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像非洲一樣寬
There Is No Me Without You
活動訊息
想找書的時候，特別想偷看網友的書櫃... 原來大家都在看這本 ↓↓↓
內容簡介
以小說般的戲劇張力，加上新聞報導的犀利觀察，本書描繪了一個非洲婦人如何在愛滋病的風暴之中，努力拯救自己國家的孩童。
‧哈雷格雯‧帖費拉住在衣索匹亞的首都阿迪斯阿貝巴。她以為生活將會一直平凡和樂——直到她先生因心臟病猝逝，幾年後她二十三歲的女兒也病逝——後來知道那種病叫做「愛滋」。
‧哈雷格雯傷慟欲絕，她向天主教信仰尋找寄託，打算從此遁世。但上天不願見到她就這樣終老。有天，教堂裡的神父領著一個孤兒來問她：能不能收留這孩子？人生失去重心的哈雷格雯，由於照顧這孤兒而得到活下去的力量。幾個月後，教堂神父又帶來一個孤兒托她照料。
‧消息傳開，人們找上門來，一個又一個孤兒陸續進入哈雷格雯所住的樸素磚房：警察帶來棄嬰；一個自知死期不遠的年輕媽媽，抱著自己新生寶寶來敲門；一對祖父母過得太窮太苦，不得不把一對孫兒和孫女放在她家門口。對於因罹患愛滋而被社會排斥的人來說，孩子是他們捨棄不了的寶貝，而哈雷格雯的家是他們最後的希望。
‧就這樣，哈雷格雯養育了六十名孩童。她開始見識到愛滋病如何毀滅無數家庭、逐步侵蝕她的國家；到2005年，在全球愛滋病患者中，每十一人裡有一個是衣索匹亞人；衣索匹亞有一百萬名孩童由於父母死於愛滋而淪為孤兒，數目居世界第二。
‧這個故事，說的是疾病、貧窮與近乎絕望的黑暗；這故事也是關於善意、付出和永遠不放棄。在說故事的同時，本書追蹤了愛滋病成因、愛滋治療的進展、衣索匹亞近代史，以及非洲為何淪為愛滋的戰場。作者帶著熱情與冷眼，發現問題、追蹤事件，但她沒有忘記關懷人的失落與盼望。這本書會帶領你走進一個你不知道的世界，讓你懂得關心陌生人的命運。
《愛像非洲一樣寬》書中主角哈雷格雯‧帖費拉太太，將於2007年5月22日來台，接受「周大觀文教基金會」頒發的「熱愛生命獎章」。預計停留一週。
‧哈雷格雯‧帖費拉住在衣索匹亞的首都阿迪斯阿貝巴。她以為生活將會一直平凡和樂——直到她先生因心臟病猝逝，幾年後她二十三歲的女兒也病逝——後來知道那種病叫做「愛滋」。
‧哈雷格雯傷慟欲絕，她向天主教信仰尋找寄託，打算從此遁世。但上天不願見到她就這樣終老。有天，教堂裡的神父領著一個孤兒來問她：能不能收留這孩子？人生失去重心的哈雷格雯，由於照顧這孤兒而得到活下去的力量。幾個月後，教堂神父又帶來一個孤兒托她照料。
‧消息傳開，人們找上門來，一個又一個孤兒陸續進入哈雷格雯所住的樸素磚房：警察帶來棄嬰；一個自知死期不遠的年輕媽媽，抱著自己新生寶寶來敲門；一對祖父母過得太窮太苦，不得不把一對孫兒和孫女放在她家門口。對於因罹患愛滋而被社會排斥的人來說，孩子是他們捨棄不了的寶貝，而哈雷格雯的家是他們最後的希望。
‧就這樣，哈雷格雯養育了六十名孩童。她開始見識到愛滋病如何毀滅無數家庭、逐步侵蝕她的國家；到2005年，在全球愛滋病患者中，每十一人裡有一個是衣索匹亞人；衣索匹亞有一百萬名孩童由於父母死於愛滋而淪為孤兒，數目居世界第二。
‧這個故事，說的是疾病、貧窮與近乎絕望的黑暗；這故事也是關於善意、付出和永遠不放棄。在說故事的同時，本書追蹤了愛滋病成因、愛滋治療的進展、衣索匹亞近代史，以及非洲為何淪為愛滋的戰場。作者帶著熱情與冷眼，發現問題、追蹤事件，但她沒有忘記關懷人的失落與盼望。這本書會帶領你走進一個你不知道的世界，讓你懂得關心陌生人的命運。
《愛像非洲一樣寬》書中主角哈雷格雯‧帖費拉太太，將於2007年5月22日來台，接受「周大觀文教基金會」頒發的「熱愛生命獎章」。預計停留一週。
