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一
〈美麗華〉
當我再一次站在美麗華戲院前，視線所及，牆面已經沒有了披披掛掛像吶喊著看我啊看我的布告、劇照與海報。端詳它的原貌我才發現，這是一座蓋得不知該說是土樓或城堡的建築，通體髹漆成赭紅色，外牆管線紛陳，宛如皮膚底靜脈浮凸而出。
馬戲團已經走了，帳篷卻被棄置於原地日曝雨淋那般地，老了舊了，煢然獨立。
我慢緩緩沿著這座建築走上一圈，心底有話想找人說，又走一圈，我想告訴遇到的不管哪個誰，三十年前我常在這裡看電影。說出這句話，讓我覺得自己也是個有故事的人，有點滄桑有點自負，天方夜譚那般地，可以一個晚上又一晚上，說上一個故事又一個故事。
是十八歲那年，九月中旬一個傍晚，大哥領我搭野雞車北上，怕遭取締，車子停在與北市僅止一橋之隔的三重。乘客分批轉搭小巴接駁，過淡水河，在北門落車，緊接著乘259路公車到永和，最後落腳於哥哥以每月兩千元租住的，竹林路91巷48號頂樓加蓋小屋。
隔天，我尾隨大哥自中正橋頭永和豆漿店，沿竹林路往東。這是鴻源百貨，那是網溪國小，韓國街、市公所，哥哥一一點名，還與他住永和市場公寓二樓的大學同班同學一起用了午餐。
竹林路盡頭，隔著福和路與永貞路相啣，步履不停，很快地我們穿過一處機車腳踏車愛怎麼停就怎麼停的穿堂，在住商混合的販厝圍夾下，龐然矗立一幢建築。這是美麗華戲院，大哥說，我常來這裡看電影。
這是我第一回到美麗華，看的是《金臂人》。當脫衣舞孃黛安‧蓮恩幾近寸縷不著地挑逗觀眾時，我僵在紅絨布面座椅上，竭力保持聲色不動。跟自己的哥哥看這種戲，太讓人不知所措了。
《金臂人》裡，小鎮青年麥特‧狄倫懷著擲骰子絕技，跳上巴士到紙醉金迷芝加哥闖天下。賭場雇用他時，要他清空口袋，將紙鈔、硬幣統統裝進信封。賭場說：我只是幫你保管，幫你把回老家的錢留著。夥伴則告誡狄倫：這是個花花世界，很容易讓人迷失，你很快就會見識到。一句句台詞都像在對我耳提面命。
後來，整整將近一年的重考生活，周末我多在美麗華度過。這是家二輪電影院，五十元一張票可以看上兩部，看完若還想換廳繼續，將折價若干。
那幾年真是窮啊。直到上了大學，還常因沒錢吃飯，用餐時間便窩床上，嚥著清口水，睡過一頓午飯或晚飯。到了月底，小虎總問我，還有錢嗎？說著，掏出幾張紙鈔給我。小虎是同班同學，好朋友，我永遠記得他說過的：我的記性不好，我只記快樂的事。
有一次實在餓得慌，跑回竹林路，哥哥不在，我將兩隻書桌抽屜整個地倒在蘋果綠地磚上，卻只發現幾枚遺落角落的硬幣。離去時，遇到住隔壁的游文文，也不知我的臉上就寫著餓啊好餓或怎麼地，她沒多說什麼，硬塞給我一張大鈔。我說我會儘快還你，游文文回我，不急，我再跟你哥哥要就好。
既然窮，怎麼還有錢看電影？那你告訴我吧，能有什麼地方比二輪電影院更省錢更容易消磨時間的？我習慣不看簡介，隨興鑽進戲院，暗黑之中享受一段段無法預期的旅程。沒有這一趟趟未知目的地的遠行，我該如何排遣重考生活，那彷彿溺在黏答答蛋液裡濕淋淋的雞雛怎麼啄也啄不破蛋殼的苦悶？
美麗華不畫位，我愛挑放映室下方位子坐，當燈光熄滅，耳際響起咑咑咑咑機器規律運轉聲，旋即為音響掩去，礟口般小洞射出一束白光，雞雛啄破蛋殼，迎接了天光，光裡有灰塵微粒彷彿海底浮游生物載浮載沉。
電影是光影藝術，不用五顏六彩它也是電影，靜默無聲它還是電影，唯獨不能沒有光，光的技術，光的魔術。
盧米埃（Lumière）兄弟是電影「發明人」，Lumière的意思正巧就是「光」。
大江健三郎為他那帶著殘疾來到世上的孩子，也取名為「光」。他解釋，孩子出生時他正讀一名法國哲學家的書，書上記載了一個因紐特人的寓言：當天地草創，一片闃黑，一隻烏鴉啄食撒落地面的豆子，每每不得其喙。烏鴉心想，如果有光就好了。就在這麼起心動念之際，黎明報到，世界在光裡鋪展開來。哲學家說：當你全心全意期盼，你所護持的心願就將得以實現。
用更通俗流行的話說，是保羅‧柯爾賀的：當你真心渴望，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
看著日漸恢復健康的孩子，大江健三郎明白了：他的困難就是人類的困難，只要他還活著，就一定會設法朝解決問題的方向努力。這也是薩依德所說：這是人的問題，因此我相信，如果放上一段時間，就會在明亮的方向上看到解決的徵兆。
一切都關乎人，電影不自人生便自人性取材，就算故作跌宕起伏、顛沛流離，也比不過人生的種種艱難、人性的複雜萬端，投射在銀幕上的光影斷不能解決現實的困境，偶或有啟發，時或有暗示，多數時候卻連個徵兆都未能夠顯影。人生大於電影，是《年輕氣盛》裡所說：「就算沒有電影這狗屁，人生還是能繼續下去。」但是，它賜與了一段時光，一個半、兩個小時或更長的時間，觀眾進入一個結界，在這裡，我們被應允，我們被庇護。
沉積岩一般，流行文化每每標誌了時代的切片，那些年一起追的劇，同聲高歌的神曲，排長長隊伍循序買票進場的電影，通關密語一般，讓我們指認彼此──啊，原來你也在這裡。然而，當我主要以坐客廳沙發上，透過電視螢幕，播放自購的DVD或藍光的方式來觀看電影，也許一整個夏天我與伍迪‧艾倫為伍，下一個季節卻對金棕櫚獲獎名片目不轉睛，電影於我就只能是時間的亂針繡，不再像初上台北看的那一些，在座標上扎根，變成了鄉愁。
《比利小英雄》、《飛進未來》便是我永誌不渝的玫瑰花苞，結在我出門遠行的十八歲。
十九世紀的北歐，年邁父親帶著稚子比利，搭上自瑞典開往丹麥的慢船，他們的眼光投向遠方，畫破重重烏雲的是陽光，穿越年深日久的陰翳的，是希望，或對希望的想像。二十世紀的美國郊區，少年賈許對著祖塔遊戲機許下心願，一覺醒來願望成真，他成了個三十歲的成年男人。一個是空間上，對新天地的展望，一個是時間上，對未來的嚮往。
