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民國文學」］
■李瑞騰
一
傳統中國史學以「朝代」為歷史分期，這有其方便性，也符合民間傳統改朝換代的認知。準此，在「清」之後，理當就是「民國」了；在大陸，「民國」之後，即「共和國」；但是1949 年中共在大陸建政之後，中華民國沒有消失，而是遷移來台，即是所謂「中華民國在台灣」。
所以說，「民國文學」在大陸是指中共建政以前民國時期的文學，接續晚清；在台灣是指國府遷台以後的文學，在時間上，亦可上推到1945年，接續日本時代。
這是兩個不同空間的「民國文學」，在大陸，過去跳過辛亥革命和民國建立，把五四當作現代的起點，「民國文學」比較接近過去的「中國現代文學」，但有幾年的時間差，而既稱「現代」，則舊體文學就似乎有不加理會的正當性了，不過，在「民國文學」的架構下，舊體沒理由排除。
在台灣，在「台灣文學」未獲得正名以前，比較能代表官方主流論述的是尹雪曼總編纂的《中華民國文藝史》（1975），柏楊在1960 年代編過兩年文學年鑑，稱「中國文藝年鑑」，在1980 年代之初再編文學年鑑時，則稱「中華民國文學年鑑」；余光中擔任總編輯的三套大系，在1970年代稱「中國現代文學大系」，1980 年代以後稱「中華現代文學大系」，另標明時間及地點「台灣」。一般是不大用「民國」這個概念，但史學界是有「民國史」的。
二
要深入探討民國文學，首先要了解晚清，包括維新和革命等政治運動、新興都會（通商口岸）與文藝傳媒的發達、由東西洋引入的文學觀念、白話與淺語等書寫媒介的普及等，對文學的變化產生極大的影響，它們如洪流湧入民國，終與五四狂潮匯流，成為民國文學的主潮。
這本來就是一個現代化的過程，如何面對傳統？在新與舊當中如何調節？在文言和白話之間如何融裁？在向內探索和往外奔馳之間如何掌握？都值得放進時局中去看去想。進一步說，留學生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大學之於文學提供了什麼樣的助力？政治的糾葛、軍閥的混戰、外來勢力的蠶食掠奪、文學社群的駁辯激盪、文化產業如摸石過河，諸多因素對文學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大陸學界過去把歷史割裂成近、現、當代，是有問題的，近代當然不只反帝反封建，現代當然不只魯郭茅巴，當代也不只十七年文學、十年浩劫過後就撥亂反正了，於是而有1980 年代中期的重寫文學史運動。但不管怎樣，相關的既有研究成果其實很多，包括台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現在叫「世界華文文學」，最近幾年出現把中國「包括在外」的「華語語系文學」），許許多多的研究成果，民國文學的研究者都可以消化吸收。
這不應只是一場「熱」─民國熱，而是回到常軌，民國從建立到它在中國大陸本土消失，這是一個客觀的史實，當我們在談文學的時候，它曾有過什麼？為什麼會是那個樣子？都應該全面清理，還原其本來面貌，給予合情合理的歷史解釋與評價，和政治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尤其必須疏濬，使之脈流清晰；而且不只要往上溯源，也要往下追蹤。
三
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真正完全擺脫國共糾葛，時間的距離可能還要更長；而在台灣，本土浪潮席捲下，兩黨鬥爭30 年所積壓的怨和恨，要去除談何容易，「民國」和國民黨被等同起來，因之現階段要談民國是需要勇氣的。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有人不想談「民國」，當然不能勉強；如果要談，要怎麼談，這見仁見智，以最寬廣的說法，除大陸時期（1912-1949），還得包括1945 年（或1949）以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甚至1949 前後從大陸去歐美及從台灣去歐美的留學生或移民。
