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台灣化」與「香港化」之間

海上的柏林圍牆
　 昏暗的南海海上，搭乘快艇朝台灣前進的香港年輕人被中國的海警船包圍，當探照燈的光線照射到他們的那一瞬間，帶給他們的絕望感是多麼地深刻啊！
　
　 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早晨，廣東省海警局於我國管轄之海域，逮捕了李某某、鄧某某等十多名非法越境者。

中國媒體如此報導他們的「偷渡失敗」。
　 他們是曾經參加香港示威遊行的十二名年輕人，在二○一九年因「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反送中）而蔓延開來的大規模遊行中，站在前方與警察對抗。李某某是香港的社運人士李宇軒。李宇軒因二○二○年實施的國安法而遭到逮捕，雖然暫時得到釋放，但在不久後的法院審判，絕對會被判有罪。他對未來感到絕望，於是決定冒著風險跨海偷渡。
　 他們的目的地，是對香港的民主化運動採取同情立場的台灣。他們向台灣尋求「自由的新天地」。
　 從香港前往台灣只能走空路或海路。他們的護照已經遭到沒收，因此只剩下從海上偷渡這個方法。
　 十二名十幾歲到三十幾歲的男女，早晨在香港的漁村──布袋澳村集合，盡可將更多的燃料塞進協助者安排的馬達快艇中，朝台灣前進。
　 台灣與香港的距離大約六百公里。途中的東沙群島是隸屬台灣管轄領土的島嶼，也有人員常駐，只要能夠抵達那裡，就有機會被移送到台灣去。已經有好幾組人，成功地搭乘快艇「逃到」台灣，據說也實際發生過漂抵東沙群島後被移送到台灣的例子。
　 台灣政府呼籲港方不要再「採取違法手段偷渡」，但並未將入境的香港人遣返香港。一方面是台灣的民意不允許，另一方面是表明支持香港民主派的民進黨蔡英文政權，必定會給予偷渡的香港人一定的保護。

　 冷戰時代，香港主權尚未移交給中國的時候，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歌頌著言論自由。當時的台灣由國民黨一黨獨裁，許多知識分子被懷疑是共產主義人士，冒著九死一生的風險偷渡到香港。後來在日本成為知名作家的邱永漢，也是其中一人。
　 國際媒體及國際人權團體紛紛在香港設置辦公室。白色恐怖肆虐台灣的時期，香港曾是從旁支援台灣的據點。
　 我在訪問台灣的政務委員唐鳳時，提到香港的話題。戒嚴時期父母都曾在媒體工作的她，說出了這段開場白。

　 香港的狀況確實令人痛心。一九八○年代，我父母的工作在威權體制之下受到限制，而當時國際組織與媒體以香港為據點，在那裡工作的香港人在人權與政治問題上支援台灣、為台灣在國際上發聲。現在立場反過來，這次輪到台灣支援香港。

　 李宇軒等人的嘗試並未成功，遭到逮捕的他們在中國接受審判，因偷渡罪而被判有罪。他們在中國本土服刑約半年，二○二一年春天結束刑期返回香港。然而，等著他們的還有違反出入國境管理法與國安法等司法審判。他們當中有一部分的人遭到起訴，審判至今仍在進行。李宇軒直到今天都不被允許與家人會面。
　 起訴內容是「顛覆國家政權」，因為他遊說日本的國會議員制定馬格尼茨基法案，對侵害人權的外國個人及組織發動制裁，希望藉此對中國及香港施加壓力。
　 李宇軒為了追求自由而從香港前往台灣，卻在海上遭到逮捕，這樣的情節，不禁讓人聯想到彷彿冷戰時代的亡靈──「柏林圍牆」再度出現。
　 正如各位所知，冷戰時代的柏林築起一道阻隔東西的圍牆，而這次李宇軒等人遭到逮捕，台灣和香港的人們都說：「他們被海上的柏林圍牆擋住了。」
　 香港成了「東柏林」，台灣則成為「西柏林」。
　 這也代表台灣與香港分別走上兩條不同的道路。香港被中國吞噬，台灣則與中國畫清界線繼續存活。而我覺得，兩者在命運上的差異，就從阻擋李宇軒等人偷渡的「海上柏林圍牆」中浮現。
　 而兩者的命運分水嶺，用一句話就能道盡，那就是香港在中國的施政之下，台灣則否。或許也可以說台灣受幸運之神眷顧，香港則沒有這麼好運。
　 不過，台灣也不一定永遠都不會陷入與香港同樣的處境。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這句話在二○一九年香港遊行及二○二○年台灣總統大選時大為流行，其中隱含著台灣不想重蹈香港覆轍的訊息。而海上柏林圍牆的出現，也顯示誰也不敢斷言其未來的風險只存在於想像之中。
　 過去，在主權移交前的中國深圳與香港之間，企圖從深圳偷渡到富裕香港的中國人遭到逮捕或射擊是家常便飯。這是因為深圳與香港之間拉起了一條冷戰的界線。
　 在香港的主權移交給中國之後，中港之間的往來成為日常，香港的「一國兩制」名存實亡，新冷戰的界線，重新在台灣與香港之間拉起。
　 二○一九年到二○二○年間，在香港發生的劇烈變化，將來或許會被當成東亞情勢或中國情勢的轉換點而存於記憶當中。這個變化帶給世界的衝擊之大，超出日本人的想像。香港問題帶給美國對中意識惡化的影響，遠比帶給日本的影響要大上許多。

