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明「中心」和「邊緣」的交替

在解讀東亞歷史時，筆者發現，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日本文明對中國文明的生成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

換句話說，東亞的文明中心，從中國轉移到了日本，形成了文明史上的大轉移。進入近代以後，尤其是在嘗到了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的苦酒以後，大清帝國這頭沉睡的雄獅開始甦醒。這是因為大清帝國刻骨銘心地認識到：「日本在文明方面已經超越了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不僅是洋務運動的領袖張之洞、李鴻章，就連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也都異口同聲對日本文明讚歎不止，並大力主張學習明治維新以及西方文化思想。

近代東洋史學方面最博學的大學者內藤湖南（日本近代漢學的重要學者，日本漢學京都學派創始人之一）也認為：無須那聳人聽聞的「東洋文明中心轉移說」推波助瀾，中國近代一流的政治家、思想家、知識份子、教育家等已經陷入「中國已從東洋文明的『中心』地位，沒落到邊緣地帶。」的危機之中。由此發起了洋務運動。時間在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到1920年間。我們絕不應輕率地評價當時日本留學熱的歷史事實。所有關於「國民國家」、「近代性」言論和思想，都是在那一時期通過留學日本，被中國吸收的。最近中國年輕學者也不得不公開承認：「近代日本文化，對形成同時代的中國文化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其原因也正在於此。

內藤湖南曾說，「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鹵水』，所以才像有了『豆腐』那樣誕生了中國文化。」這與中國當代年輕學者的言論一樣，說的都是同樣的狀況。

將漢字作為共同用語，在中國延續了4000多年的漢族的歷史自負感，確有驚人之處。但是，漢族知識份子一時還不願意承認自己已經落後於一向被他們視為「極東」地區的邊緣小國－－日本文化，被迫退居到東亞文化的邊緣地帶。漢族知識份子的自豪感，不會輕易承認這樣的事實。但歷史卻也不可能僅憑這樣的自豪感向前發展。

縱觀中國的悠久歷史，雖然漢族以漢字敘述體系為優勢，構建了高度發達的農耕社會，卻總是被不及漢族人口5%-10%的異族（少數民族）的征服，從而被置於文明邊緣。這種實例不止一二。

最少被漢文明同化的蒙古民族創建的蒙古帝國，並非「只識彎弓射大鵰」。最近，世界蒙古學研究者最近發現，當時，佔領了世界上廣闊領土的蒙古帝國，其實也促進了世界化，同時也曾是世界的中心。因為他們擁有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資訊傳遞系統、紙幣、護照等尖端的技術和金融等系統。

漢學者通常言及的是漢文化如何給邊疆民族帶來文化方面的恩澤，但卻絕少提及他們為何要吸收漢文化的事實。關於這一點，他們或者是無視，或者是尚未認識到。這是否也是一種心理上的「鎖閉者」，而且還安於文化邊緣人地位的做法呢？

可是，直到步入近代，日本才作為周邊民族，第一次給中國帶來巨大衝擊，而中國也第一次從鴉片戰爭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機。這一切，都是從日本這一「邊緣」島國的逆襲開始的。

1860年，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加速實現了西洋化。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明治」這個辭彙，卻來源於中國古典《易經》中的段落：「聖人南面聽天下，向明而治。」如果沒有中國這一文明「中心」，也不可能會有日本這一「邊緣」，以及明治維新以後的飛躍。

在此，我不得不言及福澤諭吉著名的《脫亞論》。他在這篇論文中，用「亞洲的痼陋」、「古風舊習」、「儒教主義」、「陰陽五行」、「仁義禮智」、「外見之虛飾」等用語來形容日本應該脫離的亞洲（中國和朝鮮）。這雖然是在指當時朝鮮的開化遭遇慘澹挫折的狀況，但卻明確指出，如果不脫亞入歐，日本也會像朝鮮一樣滅亡。從此以後，日本開始匆匆邁開脫亞入歐的步伐，並在西方式近代化方面獲得了成功。日本就是這樣把中國文明作為一個踏板，實現了自己的飛躍。

