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文1
一封安寧病房體驗的邀約
「If I do not wake up tomorrow...」我曾寫過這樣一首詩給我的孩子們。我希望如果那一天真的來臨，我的小孩能讓神和他的父母都感到榮耀；我希望他們好好照顧他們的母親，但是不必要住在一起，保持一種生活上的距離，以減少摩擦，而能永遠保持心靈上的親近；我希望兩個孩子可以互相照顧，紀念他們的父親。
我是一名癌症醫師，二、三十年來，我的工作就是協助生死邊緣的病人與家屬，在身、心、靈求取最大的利益與平靜。求生有勝算時，用盡一切手段延長他們的生命；死亡已不可避免時，給予慰藉和支持，讓他們在道別之前，盡可能不帶著痛苦與遺憾上路，因為協助病人平靜地離開也是醫師的天職。
帶著遺書上班
我時時面對著他人的死亡，那激發我對工作的熱忱與慎重，對生命的想像與好奇。「時機成熟時，我們就會拋棄肉身，擺脫病痛、恐懼和人生的煩惱，逍遙自在，宛如一隻飛回上帝身邊的彩蝶。」我也常思考，我們是否可以如生死學大師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bler-Ross）的這般堅定信仰。
很長的時間，我身上都帶著遺書上班。我認為，男人年過四十後，就應該有這樣的「風險管控」意識。特別因為我一直有高血壓的毛病，也有慢性Ｂ型肝炎，長年以來都必須用藥控制。
Ｂ型肝炎，在台灣早年主要是母子垂直感染，但可能也是很多外科醫師的「職業災害」。早年，醫師開刀防護沒有那麼周密，在手術過程中不小心劃傷自己是家常便飯。在我還是住院醫師時，某一次跟老師的刀，不小心遭手術刀割傷，反射性大叫一聲，結果老師笑著喝斥：「病人肚子那麼大的傷口都沒有叫，你叫什麼？」
醫師手術受傷不只沒有喊痛的權利，在那個還沒有疫苗、沒有抗Ｂ型肝炎免疫球蛋白，而台灣Ｂ型肝炎帶原率極高的年代，有不少醫師就可能像這樣因為傷口的血液與病人的血液互染，被病人感染了而不自知。我猜測，自己也極可能是因此染病。
我很早就有生命風險的準備。在婦產科後半段的生涯，又以照護癌症病患為主，一直希望能為臨終前的病人做更多努力，為推廣安寧療護的觀念和精神盡心。
馬偕醫學院將開辦前，我即與當時安寧療護教育中心主任賴充亮醫師相約，共同推動高中生的生命科學教育。由賴醫師舉辦生命營，邀高中生們來安寧病房體驗；時任醫學研究部主任的我則負責設計科學營，讓學生從生物研究中接觸生命的奧祕。在高中生心底撒下生命和科學啟蒙的種子，不僅是替醫界的未來育苗，也能讓年輕學子及早體會生命的脆弱，學會珍惜自己所擁有的有限時光。
從癌症醫師到癌症病人
當我接下院長職務之後，第一件想要做的事，就是舉辦全院主管「one day in hospice」安寧病房一日體驗活動，由各科室主管到安寧病房住一天，甚至身上插一管，譬如尿管、鼻管，體驗末期病人身體上的苦楚，日後無論在治療、服務或諮詢時，都能真正做到「感同身受」。
儘管三十年來都在醫院與「無常」交手，但沒料到，這回命運的俄羅斯轉盤指針，竟然指向了我！啊～我們穿著白袍的人，角色是病人的代理人，往往忘了，其實和一般人一樣，也是命運棋盤上的一顆棋子。
就在我寄出「安寧病房一日體驗」邀請信函後，收到第一封主管報名回覆的當天，我同時也接到了另一封「通知函」──困擾我兩個月之久的三叉神經疼痛的病理切片報告出爐，瞬間宣告我由一名癌症醫師，轉為一名Ｂ細胞淋巴瘤的癌症患者！
我不需要去安寧病房「體驗」病人的身心感受，我已經立即成為「被體驗組」的一員。
為什麼會是我？！
