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試閱

第二章 諷刺/社會評論(節錄)

珍.奧斯丁(Jane AUSTEN)

生於:1775年12月16日
死於:1817年7月18日
國籍:英國
主要著作:《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

珍奧斯丁寫作時期,現代小說方才起步。她戲仿此前多情浪漫的小說,成為現實主義成形的重要聲音。她的作品匿名出版,「一位女士所著」取代了她的名字。

奧斯丁用節奏來反映情緒。《傲慢與偏見》(1813)中,達西先生求婚的步調見於句子長度:「我的掙扎只是徒勞無功,我無法抑制我的感情。您必須允許我告訴您,我是如何地景仰愛慕您。」偏見超越了他的溫柔,一個以子句構成的長句反映出這點:「他眼中家庭背景為她帶來的卑下──身分不夠──使他的情感總是受到批判壓抑,同時卻又懷著一股似乎是折磨帶來的暖意⋯⋯」

機智與諷刺

奧斯丁的六部小說都以英國社會的權貴階級為主,探討當時社會規則和習俗底下的人性面相。她的故事核心是女性憑藉婚姻取得經濟保障與社會地位,而儘管限制重重,愛情卻又總能在生活中萌芽。她的文字充滿機智與諷刺。第一部小說《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 1811),標題是對此前「感性小說類」的俏皮致意;這類小說總是藉著情節與角色堆疊情緒。奧斯丁戲仿這種手法,同時也描繪人類經驗的現實面。

奧斯丁的情節往往由假象和誤解帶引。隨著情節發展,主要人物的真正面貌逐步顯現。對話帶出人物的陰暗面,或人物歡愉的對話藏著更陰暗的一面。真正的情感常透過信件揭露,就像達西先生寫給伊莉莎白那封的坦誠和真心。這也是《勸導》(Persuasion, 1817)結局的關鍵。溫沃斯坐在酒吧提筆給安,安也來到這裡,溫沃斯無意間聽到她向朋友透露她對愛的看法。溫沃斯信中的詩句優美而有力:「您穿透了我的靈魂。我既感痛苦,又充滿希望⋯⋯我從來只愛您,沒有別人。」奧斯丁顯示,階級意識和社會規矩儘管能抑制情緒,真實感情仍將自行迸發:「極少,完整的真相極少被任何人揭露;某事沒有多少被遮掩,或被誤會,極少發生;但即便那樣,儘管像此時,舉止遭到誤解,情感卻不曾」《艾瑪》(Emma, 1815)。

一項被世人公認的真理

奧斯丁常採用被動語態,這在現代文學頗不受到認可。她是以此表達人物對當時社會習俗的遵從。《傲慢與偏見》的開場白就是很好的例子:「但凡有錢的單身男子必定想要娶妻,這是一項被世人公認的真理。」小說接下來可見,人物性格消極地引出其言,例如談自己在社會被賦予的位階:「我的情感並未被想感動他們的企圖所膨脹。我的情緒或許可被稱作怨恨。我的好意見一旦失去,就被永遠地遺失了。」

每部小說中,人物及彼此的互動推展著情節。主人翁們的內在面臨挑戰,歷經巨大變化。奧斯丁以社會習俗成見開場,讓筆下人物來打破它。《傲慢與偏見》前面,我們了解到跳舞被視為有助戀愛,換言之,就是找個追求者。這就是評斷愛情的方式:「喜歡跳舞是談情說愛的可靠前提。」小說尾聲,伊莉莎白看透自己曾有的一切傲慢與偏見,真正愛上了達西先生:「現在別把我當作想戲弄你的優雅淑女,而是向你吐露真心話的理性生物。」她看穿了批判能遮蔽我們真正的自我與感情,人類的一樁普世體會:「直到此刻我才認識自己。」

