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不敢說是仇女犯罪？
江南站殺人案本身就已經足夠驚世駭俗，但之後的發展卻更令人衝擊，某家媒體提及犯人的經歷，竟有試圖為他辯護的傾向。報導提到，犯人本在研究神學並有意成為神職人員，卻因女性的輕視而產生被害者意識，對此他們表露出同情之意。至於女性害怕「死的可能是自己」這一點，他們毫無共鳴，反而因為善良的男性也被認定是潛在加害人而感到憤怒。我應該要繼續解釋的，我不該就此沉默的，被我教過的學生當中，一定也有人有類似的想法，實在太丟臉了。這些念頭在我腦中反覆，讓我覺得自己也是加害人。
難以理解的言論接二連三地出現，警察在案發一天之內，把此案定為「思覺失調患者隨機殺人案」，犯人「因遭女性輕視而下手」的相關陳述，全以思覺失調為由遭一律駁回。就這樣，思覺失調症成了犯下此罪行的動機，以及駁回相關陳述的根據，這根本是一場從根源阻斷一切其他論點的詭辯。
我在鍵盤上敲打著諷刺雙重標準的文章時，不斷後悔那段緘默的日子，完整承載我激動情緒的文章，被人截圖上傳到Facebook上叫做「幽默儲藏所」的專頁，文章在姓名和頭貼同時公開的狀態被上傳，數十封辱罵我的私人訊息也隨之而來。我一一回覆那些辱罵，好像要這麼做才能對過去沉默的自己少一些埋怨。我的答覆再度被截圖上傳到那篇文章的留言串裡，在嘲笑、辱罵我的留言當中，我看見了曾因為成在基的爭論而動怒的學生名字。
小兒精神科醫師徐天錫，曾提出精神疾病反映時代走向的主張，此論點的根據在於，權威主義獨裁時期的中央情報部以及2000年代以後的三星企業，都曾為人們妄想的主要對象，而江南站殺人案作為仇女心態發展為精神疾病的徵兆案件，人們必須體認其嚴重性，研討結構性改革，並進行意識轉換。然而，他的主張卻被置之不理。
我開始懷疑，警方是怕事情鬧大，才這樣敷衍了事嗎？如果有一位白人躲在廁所殺了一位東方人，他讓六位白人離開，並殺害第一位走進廁所的東方人，並表示是因為東方人瞧不起自己才殺害對方，那我們會因為他有思覺失調症，而否定他是仇恨犯罪 嗎？是不是因為韓國目前沒有承認仇恨犯罪的判例，所以才不想牽扯這項爭議呢？是不是害怕無法承擔接下來的後續發展，才不敢命名為「仇女犯罪殺人案」呢？我的腦中老是浮現這些想法。
若以精神疾病患者的「隨機殺人」下定論，案子會以懲罰嫌犯作結，社會不用再做出其它努力，頂多只能加強管理思覺失調患者，而實際上江南站殺人案結束後便是如此。
但若以「仇女殺人」結案，就會開啟無數的連鎖反應，電視上會展開以仇女為主題的辯論，召開傾聽各階層意見的公聽會，並開設收取人民意見的頻道。相關機關首長必須聚首舉行對策會議，委託專家團體分析社會現況，另外各部門會發送公文對轄下機構進行田野調查。國會將湧入禁止性別歧視的法案，國會立法調查處則須嚴密檢討現行法條是否有違法要素。企業須對雇用、升職、支薪等人事問題進行自我管束。教育界則要鄭重研討，是否將性別平等與性別認知教育納入中小學課程。
當對社會發生重大衝擊案件，上述事項便會接續發生，雖然對推動與訂定政策的人而言，這些事情麻煩又棘手，但卻也是為了創造更好、更安全的社會所必經的過程。負責人難道不是怕自己的決策造成社會波動，所以有所畏懼嗎？我認為這是為了少數幾人的明哲保身，錯失能提早至少十年邁進性平社會的機會，只留下犯罪率較一般人低十倍的思覺失調患者，遭受無故打壓 。
