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彷徨的魯迅
開創中國近代語言文學先河的偉大文豪魯迅，從周樹人變成魯迅，其實經歷了漫長的彷徨與思考。
從魯迅年譜中我們可以發現，他結束了在日本長達7年的留學生活，歸國後成為杭州、浙江兩省師範學堂的生理化學教員，是在1908年8月炎熱的夏天。在魯迅的文學生涯中，通過漫長的沉默，他終於踏上了由周樹人變身為魯迅的飛躍期。
從各個意義上講，魯迅就是在中國和日本近代史上彼此擺脫不了的關係中生活過來的國民作家。不僅如此，從更為普遍的意義上講，他也是近代精神史的象徵性人物。此外，他的形象也不應簡單地用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加以形容。事實上，魯迅同時具有更為複雜和多層次的性格，是一個超越了國界的具有國際眼光的「世界人」。
在中國，關於魯迅的研究，最近以來也非常活躍，一些新銳學者的「魯迅批判」也非常尖銳。但是，在筆者看來，對於魯迅進行的更有深度的分析研究，似乎還應首推把魯迅視為東亞代表作家的日本學術界。原魯迅博物館館長、魯迅研究領域的中堅學者孫郁也曾在與筆者的交談中，對此表示過贊同。
筆者對魯迅觀察的一個切入點是：為什麼魯迅終止日本留學回國以後，變得消沉，在沉默中經歷著精神上的彷徨？另外一點是，他為何以那種刻骨之痛，對中國、中國國民的劣根性進行批判？又為何始終將其視為自己神聖的使命？
關於這些問題，無論是中國學者，還是新聞工作者，都無法得到準確擊中要害的答案。對於魯迅的評價，向意識形態或革命家層面傾斜，變得表面化了。同時，這也成為定型魯迅的一個框架。
深刻剖析魯迅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在觀察魯迅歸國以後的行跡之前，還是讓我們來比較考察一下他在日本7年漫長的留學生活吧。從1902年開始的留學生活，對他的人生而言，果然是一段「黃金時節」。從22歲到29歲這7年間，他在日本度過了多愁善感的青年時期。日本的先進文化，給他帶來了巨大的文化衝擊。而日本式的西方文明也讓他大開眼界。在日本期間，他「總是喜歡穿日本的和服。在外出的時候，他也總喜歡套上袴褶，帶著獵帽，穿著皮鞋。他喜歡穿留學生不大喜歡的木屐，有時甚至穿著木屐去逛夜市。」「中華料理店經常出售火腿和豆腐等中國食品，可他一次都沒買過。」「能看到他在東京想要過一種日本式生活的努力……在不受中國生活方式阻礙的情況下，積極融入日本風俗方面，總覺得其中有某種志向。」（丸山昇《魯迅》1965，及《周樹人回憶錄》）
魯迅平生蓄留的鬍子，也是日本流行的八字鬚。這一從日本開始蓄留的鬍鬚樣式，他一直保留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正如學者指出的那樣，他是一個徹底沉浸於日本文化，並終於將試圖融入其中的國際性的現實體驗，昇華到精神世界的高度。
魯迅最尊敬的人也是他的導師、日本人藤野先生。他視為終生朋友的畏友也是日本人內山完造，為自己和兒子診治的醫生仍然是日本人。甚至臨終前的遺言也是用日文寫成的。他是一個最為接近「親日」的文豪，而這種傾向，全都始於他在日本的生活。當然，這種喜好僅屬於來自他個人性格方面的私生活，我們對此難言是非。但在日本的生活，給他的世界觀、價值觀的確立帶來了絕對的影響，這是不爭的事實。
很多學者涉及日本體驗方面的研究結果表明，魯迅之所以著眼於「國民性改造」，是因為在日本期間接觸了史密斯的《中國人的性格》，以及日本人寫的有關國民性批判類書籍和雜誌內容。尤其是因為在明治末期和大正初期，魯迅大量接觸了乘著民主主義之風，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西方學說、哲學思想等內容。魯迅曾在中國留學生創辦的《浙江潮》、《江南》等刊物上發表《摩羅詩力說》（1907）等文。在文中，魯迅指責中國與歐洲之間的差距，並呼籲改革。在此期間，青年魯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一起翻譯外國小說、創辦雜誌均遭到失敗。但他卻熱情不減，展開了議論、文學方面的活動。可是，歸國後，魯迅卻生活在「寂寞」和消沉之中。實際上，他在日本留學期間，並沒有獲得學士、碩士或博士之類的學位，僅僅拿到了弘文學院和仙台醫專出具的學歷證明。因此，僅憑這個學歷，難以在大學找到教授職務。
從1912年到1926年間，他在朋友的引薦下，就任北京政府教育部科長一職（公務員）。跟留學期間截然相反的是，直到1938年在《新青年》發表《狂人日記》，他一直是沒沒無聞的周樹人。他深陷於苦惱之中，一度曾把抄寫古書和整理拓本作為全部的愛好。這一時期的他過於消沉，在彷徨中消解自己的自信，跟仙台醫專時期立志於通過文學作品喚醒國民的魯迅判若兩人。
其原因何在？筆者進行比較研究結果，終於找到了如下答案。
當時的魯迅，對本國同胞的「落後性」產生了無限的絕望感，甚至產生了嫌惡之感。他已經在日本成長為一個「國際人」。國際人的心中，始終存在報復文化體驗的記憶裝置，一旦對方不具備這種裝置，就會對對方產生絕望。此外，他也是生活在邊緣狀態的「邊緣人」。他是一個生活在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邊緣的人物。
他在中國重新發現的同胞的落後性，可能也會從逆向招致文化的衝擊。因此，他審視中國的透鏡中，或許充滿了「劣等」、「落後」、「醜陋」、「阿Q」等批判性的概念。也就是說，裡面已經沒有餘地容納其他形象了。
即便是在逝世前幾天，他在日本租界地還對自己的日本友人宇治山這樣說道：「我看得到中國未來的沙漠。」對中國人的絕望感，也是身為具備了國際人眼光的魯迅一大局限。但這也是將他塑造成批判國民性領域最具影響力的作家的決定性原因。
2. 伊藤博文與戊戌變法
1898年9月21日。
