕反而近似。）
同樣的材料，不同時期的周公面貌截然不同，這些話讀起來，豈不帶有濃郁的「後現代」意味嗎？傅斯年如此講周公，他看待孔子也類似，所以說
孔子從《論語》到孔教會翻新了的梁潄溟，變了豈止七十二，而且每每是些劇烈的變化。……
要是把歷來的「孔丘七十二變又變」寫成一本書，從我這不莊重的心思看去，可以如歐洲教會教條史之可以解興發噱。……也許得到些中國歷來學究的心座（Freudian Complexes）來，正未可料。（同上）
2018 年我撰寫〈孔子的真實與想像〉，才剛起個頭，至春秋而止，也想過這個題目可以做成一部兩千年儒學史，但總覺得不如年輕傅斯年說得一針見血，痛快淋漓。
重讀傅斯年當年這封長信，我時發異想，多有領會；幾經反思，不免自問，可又落入祖宗家法的「籠罩」乎？其實學術研究離不開「學」與「識」，深厚的學養固然會孕育出高明的識見，銳識則不一定非植基於博學不可。有成就的學人年輕時的論述，即使不夠成熟，不見得不能直指事件核心。同樣的道理，從長遠的學術史看，後代應該超過前代，但論創造性或境界層次，今人不一定必勝古人。這是「學」與「識」的分辨。
西元 1854 年，已經成名的蘭克（Leopold Ranke, 1789-1886）為巴伐利亞國王 Maximilian II 講歷史，第二講提到進步的概念不適用於所有事物，他認為後人無法超越歷史編撰學的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c.460-c.400 BC），就是最好的例證。哲學和政治等具體的社會科學亦然，最古老的哲學，比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蘭克說：「對我來講已經足夠了」，形式上從無人能超出他們的範疇，實質方面，「如今年輕的哲學家們又回到了亞里士多德那裡」。至於政治領域的情況，
一些普遍原則先人早就提出來了，後續時代只是在經驗和政治試驗方面進一步加以充實。
對政治這樣的看法，蘭克說也適用於歷史學，
任何人都不能傲慢地宣稱，自己能成為比修昔底德還要偉大的歷史學家。
蘭克拿他自己做比較說，「我只是在歷史學方面做了一些與前人不一樣的事情。」
蘭克當然沒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換成我說的「學」與「識」，他不過提醒學者「識」應重於「學」吧。當知識爆炸、新資料不斷累積的今天，在競爭激烈的學術圈中，蘭克之言更值得玩味，我們對待傅斯年，甚至年輕傅斯年，毋寧也是看重他的「識」。
學與識是歷史學者應具備的條件，比較沒有爭議，不像另外兩項「才」與「德」。學指苦工夫，資料蒐集是否齊全，方法應用是否嫻熟，相關學科的知識是否具備，都屬於「學」的範圍，非如此，便夠不上實證學風的「實證」兩字。傅斯年〈工作之旨趣〉號召同志不取倫理家的手段，不作文章家的本事，將中國傳統史家抬舉的「德」與「才」排除在歷史學之外；他通篇講的只是「學」，至於「識」則不可言傳，我們不能說他不重視史識，或說他只排比史料沒有史識。
然而講究「實證」的傅斯年卻好起「不莊重的心思」，大發出人意表的話頭。其實所謂「不莊重心思」即是「識」，提供給顧頡剛「從莊重的心思看去」，持「學」以論證，寫成具有實證學風的作品。所以「實證」和「不莊重」看似相背，其實相成。
我們繞了大半個圈子，「識」是什麼依然沒說清楚。臺灣不知何時，學界從英語借 empathy 這個字來講史學方法，譯作「神入」，我同樣覺得玄，構不成一座橋梁，把我們這些缺乏慧根的俗人引渡到歷史之「真」的彼岸。
上文徵引蘭克文選《歷史上的各個時代》，編者呂森（Jörn Rüsen）的導言論述蘭克的歷史觀，有一段話用來理解「識」字，頗覺貼切。他說：
對蘭克來講，歷史認知不能僅局限於理性認識，而是要包括利用「現有精神上的感覺和經驗」（geistige Apperception）、理解（Apprehendieren）以及預知能力（Divination）。（頁 14）
蘭克所謂精神上的感覺和經驗、理解與預知能力等概念，以及它們的綜合，的確比虛玄的「神入」或帶有負面語意的「想像」，更貼近「識」的意境，蘭克在別的地方也用過「直覺」這個概念，更易理解。（詳下文）呂森進一步闡釋說：
歷史家可以通過自己的研究，揭示和表明許多前因後果以及符合理性的內在關聯。（同上）
「識」除個人秉性才情之外，是可以透過研究經驗逐漸體會孕育而成的，換言之，可以靠歷練而感知歷史的「內在關聯」。
歷史研究根據的文字記載或非文字的實物，第一階段只及於表象，實證學派發展成功的種種考證手段，旨在確認資料的可信性或可信度。現在史學家都相信，不是把可靠史料排比在一起，歷史的「真實」就自然會出現。蘭克那句口號式的名言：歷史家「只是要表明，過去究竟是怎樣的」（bloβ zeigen,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向來中文世界卻常流傳為上述的誤解。今天史學方法教科書喜歡告訴學生要「歷史解釋」，怎麼解釋？如果史家面對史料沒有「莫逆於心」的感知，恐怕無法體現整個歷史圖像，而只是片片段段的引申而已吧。用中國史上最熟悉的例子，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陳寅恪的山東集團和關隴集團論，他們之所以能呈現提綱挈領的民族文化與政治勢力之歷史圖像，揭發特定時空的「歷史本質」，非「識」何以致之？這在他們的文章上不但無法言宣，也難以心傳。
夷夏東西、山東關隴如果是真實的存在，在他們論證之前，這樣的「歷史本質」是隱藏在零散的史料表面之下的，古往今來的歷史家無不以闡幽揚微，重建歷史之原貌為職志，如此才稱得上「發現」。我早年讀書，間接得知馬克思曾經講過「從歷史表層到歷史內裡」之類的話，心有所感，但苦於未能查到出處。同一時代另一類型人物蘭克也說：
外在表象並不是我們歷史研究必須揭示的最終事物，表象之下的歷史事實才是我們研究的目標。我們的任務是理清這一系列歷史事實其本來面目是什麼樣的，而「揭示事情的本來面目」構成了德國歷史學的全部。辛苦艱難的史料批判之後，就需要直覺（intuition）了。
這是 1873 年蘭克晚年給其子奧托信函的教示，而早在三十年前（1845），他在講座「歷史將總是不斷被重寫」也說過類似的話。
和蘭克幾乎同時的近代法國史學奠基者米胥雷（Jules Michelet, 1789-1874），在其〈法國史序〉說：
我把歷史看成一個靈魂、一個人，我要生命全面復活，這不是指表面的事物，而是它內在極深的組織。
寫作歷史也要從表層到達內裡，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上個世紀九○年代史語所一些青壯同仁和所外、院外史家共同倡導新史學，我提出「新社會史」，試圖在過去歷史研究專注的軍政、外交之外，增益人民的生活、禮俗、信仰和心態，希望藉此超越以前只觸及歷史表象的研究，能夠深入歷史的內裡。當時是有為而發，論述並不周全。如果歷史研究領域如我當時分為物質的、社會的和精神的三個層面或範疇，任何層面都包含表層與內裡，都應該從歷史表層走到歷史的內裡，換言之，沒有孤零零的精神、心思層次的心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