「日韓併合」、辛亥革命已經過了100年，但是，縱觀今天的東亞情勢，日本領先，而中國、韓國落後的格局正在發生變化。

一直以來被日本人視為落後的中國，不知何時已然實現了近代化，並重新奪回了失去百年以上的文明中心地位。

歷史是否就像是一座水車，在不停地旋轉交替。由日本領導的亞洲「近代的優越」性，現在正在慢慢土崩瓦解。對於這一現狀，日本當代漢學研究領域的泰斗、東京大學教授溝口雄三（1932-2010，著名漢學家、中國思想史學家。）在其著作《中國的衝擊》中向日本這樣敲響警鐘：「我在此使用『中國的衝擊』這一命題，是以其自鴉片戰爭以來，即『西方的衝擊』為沉默的前提的。」他指出，中日兩國的西方化（近代化）過程，並非是時間上的前後差異，而在於兩者在近代化過程形態上的差異，進而斷言中日間的優劣關係將被顛覆。

東亞文明的「中央」和「邊緣」，在以百年或百年以上的單位進行交替的過程中，超越了文化上的「優劣版圖」概念。其中隱藏著促使我們重新認識亞洲的更為多元、複雜的豐富史詩。
2. 100年前的留學日本熱

甲午戰爭爆發第二年，即1896年農曆3月，13名中國留學生被派往日本。時任清政府駐日公使委託西園寺公望（1849-1940，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日本在明治到大正時期、戰前的政治元老）代為照顧這13名中國留學生。西園寺公望又將這批留學生交給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安排入校學習。

這是近代史上中國派出的第一批留日學生，從此開啟了中國人留學日本歷史的新篇章。其實，在1862年前後，在中國留學生先驅者容閎的建議下，清政府曾於1872年向美國派出了120名學童。但在此後的1880年便中止了這一計畫，留學運動也遭到了挫折。

熱情迎接這13名中國留學生的嘉納治五郎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柔道高手，曾培養了黃興、魯迅、陳獨秀等中國現代史上的巨人。

此後，陸續有中國留學生像洪水般湧入日本。1902年有500名，1904年有1300名，而在1905年廢止了科考制度以後，留學人員急劇增加到7000名。在1906年，則遞增到驚人的7285名（實藤惠秀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記載為8600名，陳青之的《中國教育史》則統計為12000名）。

這在當時，是世界文明史上空前的大規模留學浪潮。1896年至1906年這十年間，僅東京一處，便有弘文學院、成城學校、東京東文書院等多達20多家專門針對中國留學生開設的日語學校。其中，唯一一所接收中國女留學生的實踐女子學校是由下田歌子創辦的。這一舉措，也翻開了中國女子教育史上嶄新的一頁，值得在此一記。這些留學生在日本不僅能夠學到無法在國內學習的日本語、數學、理科、體操等方面的新知識，同時也學到了經濟學、教育學、自然科學等近代教育體系，進而熟悉了建設「國民國家」所需的「國民教育」觀念。

在日本學習的留學生當中，有無數人成為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偉人、巨匠。不妨簡單羅列一下這些人物名單：陳獨秀、李大釗、蔣介石、周恩來、董必武、魯迅、郭沫若……除此而外，雖沒有在日本留學，卻曾逃亡日本，或者受到日本援助、通過日本的書籍在思想上受到深刻影響，並與日本保持緊密聯繫的人物更是數不勝數。如，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等等。

其中甚至還應算上毛澤東。毛澤東自己曾說過的話，也對此提供了佐證。日本親中知識份子竹內實在其主編的《毛澤東集》（1871年出版）中稱，毛澤東在1960年接見日本文學代表團一行時曾這樣說道：「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日本是領先於中國的。我是從日本購買馬克思主義著作，並用日語學習的。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河上肇寫的書，至今還是我們的參考書。」

可是，100年前的中國，為什麼在尋求西歐化道路的同時，卻選擇了並不屬於西歐的日本作為留學目的地呢？這是因為日本在亞洲不僅首先實現了西歐化，此外，另一重要原因是，無論從地理上還是從文化上，日本都是中國的近鄰，所以相對而言，留學的成本更為低廉。

