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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西方的時機觀其發展導向比較是英雄主義而非戰略而中國的時機觀導向的是一種暗自施展的功效思維 在西方，時機所屬的時間乃是「偶然的，混沌的，因而是『無法降服的』」。對於它的預見之明因而只能是一種對於可能的壞發展進行防範的準備，因為它基本上是無法為人主宰的。不然，就是反過來，以一種能量的突然激發，人們得以自我超越，並以勇氣來戰勝挑戰。時機在此變成了「使得事功得以進行的冒險」，也就是贏得光榮的機會。
在中國這邊，戰略家的工作乃是審慎地觀察形勢，進而偵測出對方的破綻。如果破綻未能出現，戰略家便只作等待。這等待「聯繫於預見之明」，「因為破綻乃銘刻於事物的邏輯之中。」一旦對手的破綻逐漸加大，我們便能對他進行攻擊而不必害怕和他正面交鋒。時機因此能成為程序之完成的承載者，而戰略家與聖人相似，而不是與英雄相似，因為他必須形成虛待的態度，也就是說沒有特定的注意焦點，如此才能對變化過程的整體加以體察。
本書主旨探討中西有關成功與效力的根本思維，並加以對照。在中國方面主要結合了《老子》、《孫子》、《鬼谷子》和《韓非子》的思想並加以貫通，找出中國上古時期以降，對於軍事、外交、政治等各面向的共通思維，對照以西方自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乃至於《君王論》、《戰爭論》中浮現的思想根柢。
本書除了提出「功效對效力」的哲學構造企圖外，也有助於實際人生事業的運作原理理解。國際一級情報單位在閱讀此書後曾特邀作者進行講座，以深入理解中國之戰略思維。世界多位企業領袖也曾聆聽作者相關的演講。本書作者為法國當代著名漢學家及哲學家，著作超過二十五種，已被翻譯為至少二十五種語言。《功效論》一書曾於2002年以袖珍版作廣泛發行。
本書特色
本書談論中西雙方對於成功及效力的不同思維方式，不僅有趣也有用，對於中西思想的對話具有啟發性意義。
在中國這邊，戰略家的工作乃是審慎地觀察形勢，進而偵測出對方的破綻。如果破綻未能出現，戰略家便只作等待。這等待「聯繫於預見之明」，「因為破綻乃銘刻於事物的邏輯之中。」一旦對手的破綻逐漸加大，我們便能對他進行攻擊而不必害怕和他正面交鋒。時機因此能成為程序之完成的承載者，而戰略家與聖人相似，而不是與英雄相似，因為他必須形成虛待的態度，也就是說沒有特定的注意焦點，如此才能對變化過程的整體加以體察。
本書主旨探討中西有關成功與效力的根本思維，並加以對照。在中國方面主要結合了《老子》、《孫子》、《鬼谷子》和《韓非子》的思想並加以貫通，找出中國上古時期以降，對於軍事、外交、政治等各面向的共通思維，對照以西方自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乃至於《君王論》、《戰爭論》中浮現的思想根柢。
本書除了提出「功效對效力」的哲學構造企圖外，也有助於實際人生事業的運作原理理解。國際一級情報單位在閱讀此書後曾特邀作者進行講座，以深入理解中國之戰略思維。世界多位企業領袖也曾聆聽作者相關的演講。本書作者為法國當代著名漢學家及哲學家，著作超過二十五種，已被翻譯為至少二十五種語言。《功效論》一書曾於2002年以袖珍版作廣泛發行。
本書特色
本書談論中西雙方對於成功及效力的不同思維方式，不僅有趣也有用，對於中西思想的對話具有啟發性意義。
名人推薦
＊在這個中國蓬勃發展的年代，余蓮使我們能理解中國整體策略的基礎。──法國《策略母模紀事》）
＊這不是一本企業經營的實用手冊，它提供的是使所有『經理人』都可以受到啟發的一套思想。──法國國家教育研究高等學院
＊透過豐富的形象、隱喻及文本，余蓮成功地聚焦於中國的功效意念。──英文《國際中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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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一本企業經營的實用手冊，它提供的是使所有『經理人』都可以受到啟發的一套思想。──法國國家教育研究高等學院
