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式民主: 政治、政策與政治學

民主的奧德賽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曾國祥

民主與神話是古希臘人留給後世的兩大資產。然而，就如荷馬史詩《奧德賽》(The Odyssey)所敘述的希臘英雄奧德修斯(Odysseus)的漂流故事一般，民主也在人類歷史的洪流中，涉足了一段奇特的思想旅程。民主是最佳政體嗎？希臘時期的哲學導師，不論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實際上都曾抱怨過民主制度的缺點。古羅馬人最引以為傲的理想政體，亦非民主，而是SPQR (Senate and the People of Rome)，也就是一般所稱的羅馬共和。至於在漫長的中世紀裡，則始終存在著基督王國(Christendom)的迷思。縱在近代初期，民主仍非霍布斯或洛克等重要學者最為關注的核心議題。大抵言之，我們今天所熟悉的代議民主的興起，與爾後主權國家的蓬勃發展密不可分。但從後見之明來看，這段距離我們猶不遙遠的史實所顯露的，卻不盡然是民主勝利的光輝，更是它曲折的命運：就在我們成為民主價值之忠實信徒的這個時候，現代國家以工具理性作為標竿的政經體系與治理模式，竟已走到了一個自我失控的歷史瓶頸，從而使得民主的社會實踐變得十分困難。

面對這一時代性的挑戰，政治理論家自是不能置身事外。然而，基於政治理論的兩種使命（或兩種理念型），當代著稱的學者乃就民主的難題，提出了迥然不同的回應方式：解釋民主的歷史進程或改變民主的未來命運。即將呈現在讀者眼前的這本民主理論經典讀本：由Prof. John S. Dryzek所撰寫的《談論式民主》（以下簡稱本書），無疑是後一類型的代表；換言之，本書首尾連貫的中心關懷，是置身於歷史的逆境中，扭轉民主的頹勢。延續著批判理論的論證格局，本書作者以政治學者的身份再度表述了民主與理性的這一根本矛盾：由於工具理性與客觀主義對於政治制度、公共政策、乃至於政治科學本身的長期滲透，不但導致官僚技術政體(technocracy)的當道，使得公民行動與政治過程受到嚴密的宰制，更觸發了政治的貧困與民主的危機。換句話說，在一個人們口口聲聲稱道民主之普世價值的歷史階段裡，我們卻無法妥當地使用民主的協商模式，來有效處理日益複雜的公共議題。

為了重建民主的理論基礎，本書作者於是從批判理論出發，並吸納漢娜鄂蘭與社群主義的相關論述，盼能提出一個可以銜接當代溝通理性與古典政治概念的談論式民主模式，作為吾人規劃政治制度與政治過程的道德依託。就此而言，本書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所在，即是投入審議式民主的議論風潮，嘗試將民主思維從過去的代議民主，轉移到新興的參與民主。更具體地說，在本書的討論裡，理性不再只是追求效率與績效的手段，而是行動者能在脈絡化的實踐處境中，為其自身行動提出「好的理由」(good reason)的能力。於此，理性重新被理解為行動主體的認知能力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亦即涵蓋了傳統哲學所並重的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回到批判理論自身的思想淵源來看，作者辯解理性之內涵的用意，因而是在促成理論與實踐的統一。至於漢娜鄂蘭與社群主義對於本書的影響，則主要是體現在「政治與道德的關係」這個典型的政治哲學論題之上。換言之，隨著理性觀念的轉變，本書作者同時重拾了亞里斯多德的古典理想，呼籲民主的愛好者必須挺身而出，共同塑造一個更強的公民身份、打造一個更加寬廣（但非沒有設限）的公共空間，以便透過公民在政治場域中的理性交往與對話互動，將人類最高的道德動能釋放出來，進而消弭現代國家所面臨的民主危機。

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作者早年曾經參與政治科學之學科史詮釋的爭辯，對於以「實證論科學觀」為知識進步之單一標準的主流看法，提出過犀利、精湛的批判。話雖如此，作者對於政策分析與政治科學的前景，依然秉持肯定的態度。究實而論，在社會科學的哲學問題上，本書作者攻訐的重點，主要指向實證論這個錯誤的科學觀念，長期以來對於社會科學研究所造成的嚴重衝擊與不當影響，而非在於質疑科學本身的合理性與重要性。因此，在本書中，作者固然批評主流的民調研究，但卻也試著說明某種量化方法(Q methodology)與談論式民主所預設之主體概念與政治理念的契合程度。依此，本書力求突破、引人矚目的另一重要成就，可謂是致力於帶動規範議題與經驗研究的交流、追求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的融通。

若然，我們不禁要問：民主的奧德賽旅程即將結束了嗎？雖然本書作者並沒有、也無法對此問題提出一個明確的日程表。但可以確定的是，對作者而言，相較於波普(Karl Popper)的批判理性主義所倡導的點滴社會工程，談論式民主既是扭轉工具理性與客觀主義之迷途的正確指引，也是化解政治困頓與民主危機的不二法門。因此，追隨作者的新理性主義，凡是對於民主的前程懷有憧憬的讀者，將可在本書中親眼目睹實踐理性的曙光，而這也正是本書最想傳達給讀者的一個訊息。引用作者在結論中所寫下的最後一段話來說，「即使在追求一個它知道永遠無法企及的理性民主世界時，批判理論也不該沈睡」。確實，縱然經歷了啟蒙計劃的失敗，但只要我們對於理性在多元競逐裡整合知識、在道德分歧中追求共識、在複雜情境下解決問題的崇高功能，依然留有希望，我們就應該在黎明來臨之前，繼續藉著理性的效用，讓自己的腦袋保持清醒。

不過，無可否認地，在現實政治中，希望總是交織著恐懼，理性時常只是激情的俘虜（套用休謨的名言）。誠然筆者個人對於本書所形塑的主體概念深表贊同，關於其嚴厲批判實證論的立場，更是心有戚戚焉。然而，與本書作者不同，個人並不認為在一個世俗化的現代世界中，理性仍舊可以像洛克所言那般，彷彿是「植存在我們心中的一道燭光，足以照亮我們生命所有的企圖」；而懷疑主義有關理性與哲學的種種質疑，甚至迫使我傾向於接受政治理論的主要任務，只是在於解釋、而非改造這個世界。更根本地說，個人寧願相信現代政治的本質，並不是追求亞里斯多德的「至善」(summon bonus)，而是避免霍布斯的「至惡」(summum malum)。若果如此，與其說政治是一場「道德的饗宴」，還不如說是一道「永恆的困境」 (a perpetual predicament)；若果如此，與其說實踐理性的要領，在於建立溝通理性的普遍原則，還不如說在於緊扣人類活動及其價值的歷史性特徵，以便在偶然、流變的歷史境況中，針對每一特殊、複雜的政治議題，進行因時制宜、通權達變的「審慎判斷」(prudence)。

倘使懷疑主義的哲學趣味，按蘇格拉底之說，僅是誠摯地提問，而非努力地求索最好的解答，那麼在實踐理性的黃昏中，從政治懷疑主義的眼光來看，民主的奧德賽似乎還在與歷史搏鬥；我們的英雄，不知何時才能平安返抵家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