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思想的困局
從十九世紀時的希望年代，到二十世紀的混亂，若要從時代間的衝突或困局中找到出路，就是一種創造的工作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這一本先生的遺作，如實呈現哲學大師沉澱一生的思想風采，理性而深邃─
尋跡於二十世紀的西方世界，「在世界裡面的中國」（China in the world），思索中國文哲未來的路向。
從勞思光先生犀利剖析的深邃思維及現身說法的講席風采，在這個時代，尋得「哲學問題」之解答。
哲學必須是理性的保衛者。
我所真正關切的是我自己所見到的理境及所達到的自我境界。我所關切的哲學問題，本是哲學現有的危機問題，與未來的希望問題。─勞思光先生《思辯錄》
人是已往歷史之奴隸，卻是未來歷史的主人。
人站在歷史大洪流裡面就有一定的位置、一個視域；每一次去探求、思想、研究的時候，都是取了一個視域。
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歷史轉變是從希望漸漸步入破滅，出現「困局」（predicament），用病理學的方法來觀察文化的困局：為何出現違背啟蒙運動的兩次世界大戰？又為何二十世紀竟有三件大荒謬的事情（希特勒大屠殺、史達林及墨索里尼大審判、毛澤文化大革命）？
世界的問題是無窮展開的。舊的成績無法解決新問題時，歷史就走入另一個階段，每一種文化都是如此。
哈瑪斯：我們對於現代性的研究，主要是一種病理學研究（parthological study）。
十九世紀時，知識份子認為他們處在「希望的世紀」（century of hope）
，文化永遠都在超越過去，世界會越來越好。
然而，真的是如此嗎？
二十世紀變成一個混亂的時代，結構主義思維、後現代與現代之間的衝突，呈現了許多哲學家的迷惘與憂慮。原先充滿希望的世界，漸漸走向處處是「困局」（predicament）的世界，再也不能維持「希望的世紀」這種信念。
於是走入一連串困局：
˙第一重困局：傳統與現代性的緊張關係
˙第二重困局：現代文化本身的不完整性
˙第三重困局：不信任現代文化而出現「反理性思潮」
從二十世紀每個世代對於哲學問題的瞭解，藥方，剖析當代西方哲學家如何解消「走向一個現代社會的鐵籠」的憂慮，進而擴展哲學思維的「視域」。
思索「哲學之未來」的問題究竟是什麼？現代文化之下的哲學思維落實到政治、經濟、宗教、社會秩序上，會成為什麼主張？
勞思光先生：若要從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衝突或困局中找到出路，就是一種創造的工作，這工作必須要發揮已有文化傳統的潛力──可以發揮、可以出現，但是還完全發揮。……發揮潛力並不是很簡單的事情，卻是唯一可能的出路。
本書特色
★如實呈現勞思光先生晚年口述「講書」之原稿，本書亦是他生前最後一本著作。
★在哲學的思辨中，從勞思光先生的思路中，重新思索二十世紀西方哲學家所提出的觀察與辯論。
★透過西方哲學的困局、當代文化現狀所衍生的困難，詮釋中西方二十世紀重要歷史、社會事件的發生脈絡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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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第一章引言
（1）從希望世紀到三重困局
（2）傳統與現代性：第一重困局
（3）現代文化與不完整的計畫（IncompleteProject）：第二重困局
（4）反理性思潮與「哲學之終結」（EndofPhilosophy）：第三重困局
(a)片段化的病態
(b)特權化的病態
(c)虛無化的病態
第二章詮釋學風之收穫及迷失
（1）客觀主義（objectivism）之爭議
（2）詮釋學風與相對主義（relativism）
（3）外加結構與文化世界
（4）反省思維之新向度
（a）消解絕對主義傳統思維（limitedconcept）的擬議
（b）後形上學思維之定立
（c）成素分析與範式轉移
（d）極限概念，可修改性（revisability）與「大敘述」（grandnarrative）迷執之消除
第三章反理性思潮之檢評與理性言談之轉向
（1）後現代思潮之歷史背景
（2）後現代思維的家族相似性
（3）後現代思想之理論重點
（a）從哲學到政治－以李歐塔（Lyotard）為主要代表
（一）懷疑論(scepticism)傳統與「歧異」(difference)觀念
（二）對大敘述之否定