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被稱為戊戌變法的維新革命，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勢力打擊下，於此日以慘澹的失敗而告終。被稱為「戊戌變法」的這一革命，實際上是以日本維新革命為藍本而進行的「戊戌維新」。這也是經歷了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慘敗以後，清朝不得不進行的維新。即便是那些口口聲稱「戰勝日本」的主戰派，也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而不得不改變大清帝國式的、大國的傲慢思維方式。戰爭的失敗，為這一歷史轉變提供了契機。不巧的是，知識份子並沒有把從洋務運動的失敗中得到的教訓，用於政治統治系統的改革，也沒有使國家變成一個日本式的「國民國家」。正因為如此，別說是西方，就連在與小小的東洋島國日本的交戰中也遭到了慘敗。
作為南方海南地區公羊派代表人物聞名於世的領袖康有為，早在1888年便撰寫了《日本變政考》，上書光緒皇帝，主張學習日本。但他的主張遭到保守派官僚階層的駁斥。此後，隨著1895年4月《馬關條約》簽署的消息傳開，於是正在北京準備科考的康有為，召集全國雲集於北京的603名舉人聯名上書，上演了一場著名的「公車上書」。舉人上書清朝政府，號召「變法圖強」。
但是，年僅27歲的光緒皇帝，跟日本的明治天皇一樣，沒有什麼實權。他沒有更多足以動搖西太后等保守派的政治資本和力量。正如1884年由朝鮮的年輕開化派領袖主導的甲申政變在三天內草草收場一樣，戊戌維新充其量也只維持了百日便落下了帷幕。
比較明治維新和戊戌變法，以及朝鮮的甲申政變這三場政治運動，不難從中找到唯獨明治維新獲得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戊戌變法或甲申政變，都缺乏對周圍人才以及社會環境靈活的應對舉措，但明治維新，卻確保了這一點。而且其應對舉措、明治天皇及其周圍的英才－－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西鄉隆盛等階層都帶著可變性和多義性，表現出一致的行動。中國和朝鮮的維新，其上下之間缺乏靈活的聯合，而且是以一種「僵化的結構」單向實施的。所以當然會以「拋頭顱灑熱血」的悲劇而告終。
這兩個國家的維新派，在維新革命失敗後同樣都逃往日本。這也從側面說明，當時的日本是亞洲革命的中心，而且具有一種靈活的結構。當時，確保戊戌維新成功的機會，其實已經出現在中國，但中國自己失去了這個機會。正如前面所提到，戊戌變法的特徵，正是以1868年的明治維新為藍本的。因此，通過明治維新，實現了國民國家政治，制定了日本最初的近代憲法的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對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年輕革命者而言也是一個令人羡慕的大政治家。
剛好，戊戌變法熱火朝天地進行的過程中，伊藤博文於1898年6月辭去了第三屆內閣大臣職務，為了考察甲午戰爭以後三國政治形勢於7月路經朝鮮，抵達了北京（9月14日）。既然伊藤博文是東亞著名的政治家，自然受到了維新派人士的熱烈歡迎。從當時的報紙上，我們也能了解到年輕的學生聚集在一起，為了得到伊藤博文指導而請求接見的盛況。
尤其是康有為，甚至與弟子梁啟超呈上奏摺一封，鼓吹中日應合為一國，並應請日本伊藤博文主持中國變法。但伊藤博文是否確實承諾，卻不見文字記錄。
在此期間，伊藤博文積極會見中國的維新派，並向他們提出諸多建言。「應避免急進式的表面化改革，並有計劃性地循序漸進。哪怕是為了農工商的發展，也都應首先完善教育。」
此外，伊藤博文於9月15日訪問總理衙門時，這樣表示道：「看到這個國家的大臣、官僚們沉迷於權欲而非國家政治，從而不能向皇帝誠實諫言，我很遺憾。」
9月20日，光緒皇帝向前來拜謁的伊藤博文說道：「請你指導總理衙門五大臣，使他們了解和掌握改革的順序和方法。」對此，伊藤博文回答：「只要是為了貴國，我將竭盡全力。」
但是就在第二天，9月21日，慈禧太后等保守派認識到連伊藤博文也都加入到變法陣營的嚴重事態而發動政變，將光緒皇帝囚於瀛台。
如果（當然，在歷史上，「如果」這一前提被視為禁物）伊藤博文能以戊戌變法的最高顧問身分，對革命進行指導，那麼將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呢？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假設。雖說是一種假設，但如果變法真的按照伊藤博文的方法順利進行，說不定極有可能在這一重大事件上寫下新的篇章。當時，確保戊戌維新成功的機會，其實已經出現在中國，但中國自己失去了這個機會。正如前面所提到，戊戌變法的特徵，正是以1868年的明治維新為藍本的。因此，通過明治維新，實現了國民國家政治，制定了日本最初的近代憲法的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對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年輕革命者而言也是一個令人羡慕的大政治家。
剛好，戊戌變法熱火朝天地進行的過程中，伊藤博文於1898年6月辭去了第三屆內閣大臣職務，為了考察甲午戰爭以後三國政治形勢於7月路經朝鮮，抵達了北京（9月14日）。既然伊藤博文是東亞著名的政治家，自然受到了維新派人士的熱烈歡迎。從當時的報紙上，我們也能了解到年輕的學生聚集在一起，為了得到伊藤博文指導而請求接見的盛況。
尤其是康有為，甚至與弟子梁啟超呈上奏摺一封，鼓吹中日應合為一國，並應請日本伊藤博文主持中國變法。但伊藤博文是否確實承諾，卻不見文字記錄。
在此期間，伊藤博文積極會見中國的維新派，並向他們提出諸多建言。「應避免急進式的表面化改革，並有計劃性地循序漸進。哪怕是為了農工商的發展，也都應首先完善教育。」
此外，伊藤博文於9月15日訪問總理衙門時，這樣表示道：「看到這個國家的大臣、官僚們沉迷於權欲而非國家政治，從而不能向皇帝誠實諫言，我很遺憾。」
9月20日，光緒皇帝向前來拜謁的伊藤博文說道：「請你指導總理衙門五大臣，使他們了解和掌握改革的順序和方法。」對此，伊藤博文回答：「只要是為了貴國，我將竭盡全力。」
