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連天【節錄】
「一戰古寧頭，再戰大二膽，同仇敵愾，消滅匪黨，光輝的八二三！」這是一九七七年三臺聯播連續劇《風雨生信心》同名主題曲。
古寧頭是我的老家，是一個以戰爭聞名，被炮彈洗禮最慘烈的村莊。村子裡大抵都是閩式建築，即使到了今天仍是如此。
沿著家裡的周圍繞一圈，每棟舊房子都可以看到戰爭的印記。村莊裡留著許多戰後重建或修補的建築樣式，用海砂和稀薄的水泥粗糙翻模印製的屋瓦和空心磚，窗戶用上木頭和鋼筋，或者水泥印的花磚，大小補丁和堆疊各種材質的牆面，視覺上很美，但每道牆都是悲傷的故事。
村莊裡除了房子，最突兀的是為了躲炮彈用的防空洞。 許多金門人家裡就有防空洞，或者幾戶人家共同使用一個防空洞。
我家的防空洞已在二十多年前房子改建時填掉，如今沒法再進入重新感受。有一天，我和阿母、三叔、哥哥重新推敲家裡的防空洞，討論兩個晚上後，拼湊出這樣的故事。
防空洞開挖的時間應是在一九五四年九三炮戰 後，這個克難的防空洞，讓家人挺過了八二三炮戰 及之後延續二十年的「單打雙不打」。
防空洞長約一．五公尺、寬約一．一公尺，在這麼狹小的空間裡，要擠上八、九個或者更多人，不僅擁擠而且十分潮溼，常常要頻繁地把地下湧水舀出去，在那個年代每逢單日就要躲進這個安全的避難所。
每一個島嶼都有屬於它的命運，但是島嶼的命運通常不由自主，像是大洋中的小船，常常被大船駛過的巨浪攪得翻天覆地。
金門，距離臺灣島最近的距離是兩百一十公里，而距離中國最近的距離僅一．八公里。關於這個島嶼，最深的烙印是戰爭，以及最堅硬的花崗岩，最貧瘠的沙地與紅赤土。我的老家在金門西北角的古寧頭，已有六百多年歷史，村子分為南山、北山、林厝三個聚落，絕大部分都姓李，彼此都有血緣關係。從明朝以來，村子外海就上演大規模海戰，清朝出武將打海盜，子民除了務農，也擅於操舟航海，近代則是中國國民黨、共產黨的交戰區。
第二次國共戰爭，奠下臺海兩岸分治的一九四九年古寧頭大戰， 共軍指揮所就在古寧頭北山村，距離我家僅約兩百公尺，村子裡曾發生了激烈的巷戰，如今滿是彈孔的古厝已成觀光景點。當年不滿二十歲的父親和許多金門的男性一樣，被軍隊拉夫協助挖壕溝、埋屍體，後來共產黨打輸了，金門成為國民黨軍隊──中華民國的統治區，古寧頭成了一個被軍營包圍的村莊，古老的閩南建築牆上，到處是「殺朱拔毛」、「反共抗俄」的口號。
古寧頭大戰之後，金門開始實施「戰地政務」， 這意味人們所有的日常生活都軍事化了。
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是集軍、政、國民黨部的最高領導人，金門人形容是「皇帝」。縣長是少將或上校擔任，沒有地方議會；人民和軍人犯了罪都是接受軍法審判，晚上實施宵禁，燈火管制，往來臺灣和金門比照出國要入出境管制；臺灣和金門之間實施電信管制，只能寫信和發電報，沒有電話；金門、馬祖地區發行專用的貨幣，實施金融管制；五戶連保，互相監視；電器、攝影器材、球類等都是違禁品。
