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 回溯歷史關鍵- 探尋人類與未來科技發展之道

中文版作者序

就在我撰寫這篇序言的期間，這個世界正進入一個受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衝擊造成的全新常態。雖然這場危機的終結依然遙遙無期，但掌權者們已在這個例外狀態裡，試圖在各個層面將永久性編入體制當中。此刻重要的是去記住，這場流行病的原因與影響是有其社會及政治基礎的。阿蘭達蒂．羅伊（Arundhati Roy）曾說，我們應當將此流行病視為通往新世界的門戶。我們應該積極思考要帶上什麼，以及我們想要拋棄什麼，沒有時間可以拖延。倘若我們等到危機結束，我們的選擇可能已經被他人所決定了。

在這場危機中，科技扮演、且會繼續扮演著它的角色，所以我們有必要謹慎思考是誰在做這些決策，以及為什麼做這些決策。若採取羅伊的觀點，我想拋棄以下這個觀念：為了公眾的健康與安全，我們得承擔社會責任，必須容忍隱私與其它人權遭受侵犯。

我們可以看到，此觀念圍繞著與新冠肺炎相關的事情上展現：全世界的政府都以阻止病毒擴散的名義，實驗著各式各樣的監控科技。臉部辨識越來越在公共空間普遍使用，有時我們並未同意甚至毫不知情；公民們則被政府哄騙，下載接觸者追蹤（contact tracing）的app應用程式。十分常見的情況是，這些作為被沒有好奇心跟批判力的媒體、產業界「啦啦隊」，以及社會民主代表予以支持鼓勵，那些人多半是處在一種自願的無知及懦弱之間。理論上這種科技有其助益，但有太多的政治投機主義（opportunism）案例顯示，政治決策者是在灌輸一種監控文化，同時犧牲掉良好的設計，而忽略對原本的公共衛生目標造成的影響。

為了有效使用科技來阻止病毒擴散，就必然得妥協、損害某些追求共善的權利。假設大眾可以信賴負責執行的人，這樣的妥協或許是合理的；出自一些很好的理由，實際上這樣的信任是缺乏的，從而限制了這些規畫的有效性。問題並不是出在人們拒絕接受這些具有侵害性的措施；問題在於，掌權者一次又一次地顯示出他們並不尊重我們的權利與尊嚴。而他們的失敗所造成的影響，卻總是要由我們來承擔。

這就是運作的模式，而這個模式已有長遠的歷史，也就是投機地將大型監控塑造成某種必要的共善。多年來，政治人物一直以公共安全作為掩護來佈署科技，重新將權力的天秤倒向政府這邊，遠離民眾。這是我在下文主張的論點之一，也就是在第一批現代警力與當代數位監控國家之間劃下一條界線。當資本主義在十八世紀的英格蘭建立之際，專業警力組織的創建，是為了讓泰晤士河上的碼頭工人們乖乖工作。要做到這件事情，監控是一項便宜又有效的珍貴技術。預防犯罪被視為公共安全的同義詞，但在諸多層面上，它操控並強化了社會分裂，對反對現狀的力量予以鎮壓，其作為之性質實屬一種剝削與不平等。

經過兩百多年的歲月，監控型國家依然在負責預防犯罪，並為此打造了一套侵入性的數位設備。被用來合理化這些設備擴張的犯罪行為，通常是最糟糕的那種，例如恐怖主義、間諜活動、戀童狂等等。由於這些侵害極度不道德，讓人們用來辯論、防範這些侵入行為所採取的策略幾乎無效；同理，在全球流行病肆虐之時，對抗病毒的科技就被冠上崇高的道德性。要針對使用此等大規模為公民貼標籤、問責性極度不足的科技，去辯論其推行上的困難與道理上的顧慮，也成為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

以安全之名合理化監控行為，是全球政治界一致的顯著課題。雖然許多美國政治人物喜歡談論自由，尤其愛談政府管太多，但他們依然堅定支持並資助國家安全與執法部門。私人企業也紛紛加入這些計畫，在本質上建立一個強健的人口社會圖譜（social graph）。就像吹哨者為我們所揭露的那樣，監控型國家的目標就是利用它那令人髮指的不義作為，來預知異議、處理衝突，並維護現狀。