我曾宣稱，自己用心治療我的癌症病人，一直用同理心對待病患，不僅治病，也關心他們的生活、心理，並且鼓舞他們的情緒，教導他們要「面對疾病，繼續生活」。
此刻，我深知以往自己是如此的不足。我何曾真正接近病人的真實感受？我何曾真正了解，當被診斷為癌症時，是如何期待有其他更好的可能？面對癌症、接受事實，豈是教科書上簡單的五個階段心理歷程可以全然描述。我對我全心信靠的上帝發出質疑：為什麼是我？我一直是那麼忠心的僕人，我是一個好人吶！
投身醫療四十年，我以為已成人師、已是沙場老兵了，我也自以為從未凋零，時時刻刻不放鬆地追求醫療新知的更新與研究。我更以為，自己由接生醫師到癌症醫師，完整通透地體會了生、老、病、死的生命曲線與意義。
歷經六次全身化療、八次標靶治療、四次髓鞘內化療與兩次嚴重併發症，熬過掉髮、嘔吐和肌肉萎縮。過去在無數病人身上看到因為疾病摧殘、藥物副作用，帶給血肉之軀的傷害與痛苦，我都親身經歷過了一回。一次又一次生命的鞭痕，都在刺激我一遍又一遍檢視自己信仰的核心價值，從最初的懷疑，到最後更堅定，心志更明確，態度更為謙卑。
原來，死亡的背後有許多我們不可知的部分，學習和面對它是人生成長的最後階段。這是一條試煉之路、恩典之路，更是學習之路。
罹癌，更激發我的熱情
疾病讓我變成一名「新生」，讓我了解，原來我還有許多未竟之處、未解之事，原來我還有很大的可塑性。透過癌症，訓練我通過最後的進階訓練，它讓我更清楚理解了人生的價值，更清楚看見了自己的使命。
我慢慢領悟，上帝要我經歷癌病的旨意，是在鞭策我更積極用生命去成就該做的事，更主動向我愛的人展露心意。對於人生、對於家庭及對於我的醫療工作，我湧起更大的熱情，我要用我這向上帝借來的生命，榮耀我所熱愛的一切。
現在，當我再對我的孩子們吟誦起多年前我為他們寫的那首小詩，心裡不再只是對他們疼惜的慰藉，而更有著堅強的篤定。
〈當你們不再看見我的時候〉
當你們不再看見我的時候，
孩子，我卻從不曾離去。
早晨，陽光照進你的門窗，
你是否感到溫暖？
孩子，我就在你的身旁。
日落時，微風拂過樹梢，
在沙沙作響的枝葉聲中，
孩子，你可聽到風中夾雜著我的言語？
夜深時刻，當清涼的月光從門縫滲入，
那時我正躡手躡腳，
深情的凝視著你，
我的孩子，
縱然你從此不再看見我，
我卻從來不曾離去。
摘文2
癌末病人教醫師的事
「醫師，請您們不要放棄我太太，請務必要盡一切努力治療她，一分鐘也不要放棄！」
個子小小、經營小餐館的黃先生，一向沉穩謙和，那天他突然在病房裡失控，憤怒地大聲對著一名外科醫師說話，我嚇了一跳，停下腳步。原來，那名外科醫師嘗試向黃先生說明他妻子的病情，並提到應該是到了考慮在最後危急階段，是不是要進行侵入性急救措施的時候。
黃太太雖已年近六十，仍然一副白皙秀氣，一看就知道很受丈夫照顧與疼愛。她是以夫為天的傳統婦人，遇到任何問題，會立即回頭看著丈夫，所有決定與發言，都交由黃先生回答，彷彿隨著終身許配給丈夫，所有的一切也全然託付給了他。
「不准你們放棄我太太！」
黃太太先前在另一家宗教醫院診斷出子宮內膜癌，並已轉移到陰道下段，所有檢查都已在該院完成，之後才轉到我們醫院。據護理人員了解，轉院之前，黃先生為了確保妻子能夠康復，在該院捐了一大筆錢，希望妻子能得人天福報的庇佑。
由於黃太太的病況未獲控制，在轉到我們醫院之後，我們先為她動了手術，再給予化學治療。棘手的是，手術過程中，又發現黃太太除了子宮內膜癌外，還同時有不同細胞形態的卵巢澄清細胞癌，這是一種較為少見、且抗藥性較高的癌症。
因此，黃太太手術後就在疾病起落之間，經歷了許多次不同的化療，還包括一次腸阻塞嚴重而做了迴腸造口術。