著名教育學家、洋務運動領袖張之洞作為最熱烈提倡留學日本的人物之一，其所著的《勸學篇》完全可以媲美福澤諭吉的同名著作。該書作於1898年3月，僅10天時間內，便第三次印刷，在中國售出了200萬冊，可謂是一本最暢銷的書之一了。

在書中，他這樣寫道：「談到留學，東洋（日本）要勝過西洋。其理由為，距離近，能節省經費，因此可以大量派遣。」「留學一年，相當於讀五年洋書；在外國學堂學一年，要勝於在國內學堂讀三年書。」

清政府和知識份子，在同時思考留學日本的緊迫性和實用性，並將其視為科舉考試，積極實施留學政策。而日本方面，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層次，對中國和朝鮮留學生表現出同樣的熱情。之所以如此，是基於這樣一種思考：「如果大清帝國能夠實現近代化，對抗西歐列強，那麼無論是對整個東洋還是日本來說，都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

朝鮮留學生到日本留學始於1876年，要早於中國20年。那一年，朝鮮政府派往日本的紳士遊覽團與留學生一同前往日本。與劉大致、魚允中一行同時抵達日本的兪吉濬（25歲）和柳正秀、尹致昊（16歲）等人作為留學生留在了日本。他們住在福澤諭吉的家裡，並在慶應義塾（也稱慶應大學或慶大，乃日本名思想家福澤諭吉所創建的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學，仿照英式教育風格，慶應大學以學術自由及校園內蓬勃發展的活動著名）留學。其中，兪吉濬為韓國留學日本的第一號人物。後來，他和金玉均一同成為甲申政變的主角，被後人稱讚為韓國近代史上的大知識份子、政治家以及實業家。

進入1880年代，朝鮮開始正式向日本派遣留學生。這些留日學生，在韓國近代化進程中做出了巨大貢獻。1884年12月，在甲申政變以前，金玉均曾三次前往日本，最多一次曾送去60多名留學生。孫秉熙在逃亡日本之際，也曾帶去數十名留學生；而在朝鮮被日本強佔之前，崔南善也是公費留學生之一。其中成為知識份子、作家、詩人的有李光洙、李仁植、鄭芝溶、吳相淳、尹東浚……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構成了韓國近代的「日本留學精神史」。日本《外務省記錄》等各種資料表明，韓國留日學生情況如下：1910年併合時為420名，1920年初為2000名，1930年代為5369名。到了1940年代初，則達到了29427名的頂峰。

中國和韓國在近代大量派遣留日學生，對兩國的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文學、藝術等多個領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本身也是中日韓三國「近代史」的縮影。在過去了100年後的今天，留學日本的熱潮依然如火如荼，當然從品質和權利方面都比百年前有所下降，但具體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可能也是一個有趣的課題。
3.「白話文」的誕生

1910年8月16日，「中國號」郵輪從上海起航前往美國。乘坐這艘遊輪的70多名中國年輕留學生當中，有一個伶俐俊秀的小青年，他就是胡適。

抵達美國後，胡適進入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5年，胡適考上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世界上著名的哲學家杜威。1917年歸國後，就任北京大學教授。胡適與魯迅不同的是，並沒有在同為漢字文化圈的東洋留學，而是在西洋新生共和國美國的西方文明海洋中，度過了他的青春年華。

魯迅和胡適這兩位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做出罕見功績的文化巨匠，無論在性格，或是在思想、人生道路方面都各不相同。但在二者之間，至少在如下兩點上是一致的。第一，他們兩人都是超越了文化範疇的「世界人」；第二，作為中國近代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二人都是近代中國白話文的鼻祖。胡適在美國和美國學生一起接受了西方近代文化教育，發現了中國文言文存在的致命缺陷：無法如實表現事物原貌。胡適認識到，以漢朝以來的古漢語和語法為基礎的文言文，雖然在傳統形式上的修辭、辭藻方面具有很強的表現性，但在大眾傳播意義上的傳達、表現方式以及功能方面，卻十分脆弱。