國民黨為什麼在金門實施全面的軍事化？回顧國際局勢和兩岸關係，發現並非中共的軍事威脅增加，而是蔣中正要透過在金門大量駐軍，提升臺灣在國際冷戰局勢中的地位，尤其是爭取美國的支持。然而，事實證明這個策略並沒有效果，一九七一年臺灣退出聯合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中國的唯一代表，在臺灣的中華民國逐漸不被國際承認，一九七九年美國和中共建交。此意味著，在金門實施的軍事化，使得金門人做出無謂的犧牲，連作為工具的效果都沒有達成。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發動對金門炮擊，連續六個星期的猛烈炮擊，大約五十萬發炮彈落在面積一百五十平方公里的島嶼上，造成一百四十名平民死亡，數百人受傷，數千棟民房損毀。根據史學家的研究，毛澤東發動戰爭的原因可能是「向美國警告、向蘇聯示威，或是動員中國人民」，但很確定並不是想拿下金門，因為金門是臺灣與中國大陸相連的象徵，一旦中華人民共和國占領金門，就是邁向兩個中國的第一步。
因為中國一個獨裁者的意志，金門成為炮火蹂躪的戰區，古寧頭是被炮擊最嚴重的村莊，我家大廳毀於炮火，家人堆置蚵殼於防空洞上方試圖阻隔炮火，冒死去沙崗的田裡撿拾地瓜勉強存活。母親說，炮彈落在雙鯉湖的聲音好像在舂麥（tsing-be̍h）。我只有一位姑姑，只聽過卻沒見過。從小聽父母口述，八二三炮戰期間，新婚才三個月的姑丈和懷有身孕的姑姑在田裡工作，姑丈中炮後，姑姑前去相救而雙亡。
八二三炮戰後到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之前，國、共又維持了長達二十一年「單打雙不打」的交戰狀態，只要是日曆上的單號日，共軍會在傍晚時刻打炮彈過來，國軍隨後回擊，在這個島嶼的人們，也被迫配合戰爭狀態。那段期間實施的是獨立於臺灣的「戰地政務」，生活裡有許多禁忌。
一九六八年，我出生在什麼樣的時刻？前一年北山播音站完工， 後一年慈堤完工，古寧頭灣成了慈湖，國民黨軍隊在古寧頭的軍事布署已經完備。
當時，村莊四周都是軍營。最高峰時，島嶼上住著六至十萬名軍人，人數足足是原有金門人口的二至三倍。
我們當小孩的，家裡不可以有球類，不能放風箏，當然也不能亂說話，大人不斷告誡亂說話會被抓去關。但很「炫」的是，從小我們的玩具槍就是真槍，因為年滿十八歲以上的男人就要當民防隊員，會分配到一把步槍隨時放在家中，我們會幫忙爸爸保養那把木頭柄單發射擊子彈的三○步槍，當然也會拿來練習扣扳機。我讀國中時，所有男同學都被編入「幼獅隊」， 在全島發布雷霆演習的時候負責巡邏和守路口，和同學一起抓逃兵。
十歲以前，我和島上的居民一同過著「單打雙不打」的炮彈人生，每逢日曆上印著一、三、五、七、九單日號碼的傍晚，我和家人就得點上蠟燭，進入父母親臥室裡的地下防空洞躲炮彈，等國共雙方的炮火結束，我和許多小朋友一樣，會依據當晚炮彈可能的落點，拿著手電筒去找炮彈破片，賣給雜貨店換取一點零嘴。
戰爭炮火成了日常，當時的我並不知道什麼是恐懼，但每次母親到廚房裡祭拜姑姑的牌位時，心裡總有莫名的感覺，也不曉得是恨或者痛。中年之後想到這件事，卻不由自主地流淚。
戰爭改變的，還有白馬。我家有一隻白馬，但在八二三炮戰時被炮彈傷到肚子，痛苦哀鳴，爸爸只好委託鄰居結束牠的生命，然後和鄰居分食。我家還有一隻白沙驢，被阿兵哥（國民黨軍隊）牽走（說好聽是徵召）載彈藥。於是，白馬和驢子成了家裡的傳說。
