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歷史與政治
中國歷史的週期及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
凡是一種延長下去的進展都有它的週期性，不論生物或無生物都是一樣。生物的個體是非常顯著的，具有它的幼壯老死。無生物也是一樣，一年的四季，一日的朝暮當然是週期，即是就宇宙全部而言，也一樣的含有週期性，只是這些週期性不完全都被人類測得罷了。
中國歷史當然不會屬於一個例外。所不同的是中國因為特殊地理形勢的關係，和世界其他部分被高山、大海以及大沙漠隔絕著。在鴉片戰爭以前，所有對外的交通都在半封閉狀況之下。雖然間或受點外來文化上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始終未成為主流。因而中國歷史的週期，在過去的時候始終是在幾個類似情形之下，複合了上一個週期的升降。
週期，當然不就是一種簡單的週期。週期的形成決不屬一個簡單的原因，而是複雜的因素湊合而成的。並且週期之內還包括了許多小週期，週期之外還要彙合其他週期造成更大的週期。所以對於人類歷史來說，最大週期是什麼樣的週期，還不是現在的人所能解答。
中國的朝代本身是一個週期，這一種的週期代表了興衰和治亂。就一般情形來說，除去特殊短命的朝代不算，一般典型的朝代，大致是二百年至三百年。形成這個期限當然不是一些簡單的問題，不過就其主要方面的原因來說，至少以下各項，是其中比較顯著的。
一、君主家族的興衰與朝代的興衰
不僅一個帝王家，一般凡庶閭里人家也是一樣有興衰的週期。俗語所謂「千年房地八百主」，就是對於人家盛衰無常的一個通常看法。尤其對於帝王家，他們的子弟都是封閉而隔絕的，過著非正常的生活，那就破敗更為容易。之所以能夠維持，是靠著君臣的「名分」，等到腐爛已極，君臣名分不再能發生作用時，那就要改朝換代了。
這是比較容易解釋的，凡是君王專制的政府都是全國的官吏最後向君主一個人負責。君主的權力和責任是非常重大、無限制的。尤其東方型國家，並無和君主對抗的教會，那就君主的地位更為超過了一切。人究竟是人，一個智慧很高、精力很強的人，也不可能處處精神貫注。在全國的萬幾寄託在一個人身上的時候，也決不可能幾十年如一日，絲毫不發生變態，也不發生厭倦。所以創業帝王在開始創業制度的時候已經會時常照顧不周，而且更會照顧的方面越多，後來發生的弊病更大。這些創業時的定制經過時候越久，越會和後來的情勢不能適應。到了祖制成為進步的嚴重阻礙的時候，就是這個朝代壽命終結的時候。
其次，一個朝代的興衰完全和一個家族的興衰合而為一，這對於朝代方面來說是更為不利的。就普通一個家族說來，越是大家庭，越容易崩潰。因為大家庭中的子弟，差不多都是不學而依賴，不能抵擋住外界的風波。所以一個富貴之家傳了幾代之後，子弟們多半會一代不如一代，最後歸到總崩潰的路上去。至於帝王家中的情況，比普通富貴之家情況更為嚴重。皇子皇孫往往都是「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與民間社會毫無接觸，成為一點世故人情也不懂的人。不但如此，這種教養下的子弟不僅知識薄弱，甚至身體也一代不如一代，最後甚至缺乏子嗣。缺乏子嗣的情形，是從記載上看出的，如同西漢、東漢、唐、宋、明、清，都有這種事實。至於身體的衰弱，不僅從記載上可以看出，畫像也可看得非常明顯。現在歷代帝王的寫真畫像，是從宋代開始的。宋元明三代保存在故宮博物院，清代保存在北平的大高殿。這些畫像並且都有影印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上幾代相貌比較正常，到了快亡國的時候，那就逐漸的瘦削下去，表顯著體質上的退步。試問對廣圓萬里的大國，把一切的生命寄託在一個身體衰弱不堪而又不通人情世故的人手裡，這個國家那有不亡的道理。朝代的政權代表著安定的力量，等到這一個安定力量瓦解時，一個大的混亂就會產生了。
