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前言
本書探討的是十四世紀至十七世紀的哲學發展。從人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劇變的時期，期間發生了諸多重大歷史事件，如大航海時代、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宗教改革以及文藝復興等。此外，本書原則上將「近世」一詞用來指稱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中葉，藉此與隨後的「近代」加以區分。
在西方，哲學擺脫對神學的從屬地位，成為一門獨立的世俗學問，大致始於十七世紀。當時，大學中的文學院以研究亞里斯多德的著作為主要內容，哲學逐漸取得了獨立於神學的地位。兩者的對立與「普遍論爭」（problem of universals）中，唯實論（realism）與唯名論（nominalism）的分歧觀點相互交織，進而塑造了哲學史的框架。即便到了今天，唯實論與唯名論的對立仍深刻影響著哲學史的發展。宗教改革後，隨著大學教育的普及化，哲學逐漸走向世俗化，並擺脫了對宗教的依賴。然而，即使在將哲學與宗教視為一體化的趨勢中，我們仍需不斷反思神學與哲學之間的關係。
從世界史的整體視角來看，中世紀與近世的時代劃分是否合理，無疑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在西方，「中世紀」這一名稱本身就建立在近世文化復興的前提下，因此古代與近世被視為光明的時期，而中世紀則長期受到「黑暗時代」這種偏見的影響。
在那些將中世紀視為黃金時代的人眼中，近世之後的發展被認為是衰退與沒落的過程，而為近世鋪路的思想家則被視為破壞中世紀秩序的罪魁禍首，因此遭到憎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唯名論者——奧坎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 ca.1285-1347）。
在中世紀，許多異端思想都帶有啟示錄式的末世論色彩。即將來臨的末日預示著現有秩序的顛覆與變革，並伴隨著困苦大眾對幸福生活的期待。中世紀的人們始終渴望著新時代的降臨。（未完）
摘文
第一章 從西方中世紀到近世
一、西方中世紀與近世
西方中世紀到近世的哲學演進
科學史學家亞歷山大．夸黑（Alexandre Koyré, 1892-1964）在《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一書中，描繪了近代科學誕生時期的思想變遷，這正是從封閉的有限世界邁向開放的無限宇宙的過程。中世紀向近世的過渡亦與此相呼應，無論在人類活動還是哲學思想上，皆逐步走向更為開放的狀態。然而，這種近世的開放並非在全球同步發生，而是由西方率先引領了這一變革。
一般認為，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我思故我在」，帶來了近世哲學的第一道曙光。那麼，世界哲學史對這一普遍觀點會有何評價呢？我並非想說笛卡兒的言論過於狹隘，而是想探討：意識的審判是否真的構成了哲學的主要舞台？在進入大航海時代，當世界開始以全球為舞台時，哲學家們真的僅僅沉浸在意識的世界中嗎？無論是從哥特佛萊德．威廉．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的「預定和諧說」（pre-established harmony）來看，還是從巴魯赫．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 1632-1677）的「神即自然」宣言來看，哲學家將自己與世界隔絕，困於意識的繭中進行思索，顯然不是他們應有的基本態度。
那麼，十七世紀的近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呢？這個世紀並非徹底擺脫中世黑暗的「理性主義」時代，而是一個光明與黑暗相互交織的「巴洛克」時期。在天主教發起的反宗教改革浪潮中，宗教裁判日益加強，因異端罪被火刑處死的受害者數量達到歷史最高峰，獵巫行動也達到鼎盛。即便在基督新教的世界，獵巫行動同樣盛行。人類歷史從黑暗走向光明，並非沿著一條直線前進。世界史始終充滿著無法盡述的人性黑暗，即使到了現代，這些黑暗依然存在。
中世與近世的分界點究竟是什麼？如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所言，世界與人類的發現標誌著文藝復興（近世）的開端。換句話說，「『中世』加上『世界與人類』等於近世」這樣的公式便能解釋這一轉變。另一方面，吉爾森（Étienne Gilson, 1884-1978）則認為，世界與人類早在中世紀已經被發現，而近世的特徵則在於失去了上帝，因此他提出了「『中世』減去『上帝』等於近世」的歷史圖式。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中世與近世孰優孰劣，而在於近世是否為了強調自身的存在意義，而刻意捏造出一個「中世紀」作為對比。
