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前言
世界哲學史的可能性究竟存在嗎？康德（Immanuel Kant）在探討「先驗」（a priori）判斷的可能性時，引用數學命題作為具體範例，指出這就是先驗的總體判斷，因此這樣的命題是可能的。同樣地，要說明世界哲學史的可能性，我們仍需具體範例來證明。
世界哲學史是一個持續進行的過程。在「世界哲學史」系列套書中所展開的「世界哲學」概念，並非僅僅是簡單的資料彙整或收集。它也不僅僅意味著普遍概念中的「世界」這一抽象事物，更不是對哲學作為絕對精神之流的總結與整理。世界哲學史的目標，並不是全然無差異或無個體性的普遍整體性，而是一種包含多樣性的多元視角。
世界文明的誕生，與人類集體定居於大河流域、建立集權的條件密切相關；而哲學，則有希臘這一源頭。如果僅僅從希臘出發，將哲學視作對知識的狹隘探索，那麼其範圍不管如何，都會是有限的。事實上，直到十九世紀為止，哲學的討論幾乎都侷限於西方世界。
然而，「世界哲學史」企圖探討的，並非這種狹隘的哲學範疇。同時，這也引發了一個新問題：這種廣義的「哲學」究竟從何處顯現？又是如何呈現出來的呢？
人類對原理與起源的追尋，展現出一種無法僅從直接影響關係來推斷的結構性對應。例如，日本的鎌倉佛教與西方的托缽修道會運動，雖然兩者之間不存在直接影響的關聯，卻無法僅視作偶然，而是展現了一種深層結構上的對應。更精確地說，這或許不是單純的偶然現象。若要將這些現象作為應當深入探究的問題，我們便不能以地理區域的限制來理解哲學的發展，而應以共時性的思想排列來整體鳥瞰。同時，我們也必須考量知識矩陣化、網格化的整理方式，因為知識的分布不能只沿著單一時間軸來整理。
鎌倉佛教與托缽修道會這兩場運動，分別出現在歐亞大陸的東端與西端。邊境常常成為新思想的搖籃。當我們回溯哲學的起源時，邊境孕育新哲學的現象，賦予了我們一個全新的視角，讓我們得以重新審視此前未曾關注的思想史配置。
本書是「世界哲學史」系列的第四冊，將以十三世紀為主舞台，探討參與其中的各思想流派，並展示位於歐洲中心的哲學群體與邊境思想之間的多樣配置與互動。
摘文
第一章 城市的發達與個人的覺醒
一、十三世紀與哲學
十三世紀的哲學
十三世紀的「哲學」是什麼？將其置於世界哲學的脈絡下，又具備什麼樣的意義呢？十三世紀是「中世紀」的巔峰時期，或許從這裡開始說起是合適的，儘管這個切入點隱含著一些陷阱。因為當我們使用「中世紀」這個名稱時，往往會認為它源於「古代西方與近世西方之間」，從而使視野被局限於西方地區。
在這個時期，歐洲在世界歷史中的存在感急劇增強，哲學創造力也相當顯著，因此稱其為「西方哲學的時代」並不為過。因此，本章將接受「中世紀」的時代劃分，並將主題限定在西方。然而，我們仍然會產生疑問：這個時期的思想運作，是否真的能被限制為「哲學」？或者，與其稱之為「哲學」，是否更接近於基督教神學？
若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就不得不強調希臘哲學的延續與影響。然而，僅以哲學的視角來解釋中世紀思想，仍然是一種偏見。我們究竟應該關注哲學，還是重視中世紀的獨特基督教神學？無論選擇哪條道路，都難免遭到研究者的批判。此外，有一個與中世紀息息相關的概念，即「十二世紀文藝復興」。十二世紀是英雄故事與騎士精神、亞貝拉與艾綠綺思轟轟烈烈的戀情，以及歐洲認同得以確立的時期。此外，翻譯、科學技術、貿易、十字軍、阿拉伯學術的輸入、科學復興，以及吟遊詩人（Troubadour）的登場，還有浪漫愛的出現，都使得十二世紀成為一個充滿多彩話題的時代。
十二世紀是成長的時代，而十三世紀則是西方中世紀的最盛期。在歷史定位上，這個時期具有怎樣的意義？哲學史的潮流又如何與之呼應並行動？本冊的目的之一就是解釋這個問題。