胡適發現，要想變成一個國民國家，就應該像美國的近代英語體系一樣，需要一種言文一致的口語文。於是，他開始援引歐美的進化論，提倡改變中國的傳統文言文，創造一種新的語言，即新的國語形式。顛覆「士大夫階層＝文言文，平民階層＝白話文（即口語）」這一傳統語言價值結構，使其進化為一種新的口語形式，即國語－－這是青年胡適史無前例的大膽構想。

胡適於1916年執筆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於第二年的《新青年》雜誌上。這是宣導文學革命的第一篇文章。此後，1918年5月，魯迅創作的中國近代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發表。從此開始，中國的近代「中國語」（言文一致的白話文體系）正式誕生了。

當然，受到1913年日本的國語改革影響，教育部在廢止了作為文言文士大夫語言傳統之象徵的科舉制度，隨後召開了讀音統一會議，試圖以北京話為基礎，制定漢語標準。如果沒有胡適和魯迅的理論指導，近代中國語的誕生顯然會大大推遲。

1920年，胡適出版了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第一部白話文詩集《嘗試集》，以實踐自己的白話理論。魯迅的白話文實踐，事實上早在日本語的影響下開始了。

所有魯迅研究學者，針對他的日本留學生活，似乎都局限於思想或文學方面，來考察他和日本之間的聯繫。但魯迅和日本語，以及由此引發的魯迅白話文體之間的相互關係，卻多有欠缺，或一概視而不見。根據筆者研究，留學日本時期的魯迅，已經領悟到：相對於中國的文言文，中國應該選擇一種類似於近代日本語的文體，以使大眾更易於理解和接近。

在閱讀魯迅全集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其使用的表現形式、單詞、語法等，存在著大量日本語因素。日本語不僅是魯迅觀察世界的強有力的手段，同時，日本語也成為魯迅文學與思想的血肉。魯迅留下來的藏書當中，日本語書籍佔有很大的比重，這一事實，也可以從側面證實這一點。

魯迅和他的前輩梁啟超，一致認為日本的新小說、文體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並通過1920年創刊於橫濱的《清議報》反覆提倡。其背景也是因為他們同樣認識日本語。所謂文化交流，本來就不是單向進行的，而是像密集交叉的道路那樣相互流動的。這是文化交流的特徵之一。直到近代以前，一直都是向日本傳授文化的「師徒關係」，發生了逆轉－－中國開始接受日本的影響。

透過留學日本，像潮水一樣湧入中國的日語漢字、語言等，在中國至今還在沿用。有一項統計資料表明，在社會學、哲學、科學等領域，這一比例多至70%以上。根據1911年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詞典》、1915年出版的《盲人瞎馬之新名詞》，以及1958年由高名凱、劉正琰、共同編著的《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和王立達著《現代漢語中從日語借用的辭彙》等資料，近代中國語在語言、文字、政治、經濟、科學、教育、法律、風俗、軍事以及日常用語等幾乎所有領域，都受到了日本語的極大影響。歷史、民族、國家、宗教、信用、自然、侵略等辭彙，也都是從日本引進的。

此外，帶有「化」字的組詞方式，如民主化、革命化、近代化、機械化、科學化、世界化等也都是從日本引入的。帶有「性」、「式」、「型」、「觀」、「力」、「界」、「的」等的組詞方式和辭彙，也都是日語形態。中國和韓國曾因為日本的新名詞、新潮語所佔比重過大，甚至將其名之為「倭色語」予以警惕。清朝末期的開化派張之洞，對此曾在一份文件中寫道：「不要使用新名詞。」可是其手下的學者辜鴻銘卻指出，「『不要使用新名詞』中的『名詞』這個用語本身就是新名詞。這是從日本引進的，張大人。」說完兩人相視大笑。

眾所周知，孫中山曾數次發起反清起義。當時他把自己領導的起義稱之為「造反」。有一天，他的部下陳少白看到日本報紙上的一則報導上寫有「支那革命黨孫文」等字樣，便將它拿給孫中山看。孫中山看罷，有感於日文表現的新奇，拍手叫絕：「好啊！從今以後，不叫『造反』，而要叫『革命』！」