西方中世紀之秋
讓我們稍微回溯一下。十四世紀是黑死病肆虐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黑暗的時期。從天主教的角度來看，中世紀末期是羅馬教廷走向衰落的黑暗時代。
接下來，如果大致追溯至十七世紀的歷史進程，可以按以下順序排列：十四世紀（黑死病、教宗的亞維儂之囚、天主教會大分裂、英法百年戰爭）、十五世紀（義大利文藝復興全盛時期、佛羅倫斯的繁榮）、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大航海時代）、十七世紀（巴洛克時期、理性主義）。這樣整理後，歷史似乎顯現出逐漸邁向光明時代的趨勢。
從統一的觀點回顧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尤其是從世界哲學的角度來看，這確實是一項極為艱鉅的課題。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這一時期包含了以活字印刷術為代表的媒體革命、大航海時代以及宗教改革等歷史轉折點。而從哲學的角度來看，情況又如何呢？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哲學往往如同「密涅瓦的貓頭鷹」 ，總是在時代的大事件發生後姍姍來遲地登場。
進入近世後，儘管笛卡兒、萊布尼茲等著名哲學家相繼登場，但在十四、十五世紀這段時期，並未出現太多足以稱為大思想家的人物。因此，這一時期往往被視為模糊不清，並在命名上常被歸類為中世紀末期或文藝復興。然而，我們不妨將十七世紀定位為「巴洛克時期」，並將路易斯．德．莫利納（Luis de Molina, 1535-1600）和弗朗西斯科．蘇亞雷斯（Francisco Suárez, 1548-1617）等第二經院哲學家（second scholasticism）納入這一時期的哲學核心。第二經院哲學指的是十六、十七世紀的經院哲學。如此一來，我們便能看到中世紀與近世之間的連續性。經院哲學並未隨著中世紀的終結而衰退。（未完）
前言
本書探討的是十四世紀至十七世紀的哲學發展。從人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劇變的時期，期間發生了諸多重大歷史事件，如大航海時代、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宗教改革以及文藝復興等。此外，本書原則上將「近世」一詞用來指稱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中葉，藉此與隨後的「近代」加以區分。
在西方，哲學擺脫對神學的從屬地位，成為一門獨立的世俗學問，大致始於十七世紀。當時，大學中的文學院以研究亞里斯多德的著作為主要內容，哲學逐漸取得了獨立於神學的地位。兩者的對立與「普遍論爭」（problem of universals）中，唯實論（realism）與唯名論（nominalism）的分歧觀點相互交織，進而塑造了哲學史的框架。即便到了今天，唯實論與唯名論的對立仍深刻影響著哲學史的發展。宗教改革後，隨著大學教育的普及化，哲學逐漸走向世俗化，並擺脫了對宗教的依賴。然而，即使在將哲學與宗教視為一體化的趨勢中，我們仍需不斷反思神學與哲學之間的關係。
從世界史的整體視角來看，中世紀與近世的時代劃分是否合理，無疑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在西方，「中世紀」這一名稱本身就建立在近世文化復興的前提下，因此古代與近世被視為光明的時期，而中世紀則長期受到「黑暗時代」這種偏見的影響。
在那些將中世紀視為黃金時代的人眼中，近世之後的發展被認為是衰退與沒落的過程，而為近世鋪路的思想家則被視為破壞中世紀秩序的罪魁禍首，因此遭到憎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唯名論者——奧坎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 ca.1285-1347）。
在中世紀，許多異端思想都帶有啟示錄式的末世論色彩。即將來臨的末日預示著現有秩序的顛覆與變革，並伴隨著困苦大眾對幸福生活的期待。中世紀的人們始終渴望著新時代的降臨。（未完）
摘文
第一章 從西方中世紀到近世
一、西方中世紀與近世
西方中世紀到近世的哲學演進
