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倫理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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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人活得太費力，我想為大家、包括我自己，找到比較省力、又能活得更舒服的方法。─蔡康永
內容簡介
對現代的研究者而言，邏輯統整、分析比較都是非常普遍的研究方法，每一篇學術研究中都會運用到。但這樣的研究方法是從什麼時候出現的呢？它們其實都源自於西方，在清末自強維新、引介西學的時代才進入中國，為思想較開放的學者所學習應用。蔡元培就是這樣一位走在時代尖端的學者，而《中國倫理學史》則為他的代表作。
在書中他探究了中國古代倫理思想起源、發展及變遷的著作，論述從先秦至明代間，共二十八位哲學家的思想內涵。包括先秦諸子、漢代的陰陽五行、魏晉的清談、宋代的新儒學與明代的理學，完整地討論了中國的倫理思想，並將其放入歷史脈絡中，奠定了現代中國哲學研究的基礎。
本書特色
蔡元培的《中國倫理學史》已經採用西方近代的學術觀點和方法整理中國傳統的倫理思想，可以算是近代中國第一本學術著作，影響後世的中國哲學研究深遠。
在書中他探究了中國古代倫理思想起源、發展及變遷的著作，論述從先秦至明代間，共二十八位哲學家的思想內涵。包括先秦諸子、漢代的陰陽五行、魏晉的清談、宋代的新儒學與明代的理學，完整地討論了中國的倫理思想，並將其放入歷史脈絡中，奠定了現代中國哲學研究的基礎。
本書特色
蔡元培的《中國倫理學史》已經採用西方近代的學術觀點和方法整理中國傳統的倫理思想，可以算是近代中國第一本學術著作，影響後世的中國哲學研究深遠。
名人推薦
王超華老師（中研院近史所）
目錄
導讀
序例
緒論
先秦創始時代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唐虞三代倫理思想之萌芽
儒家
第三章 孔子
第四章 子思
第五章 孟子
第六章 荀子
道家
第七章 老子
第八章 莊子
農家
第九章 許行
墨家
第十章 墨子
法家
第十一章 管子
第十二章 商君
第十三章 韓非子
結論
漢唐繼承時代
第一章 總說
第二章 淮南子
第三章 董仲舒
第四章 揚雄
第五章 王充
第六章 清談家之人生觀
第七章 韓愈
第八章 李翱
結論
宋明理學時代
第一章 總說
第二章 王荊公
第三章 邵康節
第四章 周濂溪
第五章 張橫渠
第六章 程明道
第七章 程伊川
第八章 程門大弟子
第九章 朱晦庵
第十章 陸象山
第十一章 楊慈湖
第十二章 王陽明
結論
附錄
戴東原學說
黃梨洲學說
俞理初學說
序例
緒論
先秦創始時代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唐虞三代倫理思想之萌芽
儒家
第三章 孔子
第四章 子思
第五章 孟子
第六章 荀子
道家
第七章 老子
第八章 莊子
農家
第九章 許行
墨家
第十章 墨子
法家
第十一章 管子
第十二章 商君
第十三章 韓非子
結論
漢唐繼承時代
第一章 總說
第二章 淮南子
第三章 董仲舒
第四章 揚雄
第五章 王充
第六章 清談家之人生觀
第七章 韓愈
第八章 李翱
結論
宋明理學時代
第一章 總說
第二章 王荊公
第三章 邵康節
第四章 周濂溪
第五章 張橫渠
第六章 程明道
第七章 程伊川
第八章 程門大弟子
第九章 朱晦庵
第十章 陸象山
第十一章 楊慈湖
第十二章 王陽明
結論
附錄
戴東原學說
黃梨洲學說
俞理初學說
序／導讀
導讀
王超華老師（中研院近史所）
一、生平簡介