但是就在第二天，9月21日，慈禧太后等保守派認識到連伊藤博文也都加入到變法陣營的嚴重事態而發動政變，將光緒皇帝囚於瀛台。
如果（當然，在歷史上，「如果」這一前提被視為禁物）伊藤博文能以戊戌變法的最高顧問身分，對革命進行指導，那麼將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呢？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假設。雖說是一種假設，但如果變法真的按照伊藤博文的方法順利進行，說不定極有可能在這一重大事件上寫下新的篇章。此後，在滯留日本公使館期間，伊藤博文為了避免梁啟超在慈禧太后發動的政變中受到傷害，向清政府提出庇護要求對其加以保護。伊藤博文向日本公使館人員稱，「像梁啟超這種有才能的人，理應救他一命。」最後，伊藤博文終於成功地將康有為和梁啟超送上了開往日本的遊輪，使他們逃過一劫。
康有為和梁啟超把日本當成是第二革命根據地，也跟伊藤博文的幫助是分不開的。
3. 跨越國界的革命家孫中山的背影
1911年10月10日，通過武昌起義，打響了辛亥革命第一槍。此時，孫中山身在美國。獨立的清朝各省分為不同派系，並就將何地確定為革命政府所在地以及推舉何人為革命領袖一事，發生了嚴重分歧。從報紙上了解到武昌起義的孫中山，在三藩市坐上了歸國的航船。12月25日，孫中山到達上海，並於一周以後的1912年1月1日出現在南京。中華民國政府和臨時大總統就此誕生。
孫中山（1866-1925），名文，字載之，號日新，又號逸仙。「日新」則是他在歐美期間廣為人知的名號。孫中山在中國大陸被視為「革命先驅者」，而在臺灣，則被稱為「國父」，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政治領袖。他在日本逃亡期間，在東京日比谷公園附近的一家旅館下榻之際，偶然看到一家店鋪掛出「中山」二字的招牌，於是便隨手將自己的名字寫成了「中山樵」。孫中山的名號就是由來於此的。
在教科書上，孫中山是作為一位革命家而出現的。在說到孫中山為了革命活躍在世界各地時，教科書只是簡單提及「曾亡命日本」，但對於詳細細節部分，卻沒有作更多的介紹。
在他40多年革命生涯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日本度過的。有關這部分內容的缺失，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
孫中山真可謂是一個具有多重性格、多重面孔的近代巨人。他既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也是一個親日的革命家，同時又是一個大亞洲主義者。他曾把中國革命的第一步看成是「維新革命」，而第二步則看成是中國共和革命。
在青年時期，孫中山十分清楚日本是亞洲各國獨立運動家遭到迫害之後首選的亡命之地，並據此展開活動，一次次東山再起。1895年，在第一次廣州起義遭到失敗以後，孫中山即刻逃往日本，由此開始了他與日本的因緣。他在1905年8月，於日本東京創建了同盟會，並當選為總理，然後開始創辦《民報》，高舉起他的三民主義旗幟。此後，在滯留日本公使館期間，伊藤博文為了避免梁啟超在慈禧太后發動的政變中受到傷害，向清政府提出庇護要求對其加以保護。伊藤博文向日本公使館人員稱，「像梁啟超這種有才能的人，理應救他一命。」最後，伊藤博文終於成功地將康有為和梁啟超送上了開往日本的遊輪，使他們逃過一劫。
康有為和梁啟超把日本當成是第二革命根據地，也跟伊藤博文的幫助是分不開的。
3. 跨越國界的革命家孫中山的背影
1911年10月10日，通過武昌起義，打響了辛亥革命第一槍。此時，孫中山身在美國。獨立的清朝各省分為不同派系，並就將何地確定為革命政府所在地以及推舉何人為革命領袖一事，發生了嚴重分歧。從報紙上了解到武昌起義的孫中山，在三藩市坐上了歸國的航船。12月25日，孫中山到達上海，並於一周以後的1912年1月1日出現在南京。中華民國政府和臨時大總統就此誕生。
孫中山（1866-1925），名文，字載之，號日新，又號逸仙。「日新」則是他在歐美期間廣為人知的名號。孫中山在中國大陸被視為「革命先驅者」，而在臺灣，則被稱為「國父」，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政治領袖。他在日本逃亡期間，在東京日比谷公園附近的一家旅館下榻之際，偶然看到一家店鋪掛出「中山」二字的招牌，於是便隨手將自己的名字寫成了「中山樵」。孫中山的名號就是由來於此的。
在教科書上，孫中山是作為一位革命家而出現的。在說到孫中山為了革命活躍在世界各地時，教科書只是簡單提及「曾亡命日本」，但對於詳細細節部分，卻沒有作更多的介紹。
在他40多年革命生涯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日本度過的。有關這部分內容的缺失，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
孫中山真可謂是一個具有多重性格、多重面孔的近代巨人。他既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也是一個親日的革命家，同時又是一個大亞洲主義者。他曾把中國革命的第一步看成是「維新革命」，而第二步則看成是中國共和革命。
在青年時期，孫中山十分清楚日本是亞洲各國獨立運動家遭到迫害之後首選的亡命之地，並據此展開活動，一次次東山再起。1895年，在第一次廣州起義遭到失敗以後，孫中山即刻逃往日本，由此開始了他與日本的因緣。他在1905年8月，於日本東京創建了同盟會，並當選為總理，然後開始創辦《民報》，高舉起他的三民主義旗幟。這樣一位革命家的正面形象，雖然在教科書中多有強調。但他作為一個人的深層心理活動，以及他在跨越國境展開革命活動的背影部分卻十分模糊。因此，出於進一步了解「有血有肉的孫中山的形象」這一不俗的願望，我將考察他尚不為人知的側面，較為立體地觀察這位偉人。
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以後，孫中山逃往日本，此後又經美國到達英國，並被大清公使館拘留。他根據自己的親身體驗，發表了《倫敦避難記》。此後，孫中山作為一位青年革命家，開始為世人矚目。