可是，離開這裡、離開現在，就能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嗎？
銀幕上演的雖是虛構的故事，觀眾卻投入自己的真心。報業大亨查爾斯‧凱恩終生記掛兒時雪橇上刻的Rosebud，而我，念念不忘初上台北，在美麗華看的《比利小英雄》與《飛進未來》，我在這兩部電影看到了自己。
日後，每隔幾年我便播放《比利小英雄》重溫一回。在惡魔的天空下，這一雙父子面臨一次又一次難堪的挫敗，一場比利以一枚錢幣換來對弱智同伴的一頓毒打，場面異常慘烈，讓人皺起眉頭想別開臉去。身在底層的比利只能對比他更弱勢的同伴下手，他是想嘗嘗權力的滋味，或只是發洩長期遭受霸凌，積累的憤恨？還好，當比利有機會改寫被奴役的命運時，他作下決定，決定不當管理階層的打手。他收拾行李，離開地主家，他要創造自己的命運，奔向全新的未來。
未知誘惑著我，好奇鼓舞著我，未來是什麼呢我並不知道，未來卻總是令人期待。
至於《飛進未來》，終於在藍光時代得以重睹（如果你的年紀夠大，而且不健忘的話，你會記得，這一路我們經歷了BETA/VHS、VCD、DVD，一路積攢的影片又一路捨棄，而數位串流更以摧枯拉朽之姿進逼），唉，不過是部好萊塢電影嘛，但我仍好有興致地看著。看賈許無法招架女友蘇珊需索進一步的承諾時，孩子一般嚷嚷著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蘇珊問：什麼，你結婚了？賈許回她：蘇珊，我只是個孩子，我還沒準備好面對這一切，我只有十三歲。蘇珊：誰不是呢，我心裡也有一個害怕的小孩。賈許只能疲軟無力地應道：我真的只有十三歲……
我不是賈許，沒有祖塔遊戲機，無法蟲洞裡旅行，奔向三十歲又回到十三歲，我只能往前。然而，我畢竟擅於回顧。回顧，卻也是為了前行。
就有一日，興起舊地重遊的念頭。搭捷運到永和頂溪站，刷悠遊卡租一輛uBike，蔡榮祖不召自來：「背著行囊我要去流浪，要到很高很遠的地方。」長我一歲的新加坡男歌手，於我重考那年，在台灣發行的首張流行歌曲專輯，我輕快哼唱：「帶著一點點行囊，和一點點惆悵，將過去所有煩惱都遺忘。」
踏板踩著踩著，踩進了竹林路91巷。
上台北後，哥哥把48號頂加小屋讓給了我，自己住到中正橋頭永和豆漿店後方，一個公寓客廳角落用塑膠拉門圈出來的，甚至不能稱之為房間的小隔間。一年後我考上輔大搬進理二舍，他才又搬回續租，課餘兼家教，打很多的工。
房東在頂樓隔出三個房間，加上窄仄一間共用的浴廁，除了我，還有一名讀復興商工的男孩永遠沒睡飽似地，話是沒聽他說過，但進出時甩門的勁道像剛被情人甩了在狠狠洩憤一般，另一個較大的房間住著游文文，後來她的弟弟好像叫游俊義吧也來與她同住。投幣式公用電話擺在走廊，很少有我的電話但常常是我接的電話，接了電話後，敲敲她的房門說電話喔。回房間，聽見她嘩啦嘩啦潺潺流水般的聲音隔一扇門響著。
當我考上大學，游文文送了我一盒二十四色粉彩筆，我拿它畫許多卡片寄給朋友，用著用著捨不得用完，還留著到現在。
游文文老家在宜蘭，搬離永和時我給過她聯絡地址吧，有個暑假她自東京寄來一張明信片，手撕畫是三隻猴子各遮住眼睛、嘴巴、耳朵，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這是我最後一回接到她的音信，社群媒體這樣發達的今日，可惜我還是找她不到。
離開91巷，很快地迎來美麗華。這幢建築，單獨看它像城堡，若與圈圍著它的公寓劃成一個整體，則像土樓。
五月天，日光被阻擋於外，陰影底一片清寂，老公寓群背對著它，家庭餐館在通道旁置備大桌，將菜肴裝盤後再端進客席，一名男人慢緩緩吸著紙菸，鐵欄杆上栓一條癩皮狗，三個小孩趴地上玩遊戲。全像被消音了似地，小孩、狗、男人、廚師，他們動作著但不發出一點聲響。
我放緩腳步沿美麗華繞了兩圈，攔住一名婦人，滄海桑田似地問出其實已經清楚答案的問題：啊，以前這裡是座戲院呢，什麼時候關的門？
婦人仔細思索後回我：關很久了，沒落了，沒有觀眾，應該有，有八九年了吧。這些我都知道，我還可以告訴她：它開幕於一九八一年母親節，六個廳，一千餘個座位，專門放映二輪電影，首先登場的是《黑武士》與《金手指》；九五年《割喉島》是僅有的一次放映首輪影片；九七年同一棟建築成立一家商場，旋即倒閉，妳看，被塗銷文字的看板還像一頂帽子戴在樓頂呢；新世紀一○年美麗華縮小規模成只有兩個廳，隨即於當年九月十六歇業迄今。某年、某月、某日，時間是尺上的刻度，事件安坐其中。婦人說：聽說打算都更，但一直沒什麼進展。
我告訴婦人，三十年前我常來這裡看電影。攔住她與她攀談，其實為的就是說出這句話，說出這句話讓我覺得自己也是個有故事的人。
準備離去時，沿建築我又繞了一圈，看見入口一扇門上有張告示：「本棟樓內已無有價物品，請勿再入內行竊」，這反倒激起我的好奇，上前一步，試探地推了推門，出乎意料地，喀喀什麼東西一疊碎裂聲中，兩扇門微啟一縫，趁沒人注意我再用力一推，側身，一片影子般地我便閃進室內了。
停佇在釘著劇照的櫥窗前，透明玻璃上倒映一張少年的臉孔。少年轉動眼珠子，盤算著，這個看過了，那個也看過了，心裡嘀咕著，怎麼還不上新片？可是不看電影，又能到哪裡去呢？
驗票後走進放映廳，一股腦兒地，爆米花、滷味，各種食物的味道，加上地毯、座椅長年吸附的氣味混攪成一團朝我湧來。我挑了放映室下方的位子坐。片刻後，燈暗，別著「小美冰淇淋」字樣的紅絨簾幕緩緩往舞台兩旁撤退，光束射出，耳際傳來咑咑咑咑放映機運轉的低頻聲響，我抬眼，看光束中微塵湧動。