但真正的難題是，怎麼看大陸時期的民國文學？民初的遺老遺少文學、新文學之產生、反新文學的陣營在反什麼？各門各派的文學，乃至於30 年代文學、抗戰文學、左翼文學等等，特別是為數龐大的反國民政府作家群，如何定性定位等，都必須處理；而國共合而又分，大撤退時期文人如何抉擇去留的問題，都該有所處理。我們應該有綜攝上述議題的一部大陸時期民國文學史。
四
把焦點移到台灣，既有中華民國在台灣，它的文學，也就是台灣文學的一個時期，也許可以稱為台灣文學的民國時期，之前是戰後初期，更上則是日本時代、清領時期、明鄭時期。台灣文學的民國時期有兩個源頭，一個是從中國古典文學發展到現代文學的這個傳統，一個是日本時代漢語詩文和新文學傳統，大概就是「中國」加「東、西洋」。不過，場域是台灣，「台灣」島嶼時空因素的加入，以及兩岸長期的互動、國際潮流的沖激，都有各種不同程度的影響。
這樣看來，要有一部統合兩岸文學史實而且體大慮周的民國文學史，實非易事了；不過，我想這是可以期待的，首要之務可能是呼喚同道，營造研究的環境和氣氛，然後在文獻上儘可能拾遺補缺，把許許多多被遺忘或遺棄者找出來，放進歷史的脈絡，而這特別需要各方面的合作。
歷史的詮釋本來就是艱難的事，特別是現當代，但只要我們心胸開闊，也有耐心，應該可以有一些成績出來的。
［漢字繁簡的再審思］
■周質平
《漢字簡化方案》是1956 年1 月正式公布的，至今整60 年。生活在中國大陸60 歲以下的人，絕大部分視簡化漢字為當今中國人書寫的通用字體，基本上做到了「書同文」。但在台灣、香港和海外的華人社會中，簡化漢字遠沒有達到「一統」的地位。因此，這個在國內已經不再熱烈議論的話題，在海外、台、港還不時有人提出討論。這最足以說明，文字是文化中最保守的成分。60 年來億萬人的使用依舊改變不了兩三千萬人對當年舊物的依戀。
這種對簡化字抗拒的情緒，有的源自政治上的敵對情緒，有的來自文化上對傳統的捍衛，也有的只是舊習慣的延續，當然也有不少是三種情緒的混合。且不論這種抗拒情緒究竟源自何處，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從早年的「勢不兩立」漸漸發展到了「和平共存」。
因此，近年來有所謂「識繁寫簡」的提法。最近又有人提出「識楷書行」。也就是「認讀楷書，而書寫行書」的建議。這一提法，在我看來，與所謂「識繁寫簡」或「識正書簡」，沒有任何本質上的不同。而這些提法最大的「盲點」，是無視於現代科技的進步，已經使「以手握筆」這一行之數千年的「書寫」技能，隨著筆記型電腦和手機的快速普及，瀕臨幾乎「滅絕」的困境。「寫字」，（不只是寫漢字，英文和其他文字也都包括在內），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已經被「打字」所取代。而今「寫漢字」只是少數書法家的藝術活動，而不是人與人之間賴以溝通的日常技能了。換句話說，「識字」和「寫字」的距離，幾乎已經不存在了。任何一個能用電腦輸入漢字的人，只要能「識」漢字─從同音字中，選出對的漢字來─，也就能「打」出這個字來，於是便完成了所謂「書寫」的任務。在這個情況下，「行書」也就不「行」了。更何來「行、楷」之分呢？
正因為工具的改變，使原本握筆書寫的技能成了手指和鍵盤的配合。
在地鐵裡，看到小學生、初中生埋頭運指如飛，我們必須瞭解，他們正在「寫」信。雖然此「寫」已非「筆寫」，但其為「寫」則一。對他們來說，那裡還有什麼楷書、行書、草書之別呢！