（三）簡說「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與解構思想(deconstructuralism）
（四）反權威主義(anti-authoritarianism)－引向後現代政治思想
（b）宗教與世界觀
（c）科技文化之認識與評判
（d）藝術與生活－附論流行文化
（4）結論:「反理性」(anti-rational)論述而非「非理性」（irrational）論述
第四章異質文化之問題
（1）引言---衝突與整合（conflict&integration）
（2）三種通俗觀念（demoticideas）的評述
（a）掘寶觀念
（b）換體觀念
（c）拼盤觀念
（3）典範轉移與破除迷執之嘗試
（a）當代思想困局的理論樞紐
（b）另一個失敗主義的心態--泛實用主義之流行
（c）迷執破除之建議
序／導讀
【編者後記】
一般情況下，「編者後記」是在一本書結尾才會出現的，然而勞先生的驟逝，使得我們不得不將「後記」挪到了「序」的位置。
這本書的誕生，起自2011年勞先生、沈清松教授和我的一次聚會。當時我正在苦苦尋覓「中西對話系列叢書」的作者。由於現今華人學界對於西方論述大多止於引介，較少提出自己的觀點；但是要能突破西方框架的限制，不能沒有對於西方思想的批判性分析。勞先生對中、西哲學的造詣之深，使他成為當代極少數能夠擔起這項任務的學者。
勞先生經不起我們的慫恿，答應參加；但是因為時間體力有限，所以只能以口述方式進行。因此由2011年秋天開始，勞先生便開始了每星期一個半小時的「講書時間」，由就讀台灣政治大學哲學所博士班的謝宛汝和紀金慶輪流負責錄音記錄、並整理逐字稿。每次「講書時間」結束之後的美食餐敘，成為我們珍貴的回憶。
「講書」的工作持續了一年後接近尾聲。10月中旬，我由紐西蘭回到台北，金慶告訴我，勞先生在問逐字稿進度如何了。但是他沒有等我的答覆。20日夜裡，勞先生在家中跌倒，瀟灑地離開了人世。於是這本書稿便成為我和金慶的責任。
雖然勞先生辭世前已經看過大部份文字稿，然而畢竟當時整理的工作並未全部完成；沒有他親自回答問題，少數幾個不清楚或有疑問的地方，我們只得由錄音談話的脈絡反覆推敲他的意思，或由文獻中找答案。最後版本幸得蔡美麗教授拔刀相助、替我們校閱、終得定稿。
整理書稿過程當中，出現的一個最大問題是：全書只有結論的標題，但是沒有內文。原先我們以為這結論包含在勞先生最後交付助理的手稿當中，但卻遍尋不著。勞先生已逝，無人能替他寫下結論；但是最後的兩則標題：「消解文化傳統之衝突，指向新的文化整合」，以及「結論：勇敢承擔歷史之任務──觀念之探險」，已經清楚顯現了勞先生所看到的趨勢與意旨；這意旨正是他對於後來者的深切期盼，因為他的棒子已經交了。
汪琪，2013年12月5日，於台北
試閱
第一章 引言──待解的難題
從年輕的時候開始，我真正關心的問題，始終是一個哲學的困局、其可能的出路，同時也是一個所謂文化危機的問題。我們對於文化的前景、功能等等的認知，都處於一個朦朧不清的階段。我個人的研究工作，就是要面對這樣一個哲學和文化的危機，清理這些基本的問題，來看看我們有什麼希望，能夠透露什麼樣「可信的」(reliable)希望；我的工作是基於這樣一個「旨趣」(interest)。多年來，我的工作常被人誤會；解釋也有很多錯誤的地方。最早我是以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之後「知識論轉向」(epistemological turn)所產生的、對於西方哲學發展的影響開始的。我也曾經運用「黑格爾主義」(Hegelianism)的模型，因為他是在從康德之後影響歐洲的，取的是比較「正面」(positive)主張的方式。但我認為我們要有大格局的眼光和胸襟去承擔面對文化危機的問題；中國是一個有很長遠歷史與悠久文化的國家，對於中國文化傳統的思維，不論我們贊成多少，反對多少，都需要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因此進入中年之後，我開始整理中國哲學，代表作是《中國哲學史》。因為這本書比較流行，所以很多人通過這本書來看我。在很多場合，特別是我50歲前後，走到任何場合，大家都介紹說我是整理中國哲學、尋求中國哲學新出路的代表人物。因此在50歲到60歲左右，我就聲明：中國哲學的整理是我工作的一部分，這個工作做完了；我計畫的下一步是清理20世紀的哲學問題，也就是「當代哲學」(contemporary philosophy)思想的清理。事實上，從60歲到現在的20年來，我確實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也就是現代文化之下哲學思維的演變，以及有什麼樣的成果、困難？
(1)從希望世紀到三重困局