＊透過豐富的形象、隱喻及文本，余蓮成功地聚焦於中國的功效意念。──英文《國際中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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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代譯序：如何使得間距發揮效用？
敬告讀者寫作目標與文獻版本
第一章 將目光固定在模型上
第二章 或者，乘勢而為
第三章 目標或結果
第四章 行動或轉化
第五章 時機的結構
第六章 無為（而無所不為）
第七章 功效自成
第八章 由效力到功效作用
第九章 操縱的邏輯
第十章 操縱對比說服
第十一章 水的意象
第十二章 易之頌譯名對照表
敬告讀者寫作目標與文獻版本
第一章 將目光固定在模型上
第二章 或者，乘勢而為
第三章 目標或結果
第四章 行動或轉化
第五章 時機的結構
第六章 無為（而無所不為）
第七章 功效自成
第八章 由效力到功效作用
第九章 操縱的邏輯
第十章 操縱對比說服
第十一章 水的意象
第十二章 易之頌譯名對照表
序／導讀
序言
敬告讀者
當我們說某一事物有「承載力」（porteur）時，這意謂著什麼──而且不是說它「承載了什麼」，而是絕對性地具有「承載力」？比如說，針對一個市場或一家企業的演變而言。當我們說某一因素是有承載力時，我們意謂著此一因素發展前景良好，而我們也可以依附其上：與其使一切依賴於我們的主動發起，我們承認某些潛勢已存於情境之中，它可以被辨識出來，而我們可任由其「承載」。這個字詞的用法有點模糊，或至少是一直封閉在實用的範圍內，並處於語言的邊界，而我們也不會夢想到要探測其邏輯。然而，在此處我們可以預感有關一種我們在世界中介入方式的視象存於其中；而同樣地，和我們的理論立場難以相合，它卻可以給我們一個溢出它們的機會，並藉此重新思考它們，以發現「效力」的其它根源。
這裡指的「其它」是相對於歐洲傳統而言，或至少是希臘流傳給我們的：它思考效力是由抽象出理想形式開始，將其建立為模型，之後將它投射於世界之上，並將意志力固置於此，將其當作有待實現的目標。這個傳統是事先建立的計畫和行動上的英雄主義；根據我們理解它的角度，它是手段和目的，及理論－實際間關係之傳統。然而，我們在最遠處，也就是在中國，發現了一種學習讓效果自行達致的構想功效方式；並不是（直接）瞄準它，而是（像後果般地）含帶它；也就是不要尋求它，而是要收獲它──使它自行達致結果。古代中國人和我們說，只要知道如何善用情境的進展，就能使自己受其「承載」。如果我們不計畫謀略，如果我們不勞作努力或強勢運作，這並不是我們在夢想脫離世界，而是要能在其中更加成功。這個智性並不透過理論－實際的關係來運作，而是只依靠事物的演變，而我們將之稱為「策略性」智性。在研究它們的時候，我們會反向地問，在我們這邊，即使是那些對立於理念或是道德掛帥，而選擇了「現實主義」的思想家──由亞里斯多德到馬基維利或克勞塞維茨──是否真的好好思考了效力。甚至，效力這意念本身是否太有限、或是太笨重，以致於不能掌握如何使∕讓現實得以來臨。
在這個效力的問題之下，實際上，有另一個問題逐漸浮現：它不是存有或認知的問題，如同形上學不斷地提問的，也不是行動的問題，這乃是其倫理對照，而是效力的條件問題。因為問題是，效果究竟是什麼？或者說，真實是如何實現的？
由仍然深受意志主義浸染的效力問題，到連通內在底蘊的「功效」問題，我們可嘗試去鬆動思想。這裡「鬆動」（de]caler）有兩個意思：一是進行和（和我們思考習慣）常規有距離的移動，由一個框架移到另一個──由歐洲到中國並相互為之──這會使我們的再現得以移動並使思想得以再行發動；另一個意思則是把所依靠的墊木（cale）拿起來：以便開始察覺我們不斷依靠它而能進行思考的究竟是何者，但也就是因為如此，我們無法對其進行思考。
