贊米亞（Zomia）這個全新的名字，是指越南中部高地至印度東北整片海拔逾三百米之地，橫亙五個國家（越南、柬埔寨、寮國、泰國和緬甸），以及中國四省（雲南、貴州、廣西和四川一部分），總面積有二百五〇萬平方公里，住著一億的少數民族，族群紛繁、語言雜陳。地理上，贊米亞即所謂中南半島山地。這一片廣褒的區域位於九個國家的邊陲，不處於任何一個國家中心，且超越一般所理解的地理區域（東南亞、東亞和南亞）。此外，當地的多元生態以及贊米亞與國家的關係都十分有趣，恰如阿巴拉契山脈（Appalachia）的跨國家研究，贊米亞也代表一個新的研究對象、一種思考區域研究的新方法。
本書論點相當簡單，不僅有啟發且頗具爭議。贊米亞是世上現存尚未被完全吸納到民族國家的最大少數民族區域。但是，贊米亞存活的時間也屈指可數。雖然在不久之前，多數人類尚處於自治狀態，但如今，從谷地王國的角度來看，他們是「我們的活祖先」，也是「我們在有水稻種植、佛教和文明之前的樣貌」。但是我認為，最好把高地人看成逃避者（runaway）、逃亡者（fugitive）或被放逐者（maroon）的社群，過去兩千餘年，成功逃避了谷地國家建構計畫的壓迫，包括奴役、徵兵、課稅、徭役、瘟疫和戰爭。他們所居住的區域也許更適合稱為碎破區（shatter zones）或避難區。
實際上，這些人的謀生手段、社會組織、意識型態，甚至頗有爭議的口述文化，都可以視為用來與國家保持距離所採取的策略。他們分散在崎嶇的山地、流動性強，且他們的耕作方式、親屬結構、延展性高的族群認同，加上全心全意追隨先知、千禧年的領袖，皆有助於避免被國家吸納，也防止國家在內部萌芽。他們大多數人要逃避的國家，就是早已成形的中原王朝。逃亡的歷史夾雜於高地傳說之中。雖然西元一五○○年以前的事蹟還有些許臆測成分，但這之後的文獻記載極為清楚，明清政府常以軍事行動打擊高山民族，甚至到十九世紀中葉，中國西南出現史無前例的起義，且規模達到高潮時，贊米亞也成為數百萬人尋求的避難所。此外，逃避緬甸和泰國國家掠奴的記載也相當豐富。
我希望自己的觀點不只能在本書所關切的地區引起共鳴，也能夠在廣泛的亞洲地區之外帶來迴響。
無論今昔，探討國家建構的文獻，實際上大多未曾留意到另一面：刻意或是為了回應而採取的無國家狀態（statelessness）。這是逃離者的歷史，少了這一段歷史，我們就無法理解國家的建構，也就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歷史。
我的觀點隱約結合各民族歷史，將那些因為國家建構的強制力以及不自由的勞動體制而被排除的民族，包括吉普賽人、哥薩克人、新大陸逃避西班牙殖民歸化（reducciones）多語部落所組成的難民、菲律賓人、逃奴社群、沼澤阿拉伯人（Marsh Arabs）、西南非洲的遊牧民族（San-Bushmen）等，全置在一起討論。
本書的論點推翻一般針對「原始主義」（primitivism）普遍接受的論點。游牧、採集、輪耕和分裂的世系（segmentary lineage system）經常是「次級適應」（secondary adaptation）的結果，也是各民族為了逃避國家所選擇的落腳處、維生方式與社會結構，這些形塑了一種「自我野蠻化（self-barbarianization）」。對於生存在國家勢力範圍底下的人來說，這樣的逃避，正與在高地衍生（derivative）、模仿和寄生的國家形式不謀而合。
我的觀點解構漢人與其他文明論述中的「野蠻」、「生」和「原始」。只要細看，這幾個詞實際上表示「不被統治」和「尚未被吸納」。文明的論述從不考慮人們或許是自願變成野蠻人，因此野蠻人的身分遭到汙名化與族群化（ethnicized）。族群與「部落」出現的地方，正是徵稅與主權管不到的地方，不論是羅馬帝國或是中國皆是如此。
生存形式和親屬血緣關係往往是先天，由生態和文化所決定。但是分析不同的耕作形式，尤其是作物種類、社會結構以及人員流動形式所蘊含的逃避價值觀後，我認為所謂「先天」，基本上是一種政治選擇。
山區做為逃避國家之人（包括游擊隊）的庇護所，是一個重要的地理主題。我發展出「地形阻力」（friction of terrain）的概念，以新的角度理解前現代社會國家建構的政治空間和困難。
本書一切的過錯由我負責。我也確實這樣做。在我開始道歉並白費心力預先回應批評之前，我想先申明此點。甚至我在寫這句話時都可以想見批評聲浪席捲而來。