蔡元培於晚清甲午之年（一八九四）點翰林院編修，戊戌變法（一八九八）失敗後返鄉辦學，並轉赴上海參加反滿革命，一九○七年赴德國留學，至辛亥革命後回國，充任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此後數年間再次三次出國，留德、留法，直至一九一六年底應教育部之邀就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在校期間力行改革，延聘陳獨秀與胡適等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又積極推動學生社團活動，終至發生一九一九年北大學生領導的五四抗議遊行。此後因與北洋軍閥「不合作」，他再度長期滯留國外。一九二六年年底返國後，積極參與國民黨北伐（後期）、清黨、建立南京國民政府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此後致力於建立中央研究院等學術機構，並曾參與建立「中國民權保障大同盟」等組織。抗戰期間移居香港，於一九四○年年初在香港因病辭世，享年七十二歲。
長期以來，中國現代史研究領域將蔡元培歸於五四一代，而忽略他在民國以前的學術思想貢獻。其實，習慣上視為晚清思想重鎮的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比蔡元培還小一歲。戊戌變法前後叱風雲的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更是晚蔡元培五年才出生。這種忽略，毋寧說是出於那時政治形勢左右士人輿論的遺緒。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融貫中西，於一九一○年四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後，多次重印再版，對青年學子有長期潛移默化的作用。書中所據以品藻評價古人、梳理學術淵源的獨立眼光與立場，既屬當時首開風氣之舉，也是蔡元培此後擔任民國教育總長、北大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學術要職時，戮力變革之所據。這是中國現代知識轉型過程中的一本經典著作。五南決定再版此書，實為有益讀者、有益社會之善舉。
二、身世背景
蔡元培出生於清同治六年（丁卯）十二月十一日，西曆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其祖上係明末自諸暨移居山陰，後定居於紹興府城內筆飛巷。這裡錢莊當鋪密集，並設有紹興錢業公會。蔡氏子弟世代服務於商界，多為店鋪經理、副理，姻親也多居此處並從事相似行業，其中包括蔡元培的外祖和他第一次婚姻的岳家。蔡元培出生前，其家世正上升至小康。祖父購置並擴建住屋，買進陰宅祭田，元培的六叔且補廩生，成為蔡氏門下第一位考取功名者。元培四週歲（一八七二年，按農曆計為六歲）時入家塾開蒙，但祖父、父親不久先後過世，家道中落，元培和弟弟只得出外附讀，兩年換了三位塾師，之後才較長期地追隨紹興城內頗有口碑的設館秀才王懋脩先生，並於十五週歲（一八八三年，農曆十七歲）中秀才，得以自己授徒為業。兩年後，蔡元培經推薦為本縣鄉紳徐樹蘭之子陪讀並為之校對藏書，得以博覽群書並結交書友，學業突飛猛進。此後，一八八九年中舉，一八九○年中貢士，一八九二年中進士並點翰林院庶吉士，一八九四年二十六週歲（農曆二十八歲）時升任翰林院編修，科舉之途可謂一帆風順，與嚴復（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等人幾十年科舉不得意的經歷相當不同。
蔡元培無疑天資過人，但家世經歷也在很重要的方面決定了他的學術思想品格。即以儒家道德來說，仁義固然滲透於整個社會，但士人必須忠君，否則將治罪，而平民百姓則只需日常服從，蔡氏家庭的忠君意識因此相當薄弱。中下階層市民的蔡氏也很重孝道，蔡元培兄弟及其叔父都曾在母病時刲臂肉進藥，但他們行孝卻並不看重儒家視為根本的禮儀。相反，紹興久遠的商業傳統賦予他們較強的平等意識和人際關係中既互助又自強的精神。此外，蔡氏父兄沒有納妾歷史，也顯示出性別平等意識的浸染。不妨說，在宗教、國家、社會、個體等方面，康有為、梁啟超偏重於國家；譚嗣同、章太炎偏重於個人；王國維偏重於個體與超越；而蔡元培的思想進路，則常常偏重於社會與倫理。日後蔡元培參加革命，持一種反對帝制但不主張排滿的折衷立場，應該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缺少士人的家庭背景和社會交往也使蔡氏弟子保持了謙卑而開放的學習態度。紹興作為江南文化重鎮，清代主要學術思潮在這裡都有根基和影響。從入縣學到進士及第，蔡元培曾先後偏重於不同學理：性理天命的宋明理學，尋章摘句的漢學訓詁，微言大義的今文經學，以及浙東獨特的史學方志傳統。但其主旨始終傾向於不分漢宋，兼容今古，略疏於經義，重在綜合。究其實，在並無家學淵源可仰賴，缺少耆碩大儒指教，同齡學友又無人與之同時中舉的情況下，蔡元培不凡的科舉業績，不可能循清儒津津樂道的家法門戶，而必須基於他思維上出眾的綜合平衡能力。我們或可於此了解他寫作《中國倫理學史》的動機。