科學史學家亞歷山大．夸黑（Alexandre Koyré, 1892-1964）在《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一書中，描繪了近代科學誕生時期的思想變遷，這正是從封閉的有限世界邁向開放的無限宇宙的過程。中世紀向近世的過渡亦與此相呼應，無論在人類活動還是哲學思想上，皆逐步走向更為開放的狀態。然而，這種近世的開放並非在全球同步發生，而是由西方率先引領了這一變革。
一般認為，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我思故我在」，帶來了近世哲學的第一道曙光。那麼，世界哲學史對這一普遍觀點會有何評價呢？我並非想說笛卡兒的言論過於狹隘，而是想探討：意識的審判是否真的構成了哲學的主要舞台？在進入大航海時代，當世界開始以全球為舞台時，哲學家們真的僅僅沉浸在意識的世界中嗎？無論是從哥特佛萊德．威廉．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的「預定和諧說」（pre-established harmony）來看，還是從巴魯赫．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 1632-1677）的「神即自然」宣言來看，哲學家將自己與世界隔絕，困於意識的繭中進行思索，顯然不是他們應有的基本態度。
那麼，十七世紀的近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呢？這個世紀並非徹底擺脫中世黑暗的「理性主義」時代，而是一個光明與黑暗相互交織的「巴洛克」時期。在天主教發起的反宗教改革浪潮中，宗教裁判日益加強，因異端罪被火刑處死的受害者數量達到歷史最高峰，獵巫行動也達到鼎盛。即便在基督新教的世界，獵巫行動同樣盛行。人類歷史從黑暗走向光明，並非沿著一條直線前進。世界史始終充滿著無法盡述的人性黑暗，即使到了現代，這些黑暗依然存在。
中世與近世的分界點究竟是什麼？如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所言，世界與人類的發現標誌著文藝復興（近世）的開端。換句話說，「『中世』加上『世界與人類』等於近世」這樣的公式便能解釋這一轉變。另一方面，吉爾森（Étienne Gilson, 1884-1978）則認為，世界與人類早在中世紀已經被發現，而近世的特徵則在於失去了上帝，因此他提出了「『中世』減去『上帝』等於近世」的歷史圖式。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中世與近世孰優孰劣，而在於近世是否為了強調自身的存在意義，而刻意捏造出一個「中世紀」作為對比。
西方中世紀之秋
讓我們稍微回溯一下。十四世紀是黑死病肆虐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黑暗的時期。從天主教的角度來看，中世紀末期是羅馬教廷走向衰落的黑暗時代。
接下來，如果大致追溯至十七世紀的歷史進程，可以按以下順序排列：十四世紀（黑死病、教宗的亞維儂之囚、天主教會大分裂、英法百年戰爭）、十五世紀（義大利文藝復興全盛時期、佛羅倫斯的繁榮）、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大航海時代）、十七世紀（巴洛克時期、理性主義）。這樣整理後，歷史似乎顯現出逐漸邁向光明時代的趨勢。
從統一的觀點回顧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尤其是從世界哲學的角度來看，這確實是一項極為艱鉅的課題。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這一時期包含了以活字印刷術為代表的媒體革命、大航海時代以及宗教改革等歷史轉折點。而從哲學的角度來看，情況又如何呢？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哲學往往如同「密涅瓦的貓頭鷹」 ，總是在時代的大事件發生後姍姍來遲地登場。
進入近世後，儘管笛卡兒、萊布尼茲等著名哲學家相繼登場，但在十四、十五世紀這段時期，並未出現太多足以稱為大思想家的人物。因此，這一時期往往被視為模糊不清，並在命名上常被歸類為中世紀末期或文藝復興。然而，我們不妨將十七世紀定位為「巴洛克時期」，並將路易斯．德．莫利納（Luis de Molina, 1535-1600）和弗朗西斯科．蘇亞雷斯（Francisco Suárez, 1548-1617）等第二經院哲學家（second scholasticism）納入這一時期的哲學核心。第二經院哲學指的是十六、十七世紀的經院哲學。如此一來，我們便能看到中世紀與近世之間的連續性。經院哲學並未隨著中世紀的終結而衰退。（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