如以上之分析不誤，「提筆忘字」的人勢必與日俱增，但只要一打開手機、電腦，所忘的字，卻都一時湧入眼簾。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所期盼的「書同文」，與其從字形入手，不如從語音入手。換言之，以現在漢字輸入法來說，「語同音」其實是「書同文」的先決條件。除了台、港兩地，十三四億中國人最常用的漢字輸入法是拼音輸入法。「老師吃飯」是「laoshichifan」，而不是台灣國語的「laosicifan」。南方人的普通話，在發音時，或許分不清zhi/chi/shi 和zi/ci/si，但在他的腦海中卻不能沒有翹舌和平舌的分別。否則在打漢字的時候，就會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所以，在提倡「書同文」的同時也不能忽略「語同音」的重要。
台、港兩地有不少捍衛方言的仁人義士，視台語、粵語為兩地文化認同的根基，因而提倡漢字台語化或粵語化。寫出來的漢字，在字形上容或做到了「書同文」，但在字義上卻全然不能與普通話互通。這一現象所造成的隔閡，遠比繁簡體的不同嚴重得多。用漢字寫方言，與其說是「母語化」，不如說是「孤島化」。
海峽兩岸關心漢字發展的人士在論漢字的演變時，基本上還是圍繞著字形的繁簡而言，而沒有意識到，繁簡的不同，就時間的先後來看，也就是古今的差異。台、港地區至今使用的繁體字，對廣大的大陸人民而言，與其說是「繁體」，不如說是二十世紀中期以前，中國人所使用的「古體」。
這一「古體」只有在書法作品或刻印古書時使用，在平日報刊雜誌或電郵往返中是不常見到的。這樣的敘述是符合當前中國大陸十三四億人書寫漢字的實際情況的。
台灣、香港的語文現象，和大陸相比，一言以蔽之，即「古意盎然」。不僅字體為然，台灣的拼音方式依舊是民國初年制定的「注音符號」，而從上到下，由右至左仍然是許多書籍報刊的排印格式。甚至於標點符號也一仍舊貫。「古意盎然」，一方面，固然能給人一種「有文化」的錯覺，但另一方面，不免也是「孤島現象」一定的體現。在不知不覺之中，正應了「禮失求諸野」的古訓，這句話的精義是：就文化和制度發展而言，邊緣往往較中心更保守。許多在「中原」和「京畿」已經失傳的禮儀，在邊陲海隅還保存得相當完好。就像清末民初的婚嫁儀式，在紐約唐人街，偶爾還能看到。這時，我們大概不能說「花轎迎親」是比較「中國」的；我們只能說，「花轎迎親」是比較古老的。
因此，「禮失求諸野」的另一個意義是：越「古」的未必越「正宗」；台灣人喜歡把「繁體字」叫做「正體字」，正是「越古越正宗」的心理最好寫照。如果「越古越正」，那麼，「正體字」應該是「甲骨文」，即使退而求其次，至少也得是《說文》中的小篆，無論如何也輪不到「隸定」之後的「楷書」。《說文》中「古文作某」的例子比比皆是，卻從無「正文作某」的例子。就漢字的發展而言，「小篆」取代了「大篆」，「大篆」成了「古體」，而小篆取得了「正體」的地位；同樣的，當「隸書」取代了「小篆」，「小篆」又退居成了「古體」，而「隸書」成了「正體」；「楷書」取代「隸書」之後，「楷書」成了「正體」，「隸書」又不得不退居而為「古體」。而今「簡體」取代了「繁體」，「繁體」當然也就成了「古體」，而「簡體」反而成了「正體」。
反對現行簡化字的人總喜歡提到《荀子．正名》中的「約定俗成」，並視之為文字發展的自然規律。「約定俗成」固然有它緩和漸進的一面，但也不能忽略它有將錯就錯，積非成是，多數壟斷的一面。因此，「約定俗成」的精義是語文的議題只論「已然」，而不論「應然」。當多數人把「滑稽」說成「華稽」，你卻堅持說成「骨稽」，那，你就真有些「滑稽」了。當十三四億人都把「愛」寫成「無心」的「愛」，而二三千萬人卻堅持寫「有心」的「愛」，結果是「有心」的「愛」，反而不「愛」了。這也就是《荀子》所說「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宜」與「不宜」，端看多數人怎麼說，怎麼寫，而不論其字源本義。「眾口鑠金」，「隨波逐流」是語文發展「約定俗成」最後的判斷。任何頑抗式的「中流砥柱」，都不免是自絕於多數的反動！