黎明報到，世界在光裡鋪展開來。
國歌的前奏響起，觀眾懶懶站起了身，歪歪斜斜地，不知有多麼不願意。「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有人低聲跟唱，「以建民國，以進大同」……銀幕上軍容壯盛，十大建設如萬花筒一朵朵綻放。也有觀眾並不起身，坐座位上逕自攫著爆米花吃。不理會唱國歌時必須立正的人是越來越多了，還聽說有個地方首長發布過行政命令，在他轄下，電影放映前不必播放國歌。
緊接著幾個廣告短片後，一部巴士開進銀幕，奔馳於高速公路上。片刻後鏡頭切換進車廂，懸在座椅上方的電視螢幕無聲播放著廖峻、澎澎歌廳秀，兩名少年比肩而坐，較稚嫩的那個因為暈車，頭埋在塑膠袋裡嘔吐，眼看著情況趨緩，卻又一陣噁心，較年長的那個趕緊輕輕拍著他的背。
綠底白字的路標指向三重，巴士開下交流道，靠邊，乘客被催促落車，馬上地又被趕上一輛輛九人座小巴。小巴陸續駛出，上高架橋，橋下流水倒映七彩燈光，染得少年蒼白的臉頰一下子紅一下子綠，跌進染缸似地自己全作不得主。
抵達對岸時，先看到的是高架橋旁一排老舊建築，牆上斑斑駁駁好大的字寫著「中華商場」。眼下這座城市像個大工地，雜沓卻充滿生命力，少年的身體疲倦，但精神亢奮，新天地撲面而來，他睜大眼睛張望這一切。
輯二
〈適合仰望的距離〉
千禧年十月間，我收到一封發自台南的信函，陌生的地址、陌生的寄件者，抽出信札，簡潔地轉達給了我一條訊息：「頃接到琦君阿姨來信，告知您的信她已收到，因右髖骨磨損，必須動大手術，待其病癒，再為您回信。」
我曾聽琦君阿姨提過，她每日寫信十餘封，夫婿李唐基先生叨念她，把每天早晨這最好的光陰都拿來寫信了；儘管纏綿病榻，她仍記掛著有信未回，哪怕對方只是像我這樣一個未曾謀面的小讀者。一思及此，我倒躊躇了，不知長年與她通信，帶給她的究竟是安慰還是負擔？
小學畢業、升中學的那個暑假，一個熱天午後，蟬鳴唧唧至死方休，倒更襯得一整座三合院有種被棄守了的荒涼，我爬上久無人跡的小閣樓，搬下一疊唱盤、一落紅色塑膠繩綑綁的書本，抹掉積塵、拆開塑膠繩，發現一本本書的蝴蝶頁上都鈐一枚藍墨水方整大印：雲鶴藏書。這是已經離家獨立的七叔叔的藏書章。邊打噴嚏邊翻啊翻地最後我聚焦於一本光啟出版，叫作《煙愁》的小書，一頁一頁看去，文字化為人物化為故事，化為情感化為愛，我沉迷於一個溫暖、抒情而不失諧趣的世界。
開學後，課堂上讀到〈下雨天，真好〉，唉啊，那個慈眉善目的母親不正就是我的母親的剪影，溫州那座人事謬葛的四合院也有我和美的這座三合院的影子，我便給琦君寫了封信，寄到九歌出版社。
寫信給課本上的作家，似乎也不需要什麼鼓起勇氣之類的暖身或起跑式，自然是因為初生之犢不知道畏怯，也因為自懂事起我便見識了，遠遠地從鄰村「狗屎仔」春生堂中醫診所與扶桑花夾道現身的，那個一身綠的人，他能為當鄰長的爺爺送來《中央日報》，為堂姊送來筆友的信件、郵購的《愛情青紅燈》，他能把世界送到我們小小的竹圍仔，自然也能把小小的我自竹圍仔送出去。
不久後收到回音，寫在薄如荔枝果肉上白膜的信紙上，微微透著光，裝在中華副刊的中式信封裡，後來才知道，當時華副主編正是九歌創辦人蔡文甫先生。琦君曾於舊式私塾扎扎實實練過書法，寫得一手好字，時有草書變體，常常不易辨認，據說過去華副有人專責識別琦君的手稿。在這第一封信裡，她覆述了我的問題：你說我的年紀比你的媽媽大而比你的奶奶小，不知道該怎麼稱呼，我想你就叫我阿姨吧，許多小讀者都這樣叫我。那一年我讀國中一年級，一九八三，就這樣一來一往地，我這個小讀者與琦君阿姨當起了「筆友」，前後近二十年。
住竹圍仔好鄉下的我，每天清晨踩單車到位於鎮上的和美國中上學，會經過鬧區一座圓環，圓環旁有兩家書店都是學校裡老師開的。
一家叫環球書局，老闆梳油頭，有一雙脣紅齒白孿生子與我同一屆；它主要賣文具與教科書，每於午後日頭西照時店門口會撐開日遮，整家店便籠在金色光暈裡，井然有序、不染一塵，反倒讓人身處其中多少有些不自在。另一家叫學友書局，老闆是公民老師，很慈祥藹和沒脾氣的一個人，女兒也就讀於和美國中，和其他老師的子女不相同的是，讀的是放牛班；她的個頭不大，有股野性，很有人當她是個小太妹，但如今回想，一切都只不過是長度和亮度的問題，她的裙子短了點、衣服合身些，短袖袖口還要再往上摺一褶，而她的嘴上塗了唇蜜，眼光晶亮不畏懼與人對望。
學友書局窄而深，略有點昏暗，沿牆有一書架又一書架的爾雅、九歌與洪範，少年時代讀起書來有種天真與狂熱，手上一有了錢一有了時間，便往裡頭鑽。埋首課外書，儘管能力分班啦體罰啦聯考啦貧窮啦青春的躁動啦，都逼在眉睫，日子仍有夢的質地，未來啊未來我還無法描摹未來的輪廓，但一片光暈等在前方，朦朦朧朧的憧憬與希望。
琦君勤於寫作、出書頻繁，接觸過後，透過出版社的書訊，她的新書一上市，差不多總是上架第一天我便購下，等待下一本書的空檔，就回過頭去讀她的舊作。九歌新書可以得知她的旅美近況，一些清新親切的生活小品，爾雅散文七種，則是她懷舊憶舊代表作。我對琦君的作品一度如數家珍，日本不是有個綜藝節目叫《電視冠軍秀》嗎，我曾打趣，如果以琦君為主題，肯定可以上場較勁。那時候到書局還有個「任務」，我將她的書自架上取下，趁旁人不注意，一一放到平台醒目之處，瀏覽著熟悉的封面，很感到滿足。這個舉止一做不知多少年，是我有了自己的書後，也不曾為自己做過的事。
上大學後，與琦君阿姨一度斷了聯繫，直至退役才恢復通信，當時我打算北上覓職，琦君阿姨得知後，熱切地向我推薦了爾雅。