父親名李沃沛，一九三二年生，是古寧村子裡少數念過私塾的「知識分子」。家裡除了《金門日報》，還訂了《中國時報》。農忙回家後，父親每天都戴著老花眼鏡在大廳前的石砛上，靠著天井的自然光讀報。在這時刻裡，常見鄰居捧著來自臺灣的孩子或南洋親戚的來信，請父親讀信、回信。但是，父親對於當時由黨國掌控的宗族活動，只是被動的參與，鮮少與地方上鑽營的頭人來往。正直的父親所展現的勞動者和知識分子綜合的形象，成了我畢生的典範。
母親名為蔡白雪，與父親同年出生於金門瓊林，一個出了三位進士而被清朝皇帝賜名的村莊。為了給弟弟念書，母親沒有去上學，成了一輩子務農持家不識字的女性，二十一歲因媒婆牽線嫁給了父親。
婚前他們在各自的村子，經歷了「日本手」、古寧頭大戰，婚後則一起挺過了八二三炮戰。在老家大廳全毀、新婚小姑及其夫婿在炮火身亡後，為躲避戰禍，那一年，一家七口老小逃難到臺灣，從高雄、麻豆、豐原，最後落腳三重埔。
八二三炮戰隔年，二叔續留三重埔，身為長子的父親，帶著一家老小返回老家古寧頭，繼續上山下海養活一家人。在流離和醫療資源匱乏下，我的大姊和二哥因病早逝，父母很少流露他們的傷悲，直到晚年才跟我們說──夢到衣衫襤褸的孩子，拉著父親的衣角要東西吃。從那年起，在父親的指引下，我們找到當年村子外一處無主之地，當初草草掩埋兄姊的可能地點，為從未謀面的兄姊掃墓。
我是在戰後十年出生，排名第八的孩子。金門人說的「戰後」並不是指二戰之後，而是八二三炮戰之後。
古寧頭人有山有海，山指的是貧瘠的旱田，海指的是蚵田。我家的「山」田分散於沙崗、宮口、埔頭邊，約莫有一甲多的貧瘠旱田，這是祖父下南洋到呂宋島當餐廳服務生所掙得的農地；而「海」指的是祖先以花崗石條矗立於潮間帶的石蚵田，是我們主要的蛋白質來源。
戒嚴的海，只有持「下海證」的村民才能通過崗哨下海。氣候尚未劇變的當年，金門的冬天又溼又冷，大人小孩常生凍瘡，冷冽的日子蚵仔最肥美，為配合潮水，父母常常天未亮便得使喚起長著凍瘡的手腳，走過長長的泥灘地，用蚵擎把石蚵敲下來清洗、裝袋，再挑上岸。蚵仔以肩挑或牛車運回家之後，剖蚵是母親、姊姊、奶奶等家中婦女的主要工作，往往剖蚵到很晚，隔天父親才能去市場販賣，那是一種勞動時間很長的生活。
父母的勞動很少可以轉換為金錢，要供應孩子上學的經濟壓力龐大，往往到註冊時還得設法借錢繳孩子的學費。我一直記得父親每天記錄著賣菜、賣蚵的所得，盤算著如何支應一家的生活。那雙粗糙的手、歷經風霜的臉孔及溼透的汗衫，是已過世父親最鮮明的形象之一。待自己當了老師領了薪水，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每次購物時，總是在內心換算，這樣要剖多少斤的蚵仔。
多年之後，我因為見證了臺南七股反濱南工業區、雲林台西反臺塑煉鋼廠 的開發案，才看到臺灣蚵仔的養殖方式，不論是平掛、垂吊或浮棚式，其採收方式比起金門的石蚵要省力多了。在那些時刻，往往更加想起父母的辛勞。
下海的勞務告個段落，父母親接著往旱田𥚃挑水、拔草、抓蟲；下午再下一次田，或者拉著牛車蒐集木麻黃枯枝落葉當燃料，煮豬食。
這些收穫提供了家中基本的食物來源。中、晚餐吃的是地瓜、地瓜籖，偶爾會和著屯放數年的戰備米，配上早上海裡順便抓到的小魚、蟹、自家種的蔬菜。