我看世界的危機、文化的危機、與哲學的危機，可以從西方史學家對於19世紀與20世紀的看法開始。威爾斯(H.G.Wells, 1866-1946)在《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中回顧19世紀時， 將19世紀稱作「希望的世紀」(century of hope)，因為當時歐洲的知識份子有一個共同的信念，都認為世界與文化生活永遠在進步當中；進步的觀念成為一種自然的觀念。文化表現在經驗科學的發展、經濟秩序的改變、或種種社會理想的宣傳，各種主張的衝突雖然很多，但都有個共同點，就是世界會越來越好。威爾斯說這句話是在20世紀初期，由歷史的演進可以看出當時他的看法正漸漸地在應驗；因此所謂「明天會更好」這種想法在19世紀是很普遍的，特別是學院方面。歷史演變一個很大的關鍵，是從19世紀到20世紀，種種問題越來越複雜，原先充滿希望的世界，漸漸走向處處是「困局」(predicament)的世界，「希望的世紀」這種信念也不再能維持。總的來說，就是走入一連串困局。這情況我稱之為「三重困局」(triple predicament)，我們可以從三個面向(aspect)來了解。
第一重困局是傳統與現代性的緊張關係。其次，現代文化本身有它的不完整性，故有現代文化的「病理學」(pathology)，這是現代文化的第二重困局。第三重困境是由於對於現代文化的不信任而出現反現代文化的思潮，其特性是所謂「對於理性的不信任」，因此可稱為反理性思潮。就反理性思潮最具體的理論趨向看，他們所看見的、提出來的問題就表現在《哲學之重建或終結？》(After Philosophy: End or Transformation)一類的論著， 這是幾個當代比較有代表性的哲學家共同寫的一本書。所以我們先分析在面對世界的、文化的、以及哲學的危機時，西方面臨的是什麼樣的困局？在文化現狀中又衍生出什麼困難？這裡我們先從學院意義下的哲學說起，再去談一般的文化問題。
如果純粹看哲學學院裡的哲學研究，我們不能不面對一個很難解的情況： 從19世紀到20世紀，哲學理論的發展有很明顯的躍進：譬如在邏輯數學方面有符號邏輯(Symbolic logic)、數理邏輯(Mathematical logic)的建立。就思維的精確程度來講，是歷史上從來未有的進步，因為從亞里斯多德以來的哲學家都只是用語言邏輯、根本不明白形式規則(rule)的結構、及其本身內層的精密性。20世紀初期，從弗雷格(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 1848-1925)到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開始，所謂的符號邏輯與數理邏輯的發展是思維方式明顯的進展。 另外在社會意識方面，社會學對社會行為(social action)的瞭解也有極大進步。從20世紀初，由韋伯(Max Weber, 1864-1914)、涂爾幹(Émile Durkheim, 1858-1917)、一直到30年代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研究成果也是很豐富的；他們的作品與哲學研究的問題相互呼應、印證。換句話說，純粹就學院來說，與過去相較，二十世紀有不錯的成績，從20、30、40、50年代開始，每一個世代都有很多正面的成果。不僅有形式思維上的進步，而且形式思維上的成就還回過頭來改進了我們對於哲學問題的了解；接著有意義論的出現、以及分析哲學的發展。此外例如孔恩(Thomas Samuel Kuhn, 1922-1996)的研究讓我們對科學的認識也不同了。然而我們並不因為學院的成績豐富就很有信心。中葉以後，20世紀似乎漸漸變成一個破滅的世紀；大家原先的信念越來越不能堅持。
簡單解釋，上述情況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兩次世界大戰暴露了歐洲內在的社會病。19世紀對歐洲人來說是「希望的世紀」，可是在歐洲文化的領域內竟然出現了幾件歐洲人自己也無法解釋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兩次大戰之間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大屠殺的問題；另外一件是大屠殺出現以前，是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8-1953)與墨索里尼(Benito Amilcare Andrea Mussolini, 1883-1945)大審判的問題。大審判之荒謬以及大屠殺的殘暴，照理說不是歐洲文化與價值意識所能容忍的，然而卻發生在歐洲。