在近代韓國語（朝鮮語）的形成過程中，大量日本語中的新名詞、新潮語，同樣成為其血肉，其規模和程度遠遠超過了在中國語中佔有的比例。這一點恐怕尚未廣為人知。

中國的朝鮮族，至今還在沿用「벤또」（餐盒、盒飯）、「리어카」（手推車）、「 앗싸리 」（乾脆）等日本語。而且在使用過程中完全當作是自己的語言，沒有絲毫的排斥心理。事實上，這些辭彙已經成為朝鮮語的固有語言成分。

當外來語被引進，並成為我們日常用語而固定下來，便意味著它已經成為一種文化和血肉的組成部分。如果說單詞是一種包含著文化內容的象徵物，那麼這些單詞本身同時也和一個民族莊嚴的文化一起，成為規定該民族思考方式和行動方式的精神財富。

4. 西方人眼中的東亞三國人的面孔

在100年前的近代化過程中，西方人是如何認識、描寫中日韓東亞三國人的面孔的呢？經過18-19世紀，西洋繪畫創造了明暗法和遠近法，並將其運用於搜集異民族資料領域。被用於資訊收集領域的繪畫所起到的作用，相當於今天的照片、攝影、航拍等資料。

繪畫的種類繁多，有素描、銅版畫、油畫、水彩畫、漫畫、連環畫等。這些繪畫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必須的手段，以將異國事物或人物的表情、輪廓、動作，以及風景、建築物、風俗習慣等形象化，便於他人理解和記憶。

通過產業革命，實現了新的飛躍、並建構了先進國家的西方，開始要求非西方社會也接受自己的文明體系。正如薩伊德曾經尖銳地提出的批評那樣，他們用一種傲慢的「東方式」的目光，輕蔑東洋，並將其對應於自己過去的某個歷史節點，從而視其為某種劣等形象。

13世紀的馬可波羅、16世紀的利瑪竇等人之後，19世紀中後期到20世紀初期踏上東亞土地的西方傳教士們的記錄中，也多有記述相對於當時的西方來說十分落後的中國、日本、朝鮮的形象。

讓我們首先來看看中國在他們眼中是什麼樣的。傳教士阿瑟‧史密斯的經典著作《中國人的性格》（又譯《支那人氣質》）中，作者分析、羅列了多達22條中國人的劣根性。有時甚至還將中國人比喻為熊或者蜘蛛類的動物。「骯髒無知、未開化」的中國人形象隨處可見。與中國人稱西方人為「洋鬼子」、稱日本人為「東洋鬼子」的說法形成對照的是，西方人把中國人視為「豬」。這是當時典型的意識形態格局。他們把清朝國民的辮子鄙視為「豬尾巴」。在西方人的眼中，「清朝人」的典型形象具有這樣一些特徵：他們臉色發黃，細長的眼角上翹，看上去十分狡猾，都有標誌性的齙牙……

我們再來看看西方人眼中的日本人。同時期出現在西方人繪畫中的日本人則有這樣一些特徵：他們都帶著一副眼鏡，細長的眼角上翹，突出的大齙牙，萎縮的身材……這就是千篇一律的日本人面孔。明治維新時期的西方畫家G‧維柯（Georges Ferdinand Bigot）著名作品，就是《模仿猴子的日本人》。一對日本男女（夫妻？）站在文明開化時期名為「鹿鳴館」的武館內一面鏡子前，而他們兩人的面孔，在鏡中則是不折不扣的猴子。

彷彿是為了對這幅畫進行解讀，法國人皮耶‧羅逖（Pierre Loti）在其著作《秋天的日本》中的《江戶的舞會》一文中，寫下了辛辣的評論：「太耀眼，太妖豔。這些無數的、穿著盛裝的日本紳士、大臣、提督和各地官吏們。不知為何，他們總會讓我想起某位曾經以追逐潮流而著稱的將軍。另外，即便是對我們自己來說，燕尾服這種東西也都是俗到極致的，為何他們會穿在身上？況且，他們的體型根本就不合適穿這種衣服。我不知道為什麼，只是覺得他們每個人看起來都是那麼像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