三、時代思潮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轉折。這一年蔡元培點翰林編修，首次進入京師官場，就遇到這千年未有之變局，思想與閱歷均無準備。他舉人和進士時的同年梁啟超、汪康年、張元濟等人立時成為變法運動中的弄潮兒，而他本人則主要以讀書來回應，無任天文地理、聲光化電，亦或各國史、日本語，都勤勤懇懇學習。同鄉先輩徐樹蘭和同年胡道南參與創辦《農學報》、《經世報》，他也在京師幫助售賣散發。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期間，雖然關切時事，令他最為興奮的卻是嚴復的演講。變法的慘敗，迫使他將知識關懷轉化為道義立場，攜全家離京，返鄉任紹興中西學堂總理。一九○○年義和團庚子之變，滿清朝廷鼓譟在前，潛逃在後；八國聯軍攻入京師，南方重鎮都督卻保持中立。腐敗亂象更堅定了蔡元培與滿清決裂、追求平等和民權的信念。一九○二年任上海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時，他支持學生退學抵制堂規，並由此創辦愛國學社。舉凡一九○二至一九○六年間上海的激進教育界或革命黨活動，幾乎都有蔡元培參與領導。一九○六年秋，蔡元培返京申請出國深造，於京師大學堂譯文館代課半年後，自費隨駐德公使赴德國留學。
這十幾年裡，無論是政壇學界還是蔡元培本人的生活，似乎都忙亂得令人眼花繚亂。其中是否有內在理路？蔡元培又為甚麼要在各地立憲熱潮漸起、學部新立且教育改革提上日程之時堅持出國深造？
五四以後的梁啟超曾總結近代中國學習西洋，說是洋務時代船堅炮利，甲午之後政治革命，到五四才注重文化思想。這一說法十分流行，但其實並不準確。不錯，甲午戰爭之前確實是「中體西用」，中西學判分兩轍。抨擊時政者或以西人為例，但必以聖人之言為據，即使聲言要改創新制的康有為也不例外。但甲午戰後情況則有所不同，特別是嚴復翻譯赫胥黎《天演論》出版，大大衝擊文化思想界。以往論者多談及這部著作介紹達爾文進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對中國影響巨大。其實，赫胥黎梳理古希臘學術史和印度佛教哲理的部分同樣帶來巨大震撼。學者受其影響而重新審視學術史和國粹者，多有人在。
即以梁啟超本人為例，戊戌後流亡日本辦《清議》、《新民》等報，一九○二年初〈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續以全年連載之長文〈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格局頗似蔡元培八年後出版的《中國倫理學史》，而其中先秦部分陳述概貌和佛教部分贊其深邃，又隱約可見嚴復《天演論》痕跡。文中更反覆徵引章炳麟（太炎），而章太炎這年正在修改《訄書》，其中同樣論述了從先秦至近代的學術史，「觀省社會因其政俗」，「知古今進化之跡」。一九○三年《蘇報》案發，章太炎入獄，蔡元培赴青島暫避，並翻譯德國科培爾在日本演講之《哲學要領》。和當時其他活躍的思想家一樣，蔡元培投身革命活動的同時，也在持續探討中國傳統學術在西方思想激盪下的新解釋。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清廷正在各方壓力下被迫改良，這些激盪孳乳的新思潮，卻很難進入官方視野。西學對既有傳統的挑戰及其在士人中的影響，官方早有憂慮，但身處其位，不得不謀維持滿清統治之政，學術思想也因之受到束縛。高官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九）一八九八年發表其著名的《勸學篇》，強調忠君、尊聖、尊經為體，西學為用，經遂被架空為僵死教條，道也因之萎縮成由三綱五常等固定標準統領的個人修身問題。清學部於一九○五年十二月建立後，張之洞仍懼新思想如畏虎，如王國維（一八七七—一九二七）於一九○六年初評論所說，學部新定大學章程的根本之誤在缺哲學一科。「必以哲學為有害之學」，「必以哲學為無用之學」，且「必以外國之哲學與中國古來之學術不相容也。」王國維閱讀叔本華、康德，也正是在一九○二—一九○四年間。他一九○三年作為入門閱讀的巴爾善（Friedrich Paulsen, 1846-1909）的《哲學概論》，蔡元培在德國期間也曾研習，是為當時文化思想變遷深流之一支。