二、政治組織中積弊的加深與朝代的覆亡
在一個君主專制政府之下，主要的是靠「人治」，一切政治制度都是表面的。因為制度也是「法」，法可以限制官吏，限制平民，卻不能限制天子。倘若任何法律制度被天子感覺著不便，就會被天子改訂，而使法律制度變成破碎。況且天子高居於九重之上，具有一個孤立的形勢。做天子的人自己覺著孤危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天子最怕的事一是大臣擅權，一是小臣結黨，同時也盡量想打開近臣的蒙蔽。所以開國的君主以及前幾代的君主，會把法屢次改動或者加上許多附加的辦法，或者再在政府機構中加上些駢枝的機關，使法律制度失掉了原形。到了後幾代的君主就更會明白的違法，使法律制度失掉了效用，以至於國家不能維持。以下是政治制度中幾個最著名的例子：
宰相制度發生的問題與其演變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進行，最有效率的辦法，是選擇一個有能力的人，使他專負宰相的責任。這樣就和君主立憲國家的內閣比較接近。西漢武帝以前的丞相，就是這樣一種任務。漢武帝是一個英明而猜忌的人，他對於這種專責丞相制度不滿意。首先他不用他祖母的姪子竇嬰而用他母親的同母兄弟田蚡做宰相，後來又不滿意田蚡的專斷，而說：「君署吏竟未？吾亦欲署吏。」這種話。所以在他在位的時期，他是極力摧毀宰相的權力的。他的特殊創作是：
甲、用內朝來代替宰相。內朝是天子周圍一班顧問，以天子的私人秘書組成的一個小團體，天子有他們的幫助，就可以處置許多政務，命令宰相去執行，減輕了宰相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使宰相府從一個決策機關變成一個承轉的機關。
乙、用平民做宰相，打破了漢代以貴族來做宰相的傳統。並且大量的把有爵位的貴族降為平民。這樣就使得宰相的地位無形降低。
丙、嚴格控制宰相，並且嚴厲的懲罰宰相，使得宰相畏罪，不敢發表意見，而結果成為「伴食宰相」。
自從漢武帝嚴重的打擊宰相以後，君主削弱宰相的權，不僅成為漢代的傳統，也成為中國君主的傳統。這種進行的路徑是：(1)從獨相制度變為多相制。(2)各朝開始時照例用近臣來奪宰相的權柄，等到近臣變為實際上的宰相時，又再以另外的近臣來取代，成為循環不已的現象。而其中最極端的例子，是明太祖廢除宰相，而採用六部分司制，實際總其成的，是翰林院的大學士及內廷的司禮監。後來大學士成為實際的宰相而司禮監卻成為超級的宰相。因而明代宦官的禍患就一天比一天深，而終於無法救藥。
天子始終是猜忌宰相的，宰相的權伸張了一點就被壓制下去。因為每一代的天子都要把朝廷中官吏變成互相監視互相牽制的局面，所受到影響的，自然是官與官之間都是敷衍，誰能敷衍的就名利亨通，誰不能敷衍的，往往得咎。這種局面一代一代的傳下去，自然任何一處的積弊日深，以至亡國而後已。
不僅中央官吏是互相牽制的局面，無法做事，地方政區也是一樣。郡縣制度本來系統非常簡單，可是各朝也是逐漸變成複雜。在各朝開始時期稍整頓一下，但各朝的演變也總是變得複雜而決不會再變簡單，因而地方政區的效率，以及政風，也是越來越不如以前。
三、士大夫家族的問題化與朝代的覆亡