要進行這樣的鬆動，當然必須要重新陶鑄語言和其中的立場選擇：一路走來，使它偏移它原來受承載，因而即使在我們開口前就會說的──使它開向另一個可能的可理解性，將它帶向其它的資源。代譯序
如何使得間距發揮效用？
「如果把差異物化或本質化，那麼這將不可挽回地是一件貧乏且無生產性的事；然而，使得間距發揮效用（faire travailler l’ecart），這又是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吧？我在我這些試探性論文中所作的正是如此。」余蓮在此和我們說明了他如何構想其工作的一種方式，而其目的正是為了「認識中國並且重新發動哲學」。在其中可以發現有關「差異」（la difference）和「間距」（l’ecart）的概念組構，而這是他近三十年來思想路徑中的一個重大關鍵。我們有可能將差異和間距放置於一個互不相容的「對立」之中來理解它們（間距因而被視為差異的差異）。不過，如果我們觀察余蓮如何使得一個特定的間距「發揮效用」，我們便會理解差異和間距之間的關係將是更複雜的，並會使得前引余蓮的聲明顯得更為有趣。
差異解釋間距
在余蓮的《功效論》第五章「時機的結構」中，余蓮探討了一個中國和西方思想中都共同處理的主題。這個共同的主題即是「時機」，在希臘文中為kairos一辭，而古代中文則以「機」這個字表達。在他對這個共同主題的討論中，我們很快地便會遭遇「間距」這個意念。
「必須預先看見『時機』，這在西方和中國一致，都是戰略上最具共同性的要求。」（頁八十六）然而，第一個「間距」出現了：西方人，在此尤其是指馬基維利（Machiavel），「在構想這個預見之明的時候，只是為了防範負面的事物（而不是要以＃具有承載力的事物＆作為支撐）。」（同頁）這個間距是如何產生的？為何西方人無法以正面的方式看待時機，不能看到它「具承載力」的一面呢？對於時機具如此化約、受限且偏重單方面的態度是從何而來的呢（《遠遠地就看到了壞事》）？余蓮使用了一個時機觀中的「結構性」差異來提出解釋。
余蓮的分析起始的確便存在於此一共同主題的不同思維方式。由kairos一辭的原意而言，時機在西方被思考為行動的「有利時刻」。它由偶然之中產生並為技藝所探索。（頁七十九）時機在這種思維之下被視為一種可增進效力的開放性：「因為它的協助，吾人的行動得以包容於事物的發展進程，它不再是一種強行的介入，而是得以植入其中，利用其進程中的因果關係，並受到協助。」（同頁）這樣一個「良好的」時刻，「在時間的範疇內的良善」（頁八十），應該是對於行動完全正面的事物，然而在預見它之時，為何卻只能以其負面的面向受到掌握呢？
在解釋這個間距之前，余蓮先提出中國人對時機的不同看法來作為對照。在此，時機不再是以行動來作為考量觀點，而是以（事物發展過程中的）變動來作考量觀點。時機在此不再是由環繞行動各因素有利的聯合綜效所形成的「機會」，並因而「激發行動」，而比較是被思考為「在已經進行的過程中最適當的介入時刻」。它乃是身處於一個變化的過程之中，並且是「逐漸獲得的潛勢累積所形成的時刻，能釋放出最大的功效」。（頁八十三）
因此，差異是結構性的。在中國式的思維中，時機實際上是雙重的：在那彷彿是即興而起的，如同機會一般的時機背後（在生自偶然中的kairos背後），出現了另一個時機，而它的位置是在時延的另一端點，也就是在已進行的過程的起始之處。（頁八十三）在這個時機的雙重性思維中，首要的重點是要能看到決定性的時刻乃是處於上游的時刻，而力要著重的是在其「胚胎」階段、「初始階段」，即能分辨出「勢態中的潛力」（先機）。（頁八十四）