1900年5月，孫中山再次登陸日本，並和他的日本女友投宿於箱根的一家旅館。這是為了把日本當作革命根據地，重新展開革命活動。一直到辛亥革命勝利，孫中山一共發起了10次革命起義，卻一次次以失敗告終。因此，他還曾被人貼上「失敗的革命家」標籤。他是一位充滿革命激情的人物，立志推翻滿清政府，並建立以漢族為中心的人民共和國。
孫中山的身高僅156公分，卻以雄辯的口才大談革命抱負，滔滔不絕地向人們闡述革命道理，有些華僑甚至因此還把他戲稱為「孫大炮」。從性格上講，孫中山是個性急的人，情緒波動較為強烈。多處可見有關這一點的證言。
每當囊中羞澀之時，孫中山變揮毫潑墨，寫下「博愛」書法作品向周圍日本居民兜售，宣稱「隨便多少錢都可以買下這幅字」。在日本人的回憶錄中，也可見到相關內容。多虧了這一點，孫中山先生在日本留下了大量墨寶，這或許是另一種幸運。
與他達觀活潑的性格相仿，孫中山揮毫寫就的書法同樣是一種奇觀。根據犬養毅的回憶錄內容，我們可以了解到孫中山在生前最喜歡談論的話題有兩個：一個是「革命」，而另一個則是「女人」。根據中國的學者林思雲的考證，於1895年到達日本的孫中山，在以東京和橫濱為中心準備展開革命活動之際，其「英雄好色」的形象已經被周圍人所熟知。實際上，在他的婚姻生活中，曾經有位名叫盧慕貞的原配夫人。但在1896年，孫中山在橫濱與日本女性大月薰舉行婚禮，並於1906年5月，生下了名為富美子的女兒。富美一詞的日語發音與中文的「文」字發音相同，據稱富美子的名字就是由來於此。另外，孫中山還曾愛上一位名叫淺田的日本女子，並在巡迴日本各地的時候與其相伴而行。據稱，淺田逝世的時候，孫中山顯得非常傷心。從他與這些女性交往的歷史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他身上具有柔情的人性一面。
在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剛剛設計出來時，有人認為它看上去恍若日本的太陽旗，並據此予以反對。但孫中山堅持己見，最終通過了這一設計方案。相當於是孫中山弟子的胡漢民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真不知道孫先生為何執著於青天白日旗。」顯然是對此迷惑不解。實際上，在孫中山的心中，已經在這面青天白日旗中，寄託了自己對中日聯合所形成的亞洲繁榮的遠大理想。
孫中山的理想和熱情感動了日本人，並引起了他們的共鳴。當然，日本人當中也不乏想要利用孫中山之流，但孫中山反過來也是在利用這些日本人的支援。由這些人組成的名單包括實業家梅屋莊吉、一生絕對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家宮崎滔天、犬養毅（也是支援金玉均的人）等，有數十人之多。他們一共向孫中山提供了相當於今天10兆日圓以上的援助。在辛亥革命時期，甚至有數十名日本人採取自盡的方式，在戰鬥中獻出自己的生命。
1912年3月，在以宣統皇帝的退位為條件將袁世凱推上總統寶座。後來，孫中山在「討袁革命」中遭遇失敗，隨後於1915年在日本與宋慶齡結為夫妻成為革命的伴侶。此後，孫中山又發起了數次革命起義，但在1925年，他在寫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遺言以後闔然長逝。
在逝世前的1924年冬，孫中山在日本神戶進行了主題為「大亞洲主義」的演講。針對歐美的侵略主義，他強調東洋的王道和平，但日本帝國主義無視孫中山提出的警告，開始入侵中國大陸。跨越國界的孫中山作為一位世界性的革命家，其東洋和平思想，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4. 成為孫中山的拐杖的日本人
「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和日本之間的關係，是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組成部分。若想全方位闡明近代中日關係，除了過去的戰爭歷史以外，也不能不查明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和日本的關係。在日本，作為孫中山研究的一個環節，對於孫中山和日本之間關係的研究領先於其他領域。但在中國，由於各種原因目前還落後於日本。」南開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兪辛焞教授在其所著的《孫中山的革命和日本》（1989）一書的序言中這樣寫道：「回顧100年前近代中日關係，孫中山遭遇了日本，並對日本寄予希望。而日本人也支持了孫中山，自然而然成為他的拐杖，其中有很多必然因素。」
孫中山在1895年來到日本以後，十數次來往於日本和中國大陸，而滯留於日本的時間，加在一起則長達10年之久。他把日本視為革命根據地的原因和金玉均、朴泳孝等人相仿。實際上，在《孫中山與神戶》（陳德仁、安井三吉合著）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早在義和團運動風起雲湧的1900年6月21日孫中山來到神戶，便與正在日本逃亡的朝鮮開化派領袖朴泳孝有過會談。有資料表明，1902年1月，孫中山再次與鄭士良一起拜訪朴泳孝，並就亞洲革命事宜展開會談。
可以說，孫中山和日本的交集，是從他想要將明治維新的成功範例作為中國革命的藍本開始的。縱觀近代史上的中日韓三國，除了「壓迫」和「被壓迫」之外，總是伴有相互利用的事實。
孫中山在「壓迫和被壓迫」這一組關係當中，打算利用日本針對清政府的侵略壓迫，並由此希望得到日本人的支援。孫中山的政治理念和日本國家主義的鼻祖、深陷於東亞聯合與侵略的頭山滿，或者是作為政黨領袖一度成為首相的犬養毅，以及被稱為大陸浪人的內田良平等政治家的政治理念相互交融在一起，而其中促使他們聯起手來的原因是：他們都夢想著顛覆清政府的統治。
此外，這些日本人，同樣也是積極支援了朝鮮的金玉均、朴泳孝等人。他們參與了明成皇后屍骸的處理和吞併朝鮮的政治事件，因此他們的身分和纏繞在一起的歷史事實一樣複雜。