這一時期見證了城市的發展、商業的成長、教育的進步以及大學的興起，托缽修道會的成功也顯示了各方面的顯著進步。這是歐洲在多個領域大規模發展的時代，開始邁向世界歷史舞台的中心。同時，這也是對「世界體系由亞洲整體構成，歐洲不過是大陸西端的邊陲」這一觀點的否定，標誌著西方影響力的急劇增長。
就十二世紀的哲學而言，雖然出現了安瑟莫和亞貝拉等少數獨立的思想家，但整體來看，這個時期較偏向於吸納過去與外來思想，而非歐洲思想的獨立積累期。到了十三世紀，則是獨立思想大量產出並迅速累積的時代。因此，若從多瑪斯．阿奎那塑造的中世紀經院哲學的黃金時代來看，不能簡單地將十三世紀以後視為文化急速衰退的時期。
讓我們試著將目光投向世界吧！雖然我們不能確定在世界各地都出現了與西方中世紀思想崛起相應的現象。在印度，雖然十二世紀出現了羅摩奴闍等思想家，但很難說那是一個哲學的繁榮期。在中國，朱子於一二○○年逝世後，十三世紀也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思想潮流。
然而，在這一時期的日本，卻出現了法然、榮西、明惠、道元、親鸞、一遍等眾多思想家。因此，這反而是一個在大陸的西端與東端，雖然偏居一隅，卻充滿哲學激盪的時代。這個邊陲或許不僅僅是簡單的邊陲，而是超越世界的部分構成，隱含著巨大的動能。
大學與哲學
十三世紀，大學在巴黎、波隆那和牛津等地相繼成立，為西方學術形態帶來了根本性的變革。當時的大學通常由神學、法學、醫學和文學四個專業學院組成，學生首先需完成以「自由學藝」為核心的基礎教育，然後再進入專業學院接受進一步的培訓。在這四個學院中，文學院以亞里斯多德的著作為主要教材，因此又被稱為「哲學院」，顯示出其獨特性。此外，神學院的學生若要獲得「神學教授」的最高資格，必須不斷積累聽課、授課及討論的經驗，前後至少需要十五年的時間。然而，神學教授的資格在國際間通用，這樣的學制促進了歐洲學術的傳播與標準化。因此，可以說大學的成立對學術知識的發展與流通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由於文學院的學術基礎建立在亞里斯多德的著作上，這種影響深刻地觸及了神學領域，因此引發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哲學與神學、自然與恩典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畢竟，亞里斯多德的知識體系由多種方法論（如《工具論》）以及基於這些方法論的哲學著作所構成，而這些理論與神學思想之間存在許多不匹配之處。
集結正統神學思想典故的《命題集註解》在十二世紀以後被大量編纂，但所處理的仍然是基督教固有的論點。神學部的授課內容主要集中在聖經課程與《四部語錄注》，特別是後者的編纂形式，可說是神學研究的基本模式。儘管這樣的知識再生產模式乍看之下顯得相當守舊，我們卻不應忽視其中運用傳統材料、並在討論中提倡新思考方法的技術革新。即使是老師的觀點，也不必完全接受，而應保持批判的態度，提出自己的獨特見解。
由於神學教授資格的國際通用，這促進了人文交流的興盛，並導致研究據點的流動。知識隨著這些流動而傳遞並擴散增殖。即使在知識的傳達形式上，討論和註解的使用也引發了各種見解的提出。學說的積累開始形成；這種積累促進了分類，隨著各種學說和見解的整理，在十四世紀後開始急速發展。
雖然多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的《神學大全》採用了較易理解的敘述文體，但在其他著作中出現的學說則異常繁多（例如定期討論的《真理論》），其內容的難解與細緻程度更是難以與《神學大全》相比。鄧斯．司各脫（Duns Scotus, ca. 1265/6-1308）被稱為「精妙博士」，他的哲學思想以其難解著稱，而比他更為精密繁瑣的神學家則不計其數。新的學說不斷累積，熱烈的討論持續增長，最終推動了「學說史」的發展。