套句黑格爾的話來瞭解荀子的「約定俗成」，也就是「存在的是合理的」，或至少「是有道理的」。從這個角度來看語文發展，有些反對簡化字的人所擔心的「政治力不當的介入」，其實，是無的放矢，不足為慮的。
1951 年，毛澤東說「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可是往後的改革卻只能是「簡化」，而不能是「拼音化」。這並不是因為毛的權力不夠大，更不是因為提倡不力。而是漢語漢字經千萬年的發展，億萬人的使用，漢字和漢語的搭配是「合理」的，也是「有道理」的（這一點不是本文所能詳述的）。這個合理性並不因毛的個人意願而有所轉移。
莫說一個毛澤東做不到用拼音來取代漢字，即使有千百個毛澤東也不可能廢滅漢字而以拼音代之。政治力的介入使繁體字在短時間之內成了簡體，並為億萬中國人所接受使用。這恰好說明了它的「合理」性，而不是「不合理」性。
反對簡化字的一些人一方面承認：「文字演化天生要走『民主』之路。」既是「民主」，那就得少數服從多數。然而另一方面，似乎又無視於「多數」的存在。對十三、四億人已經使用了60 年的簡化漢字，始終不能坦然面對這個「舉世滔滔」的真實存在，而認為是「徒勞無功」，「治絲益棼」，對當年舊物表現出無限追懷。
必須指出：不喜歡的東西並不是不存在，大陸目前通用的簡化漢字，是十幾億人每天寢饋期間，賴以溝通的書面文字。60 年的實踐證明，簡化漢字並沒有造成溝通上的障礙。幾個常被台、港人士拿來取笑的同音字的合併，也並沒有混淆視聽，譬如：「他靠理发发了財。」「在單位裡干了30 年的干部，退休下來賣餅干。」文義是很清楚的。如果「頭髮」的「髮」和「發財」的「發」，合併為「发」之後，真的引起混淆，這個字是不可能通行到今天的。「干」字亦然。
■李瑞騰
一
傳統中國史學以「朝代」為歷史分期，這有其方便性，也符合民間傳統改朝換代的認知。準此，在「清」之後，理當就是「民國」了；在大陸，「民國」之後，即「共和國」；但是1949 年中共在大陸建政之後，中華民國沒有消失，而是遷移來台，即是所謂「中華民國在台灣」。
所以說，「民國文學」在大陸是指中共建政以前民國時期的文學，接續晚清；在台灣是指國府遷台以後的文學，在時間上，亦可上推到1945年，接續日本時代。
這是兩個不同空間的「民國文學」，在大陸，過去跳過辛亥革命和民國建立，把五四當作現代的起點，「民國文學」比較接近過去的「中國現代文學」，但有幾年的時間差，而既稱「現代」，則舊體文學就似乎有不加理會的正當性了，不過，在「民國文學」的架構下，舊體沒理由排除。
在台灣，在「台灣文學」未獲得正名以前，比較能代表官方主流論述的是尹雪曼總編纂的《中華民國文藝史》（1975），柏楊在1960 年代編過兩年文學年鑑，稱「中國文藝年鑑」，在1980 年代之初再編文學年鑑時，則稱「中華民國文學年鑑」；余光中擔任總編輯的三套大系，在1970年代稱「中國現代文學大系」，1980 年代以後稱「中華現代文學大系」，另標明時間及地點「台灣」。一般是不大用「民國」這個概念，但史學界是有「民國史」的。
二
要深入探討民國文學，首先要了解晚清，包括維新和革命等政治運動、新興都會（通商口岸）與文藝傳媒的發達、由東西洋引入的文學觀念、白話與淺語等書寫媒介的普及等，對文學的變化產生極大的影響，它們如洪流湧入民國，終與五四狂潮匯流，成為民國文學的主潮。