家中所有孩子都得分擔一些勞動，那是個重男輕女的年代，兩位雙胞胎姊姊，除了山海家務勞動，還要照顧弟妹，因此被迫減少去學校上學的時間。
我不是最懂事、會主動幫忙家務的孩子，但放學後協助農務是基本工作。平日下課後，和哥哥一起去割草餵牛、切牛皮菜、野菜、削地瓜煮豬食，假日在田裡拔草、抓蟲（不太敢抓）。務農是個看天（自然）吃飯，但又是與天對抗的工作，尤其是那拔不盡的野草。
播種季節到了，孩子就跟在父親和耕牛後方，挖個洞播玉米、高粱或者花生的種子；地瓜則是用插技的，等藤蔓長了，需要翻地瓜藤，以避免太多根系長出很多小地瓜；如果是種西瓜和蔬菜，則要從井裡打水，在熱天裡挑個數十擔灌溉在貧瘠的沙地。
為了製作高粱酒而種植的高粱，是家裡每年主要的農事收入，金門軍政府提供了保價收購。當時金門的農業完全沒有機械化，農民靠黃牛犁田，手工播種和收割，然後將收成的高粱穗鋪在馬路上，讓來往的車輛輾壓脫殼。當時的民用車子不多，許多是軍車，對於騎機車的人來說，輪胎輾過高粱很容易打滑，相當危險，直到九○年代才禁止這種做法。
小時候協助務農的辛勞，如今回想，相較於和土地脫節的都市生活，反而是豐富的生命經驗。高粱之外，旱田裡的地瓜是主食，此外還種植著多樣的蔬菜和瓜果，春天種花生、芝麻，夏天是大西瓜、小玉西瓜、香瓜，冬天種大小白菜、牛皮菜……這些務農和種植經驗，讓我每天的飲食和土地之間有很強的連結感。
至今，我記得和父母親相處的幸福時光，是農務勞動後，在傍晚斜照的溫暖陽光下，父親走路牽著牛車，讓母親坐牛車上一起走回家，臉上洋溢著笑容的畫面。
往往在工作繁重或面對困頓之時，都會想到父母歷經戰亂貧苦、艱苦辛勞地持家，就覺得自己的狀態不算什麼。久而久之，成了我在困境中最大的內在支持。
「一戰古寧頭，再戰大二膽，同仇敵愾，消滅匪黨，光輝的八二三！」這是一九七七年三臺聯播連續劇《風雨生信心》同名主題曲。
古寧頭是我的老家，是一個以戰爭聞名，被炮彈洗禮最慘烈的村莊。村子裡大抵都是閩式建築，即使到了今天仍是如此。
沿著家裡的周圍繞一圈，每棟舊房子都可以看到戰爭的印記。村莊裡留著許多戰後重建或修補的建築樣式，用海砂和稀薄的水泥粗糙翻模印製的屋瓦和空心磚，窗戶用上木頭和鋼筋，或者水泥印的花磚，大小補丁和堆疊各種材質的牆面，視覺上很美，但每道牆都是悲傷的故事。
村莊裡除了房子，最突兀的是為了躲炮彈用的防空洞。 許多金門人家裡就有防空洞，或者幾戶人家共同使用一個防空洞。
我家的防空洞已在二十多年前房子改建時填掉，如今沒法再進入重新感受。有一天，我和阿母、三叔、哥哥重新推敲家裡的防空洞，討論兩個晚上後，拼湊出這樣的故事。
防空洞開挖的時間應是在一九五四年九三炮戰 後，這個克難的防空洞，讓家人挺過了八二三炮戰 及之後延續二十年的「單打雙不打」。
防空洞長約一．五公尺、寬約一．一公尺，在這麼狹小的空間裡，要擠上八、九個或者更多人，不僅擁擠而且十分潮溼，常常要頻繁地把地下湧水舀出去，在那個年代每逢單日就要躲進這個安全的避難所。
每一個島嶼都有屬於它的命運，但是島嶼的命運通常不由自主，像是大洋中的小船，常常被大船駛過的巨浪攪得翻天覆地。
金門，距離臺灣島最近的距離是兩百一十公里，而距離中國最近的距離僅一．八公里。關於這個島嶼，最深的烙印是戰爭，以及最堅硬的花崗岩，最貧瘠的沙地與紅赤土。我的老家在金門西北角的古寧頭，已有六百多年歷史，村子分為南山、北山、林厝三個聚落，絕大部分都姓李，彼此都有血緣關係。從明朝以來，村子外海就上演大規模海戰，清朝出武將打海盜，子民除了務農，也擅於操舟航海，近代則是中國國民黨、共產黨的交戰區。