士大夫家族在各朝的演進中，他們對於政治上的活動，還有激烈的競爭，不是像君主那樣世襲的，所以比較皇家，衰敗的要略為緩慢一點。不過就全士大夫團體來說，各朝的晚期較之各朝初期，其中的問題也是漸次增加的。等到問題惡化之時，也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存在性。因此加深了一個朝代的崩潰。
競爭之激烈化，以及競爭失敗者的冒險──在一個一統帝國成立之後，如果君主成為唯一的力量，沒有別的力量可以抗衡時，那君主將會打擊其他可能發生的社會力量以便於統治。中國歷代的賤商政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商人是被法家認為一種亂世之民的，為的是所有的榮譽都得出於君主之授予，然後權力之運用才可以方便。倘若做商人可以得到鉅量的貲財，而鉅量的貲財可以購買到社會上的榮譽時，那就君主運用的最大工具「刑」「賞」中的「賞」，可以不必經君主的同意而自由取得。所以各個朝代有的是公開的賤商，有的是法律上暗中賤商。
歷代賤商大致說來是成功的。君主雖然未消滅商人（當然也不可能消滅商人），可是剝奪了商人的社會地位，使得天下士子覺得只有為皇帝服務才是天下最光榮的道路。這就是只有做官才算榮譽，凡找榮譽的人只有想法去做官才可以。在一個朝代初建之時，政治尚未安定，百姓比較貧窮，為著起碼生活而忙，想做官的人還少些。到了政治越安定，社會越富足，需要做官的也就越來越多。國家的官有限而請求做官的人無窮，競爭自然越來越激烈，而成為造亂之因。至於商人被壓制的情形，可以分為下列三個時期來說。
(一)察舉時代：這是指兩漢時代而言。西漢初年一切簡樸，郎官是可以從貲財選拔出來的。這就暗示捐錢還是一條間接求光榮之路。所以社會還較為安定。到了西漢中葉以後，太學生的數目日漸增加，雖然表示文化進展，可是太學生的出路只為了做官，就不免有競爭淘汰的現象。這些競爭失敗者並不能「歸田」的，自然還得想法子活下去。王莽時頌功德的有十萬人，這十萬人當然都是職業的頌德者，這就形成了西漢改朝換代的原因之一。
東漢建立，教育更為發達。可是到了東漢晚年，太學竟成為游談之所，是非之場。黨錮之禍固然是士大夫的不幸，而三國初年的紛爭割據，實際上割據的軍閥也無一處不有士大夫作為謀士，東漢也就改朝換代了。在東漢晚年較為安定之時不難想像到許多的讀書人殘酷的受到職業上的限制，一點出路也沒有。這些人為榮譽起見不能做商人，受體力的限制不能做農人，甚至由於缺乏寺院的組織而不能做和尚！倘若說三國初年的動亂與士大夫職業無因果的關係，是不大可能的事。
(二)大姓壟斷時代：魏晉以後察舉的名義仍然存在，不過另外還有九品中正制度，對於朝廷已有地位的人士，更為方便，並且還有許多最有地位的子弟，不必經過一些考核就可以為「黃散」（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這種大姓壟斷的情形，到了東晉和南朝，更為顯著。這是非常不公平的，不過就政治的安定方面來說，卻也有其功用：(1)寒微的家族對於高官已經無望，就不妨去做商人，反而有益社會的安定。(2)君主以外大姓具有政治上的相當力量，可以使君主變而政府的機構不變。但其壞處則為這一些大姓成為統治階級已久，其子弟生來就有富貴，以致多數人是不中用的，不能應付突然的事變。所以梁武帝晚期成為自然崩潰之局。陳朝雖然用了一點新人，卻仍不能抵抗隋師的南進。
(三)科舉時代：這是從隋代到清朝晚期一個長的時期，占了十三個世紀，對於中國近代社會及政治的影響至為深厚。科舉制度自有其優點，因為科舉取士從來未曾計及到世族寒門的區別，這就比較公平，不僅矯正了大姓壟斷時代的過失，並且比察舉制度也公平一些。察舉制度雖然號稱察舉賢才，但到東漢時期早已由世族把持了。科舉卻未曾被把持，尤其到宋代彌封卷制採用以後，更是完全看卷不看人，給從前寒微之族一個比較公平的出路。