同時，來到太平洋的彼端，中共政府繼續精煉、完善它那惡劣的社會信用制度，以及相應的監控科技網絡。讓自我膨脹的民選總統們掌握強大的科技，是件令人擔心的事；但讓獨裁者們掌握強大的科技，就是件令人恐懼的事。我們可以從中國的窮人及邊緣人的日常經驗看見這件事，那些人越來越被鎖在社會之外。這件事情會變成一項威脅，縈繞在每位可能有異議的人們頭上。我們也可能瞥見，香港的抗議者們無畏地走上街頭要求更好的未來，欲維持政治霸權的統治菁英們正面臨著挑戰。這些抗議者們蒙起臉來，有時蒙面方式還頗有創意；他們要對抗的是使用複雜追蹤科技的警方，而警方保護的是上頭的大老闆們。

重點在於，北京當局與華盛頓當局經常表現在它們在外交上的差異，但它們其實是用類似的方式，去抓住數位革命所提供的機會。無論是社會自由民主國家如美國，或者是專制政權如中共，統治菁英們都在追求監控。美國強烈依賴私人企業來做這件事，而在中國則是國營；但若檢視這些監控計畫的社會與政治基礎，雙方的差異便開始消弭。

所以在許多方面來看，這兩個國家的主政者都應該要被狠狠罵一頓才對。全世界的勞動人民有一個共同的利益所在，就是要確保數位革命的潛力，不會被揮霍在那些掌權者實施社會控制的計畫上。如布萊恩．邱（Brian Hioe）所指出的：「左派面臨的問題在本質上是國際性的，所以無法單純以國對國的基礎來處置。」像在東南亞等地，政治人物或評論家可能會裝作事情不是這樣，但具有帝國思想的全球強權無論表現得多麼圓滑，這件事情都無法被彌補。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要拒絕那些國家的話術，並團結追求超越國界的共同目標。

數位科技可以成為政治解放的工具，尤其是讓網際網路成為一個無國界的資訊網絡，然要達成此事依然需要有人組織並採取行動。在許多有階級差異的社會中，那些菁英們將權力結構鞏固得非常成功，因此我們必須找出足以改變現存權力結構的方法。從我的觀點來看，解答在於發起運動，強迫政治決策者感受到自己對選民負有責任，並促使他們了解，他們若採取自身立場而不管公眾利益，這將是一個危機；而那些公司對於自己這般出賣用戶，也應當要戒慎恐懼。考慮到有這麼多國家在為同樣的問題──也就是如何在數位時代讓政府與企業負起責任──掙扎，這類的組織活動自然可以形成某種數位國際主義（digital internationalism）。

我們所處的這個時刻是令人振奮的。人們已經開始抗拒從前政治人物兜售的那套說詞，也就是要人民為了公共安全而放棄隱私與自主性。新冠肺炎疫情的經驗顯示了，隱私與公共健康可以共存，也就是說，政府們必須獲得社會許可（social licence），才能夠以特殊方式利用科技，而政府的舉止必須不再像是個祕密獨裁者。政治決策者不能再先制定科技措施，之後才考慮人權；政治決策者不能再把那些擔憂隱私問題的人們視為陰謀論者。這將是一股嶄新的政治動能：它很難爭取，但它必須加以捍衛。

吾人擁有一個機會，那就是將某些可貴的遺緒帶入本次疫情的門戶，進入我們在另一端的新世界。我們可以建立大眾意識，去爭取科技設計要去中心化，並接受開放原始碼原則。我們可以強調在設計科技的過程中，透明性、可靠性及問責制十分重要，而不是事後再加以修補，使得增進大眾信任度的機會又被浪費。我們也需要學習說「不」，若實際上沒有辦法提供此等保護的話。或許，我們需要暫時停止讓政府及企業推行臉部辨識科技，這是諸多有頭有臉的大公司們已經達成的結論。假使科技發展僅是在鞏固現存的權力結構，那麼科技發展就不能與進步劃上等號。

