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1805年7月初，被流放的祁韻士正在穿越乾燥且人煙稀少的河西走廊，向著北疆方向前進；去年，他的仕途遭遇到了嚴重挫折。身為京城鑄幣機構寶泉局的監督，祁韻士只負責查閱冊藉，憑賬冊交接，並不盤點鑄幣庫的實際銅庫存。但國家在對銅的供應進行例行審查時，發現了其前任所遺留下的巨大虧空。祁韻士成為代罪羔羊，被流放到了伊犁。
祁韻士對此並不感到特別意外。在乾隆帝駕崩，其寵信的貪官污吏和珅也被處死的那個動蕩年代中，官僚機構中極易樹敵。雖然祁韻士並沒有公開曝光那些掌管糧運系統的官員的違法行為，事態卻未因此而得以改善。這些貪官污吏們的行為越發地變本加厲。
對於前面的旅途，祁韻士並不陌生。在任職寶泉局前，他曾以翰林院編修協助編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這工作使他已經涉獵於清王朝的內陸亞洲邊疆的歷史和地理。*他的流放日記反映了一個十八世紀的學者客觀的、經驗主義的方法：「西行三十里至火燒溝，土色多赤，然實無溝。」再一天，「西行四十里至赤斤湖，非湖也。」不過，暫不論祁韻士的背景，當他坐著高輪馬車顛簸在充滿沙礫的驛路上時，內地的最後一個城市已經在他身後七十里了。*黃昏時分，矗立於黃土地上的雄偉的嘉峪關防禦工程的暮影越來越近，他的心情也由於即將踏上的征程對他的深刻影響而變得沉重起來。
祁韻士非常清楚嘉峪關被賦予的官方功能：儘管嘉峪關完全位於甘肅省境內，但卻是通往清王朝最西邊的領土新疆的門戶。他的隨從需要在這裏出示路票（人們不能隨意出入這個石頭築就的關門）。祁韻士對此並不關心，而是憶起了一些描寫雲霧繚繞的山崖以及保衛西域邊疆和飽受風沙侵襲的要塞的文字篇章。他或許會想起李白的著名詩句：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徵戰地，不見有人還。
這樣的描寫讓他產生了很多想像。當然，祁韻士發現真正的嘉峪關與他的想像截然不同。他在遊記中寫道，周圍的山很遙遠，夜晚「不見崒嵂巍峨之勢」，要塞「亦僅地居高阜，未為險峻」。他還意識到，從內地到嘉峪關外的這段路程將是一個重要的時刻，一旦通過嘉峪關，他就將踏上西域的土地：
關門既出，夐不見人，壯志離情，一時交集。瞻視山形地勢，頓覺改觀。
我們無法瞭解祁韻士當時的真正感悟，儘管他在如下真實的觀察記載中有所暗示：「然古人所稱玉門、陽關，尚在此關之西數百里，為今敦煌縣境，則嘉峪猶未足為遠也。」1
未足為遠──正如祁韻士所言，距離在縮小。嘉峪關並不是那些動情的唐詩中所描述的進入蠻荒之地的險要關口。那些險要關口位於更西的地方。顯然，想像與現實之間的不一致在困擾著祁韻士，而他並不知道該如何對此進行闡釋。事實上，在祁韻士的時代，玉門關和陽關僅僅只是存留於記憶之中，廢墟早已為沙漠掩蓋，他知道他是無須再從玉門關和陽關通過了。然而，實際上他已經越過了這個關口，在這種矛盾的心理產生之時，他就已經進入了西域。
邊疆的概念近來被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視為一種強有力的暗喻和闡釋的工具。根據邊界的劃分，分歧得到明確的表達和談判，決定了該囊括還是排斥，文明的種類也得以劃分。邊界不僅確實區分了兩個實體，它們還限定了這種實體的範圍：沒有野蠻人就沒有文明；沒有無信仰者就沒有真正的宗教；沒有東方就沒有西方；沒有他人就沒有自我。然而，邊界並非固定不變的。邊界更像由各種不同的物質或不同概念的地帶之間相互聯結和滲透而形成的多孔的表面結構。邊界不是靜止的，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們的位置、特徵以及意義都會得到改變。2