四、原著研讀
蔡元培近四十歲隻身自費赴德留學，為貼補家用，與上海商務印書館簽約，譯述著文。寫作《中國倫理學史》之前，已於一九○九年翻譯出版《倫理學原理》，原著者「泡爾生」與王國維所說《哲學概論》作者「巴爾善」實為同一人。蔡元培在德國時出版的這兩部書，都有日文底本，他在寫作序言或緒論時都有切實說明。這並不意味他無力閱讀德文原著，也不是說他的寫作無甚新意。一方面，雖然當時以西學眼光重新審視中國學術史的學者都注意到中國傳統給予倫理以極重要地位，但多半隨之轉向哲學、文學、政治、法學等領域。蔡元培在萊比錫選修課程也集中在哲學、心理學、文學和倫理學，可是在認識中國學術傳統時，他仍堅持其倫理學的認識進路。這兩部書都是他有意選擇的題目。另一方面，那時翻譯出版界競爭頗為激烈，尤其從日文翻譯的書目繁多。原始資料顯示，兩書完稿前，都曾有時間壓力。《中國倫理學史》所據兩本日文書及其他參考資料，即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從上海寄給蔡元培，乞其務必早日完成計畫中的寫作。
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與其所據之日本木村鷹太郎《東西洋倫理學史》東洋
王超華老師（中研院近史所）
一、生平簡介
蔡元培於晚清甲午之年（一八九四）點翰林院編修，戊戌變法（一八九八）失敗後返鄉辦學，並轉赴上海參加反滿革命，一九○七年赴德國留學，至辛亥革命後回國，充任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此後數年間再次三次出國，留德、留法，直至一九一六年底應教育部之邀就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在校期間力行改革，延聘陳獨秀與胡適等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又積極推動學生社團活動，終至發生一九一九年北大學生領導的五四抗議遊行。此後因與北洋軍閥「不合作」，他再度長期滯留國外。一九二六年年底返國後，積極參與國民黨北伐（後期）、清黨、建立南京國民政府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此後致力於建立中央研究院等學術機構，並曾參與建立「中國民權保障大同盟」等組織。抗戰期間移居香港，於一九四○年年初在香港因病辭世，享年七十二歲。
長期以來，中國現代史研究領域將蔡元培歸於五四一代，而忽略他在民國以前的學術思想貢獻。其實，習慣上視為晚清思想重鎮的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比蔡元培還小一歲。戊戌變法前後叱風雲的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更是晚蔡元培五年才出生。這種忽略，毋寧說是出於那時政治形勢左右士人輿論的遺緒。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融貫中西，於一九一○年四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後，多次重印再版，對青年學子有長期潛移默化的作用。書中所據以品藻評價古人、梳理學術淵源的獨立眼光與立場，既屬當時首開風氣之舉，也是蔡元培此後擔任民國教育總長、北大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學術要職時，戮力變革之所據。這是中國現代知識轉型過程中的一本經典著作。五南決定再版此書，實為有益讀者、有益社會之善舉。
二、身世背景