不過，對於全四卷的《四部語錄注》的授課，這是成為神學教授的必要條件，因此這種授課不僅意味著對主要學說的理解和記憶，還包括論駁以及附加自己的新學說。隨著時間推移，學說的數量不斷增加，如果在學習期間無法徹底讀完，這些學說就難以以學術的形式被繼承。到了十五世紀，《四部語錄注》的授課形式逐漸被淘汰，因為其內容的量已達到極限。
然而，隨著活字印刷術的出現，書籍成為新的記憶媒介，這一情況發生了變化。當目次、索引和標題的設置使檢索變得更為便捷，人類的知識不再需要依賴記憶來保存。在中世紀的哲學環境中，這為追求近世哲學提供了嶄新的可能性；這種環境的變化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要素。
無論如何，十三世紀建立了由四種學院組成的大學，確立了以拉丁語為表達形式並在歐洲全境流通的學術體系，從而推動了歐洲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形成強大的共同文化圈。這一時代的變化是相當重要的，因此，我們應該在文化環境的變遷中理解十三世紀的重要性。
最後要問的是，這種文化環境的劇烈變化，是否僅僅是歐洲的特殊現象呢？確實，從目前所見的論點來看，當時的文化變遷似乎是歐洲特有的產物。然而，我認為還應該有其他的考察軸，那就是「城市」這一論點。事實上，「城市」並非歐洲的獨特產物，當我們從歷史的長河來看這種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地的聚居形式時，便會發現「城市」對人類生活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我認為應當從城市與哲學發展的密切結合來思考十三世紀哲學的發展趨勢。（未完）
前言
世界哲學史的可能性究竟存在嗎？康德（Immanuel Kant）在探討「先驗」（a priori）判斷的可能性時，引用數學命題作為具體範例，指出這就是先驗的總體判斷，因此這樣的命題是可能的。同樣地，要說明世界哲學史的可能性，我們仍需具體範例來證明。
世界哲學史是一個持續進行的過程。在「世界哲學史」系列套書中所展開的「世界哲學」概念，並非僅僅是簡單的資料彙整或收集。它也不僅僅意味著普遍概念中的「世界」這一抽象事物，更不是對哲學作為絕對精神之流的總結與整理。世界哲學史的目標，並不是全然無差異或無個體性的普遍整體性，而是一種包含多樣性的多元視角。
世界文明的誕生，與人類集體定居於大河流域、建立集權的條件密切相關；而哲學，則有希臘這一源頭。如果僅僅從希臘出發，將哲學視作對知識的狹隘探索，那麼其範圍不管如何，都會是有限的。事實上，直到十九世紀為止，哲學的討論幾乎都侷限於西方世界。
然而，「世界哲學史」企圖探討的，並非這種狹隘的哲學範疇。同時，這也引發了一個新問題：這種廣義的「哲學」究竟從何處顯現？又是如何呈現出來的呢？
人類對原理與起源的追尋，展現出一種無法僅從直接影響關係來推斷的結構性對應。例如，日本的鎌倉佛教與西方的托缽修道會運動，雖然兩者之間不存在直接影響的關聯，卻無法僅視作偶然，而是展現了一種深層結構上的對應。更精確地說，這或許不是單純的偶然現象。若要將這些現象作為應當深入探究的問題，我們便不能以地理區域的限制來理解哲學的發展，而應以共時性的思想排列來整體鳥瞰。同時，我們也必須考量知識矩陣化、網格化的整理方式，因為知識的分布不能只沿著單一時間軸來整理。
鎌倉佛教與托缽修道會這兩場運動，分別出現在歐亞大陸的東端與西端。邊境常常成為新思想的搖籃。當我們回溯哲學的起源時，邊境孕育新哲學的現象，賦予了我們一個全新的視角，讓我們得以重新審視此前未曾關注的思想史配置。