不過科舉制度就其對社會安定的貢獻而言，卻是功過相參，並非完全都在正的方面。科舉取士的標準，不論其為辭賦，為策論，為經義，為八股文，都是按文章的好壞來定去取；而文章好壞的絕對標準，卻是沒有的，只憑主試的好惡甚至憑主試臨時的好惡來決斷。「文章自古無憑據，惟見朱衣暗點頭。」已成為應試的口頭語，所以應試的人多少要帶一點投機或賭博的心理。試問把全國的人引誘入賭博之途，這種政治如何可以走到正確的路線上去？
唐代進士很少，而應試的士子甚多，所以在唐代詩文之中，時常看到落第之事。宋代進士雖然名額增加，可是應試的人也增加。明代把舉人也算成資格，可是舉人在明清時代也不易取中，甚至於只要能在府學縣學做一學生（當時叫做秀才），也可以具有鄉紳的資格。這就使全國人的精神才智都集中到科舉上去。不論科舉考試的內容是什麼（宋代的人已感覺辭賦的無用，明代承經義而改的八股更壞），都是束縛人心，妨礙學問進展的絆腳石。妨礙學問的進展表面上雖然和政治的安定與否無關，但仔細分析一下，卻不這樣簡單。因為科舉把天下聰明才智之士都限制在這一條路上，必需真能使多數得到滿足，才是安定政局的好辦法。但科舉制度並不能做到多數的滿足，只能使人存一個賭博式的希望。尤其不幸的是舉人、進士的名額都是非常有限的，開國時期一經規定以後，就難得再增。舉人、進士的名額已定，而人口的增加是愈後愈多而且愈快，則科舉的效用也會逐漸的減小。歷代民變中的主要分子，如黃巢、洪秀全以及李自成的宰相牛金星，都是科舉落第的人士。其他一定還有更多不滿意的人，這就表示科舉制度的籠絡人心，在功效上是有個限度的，尤其是到了一個朝代的末期，危險性更為顯著。其中宋代是注意士大夫生活問題的，除去太宗時代曾經一度一榜盡及第以外，並且用種種辦法給予士大夫的恩蔭，讓他們得到了安置，可是這種無限制綏撫的辦法，也拖垮了國家的財政，使宋代在外族侵襲之下倒了下去。
中國歷史的週期及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
凡是一種延長下去的進展都有它的週期性，不論生物或無生物都是一樣。生物的個體是非常顯著的，具有它的幼壯老死。無生物也是一樣，一年的四季，一日的朝暮當然是週期，即是就宇宙全部而言，也一樣的含有週期性，只是這些週期性不完全都被人類測得罷了。
中國歷史當然不會屬於一個例外。所不同的是中國因為特殊地理形勢的關係，和世界其他部分被高山、大海以及大沙漠隔絕著。在鴉片戰爭以前，所有對外的交通都在半封閉狀況之下。雖然間或受點外來文化上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始終未成為主流。因而中國歷史的週期，在過去的時候始終是在幾個類似情形之下，複合了上一個週期的升降。
週期，當然不就是一種簡單的週期。週期的形成決不屬一個簡單的原因，而是複雜的因素湊合而成的。並且週期之內還包括了許多小週期，週期之外還要彙合其他週期造成更大的週期。所以對於人類歷史來說，最大週期是什麼樣的週期，還不是現在的人所能解答。
中國的朝代本身是一個週期，這一種的週期代表了興衰和治亂。就一般情形來說，除去特殊短命的朝代不算，一般典型的朝代，大致是二百年至三百年。形成這個期限當然不是一些簡單的問題，不過就其主要方面的原因來說，至少以下各項，是其中比較顯著的。
一、君主家族的興衰與朝代的興衰
不僅一個帝王家，一般凡庶閭里人家也是一樣有興衰的週期。俗語所謂「千年房地八百主」，就是對於人家盛衰無常的一個通常看法。尤其對於帝王家，他們的子弟都是封閉而隔絕的，過著非正常的生活，那就破敗更為容易。之所以能夠維持，是靠著君臣的「名分」，等到腐爛已極，君臣名分不再能發生作用時，那就要改朝換代了。