開創中國近代語言文學先河的偉大文豪魯迅，從周樹人變成魯迅，其實經歷了漫長的彷徨與思考。
從魯迅年譜中我們可以發現，他結束了在日本長達7年的留學生活，歸國後成為杭州、浙江兩省師範學堂的生理化學教員，是在1908年8月炎熱的夏天。在魯迅的文學生涯中，通過漫長的沉默，他終於踏上了由周樹人變身為魯迅的飛躍期。
從各個意義上講，魯迅就是在中國和日本近代史上彼此擺脫不了的關係中生活過來的國民作家。不僅如此，從更為普遍的意義上講，他也是近代精神史的象徵性人物。此外，他的形象也不應簡單地用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加以形容。事實上，魯迅同時具有更為複雜和多層次的性格，是一個超越了國界的具有國際眼光的「世界人」。
在中國，關於魯迅的研究，最近以來也非常活躍，一些新銳學者的「魯迅批判」也非常尖銳。但是，在筆者看來，對於魯迅進行的更有深度的分析研究，似乎還應首推把魯迅視為東亞代表作家的日本學術界。原魯迅博物館館長、魯迅研究領域的中堅學者孫郁也曾在與筆者的交談中，對此表示過贊同。
筆者對魯迅觀察的一個切入點是：為什麼魯迅終止日本留學回國以後，變得消沉，在沉默中經歷著精神上的彷徨？另外一點是，他為何以那種刻骨之痛，對中國、中國國民的劣根性進行批判？又為何始終將其視為自己神聖的使命？
關於這些問題，無論是中國學者，還是新聞工作者，都無法得到準確擊中要害的答案。對於魯迅的評價，向意識形態或革命家層面傾斜，變得表面化了。同時，這也成為定型魯迅的一個框架。
深刻剖析魯迅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在觀察魯迅歸國以後的行跡之前，還是讓我們來比較考察一下他在日本7年漫長的留學生活吧。從1902年開始的留學生活，對他的人生而言，果然是一段「黃金時節」。從22歲到29歲這7年間，他在日本度過了多愁善感的青年時期。日本的先進文化，給他帶來了巨大的文化衝擊。而日本式的西方文明也讓他大開眼界。在日本期間，他「總是喜歡穿日本的和服。在外出的時候，他也總喜歡套上袴褶，帶著獵帽，穿著皮鞋。他喜歡穿留學生不大喜歡的木屐，有時甚至穿著木屐去逛夜市。」「中華料理店經常出售火腿和豆腐等中國食品，可他一次都沒買過。」「能看到他在東京想要過一種日本式生活的努力……在不受中國生活方式阻礙的情況下，積極融入日本風俗方面，總覺得其中有某種志向。」（丸山昇《魯迅》1965，及《周樹人回憶錄》）
魯迅平生蓄留的鬍子，也是日本流行的八字鬚。這一從日本開始蓄留的鬍鬚樣式，他一直保留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正如學者指出的那樣，他是一個徹底沉浸於日本文化，並終於將試圖融入其中的國際性的現實體驗，昇華到精神世界的高度。
魯迅最尊敬的人也是他的導師、日本人藤野先生。他視為終生朋友的畏友也是日本人內山完造，為自己和兒子診治的醫生仍然是日本人。甚至臨終前的遺言也是用日文寫成的。他是一個最為接近「親日」的文豪，而這種傾向，全都始於他在日本的生活。當然，這種喜好僅屬於來自他個人性格方面的私生活，我們對此難言是非。但在日本的生活，給他的世界觀、價值觀的確立帶來了絕對的影響，這是不爭的事實。
很多學者涉及日本體驗方面的研究結果表明，魯迅之所以著眼於「國民性改造」，是因為在日本期間接觸了史密斯的《中國人的性格》，以及日本人寫的有關國民性批判類書籍和雜誌內容。尤其是因為在明治末期和大正初期，魯迅大量接觸了乘著民主主義之風，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西方學說、哲學思想等內容。魯迅曾在中國留學生創辦的《浙江潮》、《江南》等刊物上發表《摩羅詩力說》（1907）等文。在文中，魯迅指責中國與歐洲之間的差距，並呼籲改革。在此期間，青年魯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一起翻譯外國小說、創辦雜誌均遭到失敗。但他卻熱情不減，展開了議論、文學方面的活動。可是，歸國後，魯迅卻生活在「寂寞」和消沉之中。實際上，他在日本留學期間，並沒有獲得學士、碩士或博士之類的學位，僅僅拿到了弘文學院和仙台醫專出具的學歷證明。因此，僅憑這個學歷，難以在大學找到教授職務。
從1912年到1926年間，他在朋友的引薦下，就任北京政府教育部科長一職（公務員）。跟留學期間截然相反的是，直到1938年在《新青年》發表《狂人日記》，他一直是沒沒無聞的周樹人。他深陷於苦惱之中，一度曾把抄寫古書和整理拓本作為全部的愛好。這一時期的他過於消沉，在彷徨中消解自己的自信，跟仙台醫專時期立志於通過文學作品喚醒國民的魯迅判若兩人。
其原因何在？筆者進行比較研究結果，終於找到了如下答案。
當時的魯迅，對本國同胞的「落後性」產生了無限的絕望感，甚至產生了嫌惡之感。他已經在日本成長為一個「國際人」。國際人的心中，始終存在報復文化體驗的記憶裝置，一旦對方不具備這種裝置，就會對對方產生絕望。此外，他也是生活在邊緣狀態的「邊緣人」。他是一個生活在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邊緣的人物。
他在中國重新發現的同胞的落後性，可能也會從逆向招致文化的衝擊。因此，他審視中國的透鏡中，或許充滿了「劣等」、「落後」、「醜陋」、「阿Q」等批判性的概念。也就是說，裡面已經沒有餘地容納其他形象了。
即便是在逝世前幾天，他在日本租界地還對自己的日本友人宇治山這樣說道：「我看得到中國未來的沙漠。」對中國人的絕望感，也是身為具備了國際人眼光的魯迅一大局限。但這也是將他塑造成批判國民性領域最具影響力的作家的決定性原因。
2. 伊藤博文與戊戌變法
1898年9月21日。
