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覽會的政治學

推薦序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呂紹理

《博覽會的政治學》這本書，是我在撰寫《展示臺灣》時深受啟發的作品。本書不但提供了我觀察日本博覽會歷史的基本線索，更引領我注意博覽會與消費社會、大眾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受益受惠於這本書甚多，是以蘇碩斌教授將此書譯成中文初稿時，我非常興奮，也很榮幸在此向讀者們鄭重推薦。

本書作者吉見俊哉是東京大學大學院情報學環教授，為日本著名的社會學與文化研究學者，他的另一本《媒介文化論》也已由群學出版，臺灣的讀者也許對他並不陌生。早在1992年吉見教授即出版了《博覽會政治學》一書。這本書裡所提到的博覽會，對長久以來具有豐富籌展各種規模不等博覽會的日本而言，不是什麼新鮮事，例如，1970年即有戰後第一次，也是日本史上第一次的萬國博覽會於大阪舉行，或如1985年的筑波博覽會。除了一般經驗所及的博覽會，學界探究此種展示活動的作品也不絕如縷。例如早在1930年代，即有永山定富寫過有關博覽會的書，或如1970年山本光雄也出版了有關如何籌備萬國博覽會的專書。這兩本書大體上屬實務操作之大成。1981年，也就是本書日文原版出版的前九年，日本另一位著名的歷史學者吉田光邦在日本文部省科研經費贊助下，推動了為期三年有關萬國博覽會的研究，以較學術的眼光探討博覽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美學等層面，並且陸續在1985-1986年間，出版了該計畫的初步研究成果，包括《圖說萬國博覽會史》和《萬國博覽會研究》（兩書皆為京都思文閣出版）等專書和論文集。

然而，儘管日本實務界及學者探討博覽會者不在少數，卻少有人能像本書作者吉見俊哉教授，透過傅柯式的「凝視」（gaze，或者本書所用的□□□□），開展出異於往昔日本學者的角度，從一個嶄新的視野，不但回顧過往百餘年的世界博覽會，還將眼光投射到更為深遠的歷史框架：五百年來「發現」思維與視線所引動的「奇觀」視野，以及由此衍生出無數的各種政治、社會乃至經濟文化體制上的巨烈變動。他指出了博覽會和帝國建構、消費社會、大眾文化之間具有極為緊密的關係。循著這個視線，吉見教授邀請讀者理解日本在過往歷史中所創造的各種博覽展示活動，必須放到此一發現視野及其所捲入的種種權力運作脈絡下來考量，如同他在〈後記〉中所言，他想要藉著如鏡中夢幻般的博覽會諸相，「在日常世界結構空間層次上，去揭露貫穿所謂『現代』的一種力量」。

作為一個社會學者，吉見教授固然希望透過博覽會試圖建立「奇觀的社會理論」，不過這本書中仍有許多饒富興味的歷史場景重建與追索，使讀者不僅能具有理論意涵的透視，也能穿梭於時光隧道，一窺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博覽會場景，增加讀者的臨場感；更能使吾人理解戰前的日本，如何在亦步亦趨學習歐美萬國博覽會的過程中，投射出其渴望成為帝國的心願、醉心成為現代化國家的夢想、追求奇觀現代都市生活空間與生活方式的歷史。這樣的視野及反省值得任何一位觀眾在觀看21世紀各種博覽展示活動時仔細思考。所以，當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開幕時，讀者們可以帶著這本書進入會場，透過吉見教授所提供的視野，仔細玩味在上海的這場博覽會。

譯者序
臺灣譯者說明
蘇碩斌

近現代譯名的琢磨

一本譯著，串連著兩個語言的思想世界。而這本跨越諸多人文社會學科的《博覽會的政治學——□□□□□近代》，其譯著串連的卻不僅是兩個世界。日本與臺灣同樣受到歐美的思想哺育，也共同交錯著東亞的歷史命運，因此，將這本穿梭在歐美與東方、理論與歷史的學術著作譯為另一種語言，實則擠壓了深層的思想板塊，也攪動了多重的學科疆界。

換個方式來談。翻譯日文之愉悅，是很多概念有漢字表述，輕易可用為中文；然而，翻譯日文之苦惱，也在於這些漢字表述的概念，脈絡看似相同卻不然，以致譯名的選用極度為難。原書副標題的「近代」，就是典型的苦惱譯名。

「近代」的譯名如何苦惱？臺灣社會學有極重的歐美傳統，專注於觀察「現代」的社會型態，鮮少使用「近代」之名。社會學者認識的「現代」，就如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轉引艾克頓爵士（Lord Acton）之言：「有一條明確而可見的線，將歐洲的現代（modern age）與以前的時代區分開來。」紀登斯強調，「現代」的標記，就是18世紀末西歐的「兩個大革命」，亦即法國大革命與工業革命。