在十八和十九世紀，嘉峪關就是一座具有所有這些意義的邊界，兼有自然與象徵雙重層面上的意義。它是一所擁有防禦性長城牆的城堡和門戶，是一處軍事檢查站，一個明確將中國內地十八行省（清代資料中所謂的「內地」）與「關外」版圖相分隔的邊界。（內地與關外這對術語至今仍在使用，關既指嘉峪關，也指山海關，後者位於明長城的另一端。）祁韻士認為，對於朝廷和那些受過教育的大清子民而言，嘉峪關是連接過去和現在的一個點。玉門關和陽關是漢代設在西北的堅固防禦體系的門戶。在那些描寫居住在人跡罕至的邊陲，奉守職責的士兵、受罰的流放者以及嫁給蠻夷頭人的公主們的邊疆文學作品中，它們都是明確的界標。這種流派的詩篇通過對迥然相異的自然環境的描述，強調了他們所看到的將中國內地與長城以外土地割裂開的道德與文化上的隔閡。
唐詩或是小說《西遊記》中為人熟知的，以及在漢唐時期的西域地名中所含的祈願中體現出來的這些共鳴，也賦予了後來的嘉峪關。如同漢唐時期的陽關和玉門關，嘉峪關後來也是內地與關外的界標。在明永樂帝統治（1403–1424）後的文化與戰略收縮時期，這個靠近西北長城終點的邊疆要塞在中國人眼中更容易被視為文明與草昧之間的界線。
然而到了大清，嘉峪關在許多方面都已成為名不副實的遺存。它沒有真正的戰略意義。它的另一邊既不存在威脅，也不是排斥非中國人的「關外」；事實上，當時也禁止稱呼新疆的居民為「夷」（外國人，非國民）。3數十年來，往來於新疆的內地漢人*與西部的穆斯林的數量日漸增加，內地人在新疆的聚居區也越發興旺。嘉峪關既不是任何氣候帶的分界線，也不具有自然的疆界特徵：長城和嘉峪關將整個甘肅一分為二，兩邊看起來並無二致。祁韻士是一個拘泥於字面意思的人，他很快就將注意到，理想化的文學想像中對邊疆門戶地形的生動描述與他所看到的嘉峪關存在很大的差異。嘉峪關的建立在地理上將清帝國簡單地分成了兩個部分，然而，若仔細對其加以分析，其目的卻根本並非如此簡單。
邊界與中國近代史
直到最近，都很少有西方的清史學家或中華民國史學家將他們的研究範圍越過嘉峪關，更少有人研究十九世紀六〇年代前嘉峪關外的歷史。4他們忽視了這些事實：與準噶爾的戰役使清朝最終征服了新疆，但康雍乾時期的國庫為此吃緊；清朝創建的兩個主要的機構理藩院和軍機處，都深陷於處理和維護對新疆地區統治的繁雜事務之中；清朝在十九世紀幾次決定重新征服新疆的部分地區或整個新疆地區，儘管多數近代學者認為（當時的許多清朝大臣們也贊同）當時在中國內地的沿海地區有更急迫的問題需要集中財力去解決；毛澤東及其他早期的領導人重申北京早就控制了新疆（新疆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為甚麼二十世紀很少有歷史學家肯花精力去研究這個地區及其被征服後所產生的問題呢？為甚麼認為清帝國對內陸亞洲的擴張不重要呢？當人們認為在美國史學中「西部史」或是「邊疆史」佔據著突出的地位時，幾乎完全被忽略的十八世紀中國向西部和北部的擴張就更值得關注。
在西方的近代「中國」歷史編撰中對清代新疆和內陸亞洲的忽略不是偶然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些在此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歷史學家們對近代中國史進行劃界和分期的結果。
需要為此負責的學者之一無過於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當然這很具有諷刺意味，因為拉鐵摩爾是遊牧民族的偉大朋友，他曾穿越滿洲、蒙古和新疆進行遊歷，並留有很多有關這些地區的居民及其與中國關係的遊記和歷史作品。他著名和最具可讀性的著作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中國的內陸亞洲邊疆）闡述了中國人的世界，構建了一個鮮有學者見逾其右的理解內陸亞洲和中國的框架，其獨特的分析以及強調長城的邊界意義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在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中，拉鐵摩爾不是按時間序列來審視中國與內陸亞洲的關係，而是從古代史和邊疆地理中去尋找「基本規律」。因此他的多數歷史分析關注的是從秦朝統一前到公元220年漢朝滅亡期間的中國與遊牧國家的相互影響。拉鐵摩爾在書中還用大量篇幅闡述了內陸亞洲與中國之間的地理、經濟和生態的差異。基於此，拉鐵摩爾得出了一系列的結論：長城是用來劃分中國歷史的「地理領域」；邊界沿線的邊緣地帶形成了一個兼有草原遊牧特性與中國內地特性的社會，遊牧民族在此積蓄力量，並最終前來征服中國；中國與遊牧民族的歷史具有相互影響和彼此關聯的特徵。他把這些現象稱為歷史規律：
