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但丁未見之境：東歐大屠殺（節錄）

希特勒政權是歷史上最狂熱的種族主義政權。此政權所做的一切，無論是文化或社會政策、教育、科學還是戰爭層面，全都是為了種族上被認定為德國人的人種利益。但其政策同時也前後矛盾，納粹主義理當是反斯拉夫的，希特勒卻與斯洛伐克和克羅埃西亞這兩個斯拉夫國家結盟，同時對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等斯拉夫民族行種族滅絕之舉。要理解希特勒腦海中對波蘭人這種由來已久的意識形態敵意是從何而來，是不可能的。
在一九三九年以前，希特勒原本一直很欽佩約瑟夫．畢蘇斯基政權，還曾拉攏波蘭一同發動反蘇聯運動。要說他鄙視哪個斯拉夫群體，那就屬捷克人了。然而待戰爭結束時，捷克人口其實還有增加，捷克城鎮一如既往地風景如畫；另一方面卻有五分之一的波蘭公民死亡，許多波蘭城鎮都成了廢墟。這種差別待遇不是因為種族意識形態，而是因為波蘭政府違抗希特勒，而捷克政府沒有。塞爾維亞人的反抗也解釋了一九四一年四月德國為何會猛攻貝爾格勒：若非幾天前塞爾維亞軍官發動了政變，希特勒其實無意攻擊或轟炸南斯拉夫，更不用說要挑起造成一百多萬人死傷的游擊戰了。
希特勒視德國的反蘇聯事業為神聖之舉，甚至不許被俘的蘇聯士兵參與其中，儘管有許多人（尤其烏克蘭人）很樂意這麼做。因為這樣，希特勒於一九四一年底任由數百萬紅軍俘虜死於飢餓和曝曬，認為他們連作德國的奴隸都不配。至一九四三年，戰爭局勢發生變化，被俘的蘇聯士兵有了作用。數十萬俘虜獲派制服與武器並為第三帝國而戰，然而有些人在最後轉而反抗德軍，幫忙拯救了捷克愛國人士於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發動的布拉格起義。
從這幾個例子可以看出，只有在合適的政治時機，德國的政策才會奉種族意識形態為圭臬。當斯拉夫人看起來有用處時，德國就會討好他們尋求合作；要是他們挑釁，就會被消滅。但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看看納粹種族主義的中心目標：猶太人，就能發現故事截然不同。一九四一年，納粹領導階層決定必須消滅歐洲所有猶太人，在這之後他們沒有回頭、幾乎沒有偏離目標、幾乎沒有例外。納粹認為猶太人除了死亡之外別無他用。
不過希特勒可無法隨便強制推行自己的想法，但德國社會內外都有願意與他合作的人。他基本上毫不妥協。在希特勒心目中，猶太人是一個人類群體，但他們身上卻有種如惡魔般不聖潔的東西，使他們有別於其他人類群體。希特勒說，其政權殺害猶太人是在「替天行道」。種族滅絕在他眼中是偉大的美德，絕對不容許例外，因為希特勒認為，就算只有幾個猶太人也會帶來無窮盡的麻煩。希特勒於一九四五年四月自殺身亡，此前已在德國占領或結盟的土地上殺死了極為多數的猶太人，他仍然堅信國際猶太人的陰謀正在主導德國敵人的命運。他告訴祕書馬丁．鮑曼（Martin Bormann），猶太人是一支「精神種族」。
所以說，猶太人大屠殺的故事並非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它是德國鬥爭的核心，是一個於一九三三年開啟的中央戰區——希特勒的國家於同一年制定出毀滅猶太人的機制：首先是以法律定義，然後再侵占財產、隔離，最後於一九四一年襲擊蘇聯後行物理毀滅。這種機制被擴展到德國控制的新領土，對於希特勒和其政權來說，東歐任何事務——羅馬尼亞石油、匈牙利的糧食或前線的斯洛伐克軍隊——全都沒有對猶太人趕盡殺絕來得重要。猶太種族計畫凌駕於所有問題之上，從德國軍隊占領波蘭或波希米亞的那一刻起，一直持續到德軍不敵蘇聯火箭彈襲擊而撤回維也納及柏林的那一刻為止。