江南站殺人案本身就已經足夠驚世駭俗，但之後的發展卻更令人衝擊，某家媒體提及犯人的經歷，竟有試圖為他辯護的傾向。報導提到，犯人本在研究神學並有意成為神職人員，卻因女性的輕視而產生被害者意識，對此他們表露出同情之意。至於女性害怕「死的可能是自己」這一點，他們毫無共鳴，反而因為善良的男性也被認定是潛在加害人而感到憤怒。我應該要繼續解釋的，我不該就此沉默的，被我教過的學生當中，一定也有人有類似的想法，實在太丟臉了。這些念頭在我腦中反覆，讓我覺得自己也是加害人。
難以理解的言論接二連三地出現，警察在案發一天之內，把此案定為「思覺失調患者隨機殺人案」，犯人「因遭女性輕視而下手」的相關陳述，全以思覺失調為由遭一律駁回。就這樣，思覺失調症成了犯下此罪行的動機，以及駁回相關陳述的根據，這根本是一場從根源阻斷一切其他論點的詭辯。
我在鍵盤上敲打著諷刺雙重標準的文章時，不斷後悔那段緘默的日子，完整承載我激動情緒的文章，被人截圖上傳到Facebook上叫做「幽默儲藏所」的專頁，文章在姓名和頭貼同時公開的狀態被上傳，數十封辱罵我的私人訊息也隨之而來。我一一回覆那些辱罵，好像要這麼做才能對過去沉默的自己少一些埋怨。我的答覆再度被截圖上傳到那篇文章的留言串裡，在嘲笑、辱罵我的留言當中，我看見了曾因為成在基的爭論而動怒的學生名字。
小兒精神科醫師徐天錫，曾提出精神疾病反映時代走向的主張，此論點的根據在於，權威主義獨裁時期的中央情報部以及2000年代以後的三星企業，都曾為人們妄想的主要對象，而江南站殺人案作為仇女心態發展為精神疾病的徵兆案件，人們必須體認其嚴重性，研討結構性改革，並進行意識轉換。然而，他的主張卻被置之不理。
我開始懷疑，警方是怕事情鬧大，才這樣敷衍了事嗎？如果有一位白人躲在廁所殺了一位東方人，他讓六位白人離開，並殺害第一位走進廁所的東方人，並表示是因為東方人瞧不起自己才殺害對方，那我們會因為他有思覺失調症，而否定他是仇恨犯罪 嗎？是不是因為韓國目前沒有承認仇恨犯罪的判例，所以才不想牽扯這項爭議呢？是不是害怕無法承擔接下來的後續發展，才不敢命名為「仇女犯罪殺人案」呢？我的腦中老是浮現這些想法。
若以精神疾病患者的「隨機殺人」下定論，案子會以懲罰嫌犯作結，社會不用再做出其它努力，頂多只能加強管理思覺失調患者，而實際上江南站殺人案結束後便是如此。
但若以「仇女殺人」結案，就會開啟無數的連鎖反應，電視上會展開以仇女為主題的辯論，召開傾聽各階層意見的公聽會，並開設收取人民意見的頻道。相關機關首長必須聚首舉行對策會議，委託專家團體分析社會現況，另外各部門會發送公文對轄下機構進行田野調查。國會將湧入禁止性別歧視的法案，國會立法調查處則須嚴密檢討現行法條是否有違法要素。企業須對雇用、升職、支薪等人事問題進行自我管束。教育界則要鄭重研討，是否將性別平等與性別認知教育納入中小學課程。
當對社會發生重大衝擊案件，上述事項便會接續發生，雖然對推動與訂定政策的人而言，這些事情麻煩又棘手，但卻也是為了創造更好、更安全的社會所必經的過程。負責人難道不是怕自己的決策造成社會波動，所以有所畏懼嗎？我認為這是為了少數幾人的明哲保身，錯失能提早至少十年邁進性平社會的機會，只留下犯罪率較一般人低十倍的思覺失調患者，遭受無故打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