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被稱為戊戌變法的維新革命，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勢力打擊下，於此日以慘澹的失敗而告終。被稱為「戊戌變法」的這一革命，實際上是以日本維新革命為藍本而進行的「戊戌維新」。這也是經歷了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慘敗以後，清朝不得不進行的維新。即便是那些口口聲稱「戰勝日本」的主戰派，也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而不得不改變大清帝國式的、大國的傲慢思維方式。戰爭的失敗，為這一歷史轉變提供了契機。不巧的是，知識份子並沒有把從洋務運動的失敗中得到的教訓，用於政治統治系統的改革，也沒有使國家變成一個日本式的「國民國家」。正因為如此，別說是西方，就連在與小小的東洋島國日本的交戰中也遭到了慘敗。
作為南方海南地區公羊派代表人物聞名於世的領袖康有為，早在1888年便撰寫了《日本變政考》，上書光緒皇帝，主張學習日本。但他的主張遭到保守派官僚階層的駁斥。此後，隨著1895年4月《馬關條約》簽署的消息傳開，於是正在北京準備科考的康有為，召集全國雲集於北京的603名舉人聯名上書，上演了一場著名的「公車上書」。舉人上書清朝政府，號召「變法圖強」。
但是，年僅27歲的光緒皇帝，跟日本的明治天皇一樣，沒有什麼實權。他沒有更多足以動搖西太后等保守派的政治資本和力量。正如1884年由朝鮮的年輕開化派領袖主導的甲申政變在三天內草草收場一樣，戊戌維新充其量也只維持了百日便落下了帷幕。
比較明治維新和戊戌變法，以及朝鮮的甲申政變這三場政治運動，不難從中找到唯獨明治維新獲得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戊戌變法或甲申政變，都缺乏對周圍人才以及社會環境靈活的應對舉措，但明治維新，卻確保了這一點。而且其應對舉措、明治天皇及其周圍的英才－－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西鄉隆盛等階層都帶著可變性和多義性，表現出一致的行動。中國和朝鮮的維新，其上下之間缺乏靈活的聯合，而且是以一種「僵化的結構」單向實施的。所以當然會以「拋頭顱灑熱血」的悲劇而告終。
這兩個國家的維新派，在維新革命失敗後同樣都逃往日本。這也從側面說明，當時的日本是亞洲革命的中心，而且具有一種靈活的結構。當時，確保戊戌維新成功的機會，其實已經出現在中國，但中國自己失去了這個機會。正如前面所提到，戊戌變法的特徵，正是以1868年的明治維新為藍本的。因此，通過明治維新，實現了國民國家政治，制定了日本最初的近代憲法的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對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年輕革命者而言也是一個令人羡慕的大政治家。
剛好，戊戌變法熱火朝天地進行的過程中，伊藤博文於1898年6月辭去了第三屆內閣大臣職務，為了考察甲午戰爭以後三國政治形勢於7月路經朝鮮，抵達了北京（9月14日）。既然伊藤博文是東亞著名的政治家，自然受到了維新派人士的熱烈歡迎。從當時的報紙上，我們也能了解到年輕的學生聚集在一起，為了得到伊藤博文指導而請求接見的盛況。
尤其是康有為，甚至與弟子梁啟超呈上奏摺一封，鼓吹中日應合為一國，並應請日本伊藤博文主持中國變法。但伊藤博文是否確實承諾，卻不見文字記錄。
在此期間，伊藤博文積極會見中國的維新派，並向他們提出諸多建言。「應避免急進式的表面化改革，並有計劃性地循序漸進。哪怕是為了農工商的發展，也都應首先完善教育。」
此外，伊藤博文於9月15日訪問總理衙門時，這樣表示道：「看到這個國家的大臣、官僚們沉迷於權欲而非國家政治，從而不能向皇帝誠實諫言，我很遺憾。」
9月20日，光緒皇帝向前來拜謁的伊藤博文說道：「請你指導總理衙門五大臣，使他們了解和掌握改革的順序和方法。」對此，伊藤博文回答：「只要是為了貴國，我將竭盡全力。」
但是就在第二天，9月21日，慈禧太后等保守派認識到連伊藤博文也都加入到變法陣營的嚴重事態而發動政變，將光緒皇帝囚於瀛台。
如果（當然，在歷史上，「如果」這一前提被視為禁物）伊藤博文能以戊戌變法的最高顧問身分，對革命進行指導，那麼將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呢？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假設。雖說是一種假設，但如果變法真的按照伊藤博文的方法順利進行，說不定極有可能在這一重大事件上寫下新的篇章。當時，確保戊戌維新成功的機會，其實已經出現在中國，但中國自己失去了這個機會。正如前面所提到，戊戌變法的特徵，正是以1868年的明治維新為藍本的。因此，通過明治維新，實現了國民國家政治，制定了日本最初的近代憲法的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對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年輕革命者而言也是一個令人羡慕的大政治家。
剛好，戊戌變法熱火朝天地進行的過程中，伊藤博文於1898年6月辭去了第三屆內閣大臣職務，為了考察甲午戰爭以後三國政治形勢於7月路經朝鮮，抵達了北京（9月14日）。既然伊藤博文是東亞著名的政治家，自然受到了維新派人士的熱烈歡迎。從當時的報紙上，我們也能了解到年輕的學生聚集在一起，為了得到伊藤博文指導而請求接見的盛況。
尤其是康有為，甚至與弟子梁啟超呈上奏摺一封，鼓吹中日應合為一國，並應請日本伊藤博文主持中國變法。但伊藤博文是否確實承諾，卻不見文字記錄。
在此期間，伊藤博文積極會見中國的維新派，並向他們提出諸多建言。「應避免急進式的表面化改革，並有計劃性地循序漸進。哪怕是為了農工商的發展，也都應首先完善教育。」
此外，伊藤博文於9月15日訪問總理衙門時，這樣表示道：「看到這個國家的大臣、官僚們沉迷於權欲而非國家政治，從而不能向皇帝誠實諫言，我很遺憾。」
9月20日，光緒皇帝向前來拜謁的伊藤博文說道：「請你指導總理衙門五大臣，使他們了解和掌握改革的順序和方法。」對此，伊藤博文回答：「只要是為了貴國，我將竭盡全力。」
但是就在第二天，9月21日，慈禧太后等保守派認識到連伊藤博文也都加入到變法陣營的嚴重事態而發動政變，將光緒皇帝囚於瀛台。