琦君阿姨的信，偶爾會發發牢騷，說哪個出版社的選書標準有點偏，那個誰的作風又有些奇怪，雲淡風輕草草數語，更凸顯了她的率真，但她對隱地先生從來都只有讚美，她要我給隱地先生寄上履歷，「隱地是位很愛才的文化工作者，你誠誠懇懇的信，可以作他的參考。」她教我怎麼寫這份履歷，態度慷慨，兼且慈愛：「你信中可以說說你對文藝工作之熱中，平日的愛好、閱讀方向等，你也可以稍稍提到他出版的好書，和他方向之正確，使他了解，你不只是一個求職者。」人情練達地她又說：「我去信時，不便先提，免他以為我有偏見，或有意推薦，反造成相反效果。」
不過我初出社會，想試試自己的能耐，自己投履歷、面試，很快進了《陶藝》季刊擔任美術編輯（那還是照相製版的年代），旋即轉任文編，琦君阿姨得知後並未介懷，不久後仍將我引薦給隱地先生。
因為琦君阿姨的引薦，我有機會校對新版《煙愁》，並為這本書寫校後記，進而陰錯陽差地，親炙她的幽默。
評點琦君為人為文的人和文章很多，林海音說她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思果說她落花一片天上來，亮軒說她有流不盡的菩薩泉，溫柔敦厚、文如其人，哀而不傷、怨而不誹，都中肯，卻沒人提起過她的幽默，即連我寫信跟她說，您的散文有幽默的況味，她都回我：「我幽默嗎？」幽默也許不是琦君散文的主旋律，卻並不缺席。
琦君說過，若她寫自傳，首章肯定要題為「泥地上的紫娃娃」，因她出生後，父親滯外不返，母親歸罪於她，大冷天裡將她棄之於地，哭成了個紫娃娃，母親的妯娌見狀，趕忙將她拾起，從此帶在身邊，她就是在琦君筆下菩薩化身的大媽；琦君出生於一九一七年，時局板蕩，一九四九來台，本是北伐名將家裡的官小姐，淪落至住處窄仄到做飯都只能在走道上，沒有餐桌書桌，只好於浴盆上架一張木板權充。面對身世的崎嶇、時代的捉弄，沒有一點幽默感，怎麼能把日子好好過下去？
愛可以是救贖，卻也可能為愛自縛，唯有幽默，才是解藥──琦君婚後，住公共浴室改建的宿舍，水龍頭年久失修滴滴答答，梅雨季裡地板與牆面反潮，她戲稱自己住在水晶宮裡，「水晶宮裡醉千杯，也勝似神仙儔侶」，你看，琦君也有她自我解嘲的一面呢；常出現在她的散文裡的，還有四川夫婿與浙江妻子，加上台灣女傭，因為鄉音無改與急慢迥異的個性所造成的笑料，幾幾乎就是現成的相聲段子，熱鬧得很、逗趣得很。
又比如，琦君是浙江大詞人夏承燾的得意弟子，著有《詞人之舟》介紹詞家、賞析作品，但她並不拘泥於古典，梁實秋譯成莎翁全集，琦君填詞相贈，呼應梁實秋餘暇好摸八圈，她以「雙龍抱」、「清一色」等麻將術語入詞，誰說她只有一顆多愁善感的心？「舊時代的根柢，新時代的洗禮」，才打磨出豐富多彩的琦君文學世界。
一九九八，爾雅打算推出《煙愁》新版本，琦君建議讓我寫個校後記附在書末，隱地先生說，你試試，有話就多說一點，沒話就少說一點。敬謹地交稿後，爾雅隨即發排付梓，書印出來了，我才發現這可怎麼辦我把李唐基先生寫成唐先生了。弄錯長輩的姓氏不是小事，趕緊寫信到新澤西告罪。
很快收到琦君阿姨的回信，和過去一樣信寫得很長，直至信末她才施施然提起：「新版《煙愁》由隱地寄來一本，謝謝你代為細細校閱，並附你的感想文章，我一直要給你寫信而無時間。我們可說是文章知己，你的文章使我非常感動，有你這篇文章附在書中，也可更增強讀者對此書的信心了。你寫錯了李為唐字，沒有關係的，許多人都喊他唐先生，因為他的名字很容易使人弄錯，好在唐朝就姓李，他並不吃虧啊。一笑。隱地說他會改正，你不要過意不去了。」李唐天下，幽默地化解了我的不安。
一般讀者都是先讀到作家文章才去注意作家行誼，但是，我卻是先領略了琦君的幽默，才回過頭去看重她文章裡的這個特質。
新世紀，○二年六月底，我收到鼓鼓的一張信封裡裝了兩封信，一封寫於三月二十六日，A4信紙滿滿兩面，卻在第一行「盛弘如握：」底，空白處加了一行「要重寫此信，不對」，因此有了第二封信寫於六月二十四日，同樣A4大小兩面都寫滿了，啟首是「一直頭暈，加風濕，人像半條命，一直記掛要發你信，又恍恍惚惚以為已回你信了，今天理抽屜，才發現信寫了並未發，大概是因為太辭不達意，故沒有寄，但無論如何還是寫信吧，重寫也是一樣的亂七八糟的字體啊！」自從千禧年台南的陌生朋友給我轉來琦君手術的消息後，我怕打擾了她，已刻意減少通信頻率，這一回，思前想後，為了免她負擔，下定決心就此中斷吧。
這是我們當了前後二十年筆友，我所收到她最後的一封信。
在這最後的一封信裡，琦君阿姨說：「你是我年輕的至交，我非常重視我們的友情。」並在「我非常重視我們的友情」幾個字旁畫線表示重點。
兩年後，琦君阿姨自新澤西返台，定居於淡水，九月中旬在台北復興南路三民大樓舉辦見面會。○二年琦君回台時，曾問我要不要到亞太會館與她一聚，當時我沒有現身，但這一次，一得知消息，一向與文學活動刻意保持點距離的我熱切地趕了過去。這是我第一回看到琦君阿姨呢。她全程都沒有發言，坐輪椅上，身體孱弱，精神疲累，端賴李唐基先生打點一切。會後大夥兒拍照，許多人湊過去跟她打招呼，她被簇擁在讀者之中，我站遠處靜靜地看著。我安於當她的一名小小的仰望者，隔著大洋隔著光陰，隔著文字隔著人群，能夠這樣遠遠地凝視她像遠遠地凝視夜空中一顆明亮的星星，這是最好的距離，我感到十分滿足。
正準備悄悄離開時，黛嫚姊發現了，喊我過去。李唐基先生精神矍鑠，很高興地握了我的手，「王盛弘啊，終於見到你了，真好真好。」我傻傻地問他怎麼知道我，李先生爽朗地說：「我當然知道你啊。」
琦君阿姨也一眼認出了我，顫巍巍地要自輪椅上站起身來，我趨前，她伸出雙手緊緊包覆住我的雙手，好像過去二十年我寄給她的每一封信都像一塊拼圖，她已經正確無誤地拼成了我的完整形象──然而，這只是我的想像，事實是，她的眼中有一脈溫柔的純真與疑惑，嘴裡喃喃念著，「王盛弘啊」，她在腦海裡尋思，「王盛弘啊」。我知道，她只是覆述旁人的話，她已經不記得我了。