蔡元培出生於清同治六年（丁卯）十二月十一日，西曆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其祖上係明末自諸暨移居山陰，後定居於紹興府城內筆飛巷。這裡錢莊當鋪密集，並設有紹興錢業公會。蔡氏子弟世代服務於商界，多為店鋪經理、副理，姻親也多居此處並從事相似行業，其中包括蔡元培的外祖和他第一次婚姻的岳家。蔡元培出生前，其家世正上升至小康。祖父購置並擴建住屋，買進陰宅祭田，元培的六叔且補廩生，成為蔡氏門下第一位考取功名者。元培四週歲（一八七二年，按農曆計為六歲）時入家塾開蒙，但祖父、父親不久先後過世，家道中落，元培和弟弟只得出外附讀，兩年換了三位塾師，之後才較長期地追隨紹興城內頗有口碑的設館秀才王懋脩先生，並於十五週歲（一八八三年，農曆十七歲）中秀才，得以自己授徒為業。兩年後，蔡元培經推薦為本縣鄉紳徐樹蘭之子陪讀並為之校對藏書，得以博覽群書並結交書友，學業突飛猛進。此後，一八八九年中舉，一八九○年中貢士，一八九二年中進士並點翰林院庶吉士，一八九四年二十六週歲（農曆二十八歲）時升任翰林院編修，科舉之途可謂一帆風順，與嚴復（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等人幾十年科舉不得意的經歷相當不同。
蔡元培無疑天資過人，但家世經歷也在很重要的方面決定了他的學術思想品格。即以儒家道德來說，仁義固然滲透於整個社會，但士人必須忠君，否則將治罪，而平民百姓則只需日常服從，蔡氏家庭的忠君意識因此相當薄弱。中下階層市民的蔡氏也很重孝道，蔡元培兄弟及其叔父都曾在母病時刲臂肉進藥，但他們行孝卻並不看重儒家視為根本的禮儀。相反，紹興久遠的商業傳統賦予他們較強的平等意識和人際關係中既互助又自強的精神。此外，蔡氏父兄沒有納妾歷史，也顯示出性別平等意識的浸染。不妨說，在宗教、國家、社會、個體等方面，康有為、梁啟超偏重於國家；譚嗣同、章太炎偏重於個人；王國維偏重於個體與超越；而蔡元培的思想進路，則常常偏重於社會與倫理。日後蔡元培參加革命，持一種反對帝制但不主張排滿的折衷立場，應該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缺少士人的家庭背景和社會交往也使蔡氏弟子保持了謙卑而開放的學習態度。紹興作為江南文化重鎮，清代主要學術思潮在這裡都有根基和影響。從入縣學到進士及第，蔡元培曾先後偏重於不同學理：性理天命的宋明理學，尋章摘句的漢學訓詁，微言大義的今文經學，以及浙東獨特的史學方志傳統。但其主旨始終傾向於不分漢宋，兼容今古，略疏於經義，重在綜合。究其實，在並無家學淵源可仰賴，缺少耆碩大儒指教，同齡學友又無人與之同時中舉的情況下，蔡元培不凡的科舉業績，不可能循清儒津津樂道的家法門戶，而必須基於他思維上出眾的綜合平衡能力。我們或可於此了解他寫作《中國倫理學史》的動機。
三、時代思潮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轉折。這一年蔡元培點翰林編修，首次進入京師官場，就遇到這千年未有之變局，思想與閱歷均無準備。他舉人和進士時的同年梁啟超、汪康年、張元濟等人立時成為變法運動中的弄潮兒，而他本人則主要以讀書來回應，無任天文地理、聲光化電，亦或各國史、日本語，都勤勤懇懇學習。同鄉先輩徐樹蘭和同年胡道南參與創辦《農學報》、《經世報》，他也在京師幫助售賣散發。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期間，雖然關切時事，令他最為興奮的卻是嚴復的演講。變法的慘敗，迫使他將知識關懷轉化為道義立場，攜全家離京，返鄉任紹興中西學堂總理。一九○○年義和團庚子之變，滿清朝廷鼓譟在前，潛逃在後；八國聯軍攻入京師，南方重鎮都督卻保持中立。腐敗亂象更堅定了蔡元培與滿清決裂、追求平等和民權的信念。一九○二年任上海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時，他支持學生退學抵制堂規，並由此創辦愛國學社。舉凡一九○二至一九○六年間上海的激進教育界或革命黨活動，幾乎都有蔡元培參與領導。一九○六年秋，蔡元培返京申請出國深造，於京師大學堂譯文館代課半年後，自費隨駐德公使赴德國留學。
這十幾年裡，無論是政壇學界還是蔡元培本人的生活，似乎都忙亂得令人眼花繚亂。其中是否有內在理路？蔡元培又為甚麼要在各地立憲熱潮漸起、學部新立且教育改革提上日程之時堅持出國深造？