如果（當然，在歷史上，「如果」這一前提被視為禁物）伊藤博文能以戊戌變法的最高顧問身分，對革命進行指導，那麼將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呢？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假設。雖說是一種假設，但如果變法真的按照伊藤博文的方法順利進行，說不定極有可能在這一重大事件上寫下新的篇章。此後，在滯留日本公使館期間，伊藤博文為了避免梁啟超在慈禧太后發動的政變中受到傷害，向清政府提出庇護要求對其加以保護。伊藤博文向日本公使館人員稱，「像梁啟超這種有才能的人，理應救他一命。」最後，伊藤博文終於成功地將康有為和梁啟超送上了開往日本的遊輪，使他們逃過一劫。
康有為和梁啟超把日本當成是第二革命根據地，也跟伊藤博文的幫助是分不開的。
3. 跨越國界的革命家孫中山的背影
1911年10月10日，通過武昌起義，打響了辛亥革命第一槍。此時，孫中山身在美國。獨立的清朝各省分為不同派系，並就將何地確定為革命政府所在地以及推舉何人為革命領袖一事，發生了嚴重分歧。從報紙上了解到武昌起義的孫中山，在三藩市坐上了歸國的航船。12月25日，孫中山到達上海，並於一周以後的1912年1月1日出現在南京。中華民國政府和臨時大總統就此誕生。
孫中山（1866-1925），名文，字載之，號日新，又號逸仙。「日新」則是他在歐美期間廣為人知的名號。孫中山在中國大陸被視為「革命先驅者」，而在臺灣，則被稱為「國父」，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政治領袖。他在日本逃亡期間，在東京日比谷公園附近的一家旅館下榻之際，偶然看到一家店鋪掛出「中山」二字的招牌，於是便隨手將自己的名字寫成了「中山樵」。孫中山的名號就是由來於此的。
在教科書上，孫中山是作為一位革命家而出現的。在說到孫中山為了革命活躍在世界各地時，教科書只是簡單提及「曾亡命日本」，但對於詳細細節部分，卻沒有作更多的介紹。
在他40多年革命生涯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日本度過的。有關這部分內容的缺失，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
孫中山真可謂是一個具有多重性格、多重面孔的近代巨人。他既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也是一個親日的革命家，同時又是一個大亞洲主義者。他曾把中國革命的第一步看成是「維新革命」，而第二步則看成是中國共和革命。
在青年時期，孫中山十分清楚日本是亞洲各國獨立運動家遭到迫害之後首選的亡命之地，並據此展開活動，一次次東山再起。1895年，在第一次廣州起義遭到失敗以後，孫中山即刻逃往日本，由此開始了他與日本的因緣。他在1905年8月，於日本東京創建了同盟會，並當選為總理，然後開始創辦《民報》，高舉起他的三民主義旗幟。此後，在滯留日本公使館期間，伊藤博文為了避免梁啟超在慈禧太后發動的政變中受到傷害，向清政府提出庇護要求對其加以保護。伊藤博文向日本公使館人員稱，「像梁啟超這種有才能的人，理應救他一命。」最後，伊藤博文終於成功地將康有為和梁啟超送上了開往日本的遊輪，使他們逃過一劫。
康有為和梁啟超把日本當成是第二革命根據地，也跟伊藤博文的幫助是分不開的。
3. 跨越國界的革命家孫中山的背影
1911年10月10日，通過武昌起義，打響了辛亥革命第一槍。此時，孫中山身在美國。獨立的清朝各省分為不同派系，並就將何地確定為革命政府所在地以及推舉何人為革命領袖一事，發生了嚴重分歧。從報紙上了解到武昌起義的孫中山，在三藩市坐上了歸國的航船。12月25日，孫中山到達上海，並於一周以後的1912年1月1日出現在南京。中華民國政府和臨時大總統就此誕生。
孫中山（1866-1925），名文，字載之，號日新，又號逸仙。「日新」則是他在歐美期間廣為人知的名號。孫中山在中國大陸被視為「革命先驅者」，而在臺灣，則被稱為「國父」，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政治領袖。他在日本逃亡期間，在東京日比谷公園附近的一家旅館下榻之際，偶然看到一家店鋪掛出「中山」二字的招牌，於是便隨手將自己的名字寫成了「中山樵」。孫中山的名號就是由來於此的。
在教科書上，孫中山是作為一位革命家而出現的。在說到孫中山為了革命活躍在世界各地時，教科書只是簡單提及「曾亡命日本」，但對於詳細細節部分，卻沒有作更多的介紹。
在他40多年革命生涯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日本度過的。有關這部分內容的缺失，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
孫中山真可謂是一個具有多重性格、多重面孔的近代巨人。他既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也是一個親日的革命家，同時又是一個大亞洲主義者。他曾把中國革命的第一步看成是「維新革命」，而第二步則看成是中國共和革命。
在青年時期，孫中山十分清楚日本是亞洲各國獨立運動家遭到迫害之後首選的亡命之地，並據此展開活動，一次次東山再起。1895年，在第一次廣州起義遭到失敗以後，孫中山即刻逃往日本，由此開始了他與日本的因緣。他在1905年8月，於日本東京創建了同盟會，並當選為總理，然後開始創辦《民報》，高舉起他的三民主義旗幟。這樣一位革命家的正面形象，雖然在教科書中多有強調。但他作為一個人的深層心理活動，以及他在跨越國境展開革命活動的背影部分卻十分模糊。因此，出於進一步了解「有血有肉的孫中山的形象」這一不俗的願望，我將考察他尚不為人知的側面，較為立體地觀察這位偉人。
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以後，孫中山逃往日本，此後又經美國到達英國，並被大清公使館拘留。他根據自己的親身體驗，發表了《倫敦避難記》。此後，孫中山作為一位青年革命家，開始為世人矚目。