這本來就是一個現代化的過程，如何面對傳統？在新與舊當中如何調節？在文言和白話之間如何融裁？在向內探索和往外奔馳之間如何掌握？都值得放進時局中去看去想。進一步說，留學生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大學之於文學提供了什麼樣的助力？政治的糾葛、軍閥的混戰、外來勢力的蠶食掠奪、文學社群的駁辯激盪、文化產業如摸石過河，諸多因素對文學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大陸學界過去把歷史割裂成近、現、當代，是有問題的，近代當然不只反帝反封建，現代當然不只魯郭茅巴，當代也不只十七年文學、十年浩劫過後就撥亂反正了，於是而有1980 年代中期的重寫文學史運動。但不管怎樣，相關的既有研究成果其實很多，包括台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現在叫「世界華文文學」，最近幾年出現把中國「包括在外」的「華語語系文學」），許許多多的研究成果，民國文學的研究者都可以消化吸收。
這不應只是一場「熱」─民國熱，而是回到常軌，民國從建立到它在中國大陸本土消失，這是一個客觀的史實，當我們在談文學的時候，它曾有過什麼？為什麼會是那個樣子？都應該全面清理，還原其本來面貌，給予合情合理的歷史解釋與評價，和政治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尤其必須疏濬，使之脈流清晰；而且不只要往上溯源，也要往下追蹤。
三
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真正完全擺脫國共糾葛，時間的距離可能還要更長；而在台灣，本土浪潮席捲下，兩黨鬥爭30 年所積壓的怨和恨，要去除談何容易，「民國」和國民黨被等同起來，因之現階段要談民國是需要勇氣的。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有人不想談「民國」，當然不能勉強；如果要談，要怎麼談，這見仁見智，以最寬廣的說法，除大陸時期（1912-1949），還得包括1945 年（或1949）以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甚至1949 前後從大陸去歐美及從台灣去歐美的留學生或移民。
但真正的難題是，怎麼看大陸時期的民國文學？民初的遺老遺少文學、新文學之產生、反新文學的陣營在反什麼？各門各派的文學，乃至於30 年代文學、抗戰文學、左翼文學等等，特別是為數龐大的反國民政府作家群，如何定性定位等，都必須處理；而國共合而又分，大撤退時期文人如何抉擇去留的問題，都該有所處理。我們應該有綜攝上述議題的一部大陸時期民國文學史。
四
把焦點移到台灣，既有中華民國在台灣，它的文學，也就是台灣文學的一個時期，也許可以稱為台灣文學的民國時期，之前是戰後初期，更上則是日本時代、清領時期、明鄭時期。台灣文學的民國時期有兩個源頭，一個是從中國古典文學發展到現代文學的這個傳統，一個是日本時代漢語詩文和新文學傳統，大概就是「中國」加「東、西洋」。不過，場域是台灣，「台灣」島嶼時空因素的加入，以及兩岸長期的互動、國際潮流的沖激，都有各種不同程度的影響。
這樣看來，要有一部統合兩岸文學史實而且體大慮周的民國文學史，實非易事了；不過，我想這是可以期待的，首要之務可能是呼喚同道，營造研究的環境和氣氛，然後在文獻上儘可能拾遺補缺，把許許多多被遺忘或遺棄者找出來，放進歷史的脈絡，而這特別需要各方面的合作。
歷史的詮釋本來就是艱難的事，特別是現當代，但只要我們心胸開闊，也有耐心，應該可以有一些成績出來的。
［漢字繁簡的再審思］
■周質平
《漢字簡化方案》是1956 年1 月正式公布的，至今整60 年。生活在中國大陸60 歲以下的人，絕大部分視簡化漢字為當今中國人書寫的通用字體，基本上做到了「書同文」。但在台灣、香港和海外的華人社會中，簡化漢字遠沒有達到「一統」的地位。因此，這個在國內已經不再熱烈議論的話題，在海外、台、港還不時有人提出討論。這最足以說明，文字是文化中最保守的成分。60 年來億萬人的使用依舊改變不了兩三千萬人對當年舊物的依戀。