前些年我在香港政府舉辦的公開講演裡，再加上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雖然發生在亞洲，但是毛澤東號稱他革命的根據是馬列主義，所以根源還是歐洲的思想。換言之，20世紀竟然有三件大荒謬的事情。歐洲自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以來，特別強調平等、博愛、自由等等價值意識，歐洲人自認為他們的文化代表這些價值、也逐步在實現這些價值，所以「明天會更好」，一切都會進步，然而事實上卻出現了這幾個大退歩的情形。除此之外，第一次大戰還是以歐洲為主，第二次重心已經轉到美國，所以就歐美文化來講，除了剛才講的兩大事件以外，另外例如國際關係、國際經濟金融所出現的問題也都在20世紀越來越清楚。到了21世紀，種種文化的毛病非但沒有徹底改善，反而越來越複雜化、問題越來越多。事實上20世紀後半部文化的走向，牽涉到我們對於現代性、現代文化的制度、觀念究竟有沒有明確的態度？很顯然，很多現象是一種策略性的、技術性問題的出現。 從19世紀到20世紀，現代性的文化表現為人的信念越來越微弱，在這種情況下，該如何看待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種種的關係？
從年輕的時候開始，我真正關心的問題，始終是一個哲學的困局、其可能的出路，同時也是一個所謂文化危機的問題。我們對於文化的前景、功能等等的認知，都處於一個朦朧不清的階段。我個人的研究工作，就是要面對這樣一個哲學和文化的危機，清理這些基本的問題，來看看我們有什麼希望，能夠透露什麼樣「可信的」(reliable)希望；我的工作是基於這樣一個「旨趣」(interest)。多年來，我的工作常被人誤會；解釋也有很多錯誤的地方。最早我是以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之後「知識論轉向」(epistemological turn)所產生的、對於西方哲學發展的影響開始的。我也曾經運用「黑格爾主義」(Hegelianism)的模型，因為他是在從康德之後影響歐洲的，取的是比較「正面」(positive)主張的方式。但我認為我們要有大格局的眼光和胸襟去承擔面對文化危機的問題；中國是一個有很長遠歷史與悠久文化的國家，對於中國文化傳統的思維，不論我們贊成多少，反對多少，都需要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因此進入中年之後，我開始整理中國哲學，代表作是《中國哲學史》。因為這本書比較流行，所以很多人通過這本書來看我。在很多場合，特別是我50歲前後，走到任何場合，大家都介紹說我是整理中國哲學、尋求中國哲學新出路的代表人物。因此在50歲到60歲左右，我就聲明：中國哲學的整理是我工作的一部分，這個工作做完了；我計畫的下一步是清理20世紀的哲學問題，也就是「當代哲學」(contemporary philosophy)思想的清理。事實上，從60歲到現在的20年來，我確實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也就是現代文化之下哲學思維的演變，以及有什麼樣的成果、困難？
(1)從希望世紀到三重困局
我看世界的危機、文化的危機、與哲學的危機，可以從西方史學家對於19世紀與20世紀的看法開始。威爾斯(H.G.Wells, 1866-1946)在《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中回顧19世紀時， 將19世紀稱作「希望的世紀」(century of hope)，因為當時歐洲的知識份子有一個共同的信念，都認為世界與文化生活永遠在進步當中；進步的觀念成為一種自然的觀念。文化表現在經驗科學的發展、經濟秩序的改變、或種種社會理想的宣傳，各種主張的衝突雖然很多，但都有個共同點，就是世界會越來越好。威爾斯說這句話是在20世紀初期，由歷史的演進可以看出當時他的看法正漸漸地在應驗；因此所謂「明天會更好」這種想法在19世紀是很普遍的，特別是學院方面。歷史演變一個很大的關鍵，是從19世紀到20世紀，種種問題越來越複雜，原先充滿希望的世界，漸漸走向處處是「困局」(predicament)的世界，「希望的世紀」這種信念也不再能維持。總的來說，就是走入一連串困局。這情況我稱之為「三重困局」(triple predicament)，我們可以從三個面向(aspect)來了解。