善用歷史作為自己的指引，我們可以將現在的狀況變成一個追求不同未來的理由。在本書的篇章中我將呈現，過去的社會運動及思想家們可以幫助我們探索數位時代所呈現的問題。我們今日面臨的科技問題其實根本不是新問題，它們通常有著更長久的淵源與歷史。我希望這本書可以讓你──慷慨而願意思考的讀者們──鼓起勇氣，拾起這個挑戰，利用數位科技作為改變事情的工具，讓權力遠離少數人，讓權力歸於眾人。

推薦序

為科技的開放與民主化努力
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　洪士灝

數位科技在過去數十年來大幅改變了人類社會，但是在數位科技為大多數現代社會的人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之同時，人們是否知道這些仍在加速進行中的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會將人們帶往何處？在轉型的過程中，人們可能會失去哪些過去曾經擁有的美好事物？

對於這些大哉問，身為科技研究與教育工作者的我，實際上是非常戒慎恐懼的。雖然有不少人說科技不過是工具，而工具是中性的，可以為善為惡，端看其使用者，但我還是很難如此冷眼坐視旁觀。尤其是在科技文明發展到一個「量變產生質變」的節骨眼上，從小齒輪到身居樞紐角色的科技社群，對於人類的未來若是有多一分的思考和關切，或許就更能扮演好科技人之外的數位公民的角色，為數位民主、數位人權做出一些貢獻。

本書所提到的多項議題，都是科技社群理當關心的，例如：蒐集與運用數據時應該保護的個資隱私，發展應用人工智慧技術時應該深思的倫理議題，政府是否正視數位人權、不讓掌握數位科技的大公司霸凌世人？在此數位科技的洪流衝擊下，一般大眾乃至於科技社群，該如何自處和發聲呢？

科技社群的角色和心境往往是複雜的。以我所接觸過的科技社群，絕大多數都是善良之輩，不願助紂為虐，但分辨善惡的困難，正如書中所列舉的實例，經常超乎我們的想像。例如Facebook在印度打著「讓窮人也能上網」的旗號推出Free Basics 零費率的上網服務，立意貌似良善，但其幕後的圖謀算計並不單純，透過作者鋒銳的剖析，讀者得以理解為何印度政府會禁止此一服務。對於想深入探討數位人權議題的讀者，本書作者嘗試貫通連結歷史人文、政治經濟與科技文明各個觀點所提出的綜觀全局及論述思辨方法，頗值得參考借鏡。

然而思辨之後，又該如何？本書作者身為律師，長期關注數位人權及原住民議題，著書立言的重點在於突顯當今事態的嚴重性，以及呼籲世人展開行動，而人們在此關鍵時刻的關注與行動，將對人類未來的歷史文化有深遠的影響，這也是本書原文名為Future Histories的意涵。本人對此深有同感，也經常呼籲科技產學界的友人們正視科技的開放與民主化，為本土與人類的未來盡一己之力。

在各界探討如何有效規範和監督大型科技公司的同時，科技專業人員也可扮演要角。正如世界最大的電腦科學家、工程師組織ACM曾給予其會員的警語「要避免科技的濫用，科技專業人員會是第一道、也是最後一道防線」所陳述的，理解和關注數位人權的科技專業人員，在數位科技時代有極多的機會扮演吹哨者與守護者的關鍵角色。例如受雇於Microsoft、Google等大公司的工程師，更有能力檢視公司的所作所為，拒絕讓自己成為濫用科技的共犯；以及提倡自由（free）與開源（open source）軟硬體，讓世人共享科技發展的果實，避免科技被寡頭壟斷。當然，很多社會上新的典範轉移，都需要各界的合作和法律規範的配合才行。

反觀國內，臺灣這個在實體世界的戰略要地與文化融爐，在數位科技時代中應何以自處？在全球零距離的數位世界中，又該如何發展出自身的特色？我想這也是需要國人跨領域集思廣益的大哉問。希望藉由本書的流傳，讓國內更多專業人士來關注此議題，使臺灣在全球數位轉型的過程中更加地有為有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