第二次國共戰爭，奠下臺海兩岸分治的一九四九年古寧頭大戰， 共軍指揮所就在古寧頭北山村，距離我家僅約兩百公尺，村子裡曾發生了激烈的巷戰，如今滿是彈孔的古厝已成觀光景點。當年不滿二十歲的父親和許多金門的男性一樣，被軍隊拉夫協助挖壕溝、埋屍體，後來共產黨打輸了，金門成為國民黨軍隊──中華民國的統治區，古寧頭成了一個被軍營包圍的村莊，古老的閩南建築牆上，到處是「殺朱拔毛」、「反共抗俄」的口號。
古寧頭大戰之後，金門開始實施「戰地政務」， 這意味人們所有的日常生活都軍事化了。
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是集軍、政、國民黨部的最高領導人，金門人形容是「皇帝」。縣長是少將或上校擔任，沒有地方議會；人民和軍人犯了罪都是接受軍法審判，晚上實施宵禁，燈火管制，往來臺灣和金門比照出國要入出境管制；臺灣和金門之間實施電信管制，只能寫信和發電報，沒有電話；金門、馬祖地區發行專用的貨幣，實施金融管制；五戶連保，互相監視；電器、攝影器材、球類等都是違禁品。
國民黨為什麼在金門實施全面的軍事化？回顧國際局勢和兩岸關係，發現並非中共的軍事威脅增加，而是蔣中正要透過在金門大量駐軍，提升臺灣在國際冷戰局勢中的地位，尤其是爭取美國的支持。然而，事實證明這個策略並沒有效果，一九七一年臺灣退出聯合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中國的唯一代表，在臺灣的中華民國逐漸不被國際承認，一九七九年美國和中共建交。此意味著，在金門實施的軍事化，使得金門人做出無謂的犧牲，連作為工具的效果都沒有達成。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發動對金門炮擊，連續六個星期的猛烈炮擊，大約五十萬發炮彈落在面積一百五十平方公里的島嶼上，造成一百四十名平民死亡，數百人受傷，數千棟民房損毀。根據史學家的研究，毛澤東發動戰爭的原因可能是「向美國警告、向蘇聯示威，或是動員中國人民」，但很確定並不是想拿下金門，因為金門是臺灣與中國大陸相連的象徵，一旦中華人民共和國占領金門，就是邁向兩個中國的第一步。
因為中國一個獨裁者的意志，金門成為炮火蹂躪的戰區，古寧頭是被炮擊最嚴重的村莊，我家大廳毀於炮火，家人堆置蚵殼於防空洞上方試圖阻隔炮火，冒死去沙崗的田裡撿拾地瓜勉強存活。母親說，炮彈落在雙鯉湖的聲音好像在舂麥（tsing-be̍h）。我只有一位姑姑，只聽過卻沒見過。從小聽父母口述，八二三炮戰期間，新婚才三個月的姑丈和懷有身孕的姑姑在田裡工作，姑丈中炮後，姑姑前去相救而雙亡。
八二三炮戰後到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之前，國、共又維持了長達二十一年「單打雙不打」的交戰狀態，只要是日曆上的單號日，共軍會在傍晚時刻打炮彈過來，國軍隨後回擊，在這個島嶼的人們，也被迫配合戰爭狀態。那段期間實施的是獨立於臺灣的「戰地政務」，生活裡有許多禁忌。