這個結構性差異於是解釋了面對時機的態度為何會形成間距。在西方，時機所屬的時間乃是「偶然的，混沌的，因而是『無法降服的』」。（頁九十）對於它的預見之明因而只能是一種對於可能的壞發展進行防範的準備，因為它基本上是無法為人主宰的。不然，就是反過來，以一種能量的突然激發，人們得以自我超越，並以勇氣來戰勝挑戰。（頁一○○）時機在此變成了「使得事功得以進行的冒險」，也就是贏得光榮的機會。（頁一○一）在中國這邊，戰略家的工作是乃是審慎地觀察形勢，進而偵測出對方的破綻。如果破綻未能出現，戰略家便只作等待。這等待「聯繫於預見之明」，「因為破綻乃銘刻於事物的邏輯之中。」（頁八十九）一旦對手的破綻逐漸加大，我們便能對他進行攻擊而不必害怕和他正面交鋒。（頁八十八）時機因此能成為程序之完成的承載者，而戰略家與聖人相似，而不是與英雄相似，因為他必須形成虛待的態度，也就是說沒有特定的注意焦點，如此才能對變化過程的整體加以體察。（頁九十一）
林志明，國立台北教育大學（NTUE）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教授
敬告讀者
當我們說某一事物有「承載力」（porteur）時，這意謂著什麼──而且不是說它「承載了什麼」，而是絕對性地具有「承載力」？比如說，針對一個市場或一家企業的演變而言。當我們說某一因素是有承載力時，我們意謂著此一因素發展前景良好，而我們也可以依附其上：與其使一切依賴於我們的主動發起，我們承認某些潛勢已存於情境之中，它可以被辨識出來，而我們可任由其「承載」。這個字詞的用法有點模糊，或至少是一直封閉在實用的範圍內，並處於語言的邊界，而我們也不會夢想到要探測其邏輯。然而，在此處我們可以預感有關一種我們在世界中介入方式的視象存於其中；而同樣地，和我們的理論立場難以相合，它卻可以給我們一個溢出它們的機會，並藉此重新思考它們，以發現「效力」的其它根源。
這裡指的「其它」是相對於歐洲傳統而言，或至少是希臘流傳給我們的：它思考效力是由抽象出理想形式開始，將其建立為模型，之後將它投射於世界之上，並將意志力固置於此，將其當作有待實現的目標。這個傳統是事先建立的計畫和行動上的英雄主義；根據我們理解它的角度，它是手段和目的，及理論－實際間關係之傳統。然而，我們在最遠處，也就是在中國，發現了一種學習讓效果自行達致的構想功效方式；並不是（直接）瞄準它，而是（像後果般地）含帶它；也就是不要尋求它，而是要收獲它──使它自行達致結果。古代中國人和我們說，只要知道如何善用情境的進展，就能使自己受其「承載」。如果我們不計畫謀略，如果我們不勞作努力或強勢運作，這並不是我們在夢想脫離世界，而是要能在其中更加成功。這個智性並不透過理論－實際的關係來運作，而是只依靠事物的演變，而我們將之稱為「策略性」智性。在研究它們的時候，我們會反向地問，在我們這邊，即使是那些對立於理念或是道德掛帥，而選擇了「現實主義」的思想家──由亞里斯多德到馬基維利或克勞塞維茨──是否真的好好思考了效力。甚至，效力這意念本身是否太有限、或是太笨重，以致於不能掌握如何使∕讓現實得以來臨。
在這個效力的問題之下，實際上，有另一個問題逐漸浮現：它不是存有或認知的問題，如同形上學不斷地提問的，也不是行動的問題，這乃是其倫理對照，而是效力的條件問題。因為問題是，效果究竟是什麼？或者說，真實是如何實現的？
由仍然深受意志主義浸染的效力問題，到連通內在底蘊的「功效」問題，我們可嘗試去鬆動思想。這裡「鬆動」（de]caler）有兩個意思：一是進行和（和我們思考習慣）常規有距離的移動，由一個框架移到另一個──由歐洲到中國並相互為之──這會使我們的再現得以移動並使思想得以再行發動；另一個意思則是把所依靠的墊木（cale）拿起來：以便開始察覺我們不斷依靠它而能進行思考的究竟是何者，但也就是因為如此，我們無法對其進行思考。
要進行這樣的鬆動，當然必須要重新陶鑄語言和其中的立場選擇：一路走來，使它偏移它原來受承載，因而即使在我們開口前就會說的──使它開向另一個可能的可理解性，將它帶向其它的資源。代譯序
如何使得間距發揮效用？
「如果把差異物化或本質化，那麼這將不可挽回地是一件貧乏且無生產性的事；然而，使得間距發揮效用（faire travailler l’ecart），這又是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吧？我在我這些試探性論文中所作的正是如此。」余蓮在此和我們說明了他如何構想其工作的一種方式，而其目的正是為了「認識中國並且重新發動哲學」。在其中可以發現有關「差異」（la difference）和「間距」（l’ecart）的概念組構，而這是他近三十年來思想路徑中的一個重大關鍵。我們有可能將差異和間距放置於一個互不相容的「對立」之中來理解它們（間距因而被視為差異的差異）。不過，如果我們觀察余蓮如何使得一個特定的間距「發揮效用」，我們便會理解差異和間距之間的關係將是更複雜的，並會使得前引余蓮的聲明顯得更為有趣。