試閱
二○○四年八月。
雨季的某個午後，天色昏暗，我坐在衣索匹亞的首都阿迪斯阿貝巴城裡一間擠滿人的客廳裡。雨聲咚咚直響，下得人腦子昏沉沉。雨滴打在這山坡地區的馬口鐵皮屋頂上，震耳欲聾，好似有鄰居在屋頂上用棍子在猛敲茶壺。傾盆大雨落在院子裡，打得院中泥地上下翻騰，劈啪作響。透過敞開的前門，我看見來訪的客人跳過因沾上爛泥而變得滑溜的踏腳石。這兒是哈蕾格雯．帖費拉（Haregewoin Teferra）的住處；這棟兩層磚造樓房，比起她原來所住那棟拉毛粉飾的現代化兩層樓房，土味更重，更容易漏水。訪客有男有女。走到門階時，男的脫下帽子，甩掉帽上的水；女的則擰乾披巾。原屬中產階級的哈蕾格雯，社會地位一日不復一日，然而十餘個老朋友仍然決定和她一起坐著，等待這場暴雨過去。有些人是藉此表示不離不棄之意，另外有些人則可能是想知道她接下來作何打算。剛抵達的訪客擔心會在已進屋的賓客裡見到自己不想見到的人，不過進門時個個笑容滿面。他們或者互相握手，或者揚眉，以此向在場每一個人打招呼，然後一身濕答答走過水泥地板，擠進人堆，跟著大家一起死氣沉沉。
女主人熱情奔放，身材圓胖，一百四十公分高，趿著橡膠人字夾腳拖鞋，啪嗒啪嗒走過濕漉漉的地板。哈蕾格雯．帖費拉在鄉下長大，受過良好教育，年紀將近六十，能操兩種語言。她濃密的頭髮束攏在三角頭巾下面，已冒出若干鬈曲的銀白髮絲；她咖啡般黝黑的皮膚在暑熱裡泛著微光。她身上是平日一向的打扮：豹紋圖樣的長棉布裙，裙頭是鬆緊腰帶，上身穿紅色短袖T恤。只要有一個訪客就座，哈蕾格就會雯趕緊回座，身體前傾聆聽來客的消息，一臉愉快。她大笑時，雙手緊摀胸口，身體往後靠，雙眼瞇成一條縫，雙肩顫動。
這天不是什麼特別的場合或節日。哈蕾格雯的老朋友裡，有幾人原本從事零售或專業工作，現已退休；另外幾個雖有工作，但工作有一搭沒一搭，衣索匹亞的低迷經濟使得他們找不到全職工作。但，還有一些人有空在這非假日的午後來到她家，係出於不為人知的理由。
有位賓客幾乎是以挑釁的態度，刺激新來的客人在他身旁就座︰「我們倒要看看，你們在我面前能假惺惺多久」——澤威杜．葛塔秋（Zowedu Getachew）臉上露出這樣的表情。澤威杜家境富裕，原是瀟灑美男子，本來任職於某法商公司擔任營造主任，並在阿迪斯阿貝巴大學教授工程學。穿著卡其厚外套的他，雙肩忿忿然聳起，那動作似乎不在抗拒雨，卻是在抗拒人生對他的捉弄，抗拒這場使他丟了工作和名聲的健康狀態的變化。
整個非洲大陸上，數以百萬計的人，在獲知檢驗結果為「陽性」或「陰性」之後，隔著這個新二元體制分處兩個世界，人生命運從此殊途。他們彷彿一夕之間化為質子和電子，而人人討論著亞原子的物理特性，卻不談哪些人可以活下，哪些人將遭到遺棄，獨自承受可怕折磨，終至死去。
曾有許多朋友邀澤威杜前去作客，熱情款待，但這許多朋友中，如今只剩哈蕾格雯還歡迎他。他大剌剌坐在鐵腳廚房用椅上，身體後傾，雙臂交叉於胸前，不期望有人來找他握手，也無意主動和誰握手。未刮的髯，把他的雙頰映襯得更顯暗沈。
一名身穿長裙的美麗少婦，神情謙遜，往一張矮凳坐下，開始烘烤新鮮咖啡豆。她手持長柄平底鐵鍋，就著底下的可攜式爐子，不時晃動鍋裡的咖啡豆。她在大二時遭退學，然後當她咳嗽不止的症狀經證實不只是肺結核，而是說不出口的惡疾時，更遭父母逐出家門（最初以為是肺結核時，父母替她裹上厚衣，急匆匆四處尋覓良醫；得知是說不出口的惡疾後，就把她逐出家門）。大部分衣索匹亞女孩自小被灌輸了要服從長輩的觀念，一旦孤零零流落街頭，根本不知如何是好；哈蕾格雯發現莎拉時，她正瑟縮在某戶人家的門口。哈蕾格雯知道（儘管莎拉本人渾然不知），若不施予援手，不久後這名女大學生若非行乞就是賣淫。