「我討厭聽你口中的所有女性好像都是淑女,而非理性生物。我們全都不想一輩子平靜無波。」── 珍.奧斯丁,《勸導》

【和珍.奧斯丁學寫作】延伸的三個練習

練習28|諷刺

奧斯丁的作品基調往往充滿諷刺,她善用自己銳利的機智,戲仿社會習俗與角色類型。《傲慢與偏見》中,伊莉莎白以嘲諷、機敏的輕蔑,表達自己對達西與整體男性的偏見:「嘲笑一名男子的同時,你也總會發現一些趣味。」諷刺的展開,往往是先提出某種觀念,再用尖利的評論推翻它。伊莉莎白先說自己嘲笑男人,言下之意是交談中不見趣味,只有虛偽;隨即又說偶爾還是有所發現,算是稱讚,也可說是諷刺。在一次伊莉莎白與父親的簡短對話中,嘲諷與幽默就被拿來傳達父親的想法個性,以及母親:「你可面臨一個不愉快的抉擇了,伊莉莎白:今天起,你與雙親之一必將形同陌路。如果你不嫁給柯林斯先生,你母親絕對不要再見到你;如果你嫁了,我就不再見你。」

練習:寫些嘲弄諷刺的文字,來反映當今的社會習俗。不妨從某人表達想法、或幾人交談的角度出發。

練習29|自由間接引語(free indirect speech)

奧斯丁發展出自由間接引語技巧,透過第三人稱敘事,描繪人物的思想言談。這讓讀者直探人物內心,也保留了結構的流暢,與全知敘事者的觀察。《傲慢與偏見》即透過這個技巧,使讀者窺見賓利先生的想法:

「⋯⋯每個人對他都十分關注仁慈,沒有客套做作,他很快便覺得與大家毫無隔閡;至於班奈特小姐,更是他見過最美麗的天使。」

練習:寫些自由間接引語,也許幾個簡短的例子,或一段較長的敘述。先用標準的、第三人稱的敘事者來介紹某個角色,再讓這位敘事者呈現該角色的內心世界。

(略)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生於:1929年4月1日
死於:2023年7月11日
國籍:捷克──法國
主要著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如之前的卡夫卡(見44頁),昆德拉用鬧劇及荒誕,處理人類存在的普世課題。音樂理論在其間扮演重要角色,對位法和多重複音(聲響及語音的連結)有著充分的發揮。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昆德拉不斷以「媚俗」(kitsch)與「狗屎」(shit)二詞,呈現極權主義政權的荒謬與人類對「狗屎」的普遍否認──認為一切應當完美、淨化。這種烏托邦的理想,不容許世上那不容否定的存在──狗屎,從而使我們跟土壤、地球及一切生命起源的宇宙脫離。如前輩卡夫卡,昆德拉藉荒誕投射出深層的哲學思維。看似粗獷平庸的字眼,實則深具分量。

存在此一普世主題

昆德拉不斷實驗其寫作風格。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1984)這部巔峰之作的開頭,他思索著尼采的「永恆回歸」──該理論概念如是:若一切所為終將重複,則我們每個行動都將重擊自身。他再思及這股沉重與生活之輕的對立:時間如斯過去,並未受到後果之重。然後他向我們介紹托馬斯,他「經年不斷想起」的人物。作者/主角的深思,發展出一則虛擬情節。起始三頁間,昆德拉帶我們從他自己的哲學思辨,走入一對捷克伴侶的故事中。他混合運用各種寫作元素,從短文到自傳到夢境敘事。對他而言,探索人類存在乃一切之始。而在角色建構及正式敘述之上,他出入種種敘事風格,不斷進行實驗。

昆德拉的父親是位音樂學者,對於音樂理論的認識,深深影響他的寫作。小說《玩笑》(The Joke, 1967)讓他站上國際舞台,也使他成為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1975年遭流放至法國,許多偉大作品便寫成於他位於巴黎蒙帕納斯(Montparnasse)閣樓公寓的小寫作間:一張小書桌,一台老舊的打字機,周遭書架盡是哲學與音樂理論的書籍。