外界常指責我觀點錯誤，但很少有人會說我觀點模糊或難以理解。這本書也不例外。不可否認，我對於東南亞大陸的高地民族提出了一些大膽的說法。我相信也許細節難免有錯，但總體主張大致正確。當然，書中觀點對或錯並不是我說了算，而是由讀者和評論人決定。但是，我對於書中的主張必須再強調三點：第一，本書的內容都不是原創的。書中所有的觀點都不是由我自己提出。我所做的只是從自己耙梳過的大量文獻中，找出內在的規律和觀點，整理出這些觀點並藉此引導我往前行。如果書中有任何創意之處，那就是我勾勒出整體框架並且一以貫之。我知道有些人的觀點和推論被我引用，他們可能會認為我過度詮釋，有些人已經跟我說過，幸好也有些人並不以為意。他們無須對我的詮釋負責，是我要對自己如何使用其他人的論點寫出本書負責。
令我吃驚的是，我發現自己居然成為一名歷史學家，儘管不是特別優秀的歷史學家，但確確實實是一位歷史學家。此外，我還是個古老的歷史學家，不管是我的年紀，還是我所探討的事物。我非常瞭解歷史學家的職業病，比方說，他們打算寫十八世紀的歷史，但大部分的篇幅卻都落在十七世紀的事，因為他們發現這些歷史對於想要討論的問題來說可能更為關鍵。我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在閱讀高山民族誌和緬甸軍隊侵犯少數民族地區人權的報告時，發現自己被拉進古代曼陀羅（mandala）王國所建構的殘酷強制行動中。我針對東南亞的前殖民和殖民時代研究成果，要歸功於兩門研究生獨立的經典閱讀課程。其中一門課閱讀東南亞研究的基礎讀物，課程設計有點像是知識分子的新兵訓練營（boot camp），閱讀書籍都是相關經典作品，也就是大部分學者書架上都有陳列，卻很不好意思承認自己根本沒讀過的書。我們首先閱讀兩卷本的《劍橋東南亞史》（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這讓人耳目一新。第二門課是關於緬甸的閱讀課，也是從基礎作品著手。
由此引出我要強調的第二點。本書所提出的觀點，並不適用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從一九四五年開始，在某些地方甚至更早，國家就開始使用消彌距離的技術能力，包括鐵路、不受天候影響的公路、電話、電報、空中戰鬥力、直升機，以及現在的資訊技術，已經改變了自治民族與民族國家之間的權力平等，也消除了地形摩擦力，因此我的分析基本上也不再適用。反之，至高無上的民族國家正汲汲營營將自身權力投射到最偏遠的地方，消除弱者或無主權區域。因為國家需要「部落區」的自然資源，並且確保邊陲地區的穩定與生產力，促使各地形成了「吞併」（engulfment）策略，促使忠心耿耿且亟需土地的谷地居民遷徙至高地。所以，假如本書的分析不適用於二十世紀後期的東南亞，千萬別說我沒事先提醒。
最後，我擔心有人會誤解本書有關種族誕生的激進建構主義者個案，並且將之用來貶低（甚至是詆毀）勇者不顧生命努力爭取而來的族群認同。一切只有讓事實來證明。所有的認同幾乎毫無幾例外，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不論是漢人、緬甸人、美洲人或丹麥人，皆是如此。這些認同，尤其是少數民族的認同，經常源自於強國的想像，例如漢人想像出苗族，英國殖民者想像出克倫族（the Karen）和撣族（the Shan），法國人想像出加萊族（Jarai）。不管身分認同是再造還是強加，這些認同都會發展出一種特徵，不論是宗教、語言、膚色、飲食以及謀生方式，以做為自己想要的認同對象，雖然選擇有些武斷，特徵也有些模糊。這些分類一旦通過疆域、土地所有權、法庭、習俗、指派的領袖、學校和文字獲得制度化，都可能成為一種充滿熱情的認同。如果這種認同遭到更大的國家和社會詆毀，就很有可能會轉變成為一種抵禦和對抗的認同。這樣創造出來的認同再結合自我編織的英雄故事，遂使身分變成榮譽的勳章。在當今這個世界，民族國家是充滿霸權的政治單元，因此這種自我宣稱往往採取人種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的形式。對於那些不顧一切風險代價，冒險追求獨立和被承認的撣族人、克倫人、欽族人（the Chin）、孟族人（the Mon）、克耶人（the Kayah），我滿懷敬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