這種對簡化字抗拒的情緒，有的源自政治上的敵對情緒，有的來自文化上對傳統的捍衛，也有的只是舊習慣的延續，當然也有不少是三種情緒的混合。且不論這種抗拒情緒究竟源自何處，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從早年的「勢不兩立」漸漸發展到了「和平共存」。
因此，近年來有所謂「識繁寫簡」的提法。最近又有人提出「識楷書行」。也就是「認讀楷書，而書寫行書」的建議。這一提法，在我看來，與所謂「識繁寫簡」或「識正書簡」，沒有任何本質上的不同。而這些提法最大的「盲點」，是無視於現代科技的進步，已經使「以手握筆」這一行之數千年的「書寫」技能，隨著筆記型電腦和手機的快速普及，瀕臨幾乎「滅絕」的困境。「寫字」，（不只是寫漢字，英文和其他文字也都包括在內），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已經被「打字」所取代。而今「寫漢字」只是少數書法家的藝術活動，而不是人與人之間賴以溝通的日常技能了。換句話說，「識字」和「寫字」的距離，幾乎已經不存在了。任何一個能用電腦輸入漢字的人，只要能「識」漢字─從同音字中，選出對的漢字來─，也就能「打」出這個字來，於是便完成了所謂「書寫」的任務。在這個情況下，「行書」也就不「行」了。更何來「行、楷」之分呢？
正因為工具的改變，使原本握筆書寫的技能成了手指和鍵盤的配合。
在地鐵裡，看到小學生、初中生埋頭運指如飛，我們必須瞭解，他們正在「寫」信。雖然此「寫」已非「筆寫」，但其為「寫」則一。對他們來說，那裡還有什麼楷書、行書、草書之別呢！
如以上之分析不誤，「提筆忘字」的人勢必與日俱增，但只要一打開手機、電腦，所忘的字，卻都一時湧入眼簾。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所期盼的「書同文」，與其從字形入手，不如從語音入手。換言之，以現在漢字輸入法來說，「語同音」其實是「書同文」的先決條件。除了台、港兩地，十三四億中國人最常用的漢字輸入法是拼音輸入法。「老師吃飯」是「laoshichifan」，而不是台灣國語的「laosicifan」。南方人的普通話，在發音時，或許分不清zhi/chi/shi 和zi/ci/si，但在他的腦海中卻不能沒有翹舌和平舌的分別。否則在打漢字的時候，就會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所以，在提倡「書同文」的同時也不能忽略「語同音」的重要。
台、港兩地有不少捍衛方言的仁人義士，視台語、粵語為兩地文化認同的根基，因而提倡漢字台語化或粵語化。寫出來的漢字，在字形上容或做到了「書同文」，但在字義上卻全然不能與普通話互通。這一現象所造成的隔閡，遠比繁簡體的不同嚴重得多。用漢字寫方言，與其說是「母語化」，不如說是「孤島化」。
海峽兩岸關心漢字發展的人士在論漢字的演變時，基本上還是圍繞著字形的繁簡而言，而沒有意識到，繁簡的不同，就時間的先後來看，也就是古今的差異。台、港地區至今使用的繁體字，對廣大的大陸人民而言，與其說是「繁體」，不如說是二十世紀中期以前，中國人所使用的「古體」。
這一「古體」只有在書法作品或刻印古書時使用，在平日報刊雜誌或電郵往返中是不常見到的。這樣的敘述是符合當前中國大陸十三四億人書寫漢字的實際情況的。
台灣、香港的語文現象，和大陸相比，一言以蔽之，即「古意盎然」。不僅字體為然，台灣的拼音方式依舊是民國初年制定的「注音符號」，而從上到下，由右至左仍然是許多書籍報刊的排印格式。甚至於標點符號也一仍舊貫。「古意盎然」，一方面，固然能給人一種「有文化」的錯覺，但另一方面，不免也是「孤島現象」一定的體現。在不知不覺之中，正應了「禮失求諸野」的古訓，這句話的精義是：就文化和制度發展而言，邊緣往往較中心更保守。許多在「中原」和「京畿」已經失傳的禮儀，在邊陲海隅還保存得相當完好。就像清末民初的婚嫁儀式，在紐約唐人街，偶爾還能看到。這時，我們大概不能說「花轎迎親」是比較「中國」的；我們只能說，「花轎迎親」是比較古老的。