從「錯身而過」到「彼此共鳴」
　 我從二○一四年左右，就開始思考是否應該透過台灣及香港，去理解現在的中國。該年，台灣的「太陽花學運」與香港的「雨傘運動」相繼發生，民眾試圖阻止中國影響力滲透的行動浮上檯面。
　 而後台灣及香港的距離加速縮短。兩者彼此刺激、互相支援，台灣的狀況牽動香港，而香港的狀況也影響台灣。
　 我試著以「共鳴」的概念，說明這樣的現象。「共鳴」，指的是音叉的兩端彼此發出聲音，反覆共振，最後發出的聲音漸趨一致。而台灣與香港的情況就像這樣。
　 台灣與香港雖然擁有許多共通點，但在二○一四年以前，卻長期彼此疏離，也很難將兩者相提並論。
　 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台灣因害怕中國的統一攻勢波及自身，故與整體而言歡欣鼓舞迎向回歸的香港漸行漸遠。
　 二○○○年台灣經歷民主化，完成首度政黨輪替，香港相對來說對中國並未抱持負面情緒，因此對台灣的政治變化持否定看法。
　 二○一○年前後，香港因中國觀光客蜂擁而至等問題，對中國的警戒感逐漸升高，台灣卻在親中派的馬英九政權下，朝著與中國改善關係邁進。
　 台灣與香港就像這樣，長久以來圍繞著與中國之間的距離，持續「錯身而過」的關係。
　 然而自從二○一四年，太陽花學運與雨傘運動同年發生以來，香港的民主勢力與台灣的獨立勢力，對彼此的共鳴與關注急遽升高。這彷彿就像發現中國共產黨這個「共同敵人」，於是產生夥伴意識並分享著受害者意識。
　 這樣的共鳴，在二○一九年達到高峰。
　 香港在該年四月公布《逃犯條例》修訂案（送中條例），使得反抗運動一口氣沸騰。幾乎每周都展開百萬人規模的遊行，與企圖鎮壓遊行的中國政府、香港政府兩當局之間的對立逐漸升溫。香港的遊行逐漸在台灣引起共鳴。而「受惠」的，則是民進黨的蔡英文總統。香港的遊行使台灣對中國的警戒感升高，反觀蔡英文總統的支持率急遽上升，一掃原本的低迷。
　 香港民主派在該年十一月的區議員選舉中大獲全勝，共拿下八成的席次，美國亦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蔡英文總統的氣勢更加銳不可當。
　 台灣的選舉，在過去每八年就會經歷一次政黨輪替。而現任總統即使在爭取連任的選舉中獲勝，支持率通常也會低於政黨輪替後的第一屆。
　 然而，民進黨的蔡英文總統在二○二○年一月，以史上最高的得票數勝選，同黨也在合併舉行的立法委員選舉中確保過半數的席次。台灣的選舉結果，對於以阻擋連任為目標，持續施加壓力的中國帶來強烈衝擊。
　 關於勝選的原因，許多媒體都指出香港的遊行起到推波助瀾之力。換句話說，香港的情勢左右了台灣的選舉。台灣與香港的共鳴，在這個時間點可說是達到巔峰。
　 至於新冠疫情的蔓延，台灣則早世界一步掌握到中國武漢的疫情，透過縮減中國航班等迅速阻斷人員往來。台灣在與中國保持距離下尋求獨立的路線，無意間因新冠疫情而受到肯定，更進一步加速民意的「脫中」。下一次的總統大選預定在二○二四年舉行，就現階段的預測來看，民進黨有可能將繼續維持政權。
　 另一方面，香港在二○二○年之後所面對的局勢，則與台灣完全相反。該年的六月三十日，國安法在沒有對香港市民進行任何說明或聽取其意見的情況下，就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並且即日實施。持續對中國持批判論調的香港日刊報紙《蘋果日報》，因基於國安法的舉發而被迫停刊，創辦人黎智英被捕入獄。民運人士周庭、黃之鋒因違反國安法或參加違法遊行等嫌疑而接連遭到逮補，選舉制度也遭到修改，將民主派合法排除。
　 民主派的身影從香港政壇消失，香港的「一國兩制」成為風中殘燭，「高度自治」已經有名無實。
　 二○二○年以後的這兩年來，中國對香港的干預一下子增強，相反地，台灣的「脫中」趨勢則一口氣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