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世與革命：激進的漢語神學思潮(1901-1950)

序

基督教與現代中國的「溯洄」與「溯游」
楊慧林（中國人民大學）

《詩經・蒹葭》有「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的名句，而「溯洄從之，溯游從之」同樣是一唱三嘆，卻多少會被忽略。其實「所謂伊人」無論「在水一方」、「在水之湄」還是「在水之涘」，惟有「溯洄」與「溯游」的循環往復，才能領悟「求之而不遠，思之而即至」的深意 。基督教與現代中國的種種糾葛及其思想關聯或許也是如此，既不能不說是「道阻且長」，又始終可謂「宛在水中央」。由此品讀曾慶豹教授的系列著作，應該別有一番滋味。

這一系列已有近年出版的兩大力作：《約瑟和他的兄弟們：護教反共、黨國基督徒與台灣基要派的形成》（2016） 和《紅星與十字架：中國共產黨的基督徒友人》（2019） 。國共兩黨與基督教之間的陳年舊事錯綜複雜，卻通過慶豹的慧眼及其嚴謹的史料梳理漸顯清晰。其間特別著力的，當是在特定的革命進程和社會思潮中呈現中國基督教的歷史命運。就此而言，案前的新作不僅一脈相承，且同屬振聾發聵。

《約瑟和他的兄弟們》針對國民黨「以護教之名反共」、又以「親匪容共」打擊不同教派的那段極端歷史，如不是書中對相關檔案文獻的翔實引證，真令人不敢相信。《紅星與十字架》則聚焦於共產黨與基督徒的種種聯繫，比如最早採訪了中共領袖的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和海倫（Helen Foster Snow）夫婦，最早影響到中共元老董必武的基督徒劉靜庵和李漢俊（李漢俊本人也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參加過紅軍長征、1949年以後官至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部長的基督徒醫生傅連暲，為中共培養出大批人才的燕京大學及其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等等。

要在現代歷史中還原中國的基督教，上述兩條線索是無論如何都無法迴避的，然而可能也恰恰就是因此，才多被誤解、曲解或者諱莫如深。幸有如此用心的研究者在抽絲剝繭的考據中貼近真相，又在娓娓道來的細節中透露微言大義，乃至即使讀者的背景迥異，也可以隨他拂去塵埃，看到些許希望。關於這一點，與慶豹兄成為忘年之交的周聯華牧師可能對其「歷史的轉向」有所影響，也留給我至深的印象。

周聯華牧師多次到訪大陸，我曾在現已略顯破敗的人大天使食府宴請老先生，聽其暢談傳奇般的經歷、獨特的見識和人生感受，受益頗多。然而直至慶豹兄的大作出版，我才讀到周聯華先生那篇從未發表過的妙文〈台灣教會史中之一頁悲慘史〉。這位「總統牧師」當時已被列入「通共」的黑名單，其文字卻是波瀾不驚：「做人不能沒有主見，但是不能有偏見，做學問也是如此。……我的本行——聖經文本分析和評估——告訴我，在客觀分析以後，最後一條是神學的意見（theological bias）。假如把『神學的意見』放在最後，已經算是真正的學者了，因為平信徒和牧師常常把『神學的意見』放在第一條，認為這樣才算是好的、優秀的基督徒。」  周先生將「神學的意見」專門標注為theological bias，顯然是要與上文的「偏見」有所呼應。因為在他看來，有別於「平信徒和牧師」之優劣評判的「真正的學者」，其實才代表著真正的神學態度。

「把『神學的意見』（theological bias）放在最後」和「做人不能有偏見」，在上述文字中是互訓的；以周先生的特殊身份和神學資歷而論，這一態度令人愈發敬佩。在充滿不同選擇、差異、對抗和衝突的現代中國，最終能夠發生影響且有所作為的神學幾乎必然如此，而絕不可能是形形色色的「自義」和「護教」式的虔誠。我相信這遲早也會印證慶豹兄引述過的海倫之說：「基督教是以其哲理和倫理觀點吸引了中國青年人的，而不是純宗教性的說教。」  

如果說上述兩書是對國共兩黨與基督教之關係的「溯游」，慶豹的新作《經世與革命：激進的漢語神學思潮（1901-1950）》似乎是進一步「溯洄」中國現代思想的生成，而其中最主要的關注，顯然是救亡圖存的時代所注定的「革命」和「解放」。這不僅意味著「思想是大時代的產物」，也必要「見證」這個「大時代」所「遭遇的問題」（第五章：「基督教與社會主義」）。（以下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