納粹議程只與三個盟國中執政菁英的心態完全吻合：羅馬尼亞、克羅埃西亞及斯洛伐克；不意外的是，這幾國的民族主義菁英也對自家的民族主義最沒有安全感。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菁英階層面臨的難題，與我們在克羅埃西亞見到的難題相似：在民族時代之前幾乎沒有建國歷史，在德國劃定的邊界內也沒有。除此之外，更有多種聲音主張擁有這些國家的領土主權，使得他們的領袖訴諸於民族領土的最強烈論據，也就是種族主義。十九世紀強調共有語言和文化的民族概念已成為一種過時罕見的想法；如今，想要為自身種族爭取土地的人採用的是部分科學、部分與神祕主義有關的論點。羅馬尼亞人或克羅埃西亞人的珍貴「血統」不僅合理化奪取領土的行為，也合理化了這種「淨化」的行動。
這場戰爭似乎提供了一個控制領土的大好機會，沒把握住就再也不會有了。一九四一年七月，羅馬尼亞的安東尼斯庫將軍說道，戰爭帶來「我們歷史上最有利的機會……為人民清除靈魂中的所有異物。所以就由我承擔全部法律責任，沒有任何成規、完全自由；不過我也會告訴你們，根本沒有法律」。幾個月前，希特勒曾告訴克羅埃西亞的安特．帕韋利奇：「你的機會來了」，但帕韋利奇本就不須勸誘。據米洛萬．吉拉斯說，當塞爾維亞人對烏斯塔沙的殺人狂說紅軍很快就會來解放南斯拉夫時，他們只是靜靜聽著，並回答道：紅軍也許會來，但他們抵達的時候，就是你們的死期。
然而這幾國與德國還是有差別的。東歐政權無論有多信奉種族主義，仍會視需求修改反猶主義，使其更能服務強健國家的總體目標。他們懂得投機，如果這麼做可以加強國家的領土統治（尤其是敵國掌控下的領土時），他們也會通過反猶法條或將猶太人驅逐到德國。然而在戰爭後期，當德國看起來沒有勝算、而戰勝國即將懲處犯下「危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的國家時，東歐政權也將猶太人從德國掌中拉了回來。對這些國家而言，猶太人並沒有像在希特勒心目中那樣代表一種近乎形而上的邪惡。
簡言之，這就是羅馬尼亞的故事，該國未經德國要求即殺害猶太人，後來卻在德國迫切需要時阻止遣送猶太人去送死。對克羅埃西亞法西斯分子而言，反塞爾維亞主義使反猶主義黯然失色。相比之下，納粹領袖則不把猶太人問題當作取得其他東西的途徑。這個問題必須用暴力來「解決」，不為達成任何目的，無論在戰爭期間有任何機會考量，還是對事後懲處有何恐懼，都無法令其動搖。保加利亞或匈牙利的民族主義者也讓德國官員受挫，因為這些人雖自稱為盟友，但似乎根本不知道猶太人對自己及對其他地方會造成何種「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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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在二戰期間居住於中東歐的非猶太人來說，無論是居住在擁有自己國家的土地（匈牙利或保加利亞），還是居住在德國直接統治（波蘭占領區）或半直接統治的地方（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塞爾維亞），情況都大不相同。波蘭占領區是個恐怖統治持續不斷的地方，任何非德國本地人都可能在莫須有的情況下被逮捕謀殺，莫名遭到懷疑也是常有之事。波蘭詩人切斯瓦夫．米華殊（Czesław Milosz）曾見一對夫婦帶著孩子出門散步。一輛德國汽車來了，車裡有個人用槍指著父親，父親上了車，車子就這樣開走了。然而他什麼也沒做，就只是讓德國官員不悅而已，也許是因為他看起來很享受生活吧。