這是比較容易解釋的，凡是君王專制的政府都是全國的官吏最後向君主一個人負責。君主的權力和責任是非常重大、無限制的。尤其東方型國家，並無和君主對抗的教會，那就君主的地位更為超過了一切。人究竟是人，一個智慧很高、精力很強的人，也不可能處處精神貫注。在全國的萬幾寄託在一個人身上的時候，也決不可能幾十年如一日，絲毫不發生變態，也不發生厭倦。所以創業帝王在開始創業制度的時候已經會時常照顧不周，而且更會照顧的方面越多，後來發生的弊病更大。這些創業時的定制經過時候越久，越會和後來的情勢不能適應。到了祖制成為進步的嚴重阻礙的時候，就是這個朝代壽命終結的時候。
其次，一個朝代的興衰完全和一個家族的興衰合而為一，這對於朝代方面來說是更為不利的。就普通一個家族說來，越是大家庭，越容易崩潰。因為大家庭中的子弟，差不多都是不學而依賴，不能抵擋住外界的風波。所以一個富貴之家傳了幾代之後，子弟們多半會一代不如一代，最後歸到總崩潰的路上去。至於帝王家中的情況，比普通富貴之家情況更為嚴重。皇子皇孫往往都是「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與民間社會毫無接觸，成為一點世故人情也不懂的人。不但如此，這種教養下的子弟不僅知識薄弱，甚至身體也一代不如一代，最後甚至缺乏子嗣。缺乏子嗣的情形，是從記載上看出的，如同西漢、東漢、唐、宋、明、清，都有這種事實。至於身體的衰弱，不僅從記載上可以看出，畫像也可看得非常明顯。現在歷代帝王的寫真畫像，是從宋代開始的。宋元明三代保存在故宮博物院，清代保存在北平的大高殿。這些畫像並且都有影印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上幾代相貌比較正常，到了快亡國的時候，那就逐漸的瘦削下去，表顯著體質上的退步。試問對廣圓萬里的大國，把一切的生命寄託在一個身體衰弱不堪而又不通人情世故的人手裡，這個國家那有不亡的道理。朝代的政權代表著安定的力量，等到這一個安定力量瓦解時，一個大的混亂就會產生了。
二、政治組織中積弊的加深與朝代的覆亡
在一個君主專制政府之下，主要的是靠「人治」，一切政治制度都是表面的。因為制度也是「法」，法可以限制官吏，限制平民，卻不能限制天子。倘若任何法律制度被天子感覺著不便，就會被天子改訂，而使法律制度變成破碎。況且天子高居於九重之上，具有一個孤立的形勢。做天子的人自己覺著孤危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天子最怕的事一是大臣擅權，一是小臣結黨，同時也盡量想打開近臣的蒙蔽。所以開國的君主以及前幾代的君主，會把法屢次改動或者加上許多附加的辦法，或者再在政府機構中加上些駢枝的機關，使法律制度失掉了原形。到了後幾代的君主就更會明白的違法，使法律制度失掉了效用，以至於國家不能維持。以下是政治制度中幾個最著名的例子：
宰相制度發生的問題與其演變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進行，最有效率的辦法，是選擇一個有能力的人，使他專負宰相的責任。這樣就和君主立憲國家的內閣比較接近。西漢武帝以前的丞相，就是這樣一種任務。漢武帝是一個英明而猜忌的人，他對於這種專責丞相制度不滿意。首先他不用他祖母的姪子竇嬰而用他母親的同母兄弟田蚡做宰相，後來又不滿意田蚡的專斷，而說：「君署吏竟未？吾亦欲署吏。」這種話。所以在他在位的時期，他是極力摧毀宰相的權力的。他的特殊創作是：
甲、用內朝來代替宰相。內朝是天子周圍一班顧問，以天子的私人秘書組成的一個小團體，天子有他們的幫助，就可以處置許多政務，命令宰相去執行，減輕了宰相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使宰相府從一個決策機關變成一個承轉的機關。