昆德拉運用音樂上的複調來編織小說。如此,各種統一的元素得以同步貫穿小說,宛如交織著諸多概念、線索、敘事語、夢境及現實序列的掛毯,產生一種美麗的、對根本主題的持續叩問。時間感,則透過章節的長度與安排形成。

關鍵詞

為能扣緊一切,簡潔不可或缺。於是昆德拉每部小說各有不斷重複的關鍵字,以達到這種緊密度。《笑忘書》(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1979)的關鍵詞有:忘、笑、天使、利托斯特(將感覺化為詞語的能力)(譯注:litost,捷克語)、界限。有意思的是,昆德拉曾提及,他作品的譯者常出現一個問題:為了追求「優雅風格」,而略過了他的重複。昆德拉重實質勝於「風格」。這些關鍵詞無可取代。

昆德拉的小說都分成七個部分,《賦別曲》(The Farewell Party, 1976)是唯一例外。而每部小說構成七部的路徑不同,有《生活在他方》(Life Is Elsewhere, 1973)的最後加上第七部,是主角死去三年後的最終故事;有《可笑的愛》(Laughable Loves, 1968)的原先十部拿掉三則故事。昆德拉說明:「我受到一種深層、無意識、難以言說的需求驅動,一種我無法迴避的正式原型。我所有的小說,都是以七為基礎架構的變種。」他任其所當,任事態自然流動。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時,他刻意打破這個七部結構,以六部寫成。後來覺得第一部並不成形,分拆為二才有平衡與形式──如此便又成為七。

「用最最輕快的形式結合最最嚴肅的課題,是我畢生的野心。」── 米蘭.昆德拉,《巴黎評論》(1984)

【和米蘭.昆德拉學寫作】延伸的四個練習

練習47|關鍵字

昆德拉運用特定字詞傳遞他對普世存在的主要心得。在《小說的藝術》(The Art of the Novel, 1986)中,他列出自己作品常見的六十三個字,包括「美」、「存有」、「忘」、「衣帽架」、「粗鄙」。

練習:列出你認為或能投射你想於作品表達的某些觀念與哲學的關鍵字。

練習48|音樂對比

昆德拉的寫作深受其熱愛古典音樂之影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即根據心中這股樂聲所構思。他知道最終需靜靜收尾──極弱與柔板;某處以一短暫的平穩予以平衡與掌控;此前,則是他名之為「偉大進行曲」的強烈急板。音樂效果絕佳的這種對比性,用於小說也卓然不俗。

練習:以此為念,寫出一段有對比性的段落,前半部節奏快速,後半部和緩輕柔。不妨採用以下昆德拉式的概念,或自行嘗試其他:

• 想起曾經
• 忘記過往
• 身軀和靈魂
• 夢境及現實

(略)


第三章 魔幻寫實主義

村上春樹(Haruki MURAKAMI)

生於:1949年1月12日
死於:仍健在
國籍:日本
主要著作:《海邊的卡夫卡》(Kafka on the Shore)

村上春樹常被視為現存最優秀的作家之一。包括吉本芭娜娜(Banana Yoshimoto)在內,多位日本作家的作品被譯為多國語言,村上春樹是其中之一。

影響村上春樹者眾,包括爵士、杜斯妥也夫斯基、卡夫卡(見44頁)、雷蒙 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其作品核心即疏離與孤寂的卡夫卡氏主題,其招牌的魔幻寫實也要歸功於卡夫卡作品的荒誕元素。

棒球場的頓悟

兩次頓悟,關鍵性地影響了春樹的人生和工作。第一次發生在1987年,22歲的他坐在明治神宮野球場外的草坪邊緣。沒什麼寫作經驗的他,當下決定要寫出一本小說。《聽風的歌》(Hear the Wind Sing)於翌年出版。1982年,已把爵士酒吧賣掉、全心投入寫作的春樹有了第二次頓悟:他要戒絕一天30根菸的習慣,開始跑步。正如他在回憶錄《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Running, 2008)所說,這個頓悟帶來一段可觀的生產階段,寫成了一系列的小說,為他在日本和國際上贏得評論界的讚揚。