一九六八年，我出生在什麼樣的時刻？前一年北山播音站完工， 後一年慈堤完工，古寧頭灣成了慈湖，國民黨軍隊在古寧頭的軍事布署已經完備。
當時，村莊四周都是軍營。最高峰時，島嶼上住著六至十萬名軍人，人數足足是原有金門人口的二至三倍。
我們當小孩的，家裡不可以有球類，不能放風箏，當然也不能亂說話，大人不斷告誡亂說話會被抓去關。但很「炫」的是，從小我們的玩具槍就是真槍，因為年滿十八歲以上的男人就要當民防隊員，會分配到一把步槍隨時放在家中，我們會幫忙爸爸保養那把木頭柄單發射擊子彈的三○步槍，當然也會拿來練習扣扳機。我讀國中時，所有男同學都被編入「幼獅隊」， 在全島發布雷霆演習的時候負責巡邏和守路口，和同學一起抓逃兵。
十歲以前，我和島上的居民一同過著「單打雙不打」的炮彈人生，每逢日曆上印著一、三、五、七、九單日號碼的傍晚，我和家人就得點上蠟燭，進入父母親臥室裡的地下防空洞躲炮彈，等國共雙方的炮火結束，我和許多小朋友一樣，會依據當晚炮彈可能的落點，拿著手電筒去找炮彈破片，賣給雜貨店換取一點零嘴。
戰爭炮火成了日常，當時的我並不知道什麼是恐懼，但每次母親到廚房裡祭拜姑姑的牌位時，心裡總有莫名的感覺，也不曉得是恨或者痛。中年之後想到這件事，卻不由自主地流淚。
戰爭改變的，還有白馬。我家有一隻白馬，但在八二三炮戰時被炮彈傷到肚子，痛苦哀鳴，爸爸只好委託鄰居結束牠的生命，然後和鄰居分食。我家還有一隻白沙驢，被阿兵哥（國民黨軍隊）牽走（說好聽是徵召）載彈藥。於是，白馬和驢子成了家裡的傳說。
父親名李沃沛，一九三二年生，是古寧村子裡少數念過私塾的「知識分子」。家裡除了《金門日報》，還訂了《中國時報》。農忙回家後，父親每天都戴著老花眼鏡在大廳前的石砛上，靠著天井的自然光讀報。在這時刻裡，常見鄰居捧著來自臺灣的孩子或南洋親戚的來信，請父親讀信、回信。但是，父親對於當時由黨國掌控的宗族活動，只是被動的參與，鮮少與地方上鑽營的頭人來往。正直的父親所展現的勞動者和知識分子綜合的形象，成了我畢生的典範。
母親名為蔡白雪，與父親同年出生於金門瓊林，一個出了三位進士而被清朝皇帝賜名的村莊。為了給弟弟念書，母親沒有去上學，成了一輩子務農持家不識字的女性，二十一歲因媒婆牽線嫁給了父親。
婚前他們在各自的村子，經歷了「日本手」、古寧頭大戰，婚後則一起挺過了八二三炮戰。在老家大廳全毀、新婚小姑及其夫婿在炮火身亡後，為躲避戰禍，那一年，一家七口老小逃難到臺灣，從高雄、麻豆、豐原，最後落腳三重埔。
八二三炮戰隔年，二叔續留三重埔，身為長子的父親，帶著一家老小返回老家古寧頭，繼續上山下海養活一家人。在流離和醫療資源匱乏下，我的大姊和二哥因病早逝，父母很少流露他們的傷悲，直到晚年才跟我們說──夢到衣衫襤褸的孩子，拉著父親的衣角要東西吃。從那年起，在父親的指引下，我們找到當年村子外一處無主之地，當初草草掩埋兄姊的可能地點，為從未謀面的兄姊掃墓。
我是在戰後十年出生，排名第八的孩子。金門人說的「戰後」並不是指二戰之後，而是八二三炮戰之後。
古寧頭人有山有海，山指的是貧瘠的旱田，海指的是蚵田。我家的「山」田分散於沙崗、宮口、埔頭邊，約莫有一甲多的貧瘠旱田，這是祖父下南洋到呂宋島當餐廳服務生所掙得的農地；而「海」指的是祖先以花崗石條矗立於潮間帶的石蚵田，是我們主要的蛋白質來源。