就這樣，在東部非洲這個尋常的非週休日子，出現了不尋常的景象：未染上這流行病的中產階級男女，與一腳已踏進墓裡的男女，在同一間屋子裡比鄰而坐。
滂沱大雨不斷敲擊屋頂，翻起院中的泥土，驅趕著一群又一群赤腳孩子們大步跑過哈蕾格雯敞開的門前。
哈蕾格雯的行動電話響起。她拿起手機簡潔回話：「你好！請講。」咖啡桌上攤著幾張紙，還有一具室內牽線電話，這電話也常常響起。哈蕾格雯．帖費拉沒有因風因雨或因昏沈而喪失鬥志。即使在這大雨滂沱的時刻，城裡也有不幸的事發生。她與對方談很久。也或許她想藉此向眾多老友表示：「你們瞧？我還活著。」
她放下電話一會兒，朝外頭看，盤算著什麼。
「什麼事？」一如她所預料，有人開口問道。
「打電話來的是凱貝列（kebele，一種地方機構，類似某種具有立法、行政職能的縣政委員會）。他們問我還能不能收容一名小孩。」
當然，哈蕾格雯怎麼也騰不出空間再容納一名小孩。這棟兩層樓磚房、屋外搭蓋的兩間小屋，以及一部銹跡斑斑、硬鑿出洞口當門的亮藍色鐵路貨車車廂，都已人滿為患，擠著高矮不一的孩童和青少年，外加幾個愁眉苦臉的成年食客。
她手握話筒貼在胸前，彎起手指放在嘴唇上，盤算怎麼辦，就這樣坐了好一會兒。沒有人移動，沒有人開口提議讓那小孩住進哈蕾格雯的房子。誰曉得他健不健康？很可能帶著病，說不定是傳染病，一定又餓又髒；光腳丫，沒受過教育，脾氣又壞。還是敬謝不敏吧。這地區的行政機關有這樣的心，的確值得肯定，但不管是凱貝列還是聯邦政府，都只想把這小孩丟給她，至於養小孩的費用則一毛不出。
哈蕾格雯站起身，說：「我去。」
隔天早上，我在飯店房間裡醒來，天仍漆黑，山風獵獵。先從清真大寺傳來「阿拉，阿拉」的小調祈禱歌；不久又傳來衣索匹亞東正教大教堂「梅德哈內阿蘭」（Medhane Alem，意為「救世主」）的「哈雷，哈雷，哈雷路亞！」幾無抑揚頓挫的吟頌，透過充滿靜電噪音的喇叭四處傳送。然後加入了其他聲音：驢子踏在泥土路上嘶嘶鳴叫，長跑選手獨自跑在瀝青路面上大鞋踩地啪啪作聲，公雞喔喔啼叫。
我站在飯店的水泥小陽台上，俯瞰隔鄰穀倉旁的空地，地上有山羊和雞，比一般的穀倉旁空地小得多。我腦中浮現昨天下午在哈蕾格雯太太家所見到的景象——凱貝列來電、出任務拯救小孩、拋下病重父親、回到家發現杯裡的咖啡猶有餘溫。
我知道這是為了盡量救治更多病人而不得不做的病人鑑別分類。哈蕾格雯救不了所有人。愛滋病肆虐衣索匹亞的頭二十年，已奪走一百萬條性命，其中受害最嚴重的是十五到四十九歲間的男女（特別是女人），這意味著一‧五個世代的為人父母者。哈蕾格雯只是在挽救幾個失怙失佑的小孩
這時我還不知道她個人的生命奮鬥史，但我對於那些奮鬥背後的數字略知一二。二○○一年我第一次飛往衣索匹亞（我在二○○三年結識哈蕾格雯），部分原因是為了弄清楚那些統計數據。
二○○○年夏天某週日早晨，在美國亞特蘭大，那些統計資料首次震撼了我。
那時我懶洋洋倚坐在向外推出的景觀凸窗邊，喝完咖啡，閒閒無事，正在套上穿洞耳環。廚房餐桌上攤放著週日版《紐約時報》，上面披露了可怕的消息。這是我第一次讀到聯合國把非洲形容為「孤兒大陸」(“a continent of orphants”)︰「人類免疫不全病毒」（HIV）和「後天免疫不全症候群」（愛滋病），已奪走兩千一百多萬條性命，其中包含四百萬孩童。
超過一千三百萬孩童淪為孤兒；其中一千兩百萬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這裡面的四分之一住在奈及利亞、衣索匹亞這兩個國家。而在衣索匹亞，十一％的孩童是孤兒。
令人悚然心驚的不止於此。