跑步是春樹嚴格寫作流程的關鍵要素之一。他很早起床,跑步前先寫幾個小時。午後則致力將西方經典文學譯為日文,包括《大亨小傳》(1925)和《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 1951)。如他所言,「在個人極限內全數盡出:那是跑步的本質,也是人生的隱喻──而對我來說,也完全說明了寫作。」春樹相信,重複與規律能讓想像力蓬勃綻放。在與約翰.弗里曼(John Freedman)的對談中(如何閱讀小說家〔How to Read a Novelist〕),他談及自己的想法如何落實為文字:「那就像是走進一間黑暗的房間。我打開房門,裡面很暗,澈底的暗,什麼都看不見。我能觸摸到一些東西,回到這個世界,這一頭,把它寫出來。」他常發現的,是一些離他日常嚴格的「正常」性質相去甚遠的人物──受僱尋找失蹤貓咪的通靈者(《發條鳥年代記》〔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1994〕),不老的二次世界大戰士兵〔《海邊的卡夫卡》(2002)〕,深信一隻巨大青蛙正要接管東京的傢伙(《神的孩子都在跳舞》〔After the Quake, 2000〕)。春樹說,頓悟前的自己從未創造出任何東西;頓悟後,創意噴湧而出。

無可避免的孤獨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與東京地鐵沙林毒氣攻擊事件,改變了春樹的寫作。1980年代尾聲一直住在美國的他,返回日本,花一年時間傾聽倖存者的故事。他說這段時期讓他開始「探索社會和歷史中的暗黑」,不再是他早期作品屬於個人的暗黑。而無論如何,身為作者的春樹打開黑暗房間那扇門時,就必須擁抱、適應、駕馭那無以避免的孤獨:「⋯⋯這股孤獨感,就像瓶子裡溢出的酸液,能在不意間侵蝕一個人的心。」

春樹融合了幽默與黑暗,日常與奇幻,真實與超現實。他將鮮明的生物細節與飄渺脫俗融為一體:「他的身體某處──或許在骨髓裡面──將繼續感覺到她的不在。」(《盲柳與沉睡的女人》〔Blind Willow, Sleeping Woman: 24 Stories/ 2006〕)。他書寫記憶和人類存在的本質:「人體細胞每個月進行汰換。即便此刻。你以為你了解我的一切,幾乎都只是記憶」(《尋羊冒險記》〔A Wild Sheep Chase, 1982〕)。春樹書寫愛的各種形式狀態,往往是以超現實的手法:『「你多愛我?」綠問。「愛到能把世上全部的老虎融化成奶油,」我說』(《挪威的森林》〔Norwegian Wood, 1987〕)。

【和村上春樹學寫作】延伸的四個練習

練習68|象聲字

大聲說時,象聲字就像其所描述的聲音。讀者因此「聽見」現場,更能親臨作者的世界。象聲字有五種類型,關乎水、空氣、撞擊、聲音、動物。以下是一些例子:

「他沒看到或聽到任何東西,但能感覺自己的劇烈心跳,然後他聽見石頭啪嗒和一顆小石塊落下時彈躍、掉落的喀嗒聲。」──海明威,《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lls)

「她的耳環叮噹搖晃⋯⋯」──春樹,《海邊的卡夫卡》

練習:寫出與下面五類各自相關的一些象聲字,再用其中若干來造句。

1. 水
2. 空氣
3. 撞擊
4. 聲音
5. 動物

練習69|春樹隱喻

《發條鳥年代記》當中,春樹用隱喻描述寂寞:「我手中的書頁會顯出剃刀片令人悚然的金屬光芒。」春樹以頁面與刀片間出人意料的聯想,讓此書產生一種不祥氣息。

練習:試想一件日常物件,像是門,創造一種讓這扇門分外險惡的隱喻,將其與孤獨、憤怒或絕望產生關聯。再以這個隱喻造句,表達強烈的情感。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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