戒嚴的海，只有持「下海證」的村民才能通過崗哨下海。氣候尚未劇變的當年，金門的冬天又溼又冷，大人小孩常生凍瘡，冷冽的日子蚵仔最肥美，為配合潮水，父母常常天未亮便得使喚起長著凍瘡的手腳，走過長長的泥灘地，用蚵擎把石蚵敲下來清洗、裝袋，再挑上岸。蚵仔以肩挑或牛車運回家之後，剖蚵是母親、姊姊、奶奶等家中婦女的主要工作，往往剖蚵到很晚，隔天父親才能去市場販賣，那是一種勞動時間很長的生活。
父母的勞動很少可以轉換為金錢，要供應孩子上學的經濟壓力龐大，往往到註冊時還得設法借錢繳孩子的學費。我一直記得父親每天記錄著賣菜、賣蚵的所得，盤算著如何支應一家的生活。那雙粗糙的手、歷經風霜的臉孔及溼透的汗衫，是已過世父親最鮮明的形象之一。待自己當了老師領了薪水，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每次購物時，總是在內心換算，這樣要剖多少斤的蚵仔。
多年之後，我因為見證了臺南七股反濱南工業區、雲林台西反臺塑煉鋼廠 的開發案，才看到臺灣蚵仔的養殖方式，不論是平掛、垂吊或浮棚式，其採收方式比起金門的石蚵要省力多了。在那些時刻，往往更加想起父母的辛勞。
下海的勞務告個段落，父母親接著往旱田𥚃挑水、拔草、抓蟲；下午再下一次田，或者拉著牛車蒐集木麻黃枯枝落葉當燃料，煮豬食。
這些收穫提供了家中基本的食物來源。中、晚餐吃的是地瓜、地瓜籖，偶爾會和著屯放數年的戰備米，配上早上海裡順便抓到的小魚、蟹、自家種的蔬菜。
家中所有孩子都得分擔一些勞動，那是個重男輕女的年代，兩位雙胞胎姊姊，除了山海家務勞動，還要照顧弟妹，因此被迫減少去學校上學的時間。
我不是最懂事、會主動幫忙家務的孩子，但放學後協助農務是基本工作。平日下課後，和哥哥一起去割草餵牛、切牛皮菜、野菜、削地瓜煮豬食，假日在田裡拔草、抓蟲（不太敢抓）。務農是個看天（自然）吃飯，但又是與天對抗的工作，尤其是那拔不盡的野草。
播種季節到了，孩子就跟在父親和耕牛後方，挖個洞播玉米、高粱或者花生的種子；地瓜則是用插技的，等藤蔓長了，需要翻地瓜藤，以避免太多根系長出很多小地瓜；如果是種西瓜和蔬菜，則要從井裡打水，在熱天裡挑個數十擔灌溉在貧瘠的沙地。
為了製作高粱酒而種植的高粱，是家裡每年主要的農事收入，金門軍政府提供了保價收購。當時金門的農業完全沒有機械化，農民靠黃牛犁田，手工播種和收割，然後將收成的高粱穗鋪在馬路上，讓來往的車輛輾壓脫殼。當時的民用車子不多，許多是軍車，對於騎機車的人來說，輪胎輾過高粱很容易打滑，相當危險，直到九○年代才禁止這種做法。
小時候協助務農的辛勞，如今回想，相較於和土地脫節的都市生活，反而是豐富的生命經驗。高粱之外，旱田裡的地瓜是主食，此外還種植著多樣的蔬菜和瓜果，春天種花生、芝麻，夏天是大西瓜、小玉西瓜、香瓜，冬天種大小白菜、牛皮菜……這些務農和種植經驗，讓我每天的飲食和土地之間有很強的連結感。
至今，我記得和父母親相處的幸福時光，是農務勞動後，在傍晚斜照的溫暖陽光下，父親走路牽著牛車，讓母親坐牛車上一起走回家，臉上洋溢著笑容的畫面。
往往在工作繁重或面對困頓之時，都會想到父母歷經戰亂貧苦、艱苦辛勞地持家，就覺得自己的狀態不算什麼。久而久之，成了我在困境中最大的內在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