〈美麗華〉
當我再一次站在美麗華戲院前，視線所及，牆面已經沒有了披披掛掛像吶喊著看我啊看我的布告、劇照與海報。端詳它的原貌我才發現，這是一座蓋得不知該說是土樓或城堡的建築，通體髹漆成赭紅色，外牆管線紛陳，宛如皮膚底靜脈浮凸而出。
馬戲團已經走了，帳篷卻被棄置於原地日曝雨淋那般地，老了舊了，煢然獨立。
我慢緩緩沿著這座建築走上一圈，心底有話想找人說，又走一圈，我想告訴遇到的不管哪個誰，三十年前我常在這裡看電影。說出這句話，讓我覺得自己也是個有故事的人，有點滄桑有點自負，天方夜譚那般地，可以一個晚上又一晚上，說上一個故事又一個故事。
是十八歲那年，九月中旬一個傍晚，大哥領我搭野雞車北上，怕遭取締，車子停在與北市僅止一橋之隔的三重。乘客分批轉搭小巴接駁，過淡水河，在北門落車，緊接著乘259路公車到永和，最後落腳於哥哥以每月兩千元租住的，竹林路91巷48號頂樓加蓋小屋。
隔天，我尾隨大哥自中正橋頭永和豆漿店，沿竹林路往東。這是鴻源百貨，那是網溪國小，韓國街、市公所，哥哥一一點名，還與他住永和市場公寓二樓的大學同班同學一起用了午餐。
竹林路盡頭，隔著福和路與永貞路相啣，步履不停，很快地我們穿過一處機車腳踏車愛怎麼停就怎麼停的穿堂，在住商混合的販厝圍夾下，龐然矗立一幢建築。這是美麗華戲院，大哥說，我常來這裡看電影。
這是我第一回到美麗華，看的是《金臂人》。當脫衣舞孃黛安‧蓮恩幾近寸縷不著地挑逗觀眾時，我僵在紅絨布面座椅上，竭力保持聲色不動。跟自己的哥哥看這種戲，太讓人不知所措了。
《金臂人》裡，小鎮青年麥特‧狄倫懷著擲骰子絕技，跳上巴士到紙醉金迷芝加哥闖天下。賭場雇用他時，要他清空口袋，將紙鈔、硬幣統統裝進信封。賭場說：我只是幫你保管，幫你把回老家的錢留著。夥伴則告誡狄倫：這是個花花世界，很容易讓人迷失，你很快就會見識到。一句句台詞都像在對我耳提面命。
後來，整整將近一年的重考生活，周末我多在美麗華度過。這是家二輪電影院，五十元一張票可以看上兩部，看完若還想換廳繼續，將折價若干。
那幾年真是窮啊。直到上了大學，還常因沒錢吃飯，用餐時間便窩床上，嚥著清口水，睡過一頓午飯或晚飯。到了月底，小虎總問我，還有錢嗎？說著，掏出幾張紙鈔給我。小虎是同班同學，好朋友，我永遠記得他說過的：我的記性不好，我只記快樂的事。
有一次實在餓得慌，跑回竹林路，哥哥不在，我將兩隻書桌抽屜整個地倒在蘋果綠地磚上，卻只發現幾枚遺落角落的硬幣。離去時，遇到住隔壁的游文文，也不知我的臉上就寫著餓啊好餓或怎麼地，她沒多說什麼，硬塞給我一張大鈔。我說我會儘快還你，游文文回我，不急，我再跟你哥哥要就好。
既然窮，怎麼還有錢看電影？那你告訴我吧，能有什麼地方比二輪電影院更省錢更容易消磨時間的？我習慣不看簡介，隨興鑽進戲院，暗黑之中享受一段段無法預期的旅程。沒有這一趟趟未知目的地的遠行，我該如何排遣重考生活，那彷彿溺在黏答答蛋液裡濕淋淋的雞雛怎麼啄也啄不破蛋殼的苦悶？
美麗華不畫位，我愛挑放映室下方位子坐，當燈光熄滅，耳際響起咑咑咑咑機器規律運轉聲，旋即為音響掩去，礟口般小洞射出一束白光，雞雛啄破蛋殼，迎接了天光，光裡有灰塵微粒彷彿海底浮游生物載浮載沉。
電影是光影藝術，不用五顏六彩它也是電影，靜默無聲它還是電影，唯獨不能沒有光，光的技術，光的魔術。
盧米埃（Lumière）兄弟是電影「發明人」，Lumière的意思正巧就是「光」。
大江健三郎為他那帶著殘疾來到世上的孩子，也取名為「光」。他解釋，孩子出生時他正讀一名法國哲學家的書，書上記載了一個因紐特人的寓言：當天地草創，一片闃黑，一隻烏鴉啄食撒落地面的豆子，每每不得其喙。烏鴉心想，如果有光就好了。就在這麼起心動念之際，黎明報到，世界在光裡鋪展開來。哲學家說：當你全心全意期盼，你所護持的心願就將得以實現。
用更通俗流行的話說，是保羅‧柯爾賀的：當你真心渴望，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
看著日漸恢復健康的孩子，大江健三郎明白了：他的困難就是人類的困難，只要他還活著，就一定會設法朝解決問題的方向努力。這也是薩依德所說：這是人的問題，因此我相信，如果放上一段時間，就會在明亮的方向上看到解決的徵兆。
一切都關乎人，電影不自人生便自人性取材，就算故作跌宕起伏、顛沛流離，也比不過人生的種種艱難、人性的複雜萬端，投射在銀幕上的光影斷不能解決現實的困境，偶或有啟發，時或有暗示，多數時候卻連個徵兆都未能夠顯影。人生大於電影，是《年輕氣盛》裡所說：「就算沒有電影這狗屁，人生還是能繼續下去。」但是，它賜與了一段時光，一個半、兩個小時或更長的時間，觀眾進入一個結界，在這裡，我們被應允，我們被庇護。
沉積岩一般，流行文化每每標誌了時代的切片，那些年一起追的劇，同聲高歌的神曲，排長長隊伍循序買票進場的電影，通關密語一般，讓我們指認彼此──啊，原來你也在這裡。然而，當我主要以坐客廳沙發上，透過電視螢幕，播放自購的DVD或藍光的方式來觀看電影，也許一整個夏天我與伍迪‧艾倫為伍，下一個季節卻對金棕櫚獲獎名片目不轉睛，電影於我就只能是時間的亂針繡，不再像初上台北看的那一些，在座標上扎根，變成了鄉愁。
《比利小英雄》、《飛進未來》便是我永誌不渝的玫瑰花苞，結在我出門遠行的十八歲。
十九世紀的北歐，年邁父親帶著稚子比利，搭上自瑞典開往丹麥的慢船，他們的眼光投向遠方，畫破重重烏雲的是陽光，穿越年深日久的陰翳的，是希望，或對希望的想像。二十世紀的美國郊區，少年賈許對著祖塔遊戲機許下心願，一覺醒來願望成真，他成了個三十歲的成年男人。一個是空間上，對新天地的展望，一個是時間上，對未來的嚮往。