兩個大革命，就一直是社會學的思考起點。資本主義、國民國家、有機聯帶、科層體制，這些馬克思、涂爾幹、韋伯以及之後社會學者思考的主題，都是在斷裂後的「現代」才開展的社會型態；即使思想根源可以上溯啟蒙時期或文藝復興。

然而，社會學熟習的這條歐美社會學的「現代」之線，若拿到漢字國度的其他學科來對話，卻有著難以溝通的曲折。

以日文的用語定義來看。根據辭書《□□苑》的解釋，「現代」是指日本史的太平洋戰爭敗戰後的時代；而「近代」則指日本史的明治維新之後、太平洋戰爭之前的時代。

亦即，日本史認知的近現代，雖是西方啟蒙現代性的產物，但卻因應歷史過渡的時間差而切割為「近代」及「現代」兩個階段。而臺灣史的近現代，或許由於研究對象的歷史過程與日本密切連結，因此斷代認知也近似日本史，亦即以殖民時期為近代，而以戰後時期為現代。

然而中國史對近現代的認知，就複雜更多。1910年代日本就有中國史學家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論」，大膽指出宋代因貴族制度崩壞造成官吏任用體系出現、庶民地位流動、大眾文化成形，致使中國歷史終結「中世」（medieval）而進入「近世」（modern），並以宋元為近世前期，明清為近世後期。這種說法經其弟子宮崎市定的接續補充，使唐宋變革參照到「世界史」層次，將中國宋代、西歐文藝復興列為「近世」，將日本明治維新、英國工業革命稱為「最近世」。這個「近世」亦即後來習稱的「近代」、最近世即為「現代」。

畢竟中國並未出現18世紀末西歐兩個大革命那樣明確的鉅變，因此中國史的斷代爭論一直不斷。戰後兩岸史學家編纂的中國近現代史，與內藤湖南推遠中國近代到西方之前的脈絡已大不相同，因而也切割出各種「近代」，例如以明末耶穌會教士來華或清代鴉片戰爭為上限；以五四運動的1911年、或二戰勝利、或中共建立政權為下限。但不論「近代」的端點為何，中日學界論辯不休而懸稱的「內藤假說」，確實為中國史的史實研究留下深刻的史觀刀痕。簡單幾個表述斷代的漢字，勢必牽扯背後的史觀，對應歐美字彙，問題恐怕更加混淆。因此，既有將近代及現代對應為modern及contemporary的用法，亦有仿照德文Neuzeit的概念，將近代及現代對應為early modern及modern，也有如社會學慣以premodern和modern來描述兩個時代的斷裂。

這些跨學科、跨國別的複雜脈絡，使本書日文原著的關鍵字「近代」在翻譯為中文時，充滿了漢字對應的苦惱。作者吉見俊哉使用的「近代」二字，當然不可能是臺灣學界普同理解的「近代」。譯者衡諸原著文脈，決定將原著「近代」一詞，還原為社會學傳統的modern來理解，因而多數「近代」在本譯著中譯為「現代」，只有文意明確指涉日本史者，保留譯名為「近代」。另外，原著的重要概念「見世物」是日本庶民的一個歷史現象，但作者在本書中將這個現象提升為解釋大眾意識的理論概念，因此即使本詞彙是華文及臺灣社會所不熟悉，但在譯書仍保留原詞。這些考慮特別在此說明，至盼讀者諒解與指教。

編輯體例安排

日本學界在文化史、思想史的論述或譯著，都擁有令人羨慕的質量基礎，日本對人事物的譯名也高度統一，所以本書的日文原著提及的歷史事件、人物、地點、建築，都只以片假名拼音，絕大多數未附西文原文。日本譯讀外文資料的豐厚背景，當然是臺灣遠遠不及。如何讓臺灣讀者像日本讀者一樣，得以親近作者提供的歷史事件、專有名詞、參考書目、思想背景，理應是譯介者不能旁貨之責。為此，臺灣譯本對部分原文提供「譯注」及專有名詞還原西文的作法，期使讀者既可取道日本，又能接軌西方。本書的體例安排說明如下：

(1)日文專有名詞：原著出現的日本人名或專有名詞，若漢字為本地可理解者，譯者均依習用名詞直譯，不再加註日文，必要時增加譯者注釋；原文若為特殊外來語，則加註兩種語言以利讀者理解。例如：日本主義（□□□□□□�〔Japanism或Japonism〕）。

(2)西文專有名詞：原著以片假名表示的西方專有名詞或特定概念，已由譯者還原為西文（英文或其他歐文）附加於譯名之後，並以英語世界流通的用法為主，不再列註日文譯音。例如：水晶宮（Crystal Palace）、傅柯（Michel Foucault）、奇觀（spectacle）等。

(3)隨頁譯注：原著提及但未加詳述的西方人物、事件，以及日本讀者熟悉而不須解釋的人物、事件，本書均增加譯註說明（標示為、□□），以期本地讀者更易進入作者的思考脈絡。譯者注釋內容根據工具書（如《大英百科全書》及《□□苑》等）酌予改寫，不再逐條詳列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