本書是「世界哲學史」系列的第四冊，將以十三世紀為主舞台，探討參與其中的各思想流派，並展示位於歐洲中心的哲學群體與邊境思想之間的多樣配置與互動。
摘文
第一章 城市的發達與個人的覺醒
一、十三世紀與哲學
十三世紀的哲學
十三世紀的「哲學」是什麼？將其置於世界哲學的脈絡下，又具備什麼樣的意義呢？十三世紀是「中世紀」的巔峰時期，或許從這裡開始說起是合適的，儘管這個切入點隱含著一些陷阱。因為當我們使用「中世紀」這個名稱時，往往會認為它源於「古代西方與近世西方之間」，從而使視野被局限於西方地區。
在這個時期，歐洲在世界歷史中的存在感急劇增強，哲學創造力也相當顯著，因此稱其為「西方哲學的時代」並不為過。因此，本章將接受「中世紀」的時代劃分，並將主題限定在西方。然而，我們仍然會產生疑問：這個時期的思想運作，是否真的能被限制為「哲學」？或者，與其稱之為「哲學」，是否更接近於基督教神學？
若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就不得不強調希臘哲學的延續與影響。然而，僅以哲學的視角來解釋中世紀思想，仍然是一種偏見。我們究竟應該關注哲學，還是重視中世紀的獨特基督教神學？無論選擇哪條道路，都難免遭到研究者的批判。此外，有一個與中世紀息息相關的概念，即「十二世紀文藝復興」。十二世紀是英雄故事與騎士精神、亞貝拉與艾綠綺思轟轟烈烈的戀情，以及歐洲認同得以確立的時期。此外，翻譯、科學技術、貿易、十字軍、阿拉伯學術的輸入、科學復興，以及吟遊詩人（Troubadour）的登場，還有浪漫愛的出現，都使得十二世紀成為一個充滿多彩話題的時代。
十二世紀是成長的時代，而十三世紀則是西方中世紀的最盛期。在歷史定位上，這個時期具有怎樣的意義？哲學史的潮流又如何與之呼應並行動？本冊的目的之一就是解釋這個問題。
這一時期見證了城市的發展、商業的成長、教育的進步以及大學的興起，托缽修道會的成功也顯示了各方面的顯著進步。這是歐洲在多個領域大規模發展的時代，開始邁向世界歷史舞台的中心。同時，這也是對「世界體系由亞洲整體構成，歐洲不過是大陸西端的邊陲」這一觀點的否定，標誌著西方影響力的急劇增長。
就十二世紀的哲學而言，雖然出現了安瑟莫和亞貝拉等少數獨立的思想家，但整體來看，這個時期較偏向於吸納過去與外來思想，而非歐洲思想的獨立積累期。到了十三世紀，則是獨立思想大量產出並迅速累積的時代。因此，若從多瑪斯．阿奎那塑造的中世紀經院哲學的黃金時代來看，不能簡單地將十三世紀以後視為文化急速衰退的時期。
讓我們試著將目光投向世界吧！雖然我們不能確定在世界各地都出現了與西方中世紀思想崛起相應的現象。在印度，雖然十二世紀出現了羅摩奴闍等思想家，但很難說那是一個哲學的繁榮期。在中國，朱子於一二○○年逝世後，十三世紀也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思想潮流。
然而，在這一時期的日本，卻出現了法然、榮西、明惠、道元、親鸞、一遍等眾多思想家。因此，這反而是一個在大陸的西端與東端，雖然偏居一隅，卻充滿哲學激盪的時代。這個邊陲或許不僅僅是簡單的邊陲，而是超越世界的部分構成，隱含著巨大的動能。
大學與哲學
十三世紀，大學在巴黎、波隆那和牛津等地相繼成立，為西方學術形態帶來了根本性的變革。當時的大學通常由神學、法學、醫學和文學四個專業學院組成，學生首先需完成以「自由學藝」為核心的基礎教育，然後再進入專業學院接受進一步的培訓。在這四個學院中，文學院以亞里斯多德的著作為主要教材，因此又被稱為「哲學院」，顯示出其獨特性。此外，神學院的學生若要獲得「神學教授」的最高資格，必須不斷積累聽課、授課及討論的經驗，前後至少需要十五年的時間。然而，神學教授的資格在國際間通用，這樣的學制促進了歐洲學術的傳播與標準化。因此，可以說大學的成立對學術知識的發展與流通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由於文學院的學術基礎建立在亞里斯多德的著作上，這種影響深刻地觸及了神學領域，因此引發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哲學與神學、自然與恩典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畢竟，亞里斯多德的知識體系由多種方法論（如《工具論》）以及基於這些方法論的哲學著作所構成，而這些理論與神學思想之間存在許多不匹配之處。