可是，離開這裡、離開現在，就能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嗎？
銀幕上演的雖是虛構的故事，觀眾卻投入自己的真心。報業大亨查爾斯‧凱恩終生記掛兒時雪橇上刻的Rosebud，而我，念念不忘初上台北，在美麗華看的《比利小英雄》與《飛進未來》，我在這兩部電影看到了自己。
日後，每隔幾年我便播放《比利小英雄》重溫一回。在惡魔的天空下，這一雙父子面臨一次又一次難堪的挫敗，一場比利以一枚錢幣換來對弱智同伴的一頓毒打，場面異常慘烈，讓人皺起眉頭想別開臉去。身在底層的比利只能對比他更弱勢的同伴下手，他是想嘗嘗權力的滋味，或只是發洩長期遭受霸凌，積累的憤恨？還好，當比利有機會改寫被奴役的命運時，他作下決定，決定不當管理階層的打手。他收拾行李，離開地主家，他要創造自己的命運，奔向全新的未來。
未知誘惑著我，好奇鼓舞著我，未來是什麼呢我並不知道，未來卻總是令人期待。
至於《飛進未來》，終於在藍光時代得以重睹（如果你的年紀夠大，而且不健忘的話，你會記得，這一路我們經歷了BETA/VHS、VCD、DVD，一路積攢的影片又一路捨棄，而數位串流更以摧枯拉朽之姿進逼），唉，不過是部好萊塢電影嘛，但我仍好有興致地看著。看賈許無法招架女友蘇珊需索進一步的承諾時，孩子一般嚷嚷著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蘇珊問：什麼，你結婚了？賈許回她：蘇珊，我只是個孩子，我還沒準備好面對這一切，我只有十三歲。蘇珊：誰不是呢，我心裡也有一個害怕的小孩。賈許只能疲軟無力地應道：我真的只有十三歲……
我不是賈許，沒有祖塔遊戲機，無法蟲洞裡旅行，奔向三十歲又回到十三歲，我只能往前。然而，我畢竟擅於回顧。回顧，卻也是為了前行。
就有一日，興起舊地重遊的念頭。搭捷運到永和頂溪站，刷悠遊卡租一輛uBike，蔡榮祖不召自來：「背著行囊我要去流浪，要到很高很遠的地方。」長我一歲的新加坡男歌手，於我重考那年，在台灣發行的首張流行歌曲專輯，我輕快哼唱：「帶著一點點行囊，和一點點惆悵，將過去所有煩惱都遺忘。」
踏板踩著踩著，踩進了竹林路91巷。
上台北後，哥哥把48號頂加小屋讓給了我，自己住到中正橋頭永和豆漿店後方，一個公寓客廳角落用塑膠拉門圈出來的，甚至不能稱之為房間的小隔間。一年後我考上輔大搬進理二舍，他才又搬回續租，課餘兼家教，打很多的工。
房東在頂樓隔出三個房間，加上窄仄一間共用的浴廁，除了我，還有一名讀復興商工的男孩永遠沒睡飽似地，話是沒聽他說過，但進出時甩門的勁道像剛被情人甩了在狠狠洩憤一般，另一個較大的房間住著游文文，後來她的弟弟好像叫游俊義吧也來與她同住。投幣式公用電話擺在走廊，很少有我的電話但常常是我接的電話，接了電話後，敲敲她的房門說電話喔。回房間，聽見她嘩啦嘩啦潺潺流水般的聲音隔一扇門響著。
當我考上大學，游文文送了我一盒二十四色粉彩筆，我拿它畫許多卡片寄給朋友，用著用著捨不得用完，還留著到現在。
游文文老家在宜蘭，搬離永和時我給過她聯絡地址吧，有個暑假她自東京寄來一張明信片，手撕畫是三隻猴子各遮住眼睛、嘴巴、耳朵，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這是我最後一回接到她的音信，社群媒體這樣發達的今日，可惜我還是找她不到。
離開91巷，很快地迎來美麗華。這幢建築，單獨看它像城堡，若與圈圍著它的公寓劃成一個整體，則像土樓。
五月天，日光被阻擋於外，陰影底一片清寂，老公寓群背對著它，家庭餐館在通道旁置備大桌，將菜肴裝盤後再端進客席，一名男人慢緩緩吸著紙菸，鐵欄杆上栓一條癩皮狗，三個小孩趴地上玩遊戲。全像被消音了似地，小孩、狗、男人、廚師，他們動作著但不發出一點聲響。
我放緩腳步沿美麗華繞了兩圈，攔住一名婦人，滄海桑田似地問出其實已經清楚答案的問題：啊，以前這裡是座戲院呢，什麼時候關的門？
婦人仔細思索後回我：關很久了，沒落了，沒有觀眾，應該有，有八九年了吧。這些我都知道，我還可以告訴她：它開幕於一九八一年母親節，六個廳，一千餘個座位，專門放映二輪電影，首先登場的是《黑武士》與《金手指》；九五年《割喉島》是僅有的一次放映首輪影片；九七年同一棟建築成立一家商場，旋即倒閉，妳看，被塗銷文字的看板還像一頂帽子戴在樓頂呢；新世紀一○年美麗華縮小規模成只有兩個廳，隨即於當年九月十六歇業迄今。某年、某月、某日，時間是尺上的刻度，事件安坐其中。婦人說：聽說打算都更，但一直沒什麼進展。
我告訴婦人，三十年前我常來這裡看電影。攔住她與她攀談，其實為的就是說出這句話，說出這句話讓我覺得自己也是個有故事的人。
準備離去時，沿建築我又繞了一圈，看見入口一扇門上有張告示：「本棟樓內已無有價物品，請勿再入內行竊」，這反倒激起我的好奇，上前一步，試探地推了推門，出乎意料地，喀喀什麼東西一疊碎裂聲中，兩扇門微啟一縫，趁沒人注意我再用力一推，側身，一片影子般地我便閃進室內了。
停佇在釘著劇照的櫥窗前，透明玻璃上倒映一張少年的臉孔。少年轉動眼珠子，盤算著，這個看過了，那個也看過了，心裡嘀咕著，怎麼還不上新片？可是不看電影，又能到哪裡去呢？
驗票後走進放映廳，一股腦兒地，爆米花、滷味，各種食物的味道，加上地毯、座椅長年吸附的氣味混攪成一團朝我湧來。我挑了放映室下方的位子坐。片刻後，燈暗，別著「小美冰淇淋」字樣的紅絨簾幕緩緩往舞台兩旁撤退，光束射出，耳際傳來咑咑咑咑放映機運轉的低頻聲響，我抬眼，看光束中微塵湧動。
黎明報到，世界在光裡鋪展開來。