但在其他地方，除了地下抗爭熱絡的南斯拉夫部分地區外，非猶太人仍幾乎是正常生活。在典型的匈牙利、保加利亞、捷克或斯洛伐克城鎮或村莊，人們還是會舉行婚喪喜慶、照常上學、處理農事、感受到日常的快樂和痛苦。有些年輕人入伍為德國而戰，但會在損傷過於慘重時被召回。一九四四年八月，羅馬尼亞士兵突然將武器轉而指向德國人。對於大多數東歐人來說，戰爭侵入生活的主要管道，就是每日的新聞報紙而已。
這可不是東歐猶太人體驗到的希特勒戰爭。無論他們住在哪裡，地區的至尊霸主納粹德國都想要了結他們的性命；一旦領土被這個國家統治，他們的命運也會就此改變，猶太人無論是在清醒或睡夢中都受到恐怖所擾。即便斯洛伐克或羅馬尼亞農民或捷克工廠裡的工人都仍照常生活，但猶太人無論如何就是該死，他們的生命在一九四一年底之後的每一刻都可能隨時停止。而我們也從惡夢中知道，不請自來的「敲門聲」象徵著典型的現代恐怖統治，指的就是可能導致死亡的未知命運。
如今，對於被納粹或被其扶植的任何政權認定為猶太人的所有人而言，這就是現實。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內的城市奧洛摩茲，李赫登斯泰（Lichtenstein）一家成員有父親沃伊捷赫（Vojtěch）、母親瑪格麗塔（Margareta）、十一歲的菲利普（Filip）和九歲的阿爾弗雷德（Alfred），一家四口原本過著平淡無奇的生活，而中歐小鎮常見的重要猶太教堂只坐落在一個街區之外，卻於一九三九年九月被納粹夷為平地。接著人們出現了歧視行為，與東部屠殺和集中營有關的謠言紛傳；最後，一家人收到打包行李的傳票。一九四二年七月，敲門聲響起，門外之人命令一家人從平靜的奧洛摩茲撤離，首先要前往特雷簡斯塔特（Theresienstadt），然後再到「東方」——箇中原因在幾個月前根本無人能想像，更不用說要如何解釋了。
有些猶太人躲開了遣送行動轉為地下活動，但這樣就成了「法外之徒」（vogelfrei），也就是沒有任何權利的人，比奴隸還不如，被發現即格殺勿論。如果猶太人離開藏身處呼吸新鮮空氣，他們遇到的任何當地非猶太人都可能會自行代理德國當局的工作，並要求他們證明自己的雅利安人身分。波蘭猶太裔作家珍妮娜．鮑曼（Janina Bauman）曾描寫在一九四三年，惡棍是如何在華沙的電車上將她的朋友脫光衣服，她身上沒有配戴星星，但對方「感覺到」她是猶太人。那是個美麗的春日，在壁櫥裡生活了幾個月之後，友人只想重新看看看到和體驗這個世界。她最後是在電車的終點站遭到槍殺，還是被送進了死亡集中營，我們無從得知。
激進民族主義想要猶太人消失並不是新鮮事，但這種恐怖經歷卻是頭一遭。過往完全沒有先例，而且針對目標明確，不僅避開李赫登斯泰一家在奧洛摩茲公寓樓上樓下的非猶太人，也略過了坐在阿爾弗雷德和菲利普旁邊的同學。他們若無其事地繼續上課，有機會過上完整的生活。
所以說，大屠殺不僅客觀來說有其獨特之處（國家傾盡整個大陸之力、利用其行政權力和科技實力來殺死一個種族），從主觀的角度來說亦然，納粹當局和助紂為虐者的威權都有能力為受害者帶來赤裸裸的恐懼，伴隨著極度絕望、孤獨和極度失敗之感，最糟糕的就是無法拯救自己的孩子。
猶太人逐漸體認到的這種恐怖統治很具體明確，不過還有其他東歐人也會擔驚受怕，像是非法的共產黨人或社會民主黨人這類密謀造反者。如果蓋世太保發現有密謀活動，「敲門聲」就會找上門來。有時候，這幾群人的命運也會交織在一起，許多共產黨的密謀者同時也是猶太人；舉例來說，柏林就有一整群既是朋友又是黨同志的年輕猶太人於一九四二年被捕處決。要說為什麼猶太人會加入南斯拉夫的共產游擊隊，部分原因是他們希望能夠自保。正如我們所見，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以來波蘭的國家地位遭到剝奪後，恐懼也是波蘭人的命運，雖然這種恐懼並不是存在於每個清醒時刻，其恐懼之深刻也不比猶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