黃太太本身是一位非常配合的病人，對各種治療從不喊苦，一切安排都仰賴丈夫決定。但歷經了多次復發，有一次再住院時，原先的迴腸造口術已無法解除她的腸阻塞，她又腹脹厲害，無法進食，所有的標準化學治療都已嘗試而無效。此時，我們的外科同仁善意地提出了可能須面對的最後抉擇：是否要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意願，若急救已無法延長有品質的生命，是否不再勉強加諸包括氣管插管、人工呼吸器及心臟電擊等急救方式的「ＤＮＲ」（Do Not Resuscitate）同意書。
就是這個時候，我第一次見到溫和的黃先生發怒，他誤解醫生不願再盡力救治黃太太，要求醫療團隊不能放棄。
為了我們所愛，提早做好準備
一身樸素、看來節儉的黃先生，卻替妻子選擇住差額負擔最高的單人病房，要求使用最好的藥物，價以萬計的標靶治療也要求盡量使用。但眼看疾病已到了失控的階段，做為醫療人員就當據實以告，請其預先準備。
然而，我們要怎麼告知真實情況，卻不奪去黃先生的最後一點希望？黃先生心裡一定早已知道疾病的程度，只是期待著奇蹟眷顧，我們何忍逼他提早面對他所不願面對的事實？
我們總對年輕醫師說，讓癌末病人簽署ＤＮＲ，是為了免於「延長死亡的過程」，因為那些可能十分痛苦的急救過程，並未真正「延長生命」。
但捫心自問，若面對生命最後關卡的重病患者，是我們自己摯愛的親人，我們又能否如此以理性決斷？
誰來決定死亡過程的長短？誰來決定死亡的過程不是生命的一部分？這不只是癌症醫師，更是做為一個人最艱難的考驗，卻也是最深刻的自我學習與靈性成長。
因此，我們都該及早決定，並交代如何面對自己的最後時刻，避免讓我們所愛及愛我們的人，痛苦地處理如此艱難的課題。
一個感謝，讓我流下男兒淚
有一位我照顧六、七年的卵巢癌老太太，去世前她情緒極度不穩，她說，已經知道自己人生到了盡頭，不斷哀求我們：「讓我安樂死，早死早超生。」我們當然做不到。我只有對她說：「我可以給妳安樂。」就是協助她止痛，可以不痛苦。但老太太不能如願，常在病房裡鬧脾氣，最後，仍在「不安樂」中去世。
在老太太疾病的前半段，我們用心照料。她腹水嚴重，一抽水就得抽上一、兩個鐘頭；一般是插管子讓它自己引流，對於不是單一水囊的積水，這樣抽得不乾淨。我則和住院醫師輪流親手抽，十西西、十西西地抽，需要時，常一抽就抽幾千西西的腹水出來。當時老太太對我們的貼心照顧非常感謝，隨著病情惡化，卻開始對醫療人員發脾氣。
在老太太過世後的某天，一位病友特別來找我，告訴我，其實老太太臨終前囑咐，自己去世之後，請她一定要來找我，對我之前給予老太太的長久照顧表達感謝之意。
我對這名病友說，我當然知道老太太鬧脾氣不是她的真心。但這個遲來的感謝，仍讓我不禁在門診室裡流下男兒淚。這就是一名癌症醫師的「收穫」吧。
在付出之中，收穫更多
照顧癌末病人，讓我一次又一次地反覆思考：人到底是什麼？生命到底是什麼？這些病人都是我的人生導師，激發我的思想。
早年，我很滿足於做為一名接生的產科醫師，體驗生命初始的喜悅；現在，我則很珍惜能夠照顧癌症病人，對生命本質與醫者價值，有更深的體悟。
這樣近距離地觀察生命的起落、圓缺，確實給自己很大的成長，使我認知生命的有限、生命的不可控制，以及人對生命的無奈與無力。這些點點滴滴都讓我價值更清明、智慧更豐厚，無論日常生活或人生歷程，更能夠判斷什麼該執著，什麼不該執著；什麼是有價值，什麼是沒有價值。
轉眼間，在無數人的生命裡歷練、體驗，我也成了一名年過六旬的資深醫師，若還有什麼可以傳遞給年輕後輩的，除了學術醫療上的職能、技巧，便是誠心建議他們，每一天都要注意自己的「靈性成長」。照顧病人時要以同理心、要投入自己的「感情」，如此而能豐富自己的靈性，而能感受到，醫師在付出之中，收穫更多。