國歌的前奏響起，觀眾懶懶站起了身，歪歪斜斜地，不知有多麼不願意。「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有人低聲跟唱，「以建民國，以進大同」……銀幕上軍容壯盛，十大建設如萬花筒一朵朵綻放。也有觀眾並不起身，坐座位上逕自攫著爆米花吃。不理會唱國歌時必須立正的人是越來越多了，還聽說有個地方首長發布過行政命令，在他轄下，電影放映前不必播放國歌。
緊接著幾個廣告短片後，一部巴士開進銀幕，奔馳於高速公路上。片刻後鏡頭切換進車廂，懸在座椅上方的電視螢幕無聲播放著廖峻、澎澎歌廳秀，兩名少年比肩而坐，較稚嫩的那個因為暈車，頭埋在塑膠袋裡嘔吐，眼看著情況趨緩，卻又一陣噁心，較年長的那個趕緊輕輕拍著他的背。
綠底白字的路標指向三重，巴士開下交流道，靠邊，乘客被催促落車，馬上地又被趕上一輛輛九人座小巴。小巴陸續駛出，上高架橋，橋下流水倒映七彩燈光，染得少年蒼白的臉頰一下子紅一下子綠，跌進染缸似地自己全作不得主。
抵達對岸時，先看到的是高架橋旁一排老舊建築，牆上斑斑駁駁好大的字寫著「中華商場」。眼下這座城市像個大工地，雜沓卻充滿生命力，少年的身體疲倦，但精神亢奮，新天地撲面而來，他睜大眼睛張望這一切。
輯二
〈適合仰望的距離〉
千禧年十月間，我收到一封發自台南的信函，陌生的地址、陌生的寄件者，抽出信札，簡潔地轉達給了我一條訊息：「頃接到琦君阿姨來信，告知您的信她已收到，因右髖骨磨損，必須動大手術，待其病癒，再為您回信。」
我曾聽琦君阿姨提過，她每日寫信十餘封，夫婿李唐基先生叨念她，把每天早晨這最好的光陰都拿來寫信了；儘管纏綿病榻，她仍記掛著有信未回，哪怕對方只是像我這樣一個未曾謀面的小讀者。一思及此，我倒躊躇了，不知長年與她通信，帶給她的究竟是安慰還是負擔？
小學畢業、升中學的那個暑假，一個熱天午後，蟬鳴唧唧至死方休，倒更襯得一整座三合院有種被棄守了的荒涼，我爬上久無人跡的小閣樓，搬下一疊唱盤、一落紅色塑膠繩綑綁的書本，抹掉積塵、拆開塑膠繩，發現一本本書的蝴蝶頁上都鈐一枚藍墨水方整大印：雲鶴藏書。這是已經離家獨立的七叔叔的藏書章。邊打噴嚏邊翻啊翻地最後我聚焦於一本光啟出版，叫作《煙愁》的小書，一頁一頁看去，文字化為人物化為故事，化為情感化為愛，我沉迷於一個溫暖、抒情而不失諧趣的世界。
開學後，課堂上讀到〈下雨天，真好〉，唉啊，那個慈眉善目的母親不正就是我的母親的剪影，溫州那座人事謬葛的四合院也有我和美的這座三合院的影子，我便給琦君寫了封信，寄到九歌出版社。
寫信給課本上的作家，似乎也不需要什麼鼓起勇氣之類的暖身或起跑式，自然是因為初生之犢不知道畏怯，也因為自懂事起我便見識了，遠遠地從鄰村「狗屎仔」春生堂中醫診所與扶桑花夾道現身的，那個一身綠的人，他能為當鄰長的爺爺送來《中央日報》，為堂姊送來筆友的信件、郵購的《愛情青紅燈》，他能把世界送到我們小小的竹圍仔，自然也能把小小的我自竹圍仔送出去。
不久後收到回音，寫在薄如荔枝果肉上白膜的信紙上，微微透著光，裝在中華副刊的中式信封裡，後來才知道，當時華副主編正是九歌創辦人蔡文甫先生。琦君曾於舊式私塾扎扎實實練過書法，寫得一手好字，時有草書變體，常常不易辨認，據說過去華副有人專責識別琦君的手稿。在這第一封信裡，她覆述了我的問題：你說我的年紀比你的媽媽大而比你的奶奶小，不知道該怎麼稱呼，我想你就叫我阿姨吧，許多小讀者都這樣叫我。那一年我讀國中一年級，一九八三，就這樣一來一往地，我這個小讀者與琦君阿姨當起了「筆友」，前後近二十年。
住竹圍仔好鄉下的我，每天清晨踩單車到位於鎮上的和美國中上學，會經過鬧區一座圓環，圓環旁有兩家書店都是學校裡老師開的。
一家叫環球書局，老闆梳油頭，有一雙脣紅齒白孿生子與我同一屆；它主要賣文具與教科書，每於午後日頭西照時店門口會撐開日遮，整家店便籠在金色光暈裡，井然有序、不染一塵，反倒讓人身處其中多少有些不自在。另一家叫學友書局，老闆是公民老師，很慈祥藹和沒脾氣的一個人，女兒也就讀於和美國中，和其他老師的子女不相同的是，讀的是放牛班；她的個頭不大，有股野性，很有人當她是個小太妹，但如今回想，一切都只不過是長度和亮度的問題，她的裙子短了點、衣服合身些，短袖袖口還要再往上摺一褶，而她的嘴上塗了唇蜜，眼光晶亮不畏懼與人對望。
學友書局窄而深，略有點昏暗，沿牆有一書架又一書架的爾雅、九歌與洪範，少年時代讀起書來有種天真與狂熱，手上一有了錢一有了時間，便往裡頭鑽。埋首課外書，儘管能力分班啦體罰啦聯考啦貧窮啦青春的躁動啦，都逼在眉睫，日子仍有夢的質地，未來啊未來我還無法描摹未來的輪廓，但一片光暈等在前方，朦朦朧朧的憧憬與希望。
琦君勤於寫作、出書頻繁，接觸過後，透過出版社的書訊，她的新書一上市，差不多總是上架第一天我便購下，等待下一本書的空檔，就回過頭去讀她的舊作。九歌新書可以得知她的旅美近況，一些清新親切的生活小品，爾雅散文七種，則是她懷舊憶舊代表作。我對琦君的作品一度如數家珍，日本不是有個綜藝節目叫《電視冠軍秀》嗎，我曾打趣，如果以琦君為主題，肯定可以上場較勁。那時候到書局還有個「任務」，我將她的書自架上取下，趁旁人不注意，一一放到平台醒目之處，瀏覽著熟悉的封面，很感到滿足。這個舉止一做不知多少年，是我有了自己的書後，也不曾為自己做過的事。
上大學後，與琦君阿姨一度斷了聯繫，直至退役才恢復通信，當時我打算北上覓職，琦君阿姨得知後，熱切地向我推薦了爾雅。
琦君阿姨的信，偶爾會發發牢騷，說哪個出版社的選書標準有點偏，那個誰的作風又有些奇怪，雲淡風輕草草數語，更凸顯了她的率真，但她對隱地先生從來都只有讚美，她要我給隱地先生寄上履歷，「隱地是位很愛才的文化工作者，你誠誠懇懇的信，可以作他的參考。」她教我怎麼寫這份履歷，態度慷慨，兼且慈愛：「你信中可以說說你對文藝工作之熱中，平日的愛好、閱讀方向等，你也可以稍稍提到他出版的好書，和他方向之正確，使他了解，你不只是一個求職者。」人情練達地她又說：「我去信時，不便先提，免他以為我有偏見，或有意推薦，反造成相反效果。」