因此，從漢初到十九世紀中期約兩千年期間，內陸亞洲和中國相互融合的歷史可按照兩種循環模式來描述：草原部落的分散與統一的循環模式和中國王朝的整合與崩潰的循環模式。這兩種模式截然不同，但隨著歷史推移彼此又相互影響。
書中拉鐵摩爾的時代劃分（至十九世紀中期）很有意義。在其旅途中，除了驚嘆於二十世紀二、三〇年代外國在中國的存在和帝國主義對中國邊疆的入侵外，還驚嘆於近代工業制度在內陸亞洲的影響，尤其是鐵路。他斷言「歐美工業社會秩序對整個亞洲的滲透，是一次新的全面整合，它正在終結長期以來的勢力消長的循環模式。」
拉鐵摩爾認為正是十九世紀中期西方國家在中國的出現，才終結了他所支持認同的內陸亞洲的遊牧部落和中國王朝之間沿長城邊界地區相互影響的歷史模式。因此，他在描述有關清早、中期介入內陸亞洲的內容時草草了之，直接討論清代蒙古、新疆與西藏的內容不超過二十頁；對回民起義前清朝在新疆的統治的描述還不足兩段。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給讀者留下的印象是長城作為邊疆是不容置疑的，長城發揮了長期隔斷歷史上的敵對社會的作用，這些社會以氣候和地形規律所決定的永恆不變的方式相互影響。只有現代性（鐵路、槍炮、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才能打破那種古老的模式，真正將中國和內陸亞洲整合起來。這種觀點忽略了清早、中期內陸亞洲發生的重大變化，也忽略了包括中國和內陸亞洲在內的清（不是中國）帝國時期的長城邊疆的意義發生的變化。6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基礎性貢獻同樣也使研究興趣從清代內陸亞洲轉移到了別的方面。費正清詳細闡述了一個相互關聯的思想體系，它形成了二十世紀的對中國以及英語國家的認識。這些觀點包括：傳統與近代二者在中國的應用；西方衝擊─中國回應模式；通過接近中國文化而產生的自發性的中國化的觀念；將「朝貢制度」和「中國的世界秩序」作為中國人與非中國人相互關係的模式。這些觀點在近幾年又受到了廣泛的反思，我在此不再重復這些評論。7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這些觀點關鍵在於導致了一些觀念的形成，致使清朝在中國內地以外地區的活動受到忽略，並掩蓋了清帝國秩序中的那些與中國史中以中國為中心的描述不相符的方面。
這些觀念並非費正清本人的想法。但是，它們已經不同程度地深深扎根於十九世紀早期的有關中國西部的著作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對民族主義的中華帝國史的闡釋之中。費正清具有影響力的教科書和研究教學也使我們在對近代中國的理解過程中發展並確立了這些思想。而且，費正清用這些觀念來解釋通常認為的十九世紀中國沒有能夠對西方適時地做出反應的原因。
也許這些觀念最根本的是傾向於認為「傳統中國」在本質上是不變的，或至少是無法進行有意義的「變革」。柯文（Paul A. Cohen）認為這種想法源於十九世紀工業化中西方沾沾自喜的觀點。然而柯文沒有注意到這種觀點卻很好地支持了費正清的一個主要闡釋模式：朝貢制度。費正清的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中有一章列舉了朝貢制度，並在他與鄧嗣禹共同承擔的三項有關清代行政研究中的一項中進行了更為詳細的論述。後來，費正清又在The Chinese World Order（中國的世界秩序）導言“A Preliminary Framework”（一種初步的構想）中進一步完善了這一論述。這些版本的重點略有不同，但這一理論的基本觀點一樣。8