乙、用平民做宰相，打破了漢代以貴族來做宰相的傳統。並且大量的把有爵位的貴族降為平民。這樣就使得宰相的地位無形降低。
丙、嚴格控制宰相，並且嚴厲的懲罰宰相，使得宰相畏罪，不敢發表意見，而結果成為「伴食宰相」。
自從漢武帝嚴重的打擊宰相以後，君主削弱宰相的權，不僅成為漢代的傳統，也成為中國君主的傳統。這種進行的路徑是：(1)從獨相制度變為多相制。(2)各朝開始時照例用近臣來奪宰相的權柄，等到近臣變為實際上的宰相時，又再以另外的近臣來取代，成為循環不已的現象。而其中最極端的例子，是明太祖廢除宰相，而採用六部分司制，實際總其成的，是翰林院的大學士及內廷的司禮監。後來大學士成為實際的宰相而司禮監卻成為超級的宰相。因而明代宦官的禍患就一天比一天深，而終於無法救藥。
天子始終是猜忌宰相的，宰相的權伸張了一點就被壓制下去。因為每一代的天子都要把朝廷中官吏變成互相監視互相牽制的局面，所受到影響的，自然是官與官之間都是敷衍，誰能敷衍的就名利亨通，誰不能敷衍的，往往得咎。這種局面一代一代的傳下去，自然任何一處的積弊日深，以至亡國而後已。
不僅中央官吏是互相牽制的局面，無法做事，地方政區也是一樣。郡縣制度本來系統非常簡單，可是各朝也是逐漸變成複雜。在各朝開始時期稍整頓一下，但各朝的演變也總是變得複雜而決不會再變簡單，因而地方政區的效率，以及政風，也是越來越不如以前。
三、士大夫家族的問題化與朝代的覆亡
士大夫家族在各朝的演進中，他們對於政治上的活動，還有激烈的競爭，不是像君主那樣世襲的，所以比較皇家，衰敗的要略為緩慢一點。不過就全士大夫團體來說，各朝的晚期較之各朝初期，其中的問題也是漸次增加的。等到問題惡化之時，也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存在性。因此加深了一個朝代的崩潰。
競爭之激烈化，以及競爭失敗者的冒險──在一個一統帝國成立之後，如果君主成為唯一的力量，沒有別的力量可以抗衡時，那君主將會打擊其他可能發生的社會力量以便於統治。中國歷代的賤商政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商人是被法家認為一種亂世之民的，為的是所有的榮譽都得出於君主之授予，然後權力之運用才可以方便。倘若做商人可以得到鉅量的貲財，而鉅量的貲財可以購買到社會上的榮譽時，那就君主運用的最大工具「刑」「賞」中的「賞」，可以不必經君主的同意而自由取得。所以各個朝代有的是公開的賤商，有的是法律上暗中賤商。
歷代賤商大致說來是成功的。君主雖然未消滅商人（當然也不可能消滅商人），可是剝奪了商人的社會地位，使得天下士子覺得只有為皇帝服務才是天下最光榮的道路。這就是只有做官才算榮譽，凡找榮譽的人只有想法去做官才可以。在一個朝代初建之時，政治尚未安定，百姓比較貧窮，為著起碼生活而忙，想做官的人還少些。到了政治越安定，社會越富足，需要做官的也就越來越多。國家的官有限而請求做官的人無窮，競爭自然越來越激烈，而成為造亂之因。至於商人被壓制的情形，可以分為下列三個時期來說。
(一)察舉時代：這是指兩漢時代而言。西漢初年一切簡樸，郎官是可以從貲財選拔出來的。這就暗示捐錢還是一條間接求光榮之路。所以社會還較為安定。到了西漢中葉以後，太學生的數目日漸增加，雖然表示文化進展，可是太學生的出路只為了做官，就不免有競爭淘汰的現象。這些競爭失敗者並不能「歸田」的，自然還得想法子活下去。王莽時頌功德的有十萬人，這十萬人當然都是職業的頌德者，這就形成了西漢改朝換代的原因之一。
