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料之外的淚水

         另一個是已經過世的大議員和我之間的事，這件事發生在二十年前。深夜跑新聞的記者們，幾乎每晚都擠在那位議員宿舍的房間，議員則是會和記者們談一個小時左右。某個晚上，湊巧其他記者都沒來跑新聞，議員只好和我進行一對一的訪談。一開始是老樣子，我坐在沙發上稀鬆平常地和議員聊天，突然間，他靠了過來，並用手腕環繞著我的肩膀把我抱住。當時我說了好幾次「請住手」，但他還是不肯停下，最後我只好揮掉他的手逃了出去。那時我看見了在別的房間等待的秘書，秘書一點也不驚慌，就只是很平常地待在那裡。

        議員的行動嚇到了我，秘書的表現也是。很明顯的，秘書對議員性騷擾他人的狀況早已習以為常，我無法停止想像「到底有多少女性遭遇了跟我一樣的事」。

         那一晚我向兩位男性前輩記者報告這件事，也討論了後續的處理方式。前輩們聽完後馬上表示：「不要再去他那裡跑新聞了！就算拿不到情報也沒關係。」當時，這位議員並不是可以被放著不管的小人物，從報社的角度，一定會想要他提供的情報，對於他們的反應，我感到很欣慰。如果他們告訴我「挑男記者在的時候去就好了吧！你採訪時自己要小心點。」或是叫我乾脆不要負責這位議員了，我一定會感到沮喪。

       「不要再去他那裡跑新聞了！」，公司即使付出失去情報的代價，也要守護記者的態度非常堅定。如果是「採訪時小心點吧」或「你就別負責了」的態度，乍看之下好像是體貼記者，但依舊把能不能拿到情報當作最優先，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差異。

        因此，我對前輩說：「不，明天開始，我一樣會在晚上去議員宿舍跑新聞。但我會小心不要和議員單獨相處。」在那之後，我很平常地在晚上去跑新聞，平安無事的把工作做好了。再次見面時，議員和秘書都像是完全沒事般，不，比起沒事，可以說是完全不在意，他們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罪惡感。

         在座談會分享這件事時，席間有位男性工作人員表示：「性騷擾這種事沒辦法預防。重要的是，性騷擾發生後周圍的反應。」聽到這句話的瞬間，我的眼淚無預警的噴了出來，心想「明明應該已經忘記了才對，這件事居然成為了我的創傷」除了向前輩報告之外，是我第一次談論這個性騷擾的經驗。

         應該有很多女性跟我一樣，把自己的感受封印起來，儘量不去回想，只是跟平常一樣過生活。在寫性騷擾這個主題時，我訪問了好幾位女性，很多次都能感覺到「她也跟我一樣，用封印情緒的方式，才能讓日子繼續過下去吧」。

那算是性騷擾嗎？

         身為政治記者，在自己遇到性騷擾的經驗中，還有一件事讓我始終難以忘懷。那是我當上政治部記者的第二年，宮澤喜一、渡邊美智雄和三塚博三人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互相競爭。當時為了要獲得總裁選舉的情報，每天早上，記者們都會聚集在某位中堅議員宿舍的房間。這位議員非常體貼，為了照顧記者們的健康，準備了大量的沖泡式味噌湯，說「早上一定要喝味噌湯吧」，也會體貼地幫每個人倒熱水，是個溫柔的人。

         某天早上，很偶然地，其他記者沒出現，變成我和議員一對一採訪。我們兩個像平常一樣，在廚房一邊喝味噌湯一邊聊天時，他突然說：「妳應該常常睡眠不足吧？要不要稍微睡一下？」，接著他就去隔壁房間把棉被拿過來，開始把棉被鋪在榻榻米上。我婉拒之後，很快地離開現場。議員年事已高，又是一個體貼的人，而且還是早上，那樣算是性騷擾嗎？我陷入了混亂，馬上跟前輩討論。

         前輩記者表示：「太誇張了吧！就算累了，怎麼可能在那種地方睡覺啊！那個大叔真是的！還好妳拒絕了。」後來想想，那是很明顯的性騷擾，但我當時還年輕，作為記者的資歷也淺，又因為完全沒把年老又體貼的議員和性騷擾連結在一起，差點就陷入「這樣的話，我就恭敬不如從命，稍微補個眠好了」的危險狀況。

         除了上述的經驗之外，在一九九零年代，也發生過另一件事。當時一位大老議員答應接受我的採訪，卻因為是複雜的案件，希望可以面對面採訪。在和他約見面時，他卻說：「我想拿資料給妳，再好好談談，妳能不能到我旅館的房間慢慢聊呢？」。因為是熟識的議員，我不知道該不該答應。和前輩聊過後他卻說：「絕對不能去」。那位前輩連理由都很仔細地講給我聽，「即使什麼都沒發生，如果被別人看到妳進了議員的房間，那就是百口莫辯。」聽完他的分析後，我覺得確實不妥，我便拒絕了對方，「我不能去您的房間」，議員還糾纏著「這樣的話，能不能到房間那層樓的走廊來呢？」我也拒絕了這個提案。結果，對方很不情願地到旅館底下的餐廳接受採訪。

         身為記者，我後來並沒有和這位議員撕破臉，但假設那時被對方強迫進去房間，或前輩給我的建議有所不同的話，會怎麼樣呢？我直到現在也時常在思考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