1900年5月，孫中山再次登陸日本，並和他的日本女友投宿於箱根的一家旅館。這是為了把日本當作革命根據地，重新展開革命活動。一直到辛亥革命勝利，孫中山一共發起了10次革命起義，卻一次次以失敗告終。因此，他還曾被人貼上「失敗的革命家」標籤。他是一位充滿革命激情的人物，立志推翻滿清政府，並建立以漢族為中心的人民共和國。
孫中山的身高僅156公分，卻以雄辯的口才大談革命抱負，滔滔不絕地向人們闡述革命道理，有些華僑甚至因此還把他戲稱為「孫大炮」。從性格上講，孫中山是個性急的人，情緒波動較為強烈。多處可見有關這一點的證言。
每當囊中羞澀之時，孫中山變揮毫潑墨，寫下「博愛」書法作品向周圍日本居民兜售，宣稱「隨便多少錢都可以買下這幅字」。在日本人的回憶錄中，也可見到相關內容。多虧了這一點，孫中山先生在日本留下了大量墨寶，這或許是另一種幸運。
與他達觀活潑的性格相仿，孫中山揮毫寫就的書法同樣是一種奇觀。根據犬養毅的回憶錄內容，我們可以了解到孫中山在生前最喜歡談論的話題有兩個：一個是「革命」，而另一個則是「女人」。根據中國的學者林思雲的考證，於1895年到達日本的孫中山，在以東京和橫濱為中心準備展開革命活動之際，其「英雄好色」的形象已經被周圍人所熟知。實際上，在他的婚姻生活中，曾經有位名叫盧慕貞的原配夫人。但在1896年，孫中山在橫濱與日本女性大月薰舉行婚禮，並於1906年5月，生下了名為富美子的女兒。富美一詞的日語發音與中文的「文」字發音相同，據稱富美子的名字就是由來於此。另外，孫中山還曾愛上一位名叫淺田的日本女子，並在巡迴日本各地的時候與其相伴而行。據稱，淺田逝世的時候，孫中山顯得非常傷心。從他與這些女性交往的歷史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他身上具有柔情的人性一面。
在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剛剛設計出來時，有人認為它看上去恍若日本的太陽旗，並據此予以反對。但孫中山堅持己見，最終通過了這一設計方案。相當於是孫中山弟子的胡漢民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真不知道孫先生為何執著於青天白日旗。」顯然是對此迷惑不解。實際上，在孫中山的心中，已經在這面青天白日旗中，寄託了自己對中日聯合所形成的亞洲繁榮的遠大理想。
孫中山的理想和熱情感動了日本人，並引起了他們的共鳴。當然，日本人當中也不乏想要利用孫中山之流，但孫中山反過來也是在利用這些日本人的支援。由這些人組成的名單包括實業家梅屋莊吉、一生絕對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家宮崎滔天、犬養毅（也是支援金玉均的人）等，有數十人之多。他們一共向孫中山提供了相當於今天10兆日圓以上的援助。在辛亥革命時期，甚至有數十名日本人採取自盡的方式，在戰鬥中獻出自己的生命。
1912年3月，在以宣統皇帝的退位為條件將袁世凱推上總統寶座。後來，孫中山在「討袁革命」中遭遇失敗，隨後於1915年在日本與宋慶齡結為夫妻成為革命的伴侶。此後，孫中山又發起了數次革命起義，但在1925年，他在寫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遺言以後闔然長逝。
在逝世前的1924年冬，孫中山在日本神戶進行了主題為「大亞洲主義」的演講。針對歐美的侵略主義，他強調東洋的王道和平，但日本帝國主義無視孫中山提出的警告，開始入侵中國大陸。跨越國界的孫中山作為一位世界性的革命家，其東洋和平思想，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4. 成為孫中山的拐杖的日本人
「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和日本之間的關係，是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組成部分。若想全方位闡明近代中日關係，除了過去的戰爭歷史以外，也不能不查明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和日本的關係。在日本，作為孫中山研究的一個環節，對於孫中山和日本之間關係的研究領先於其他領域。但在中國，由於各種原因目前還落後於日本。」南開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兪辛焞教授在其所著的《孫中山的革命和日本》（1989）一書的序言中這樣寫道：「回顧100年前近代中日關係，孫中山遭遇了日本，並對日本寄予希望。而日本人也支持了孫中山，自然而然成為他的拐杖，其中有很多必然因素。」
孫中山在1895年來到日本以後，十數次來往於日本和中國大陸，而滯留於日本的時間，加在一起則長達10年之久。他把日本視為革命根據地的原因和金玉均、朴泳孝等人相仿。實際上，在《孫中山與神戶》（陳德仁、安井三吉合著）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早在義和團運動風起雲湧的1900年6月21日孫中山來到神戶，便與正在日本逃亡的朝鮮開化派領袖朴泳孝有過會談。有資料表明，1902年1月，孫中山再次與鄭士良一起拜訪朴泳孝，並就亞洲革命事宜展開會談。
可以說，孫中山和日本的交集，是從他想要將明治維新的成功範例作為中國革命的藍本開始的。縱觀近代史上的中日韓三國，除了「壓迫」和「被壓迫」之外，總是伴有相互利用的事實。
孫中山在「壓迫和被壓迫」這一組關係當中，打算利用日本針對清政府的侵略壓迫，並由此希望得到日本人的支援。孫中山的政治理念和日本國家主義的鼻祖、深陷於東亞聯合與侵略的頭山滿，或者是作為政黨領袖一度成為首相的犬養毅，以及被稱為大陸浪人的內田良平等政治家的政治理念相互交融在一起，而其中促使他們聯起手來的原因是：他們都夢想著顛覆清政府的統治。
此外，這些日本人，同樣也是積極支援了朝鮮的金玉均、朴泳孝等人。他們參與了明成皇后屍骸的處理和吞併朝鮮的政治事件，因此他們的身分和纏繞在一起的歷史事實一樣複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