簡而言之，費正清認為，中國通過與非中國人的「野蠻人」，尤其是北方遊牧部落數個世紀的相互交往獲得了發展。到了明代，一種銘刻了中國對其周邊民族的文化優越感和中國帝王對普天之下具有統治權神話的「外交方式」得以制度化。外交儀式和外交辭令都表達出這樣一種思想，即中國幅員遼闊，人們在從中國內地外遷時，只需在習俗上作不同程度的適應性調節即可。理學家（Neo-confucian）思想中所極為強調的國內政治和社會關係中的等級觀念被擴展到了處於相似等級制度中的外國領土上，而這種等級制度的頂端是中國的天子。「在中國人看來......帝國政府的對外關係僅僅是中國內地行政的向外延伸。」9前來中國尋求發展貿易或其他關係的外來者被中國政府看作是（或者至少記載於宮廷檔案）「皈依教化」。在中國人看來，這些外來者呈獻的朝貢物品和叩頭這樣的禮儀行為，說明了他們對天子無上美德以及對自己在等級上的附屬地位的承認。即使這些外來者只是謀求商業利益，也要遵循這樣的儀式；貿易因此也被視為朝貢。只要把中國的安撫賠款看作「賞賜」，外交和貿易夥伴的軍事利益也可被滿足。正如費正清所說，在中國經典中體現出的這種理想化的帝國宇宙哲學或多或少決定了中國與外來民族的關係模式，而這一模式一直持續到了十九世紀末；朝貢儀式還是這一時期外交關係的先決條件—當然，這可能是由於在與西方往來之前，中國在本質上的不變性（「在傳統範圍內改變」）。
費正清還認為，中國中心的世界觀甚至在非漢人統治的王朝中仍然存在。事實確實如此，否則朝貢制度模式就無法解釋十九世紀清王朝在與西方國家外交中的無能。因此，「中國化」的觀念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正如費正清所指，由於中國自發地吸收並從文化上改變了其征服者，因此滿洲人也將朝貢制度中的這種自大情緒內在化了，這就導致他們在歐洲商人和使者到達中國沿海時無法作出適當的反應。
這樣，近代中國史的主要敘述就不可能偏離清王朝的這種世界觀或前代王朝的外交戰略。在這些敘述中，「清」與「中國」並沒有實際區別，所以，清朝向內陸亞洲的擴張（一種完全不同於晚明的方式）對費正清而言是一個略有疑問的問題，因為他起初傾向於將清代內陸亞洲的臣民視為外國人。例如，在“On the Ch’ing Tribute System”（清代的朝貢制度）的文獻注釋中，他和鄧嗣禹寫道：「這種草率的論述顯示出我們在對清朝對外關係的認識上還存在很多的空白：中亞的滿洲當局；十七世紀的中－荷關係；中國與暹羅、老撾和琉球的朝貢關係；整體上對外貿易中的中國方面。」10
而後，在The Chinese World Order的導言中，費正清對清朝在內陸亞洲的地位依然顯得有些模稜兩可。滿洲人、蒙古人、各突厥民族和西藏人都沒有出現在「1818年清朝朝貢國」一覽表中，儘管費正清認為構成朝貢制度的一系列慣例（賜予任命權、官方印信和貴族頭銜、使用清朝曆法、呈交朝貢名錄和地方特產、由官方驛站護送使節、行叩頭禮、接受帝國的回贈以及帝國賜予其在邊界和在京城的貿易特權）既適用於清朝在新疆的回子官員，也適用於外國統治者──確實，甚至漢人官員也遵循這樣的慣例。然而，費正清在兩頁後的「中國外交關係的目標與手段」一表中將內陸亞洲人列入其中，他們被歸入「內陸亞洲帶」──由朝鮮、越南、琉球群島和日本佔據的「中國文化區」之外的地區。這看上去極不合理，那些與清帝國皇族聯姻、敬神和狩獵的內陸亞洲人在文化上比那些只派遣使臣的國家，甚至是日本還要遠離「中心」，而這些地區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前與清朝根本沒有官方聯繫。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