五四以後的梁啟超曾總結近代中國學習西洋，說是洋務時代船堅炮利，甲午之後政治革命，到五四才注重文化思想。這一說法十分流行，但其實並不準確。不錯，甲午戰爭之前確實是「中體西用」，中西學判分兩轍。抨擊時政者或以西人為例，但必以聖人之言為據，即使聲言要改創新制的康有為也不例外。但甲午戰後情況則有所不同，特別是嚴復翻譯赫胥黎《天演論》出版，大大衝擊文化思想界。以往論者多談及這部著作介紹達爾文進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對中國影響巨大。其實，赫胥黎梳理古希臘學術史和印度佛教哲理的部分同樣帶來巨大震撼。學者受其影響而重新審視學術史和國粹者，多有人在。
即以梁啟超本人為例，戊戌後流亡日本辦《清議》、《新民》等報，一九○二年初〈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續以全年連載之長文〈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格局頗似蔡元培八年後出版的《中國倫理學史》，而其中先秦部分陳述概貌和佛教部分贊其深邃，又隱約可見嚴復《天演論》痕跡。文中更反覆徵引章炳麟（太炎），而章太炎這年正在修改《訄書》，其中同樣論述了從先秦至近代的學術史，「觀省社會因其政俗」，「知古今進化之跡」。一九○三年《蘇報》案發，章太炎入獄，蔡元培赴青島暫避，並翻譯德國科培爾在日本演講之《哲學要領》。和當時其他活躍的思想家一樣，蔡元培投身革命活動的同時，也在持續探討中國傳統學術在西方思想激盪下的新解釋。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清廷正在各方壓力下被迫改良，這些激盪孳乳的新思潮，卻很難進入官方視野。西學對既有傳統的挑戰及其在士人中的影響，官方早有憂慮，但身處其位，不得不謀維持滿清統治之政，學術思想也因之受到束縛。高官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九）一八九八年發表其著名的《勸學篇》，強調忠君、尊聖、尊經為體，西學為用，經遂被架空為僵死教條，道也因之萎縮成由三綱五常等固定標準統領的個人修身問題。清學部於一九○五年十二月建立後，張之洞仍懼新思想如畏虎，如王國維（一八七七—一九二七）於一九○六年初評論所說，學部新定大學章程的根本之誤在缺哲學一科。「必以哲學為有害之學」，「必以哲學為無用之學」，且「必以外國之哲學與中國古來之學術不相容也。」王國維閱讀叔本華、康德，也正是在一九○二—一九○四年間。他一九○三年作為入門閱讀的巴爾善（Friedrich Paulsen, 1846-1909）的《哲學概論》，蔡元培在德國期間也曾研習，是為當時文化思想變遷深流之一支。
四、原著研讀
蔡元培近四十歲隻身自費赴德留學，為貼補家用，與上海商務印書館簽約，譯述著文。寫作《中國倫理學史》之前，已於一九○九年翻譯出版《倫理學原理》，原著者「泡爾生」與王國維所說《哲學概論》作者「巴爾善」實為同一人。蔡元培在德國時出版的這兩部書，都有日文底本，他在寫作序言或緒論時都有切實說明。這並不意味他無力閱讀德文原著，也不是說他的寫作無甚新意。一方面，雖然當時以西學眼光重新審視中國學術史的學者都注意到中國傳統給予倫理以極重要地位，但多半隨之轉向哲學、文學、政治、法學等領域。蔡元培在萊比錫選修課程也集中在哲學、心理學、文學和倫理學，可是在認識中國學術傳統時，他仍堅持其倫理學的認識進路。這兩部書都是他有意選擇的題目。另一方面，那時翻譯出版界競爭頗為激烈，尤其從日文翻譯的書目繁多。原始資料顯示，兩書完稿前，都曾有時間壓力。《中國倫理學史》所據兩本日文書及其他參考資料，即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從上海寄給蔡元培，乞其務必早日完成計畫中的寫作。
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與其所據之日本木村鷹太郎《東西洋倫理學史》東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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