不過我初出社會，想試試自己的能耐，自己投履歷、面試，很快進了《陶藝》季刊擔任美術編輯（那還是照相製版的年代），旋即轉任文編，琦君阿姨得知後並未介懷，不久後仍將我引薦給隱地先生。
因為琦君阿姨的引薦，我有機會校對新版《煙愁》，並為這本書寫校後記，進而陰錯陽差地，親炙她的幽默。
評點琦君為人為文的人和文章很多，林海音說她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思果說她落花一片天上來，亮軒說她有流不盡的菩薩泉，溫柔敦厚、文如其人，哀而不傷、怨而不誹，都中肯，卻沒人提起過她的幽默，即連我寫信跟她說，您的散文有幽默的況味，她都回我：「我幽默嗎？」幽默也許不是琦君散文的主旋律，卻並不缺席。
琦君說過，若她寫自傳，首章肯定要題為「泥地上的紫娃娃」，因她出生後，父親滯外不返，母親歸罪於她，大冷天裡將她棄之於地，哭成了個紫娃娃，母親的妯娌見狀，趕忙將她拾起，從此帶在身邊，她就是在琦君筆下菩薩化身的大媽；琦君出生於一九一七年，時局板蕩，一九四九來台，本是北伐名將家裡的官小姐，淪落至住處窄仄到做飯都只能在走道上，沒有餐桌書桌，只好於浴盆上架一張木板權充。面對身世的崎嶇、時代的捉弄，沒有一點幽默感，怎麼能把日子好好過下去？
愛可以是救贖，卻也可能為愛自縛，唯有幽默，才是解藥──琦君婚後，住公共浴室改建的宿舍，水龍頭年久失修滴滴答答，梅雨季裡地板與牆面反潮，她戲稱自己住在水晶宮裡，「水晶宮裡醉千杯，也勝似神仙儔侶」，你看，琦君也有她自我解嘲的一面呢；常出現在她的散文裡的，還有四川夫婿與浙江妻子，加上台灣女傭，因為鄉音無改與急慢迥異的個性所造成的笑料，幾幾乎就是現成的相聲段子，熱鬧得很、逗趣得很。
又比如，琦君是浙江大詞人夏承燾的得意弟子，著有《詞人之舟》介紹詞家、賞析作品，但她並不拘泥於古典，梁實秋譯成莎翁全集，琦君填詞相贈，呼應梁實秋餘暇好摸八圈，她以「雙龍抱」、「清一色」等麻將術語入詞，誰說她只有一顆多愁善感的心？「舊時代的根柢，新時代的洗禮」，才打磨出豐富多彩的琦君文學世界。
一九九八，爾雅打算推出《煙愁》新版本，琦君建議讓我寫個校後記附在書末，隱地先生說，你試試，有話就多說一點，沒話就少說一點。敬謹地交稿後，爾雅隨即發排付梓，書印出來了，我才發現這可怎麼辦我把李唐基先生寫成唐先生了。弄錯長輩的姓氏不是小事，趕緊寫信到新澤西告罪。
很快收到琦君阿姨的回信，和過去一樣信寫得很長，直至信末她才施施然提起：「新版《煙愁》由隱地寄來一本，謝謝你代為細細校閱，並附你的感想文章，我一直要給你寫信而無時間。我們可說是文章知己，你的文章使我非常感動，有你這篇文章附在書中，也可更增強讀者對此書的信心了。你寫錯了李為唐字，沒有關係的，許多人都喊他唐先生，因為他的名字很容易使人弄錯，好在唐朝就姓李，他並不吃虧啊。一笑。隱地說他會改正，你不要過意不去了。」李唐天下，幽默地化解了我的不安。
一般讀者都是先讀到作家文章才去注意作家行誼，但是，我卻是先領略了琦君的幽默，才回過頭去看重她文章裡的這個特質。
新世紀，○二年六月底，我收到鼓鼓的一張信封裡裝了兩封信，一封寫於三月二十六日，A4信紙滿滿兩面，卻在第一行「盛弘如握：」底，空白處加了一行「要重寫此信，不對」，因此有了第二封信寫於六月二十四日，同樣A4大小兩面都寫滿了，啟首是「一直頭暈，加風濕，人像半條命，一直記掛要發你信，又恍恍惚惚以為已回你信了，今天理抽屜，才發現信寫了並未發，大概是因為太辭不達意，故沒有寄，但無論如何還是寫信吧，重寫也是一樣的亂七八糟的字體啊！」自從千禧年台南的陌生朋友給我轉來琦君手術的消息後，我怕打擾了她，已刻意減少通信頻率，這一回，思前想後，為了免她負擔，下定決心就此中斷吧。
這是我們當了前後二十年筆友，我所收到她最後的一封信。
在這最後的一封信裡，琦君阿姨說：「你是我年輕的至交，我非常重視我們的友情。」並在「我非常重視我們的友情」幾個字旁畫線表示重點。
兩年後，琦君阿姨自新澤西返台，定居於淡水，九月中旬在台北復興南路三民大樓舉辦見面會。○二年琦君回台時，曾問我要不要到亞太會館與她一聚，當時我沒有現身，但這一次，一得知消息，一向與文學活動刻意保持點距離的我熱切地趕了過去。這是我第一回看到琦君阿姨呢。她全程都沒有發言，坐輪椅上，身體孱弱，精神疲累，端賴李唐基先生打點一切。會後大夥兒拍照，許多人湊過去跟她打招呼，她被簇擁在讀者之中，我站遠處靜靜地看著。我安於當她的一名小小的仰望者，隔著大洋隔著光陰，隔著文字隔著人群，能夠這樣遠遠地凝視她像遠遠地凝視夜空中一顆明亮的星星，這是最好的距離，我感到十分滿足。
正準備悄悄離開時，黛嫚姊發現了，喊我過去。李唐基先生精神矍鑠，很高興地握了我的手，「王盛弘啊，終於見到你了，真好真好。」我傻傻地問他怎麼知道我，李先生爽朗地說：「我當然知道你啊。」
琦君阿姨也一眼認出了我，顫巍巍地要自輪椅上站起身來，我趨前，她伸出雙手緊緊包覆住我的雙手，好像過去二十年我寄給她的每一封信都像一塊拼圖，她已經正確無誤地拼成了我的完整形象──然而，這只是我的想像，事實是，她的眼中有一脈溫柔的純真與疑惑，嘴裡喃喃念著，「王盛弘啊」，她在腦海裡尋思，「王盛弘啊」。我知道，她只是覆述旁人的話，她已經不記得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