一封安寧病房體驗的邀約
「If I do not wake up tomorrow...」我曾寫過這樣一首詩給我的孩子們。我希望如果那一天真的來臨，我的小孩能讓神和他的父母都感到榮耀；我希望他們好好照顧他們的母親，但是不必要住在一起，保持一種生活上的距離，以減少摩擦，而能永遠保持心靈上的親近；我希望兩個孩子可以互相照顧，紀念他們的父親。
我是一名癌症醫師，二、三十年來，我的工作就是協助生死邊緣的病人與家屬，在身、心、靈求取最大的利益與平靜。求生有勝算時，用盡一切手段延長他們的生命；死亡已不可避免時，給予慰藉和支持，讓他們在道別之前，盡可能不帶著痛苦與遺憾上路，因為協助病人平靜地離開也是醫師的天職。
帶著遺書上班
我時時面對著他人的死亡，那激發我對工作的熱忱與慎重，對生命的想像與好奇。「時機成熟時，我們就會拋棄肉身，擺脫病痛、恐懼和人生的煩惱，逍遙自在，宛如一隻飛回上帝身邊的彩蝶。」我也常思考，我們是否可以如生死學大師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bler-Ross）的這般堅定信仰。
很長的時間，我身上都帶著遺書上班。我認為，男人年過四十後，就應該有這樣的「風險管控」意識。特別因為我一直有高血壓的毛病，也有慢性Ｂ型肝炎，長年以來都必須用藥控制。
Ｂ型肝炎，在台灣早年主要是母子垂直感染，但可能也是很多外科醫師的「職業災害」。早年，醫師開刀防護沒有那麼周密，在手術過程中不小心劃傷自己是家常便飯。在我還是住院醫師時，某一次跟老師的刀，不小心遭手術刀割傷，反射性大叫一聲，結果老師笑著喝斥：「病人肚子那麼大的傷口都沒有叫，你叫什麼？」
醫師手術受傷不只沒有喊痛的權利，在那個還沒有疫苗、沒有抗Ｂ型肝炎免疫球蛋白，而台灣Ｂ型肝炎帶原率極高的年代，有不少醫師就可能像這樣因為傷口的血液與病人的血液互染，被病人感染了而不自知。我猜測，自己也極可能是因此染病。
我很早就有生命風險的準備。在婦產科後半段的生涯，又以照護癌症病患為主，一直希望能為臨終前的病人做更多努力，為推廣安寧療護的觀念和精神盡心。
馬偕醫學院將開辦前，我即與當時安寧療護教育中心主任賴充亮醫師相約，共同推動高中生的生命科學教育。由賴醫師舉辦生命營，邀高中生們來安寧病房體驗；時任醫學研究部主任的我則負責設計科學營，讓學生從生物研究中接觸生命的奧祕。在高中生心底撒下生命和科學啟蒙的種子，不僅是替醫界的未來育苗，也能讓年輕學子及早體會生命的脆弱，學會珍惜自己所擁有的有限時光。
從癌症醫師到癌症病人
當我接下院長職務之後，第一件想要做的事，就是舉辦全院主管「one day in hospice」安寧病房一日體驗活動，由各科室主管到安寧病房住一天，甚至身上插一管，譬如尿管、鼻管，體驗末期病人身體上的苦楚，日後無論在治療、服務或諮詢時，都能真正做到「感同身受」。
儘管三十年來都在醫院與「無常」交手，但沒料到，這回命運的俄羅斯轉盤指針，竟然指向了我！啊～我們穿著白袍的人，角色是病人的代理人，往往忘了，其實和一般人一樣，也是命運棋盤上的一顆棋子。
就在我寄出「安寧病房一日體驗」邀請信函後，收到第一封主管報名回覆的當天，我同時也接到了另一封「通知函」──困擾我兩個月之久的三叉神經疼痛的病理切片報告出爐，瞬間宣告我由一名癌症醫師，轉為一名Ｂ細胞淋巴瘤的癌症患者！
我不需要去安寧病房「體驗」病人的身心感受，我已經立即成為「被體驗組」的一員。
為什麼會是我？！
我曾宣稱，自己用心治療我的癌症病人，一直用同理心對待病患，不僅治病，也關心他們的生活、心理，並且鼓舞他們的情緒，教導他們要「面對疾病，繼續生活」。