東漢建立，教育更為發達。可是到了東漢晚年，太學竟成為游談之所，是非之場。黨錮之禍固然是士大夫的不幸，而三國初年的紛爭割據，實際上割據的軍閥也無一處不有士大夫作為謀士，東漢也就改朝換代了。在東漢晚年較為安定之時不難想像到許多的讀書人殘酷的受到職業上的限制，一點出路也沒有。這些人為榮譽起見不能做商人，受體力的限制不能做農人，甚至由於缺乏寺院的組織而不能做和尚！倘若說三國初年的動亂與士大夫職業無因果的關係，是不大可能的事。
(二)大姓壟斷時代：魏晉以後察舉的名義仍然存在，不過另外還有九品中正制度，對於朝廷已有地位的人士，更為方便，並且還有許多最有地位的子弟，不必經過一些考核就可以為「黃散」（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這種大姓壟斷的情形，到了東晉和南朝，更為顯著。這是非常不公平的，不過就政治的安定方面來說，卻也有其功用：(1)寒微的家族對於高官已經無望，就不妨去做商人，反而有益社會的安定。(2)君主以外大姓具有政治上的相當力量，可以使君主變而政府的機構不變。但其壞處則為這一些大姓成為統治階級已久，其子弟生來就有富貴，以致多數人是不中用的，不能應付突然的事變。所以梁武帝晚期成為自然崩潰之局。陳朝雖然用了一點新人，卻仍不能抵抗隋師的南進。
(三)科舉時代：這是從隋代到清朝晚期一個長的時期，占了十三個世紀，對於中國近代社會及政治的影響至為深厚。科舉制度自有其優點，因為科舉取士從來未曾計及到世族寒門的區別，這就比較公平，不僅矯正了大姓壟斷時代的過失，並且比察舉制度也公平一些。察舉制度雖然號稱察舉賢才，但到東漢時期早已由世族把持了。科舉卻未曾被把持，尤其到宋代彌封卷制採用以後，更是完全看卷不看人，給從前寒微之族一個比較公平的出路。
不過科舉制度就其對社會安定的貢獻而言，卻是功過相參，並非完全都在正的方面。科舉取士的標準，不論其為辭賦，為策論，為經義，為八股文，都是按文章的好壞來定去取；而文章好壞的絕對標準，卻是沒有的，只憑主試的好惡甚至憑主試臨時的好惡來決斷。「文章自古無憑據，惟見朱衣暗點頭。」已成為應試的口頭語，所以應試的人多少要帶一點投機或賭博的心理。試問把全國的人引誘入賭博之途，這種政治如何可以走到正確的路線上去？
唐代進士很少，而應試的士子甚多，所以在唐代詩文之中，時常看到落第之事。宋代進士雖然名額增加，可是應試的人也增加。明代把舉人也算成資格，可是舉人在明清時代也不易取中，甚至於只要能在府學縣學做一學生（當時叫做秀才），也可以具有鄉紳的資格。這就使全國人的精神才智都集中到科舉上去。不論科舉考試的內容是什麼（宋代的人已感覺辭賦的無用，明代承經義而改的八股更壞），都是束縛人心，妨礙學問進展的絆腳石。妨礙學問的進展表面上雖然和政治的安定與否無關，但仔細分析一下，卻不這樣簡單。因為科舉把天下聰明才智之士都限制在這一條路上，必需真能使多數得到滿足，才是安定政局的好辦法。但科舉制度並不能做到多數的滿足，只能使人存一個賭博式的希望。尤其不幸的是舉人、進士的名額都是非常有限的，開國時期一經規定以後，就難得再增。舉人、進士的名額已定，而人口的增加是愈後愈多而且愈快，則科舉的效用也會逐漸的減小。歷代民變中的主要分子，如黃巢、洪秀全以及李自成的宰相牛金星，都是科舉落第的人士。其他一定還有更多不滿意的人，這就表示科舉制度的籠絡人心，在功效上是有個限度的，尤其是到了一個朝代的末期，危險性更為顯著。其中宋代是注意士大夫生活問題的，除去太宗時代曾經一度一榜盡及第以外，並且用種種辦法給予士大夫的恩蔭，讓他們得到了安置，可是這種無限制綏撫的辦法，也拖垮了國家的財政，使宋代在外族侵襲之下倒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