差異解釋間距
在余蓮的《功效論》第五章「時機的結構」中，余蓮探討了一個中國和西方思想中都共同處理的主題。這個共同的主題即是「時機」，在希臘文中為kairos一辭，而古代中文則以「機」這個字表達。在他對這個共同主題的討論中，我們很快地便會遭遇「間距」這個意念。
「必須預先看見『時機』，這在西方和中國一致，都是戰略上最具共同性的要求。」（頁八十六）然而，第一個「間距」出現了：西方人，在此尤其是指馬基維利（Machiavel），「在構想這個預見之明的時候，只是為了防範負面的事物（而不是要以＃具有承載力的事物＆作為支撐）。」（同頁）這個間距是如何產生的？為何西方人無法以正面的方式看待時機，不能看到它「具承載力」的一面呢？對於時機具如此化約、受限且偏重單方面的態度是從何而來的呢（《遠遠地就看到了壞事》）？余蓮使用了一個時機觀中的「結構性」差異來提出解釋。
余蓮的分析起始的確便存在於此一共同主題的不同思維方式。由kairos一辭的原意而言，時機在西方被思考為行動的「有利時刻」。它由偶然之中產生並為技藝所探索。（頁七十九）時機在這種思維之下被視為一種可增進效力的開放性：「因為它的協助，吾人的行動得以包容於事物的發展進程，它不再是一種強行的介入，而是得以植入其中，利用其進程中的因果關係，並受到協助。」（同頁）這樣一個「良好的」時刻，「在時間的範疇內的良善」（頁八十），應該是對於行動完全正面的事物，然而在預見它之時，為何卻只能以其負面的面向受到掌握呢？
在解釋這個間距之前，余蓮先提出中國人對時機的不同看法來作為對照。在此，時機不再是以行動來作為考量觀點，而是以（事物發展過程中的）變動來作考量觀點。時機在此不再是由環繞行動各因素有利的聯合綜效所形成的「機會」，並因而「激發行動」，而比較是被思考為「在已經進行的過程中最適當的介入時刻」。它乃是身處於一個變化的過程之中，並且是「逐漸獲得的潛勢累積所形成的時刻，能釋放出最大的功效」。（頁八十三）
因此，差異是結構性的。在中國式的思維中，時機實際上是雙重的：在那彷彿是即興而起的，如同機會一般的時機背後（在生自偶然中的kairos背後），出現了另一個時機，而它的位置是在時延的另一端點，也就是在已進行的過程的起始之處。（頁八十三）在這個時機的雙重性思維中，首要的重點是要能看到決定性的時刻乃是處於上游的時刻，而力要著重的是在其「胚胎」階段、「初始階段」，即能分辨出「勢態中的潛力」（先機）。（頁八十四）
這個結構性差異於是解釋了面對時機的態度為何會形成間距。在西方，時機所屬的時間乃是「偶然的，混沌的，因而是『無法降服的』」。（頁九十）對於它的預見之明因而只能是一種對於可能的壞發展進行防範的準備，因為它基本上是無法為人主宰的。不然，就是反過來，以一種能量的突然激發，人們得以自我超越，並以勇氣來戰勝挑戰。（頁一○○）時機在此變成了「使得事功得以進行的冒險」，也就是贏得光榮的機會。（頁一○一）在中國這邊，戰略家的工作是乃是審慎地觀察形勢，進而偵測出對方的破綻。如果破綻未能出現，戰略家便只作等待。這等待「聯繫於預見之明」，「因為破綻乃銘刻於事物的邏輯之中。」（頁八十九）一旦對手的破綻逐漸加大，我們便能對他進行攻擊而不必害怕和他正面交鋒。（頁八十八）時機因此能成為程序之完成的承載者，而戰略家與聖人相似，而不是與英雄相似，因為他必須形成虛待的態度，也就是說沒有特定的注意焦點，如此才能對變化過程的整體加以體察。（頁九十一）
林志明，國立台北教育大學（NTUE）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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