此刻，我深知以往自己是如此的不足。我何曾真正接近病人的真實感受？我何曾真正了解，當被診斷為癌症時，是如何期待有其他更好的可能？面對癌症、接受事實，豈是教科書上簡單的五個階段心理歷程可以全然描述。我對我全心信靠的上帝發出質疑：為什麼是我？我一直是那麼忠心的僕人，我是一個好人吶！
投身醫療四十年，我以為已成人師、已是沙場老兵了，我也自以為從未凋零，時時刻刻不放鬆地追求醫療新知的更新與研究。我更以為，自己由接生醫師到癌症醫師，完整通透地體會了生、老、病、死的生命曲線與意義。
歷經六次全身化療、八次標靶治療、四次髓鞘內化療與兩次嚴重併發症，熬過掉髮、嘔吐和肌肉萎縮。過去在無數病人身上看到因為疾病摧殘、藥物副作用，帶給血肉之軀的傷害與痛苦，我都親身經歷過了一回。一次又一次生命的鞭痕，都在刺激我一遍又一遍檢視自己信仰的核心價值，從最初的懷疑，到最後更堅定，心志更明確，態度更為謙卑。
原來，死亡的背後有許多我們不可知的部分，學習和面對它是人生成長的最後階段。這是一條試煉之路、恩典之路，更是學習之路。
罹癌，更激發我的熱情
疾病讓我變成一名「新生」，讓我了解，原來我還有許多未竟之處、未解之事，原來我還有很大的可塑性。透過癌症，訓練我通過最後的進階訓練，它讓我更清楚理解了人生的價值，更清楚看見了自己的使命。
我慢慢領悟，上帝要我經歷癌病的旨意，是在鞭策我更積極用生命去成就該做的事，更主動向我愛的人展露心意。對於人生、對於家庭及對於我的醫療工作，我湧起更大的熱情，我要用我這向上帝借來的生命，榮耀我所熱愛的一切。
現在，當我再對我的孩子們吟誦起多年前我為他們寫的那首小詩，心裡不再只是對他們疼惜的慰藉，而更有著堅強的篤定。
〈當你們不再看見我的時候〉
當你們不再看見我的時候，
孩子，我卻從不曾離去。
早晨，陽光照進你的門窗，
你是否感到溫暖？
孩子，我就在你的身旁。
日落時，微風拂過樹梢，
在沙沙作響的枝葉聲中，
孩子，你可聽到風中夾雜著我的言語？
夜深時刻，當清涼的月光從門縫滲入，
那時我正躡手躡腳，
深情的凝視著你，
我的孩子，
縱然你從此不再看見我，
我卻從來不曾離去。
摘文2
癌末病人教醫師的事
「醫師，請您們不要放棄我太太，請務必要盡一切努力治療她，一分鐘也不要放棄！」
個子小小、經營小餐館的黃先生，一向沉穩謙和，那天他突然在病房裡失控，憤怒地大聲對著一名外科醫師說話，我嚇了一跳，停下腳步。原來，那名外科醫師嘗試向黃先生說明他妻子的病情，並提到應該是到了考慮在最後危急階段，是不是要進行侵入性急救措施的時候。
黃太太雖已年近六十，仍然一副白皙秀氣，一看就知道很受丈夫照顧與疼愛。她是以夫為天的傳統婦人，遇到任何問題，會立即回頭看著丈夫，所有決定與發言，都交由黃先生回答，彷彿隨著終身許配給丈夫，所有的一切也全然託付給了他。
「不准你們放棄我太太！」
黃太太先前在另一家宗教醫院診斷出子宮內膜癌，並已轉移到陰道下段，所有檢查都已在該院完成，之後才轉到我們醫院。據護理人員了解，轉院之前，黃先生為了確保妻子能夠康復，在該院捐了一大筆錢，希望妻子能得人天福報的庇佑。
由於黃太太的病況未獲控制，在轉到我們醫院之後，我們先為她動了手術，再給予化學治療。棘手的是，手術過程中，又發現黃太太除了子宮內膜癌外，還同時有不同細胞形態的卵巢澄清細胞癌，這是一種較為少見、且抗藥性較高的癌症。
因此，黃太太手術後就在疾病起落之間，經歷了許多次不同的化療，還包括一次腸阻塞嚴重而做了迴腸造口術。