因此，「禮失求諸野」的另一個意義是：越「古」的未必越「正宗」；台灣人喜歡把「繁體字」叫做「正體字」，正是「越古越正宗」的心理最好寫照。如果「越古越正」，那麼，「正體字」應該是「甲骨文」，即使退而求其次，至少也得是《說文》中的小篆，無論如何也輪不到「隸定」之後的「楷書」。《說文》中「古文作某」的例子比比皆是，卻從無「正文作某」的例子。就漢字的發展而言，「小篆」取代了「大篆」，「大篆」成了「古體」，而小篆取得了「正體」的地位；同樣的，當「隸書」取代了「小篆」，「小篆」又退居成了「古體」，而「隸書」成了「正體」；「楷書」取代「隸書」之後，「楷書」成了「正體」，「隸書」又不得不退居而為「古體」。而今「簡體」取代了「繁體」，「繁體」當然也就成了「古體」，而「簡體」反而成了「正體」。
反對現行簡化字的人總喜歡提到《荀子．正名》中的「約定俗成」，並視之為文字發展的自然規律。「約定俗成」固然有它緩和漸進的一面，但也不能忽略它有將錯就錯，積非成是，多數壟斷的一面。因此，「約定俗成」的精義是語文的議題只論「已然」，而不論「應然」。當多數人把「滑稽」說成「華稽」，你卻堅持說成「骨稽」，那，你就真有些「滑稽」了。當十三四億人都把「愛」寫成「無心」的「愛」，而二三千萬人卻堅持寫「有心」的「愛」，結果是「有心」的「愛」，反而不「愛」了。這也就是《荀子》所說「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宜」與「不宜」，端看多數人怎麼說，怎麼寫，而不論其字源本義。「眾口鑠金」，「隨波逐流」是語文發展「約定俗成」最後的判斷。任何頑抗式的「中流砥柱」，都不免是自絕於多數的反動！
套句黑格爾的話來瞭解荀子的「約定俗成」，也就是「存在的是合理的」，或至少「是有道理的」。從這個角度來看語文發展，有些反對簡化字的人所擔心的「政治力不當的介入」，其實，是無的放矢，不足為慮的。
1951 年，毛澤東說「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可是往後的改革卻只能是「簡化」，而不能是「拼音化」。這並不是因為毛的權力不夠大，更不是因為提倡不力。而是漢語漢字經千萬年的發展，億萬人的使用，漢字和漢語的搭配是「合理」的，也是「有道理」的（這一點不是本文所能詳述的）。這個合理性並不因毛的個人意願而有所轉移。
莫說一個毛澤東做不到用拼音來取代漢字，即使有千百個毛澤東也不可能廢滅漢字而以拼音代之。政治力的介入使繁體字在短時間之內成了簡體，並為億萬中國人所接受使用。這恰好說明了它的「合理」性，而不是「不合理」性。
反對簡化字的一些人一方面承認：「文字演化天生要走『民主』之路。」既是「民主」，那就得少數服從多數。然而另一方面，似乎又無視於「多數」的存在。對十三、四億人已經使用了60 年的簡化漢字，始終不能坦然面對這個「舉世滔滔」的真實存在，而認為是「徒勞無功」，「治絲益棼」，對當年舊物表現出無限追懷。
必須指出：不喜歡的東西並不是不存在，大陸目前通用的簡化漢字，是十幾億人每天寢饋期間，賴以溝通的書面文字。60 年的實踐證明，簡化漢字並沒有造成溝通上的障礙。幾個常被台、港人士拿來取笑的同音字的合併，也並沒有混淆視聽，譬如：「他靠理发发了財。」「在單位裡干了30 年的干部，退休下來賣餅干。」文義是很清楚的。如果「頭髮」的「髮」和「發財」的「發」，合併為「发」之後，真的引起混淆，這個字是不可能通行到今天的。「干」字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