第一重困局是傳統與現代性的緊張關係。其次，現代文化本身有它的不完整性，故有現代文化的「病理學」(pathology)，這是現代文化的第二重困局。第三重困境是由於對於現代文化的不信任而出現反現代文化的思潮，其特性是所謂「對於理性的不信任」，因此可稱為反理性思潮。就反理性思潮最具體的理論趨向看，他們所看見的、提出來的問題就表現在《哲學之重建或終結？》(After Philosophy: End or Transformation)一類的論著， 這是幾個當代比較有代表性的哲學家共同寫的一本書。所以我們先分析在面對世界的、文化的、以及哲學的危機時，西方面臨的是什麼樣的困局？在文化現狀中又衍生出什麼困難？這裡我們先從學院意義下的哲學說起，再去談一般的文化問題。
如果純粹看哲學學院裡的哲學研究，我們不能不面對一個很難解的情況： 從19世紀到20世紀，哲學理論的發展有很明顯的躍進：譬如在邏輯數學方面有符號邏輯(Symbolic logic)、數理邏輯(Mathematical logic)的建立。就思維的精確程度來講，是歷史上從來未有的進步，因為從亞里斯多德以來的哲學家都只是用語言邏輯、根本不明白形式規則(rule)的結構、及其本身內層的精密性。20世紀初期，從弗雷格(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 1848-1925)到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開始，所謂的符號邏輯與數理邏輯的發展是思維方式明顯的進展。 另外在社會意識方面，社會學對社會行為(social action)的瞭解也有極大進步。從20世紀初，由韋伯(Max Weber, 1864-1914)、涂爾幹(Émile Durkheim, 1858-1917)、一直到30年代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研究成果也是很豐富的；他們的作品與哲學研究的問題相互呼應、印證。換句話說，純粹就學院來說，與過去相較，二十世紀有不錯的成績，從20、30、40、50年代開始，每一個世代都有很多正面的成果。不僅有形式思維上的進步，而且形式思維上的成就還回過頭來改進了我們對於哲學問題的了解；接著有意義論的出現、以及分析哲學的發展。此外例如孔恩(Thomas Samuel Kuhn, 1922-1996)的研究讓我們對科學的認識也不同了。然而我們並不因為學院的成績豐富就很有信心。中葉以後，20世紀似乎漸漸變成一個破滅的世紀；大家原先的信念越來越不能堅持。
簡單解釋，上述情況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兩次世界大戰暴露了歐洲內在的社會病。19世紀對歐洲人來說是「希望的世紀」，可是在歐洲文化的領域內竟然出現了幾件歐洲人自己也無法解釋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兩次大戰之間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大屠殺的問題；另外一件是大屠殺出現以前，是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8-1953)與墨索里尼(Benito Amilcare Andrea Mussolini, 1883-1945)大審判的問題。大審判之荒謬以及大屠殺的殘暴，照理說不是歐洲文化與價值意識所能容忍的，然而卻發生在歐洲。前些年我在香港政府舉辦的公開講演裡，再加上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雖然發生在亞洲，但是毛澤東號稱他革命的根據是馬列主義，所以根源還是歐洲的思想。換言之，20世紀竟然有三件大荒謬的事情。歐洲自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以來，特別強調平等、博愛、自由等等價值意識，歐洲人自認為他們的文化代表這些價值、也逐步在實現這些價值，所以「明天會更好」，一切都會進步，然而事實上卻出現了這幾個大退歩的情形。除此之外，第一次大戰還是以歐洲為主，第二次重心已經轉到美國，所以就歐美文化來講，除了剛才講的兩大事件以外，另外例如國際關係、國際經濟金融所出現的問題也都在20世紀越來越清楚。到了21世紀，種種文化的毛病非但沒有徹底改善，反而越來越複雜化、問題越來越多。事實上20世紀後半部文化的走向，牽涉到我們對於現代性、現代文化的制度、觀念究竟有沒有明確的態度？很顯然，很多現象是一種策略性的、技術性問題的出現。 從19世紀到20世紀，現代性的文化表現為人的信念越來越微弱，在這種情況下，該如何看待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種種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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