黃太太本身是一位非常配合的病人，對各種治療從不喊苦，一切安排都仰賴丈夫決定。但歷經了多次復發，有一次再住院時，原先的迴腸造口術已無法解除她的腸阻塞，她又腹脹厲害，無法進食，所有的標準化學治療都已嘗試而無效。此時，我們的外科同仁善意地提出了可能須面對的最後抉擇：是否要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意願，若急救已無法延長有品質的生命，是否不再勉強加諸包括氣管插管、人工呼吸器及心臟電擊等急救方式的「ＤＮＲ」（Do Not Resuscitate）同意書。
就是這個時候，我第一次見到溫和的黃先生發怒，他誤解醫生不願再盡力救治黃太太，要求醫療團隊不能放棄。
為了我們所愛，提早做好準備
一身樸素、看來節儉的黃先生，卻替妻子選擇住差額負擔最高的單人病房，要求使用最好的藥物，價以萬計的標靶治療也要求盡量使用。但眼看疾病已到了失控的階段，做為醫療人員就當據實以告，請其預先準備。
然而，我們要怎麼告知真實情況，卻不奪去黃先生的最後一點希望？黃先生心裡一定早已知道疾病的程度，只是期待著奇蹟眷顧，我們何忍逼他提早面對他所不願面對的事實？
我們總對年輕醫師說，讓癌末病人簽署ＤＮＲ，是為了免於「延長死亡的過程」，因為那些可能十分痛苦的急救過程，並未真正「延長生命」。
但捫心自問，若面對生命最後關卡的重病患者，是我們自己摯愛的親人，我們又能否如此以理性決斷？
誰來決定死亡過程的長短？誰來決定死亡的過程不是生命的一部分？這不只是癌症醫師，更是做為一個人最艱難的考驗，卻也是最深刻的自我學習與靈性成長。
因此，我們都該及早決定，並交代如何面對自己的最後時刻，避免讓我們所愛及愛我們的人，痛苦地處理如此艱難的課題。
一個感謝，讓我流下男兒淚
有一位我照顧六、七年的卵巢癌老太太，去世前她情緒極度不穩，她說，已經知道自己人生到了盡頭，不斷哀求我們：「讓我安樂死，早死早超生。」我們當然做不到。我只有對她說：「我可以給妳安樂。」就是協助她止痛，可以不痛苦。但老太太不能如願，常在病房裡鬧脾氣，最後，仍在「不安樂」中去世。
在老太太疾病的前半段，我們用心照料。她腹水嚴重，一抽水就得抽上一、兩個鐘頭；一般是插管子讓它自己引流，對於不是單一水囊的積水，這樣抽得不乾淨。我則和住院醫師輪流親手抽，十西西、十西西地抽，需要時，常一抽就抽幾千西西的腹水出來。當時老太太對我們的貼心照顧非常感謝，隨著病情惡化，卻開始對醫療人員發脾氣。
在老太太過世後的某天，一位病友特別來找我，告訴我，其實老太太臨終前囑咐，自己去世之後，請她一定要來找我，對我之前給予老太太的長久照顧表達感謝之意。
我對這名病友說，我當然知道老太太鬧脾氣不是她的真心。但這個遲來的感謝，仍讓我不禁在門診室裡流下男兒淚。這就是一名癌症醫師的「收穫」吧。
在付出之中，收穫更多
照顧癌末病人，讓我一次又一次地反覆思考：人到底是什麼？生命到底是什麼？這些病人都是我的人生導師，激發我的思想。
早年，我很滿足於做為一名接生的產科醫師，體驗生命初始的喜悅；現在，我則很珍惜能夠照顧癌症病人，對生命本質與醫者價值，有更深的體悟。
這樣近距離地觀察生命的起落、圓缺，確實給自己很大的成長，使我認知生命的有限、生命的不可控制，以及人對生命的無奈與無力。這些點點滴滴都讓我價值更清明、智慧更豐厚，無論日常生活或人生歷程，更能夠判斷什麼該執著，什麼不該執著；什麼是有價值，什麼是沒有價值。
轉眼間，在無數人的生命裡歷練、體驗，我也成了一名年過六旬的資深醫師，若還有什麼可以傳遞給年輕後輩的，除了學術醫療上的職能、技巧，便是誠心建議他們，每一天都要注意自己的「靈性成長」。照顧病人時要以同理心、要投入自己的「感情」，如此而能豐富自己的靈性，而能感受到，醫師在付出之中，收穫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