集結正統神學思想典故的《命題集註解》在十二世紀以後被大量編纂，但所處理的仍然是基督教固有的論點。神學部的授課內容主要集中在聖經課程與《四部語錄注》，特別是後者的編纂形式，可說是神學研究的基本模式。儘管這樣的知識再生產模式乍看之下顯得相當守舊，我們卻不應忽視其中運用傳統材料、並在討論中提倡新思考方法的技術革新。即使是老師的觀點，也不必完全接受，而應保持批判的態度，提出自己的獨特見解。
由於神學教授資格的國際通用，這促進了人文交流的興盛，並導致研究據點的流動。知識隨著這些流動而傳遞並擴散增殖。即使在知識的傳達形式上，討論和註解的使用也引發了各種見解的提出。學說的積累開始形成；這種積累促進了分類，隨著各種學說和見解的整理，在十四世紀後開始急速發展。
雖然多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的《神學大全》採用了較易理解的敘述文體，但在其他著作中出現的學說則異常繁多（例如定期討論的《真理論》），其內容的難解與細緻程度更是難以與《神學大全》相比。鄧斯．司各脫（Duns Scotus, ca. 1265/6-1308）被稱為「精妙博士」，他的哲學思想以其難解著稱，而比他更為精密繁瑣的神學家則不計其數。新的學說不斷累積，熱烈的討論持續增長，最終推動了「學說史」的發展。
不過，對於全四卷的《四部語錄注》的授課，這是成為神學教授的必要條件，因此這種授課不僅意味著對主要學說的理解和記憶，還包括論駁以及附加自己的新學說。隨著時間推移，學說的數量不斷增加，如果在學習期間無法徹底讀完，這些學說就難以以學術的形式被繼承。到了十五世紀，《四部語錄注》的授課形式逐漸被淘汰，因為其內容的量已達到極限。
然而，隨著活字印刷術的出現，書籍成為新的記憶媒介，這一情況發生了變化。當目次、索引和標題的設置使檢索變得更為便捷，人類的知識不再需要依賴記憶來保存。在中世紀的哲學環境中，這為追求近世哲學提供了嶄新的可能性；這種環境的變化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要素。
無論如何，十三世紀建立了由四種學院組成的大學，確立了以拉丁語為表達形式並在歐洲全境流通的學術體系，從而推動了歐洲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形成強大的共同文化圈。這一時代的變化是相當重要的，因此，我們應該在文化環境的變遷中理解十三世紀的重要性。
最後要問的是，這種文化環境的劇烈變化，是否僅僅是歐洲的特殊現象呢？確實，從目前所見的論點來看，當時的文化變遷似乎是歐洲特有的產物。然而，我認為還應該有其他的考察軸，那就是「城市」這一論點。事實上，「城市」並非歐洲的獨特產物，當我們從歷史的長河來看這種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地的聚居形式時，便會發現「城市」對人類生活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我認為應當從城市與哲學發展的密切結合來思考十三世紀哲學的發展趨勢。（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