聯合國HIV／愛滋病聯合計畫署（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 on HIV/AIDS）預估，二○○○至二○年間，還會有六千八百萬人死於愛滋（自從「高效抗逆轉錄酶病毒療法」，即俗稱的雞尾酒療法在一九九○年代末期問世之後，西方人死於愛滋的人數不多）。
到二○一○年，非洲將有兩千五百萬至五千萬孩童淪為孤兒，涵蓋新生兒至十五歲的少年。
在某些國家，國內四分之一孩童將淪為孤兒。
我當時覺得這樣的數字荒唐可笑。
除了「天上有多少星星？」或「室女座超星系團距銀河有多少光年？」這類問題，世界上還有什麼問題的答案必須動用到一千兩百萬、一千四百萬、一千八百萬這樣的數字？
人類天生不愛處理一千兩百萬或一千八百萬或兩千萬這種數目的資訊；人類的原人始祖從來不必思考數目超過十或二十的東西。對於不是數學家、流行病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社會科學家、醫療人類學家、經濟家的人來說，或者是對一個根本不認識半個上述任一專業人士的一般人來說（不過，我家距離亞特蘭大疾病管制中心大約三公里，我很樂於響應社區共乘制度，偶爾載送某流行病學家的孩子到附近球場練足球），尾巴帶著這麼多個「0」的數字，實在很難理解。或許你能用一千一百萬、兩千五百萬之類數字做各種計算和圖表，但假如誰能夠想像這些數字在現實世界中所呈現的樣貌、所傳達的意義，我要豎起拇指說聲你真了不起。
誰來養這一千兩百萬孩童？那是我當下的疑問。光是對付五個小孩，老公和我有時就覺得快要發瘋。
誰來教一千兩百萬個小孩學游泳？誰來為一千兩百萬個孩子簽下學校的戶外教學同意回條？誰為一千兩百萬學童準備午餐？一千兩百萬個孩童下場踢足球時，誰來替他們加油？（在我們美國，每逢這種場合，場邊加油人潮是人山人海）。誰來買一千兩百萬雙跳起來會發光的運動鞋？背包？牙刷？一千兩百萬雙襪子？誰為一千兩百萬個孩童講睡前故事？誰來在星期四晚上替一千兩百萬個小孩小考，陪他們準備隔天早上的拼字測驗？誰來帶一千兩百萬個小孩去看牙？替一千兩百萬個小孩辦慶生會？
誰會在夜裡醒來，安撫做惡夢的一千八百萬個孩童？
誰，在這一千兩百萬、一千五百萬、一千八百萬、三千六百萬個孩童喪父喪母之後，撫慰他們心靈的創痛？誰來助他們免於淪為奴隸或娼妓？誰來把文化的、宗教的、歷史的和政府的傳統以及手工藝與專門行業的傳統，傳授給他們？誰來陪他們長大、挑選適合的對象、找工作、學習教育他們自己的小孩？
不用說，沒有人。就算有，也少之又少吧。
沒有足夠的成年人來滿足上述需要。在西方工業國家，愛滋病已成為一種慢性病，並非必死無疑；但在非洲，有一整代的父母、教師、校長、醫師、護士、教授、宗教領袖、音樂家、詩人、官員、教練、農民、銀行家、企業主，眼看就要被消滅淨盡。
我並不了解哈蕾格雯，但我知道她為何挺身而出。
愛滋病橫行非洲，使美滿家庭家破人亡。愛滋病是緩緩逼來的海嘯，垂死者伸手呼喊求救，終至沒頂，海浪把孩子從父母懷中捲走。哈蕾格雯只是個平凡百姓，中產階級的中年婦女，突然之間上了愛滋戰場，正面迎戰此一史上最厲害的流行病。愛滋病是迄今惟一一項被聯合國安理會認定為足可威脅全球安全的疾病，是第一個列入聯合國大會討論主題的疾病，是使得美國政府設置了地位等同於部會首長級的大使專職其防治的惟一疾病，也是惟一一種能讓政府垮台並改變國與國關係的疾病。
而我知道，凡是致力對抗HIV／愛滋流行病的傳染病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都會對哈蕾格雯這樣的人物感興趣。全球專家，在華盛頓、巴黎、日內瓦的小組會議和大型研討會上，想盡辦法用圖表數字來揣想與描繪各地孤兒的實際情況。美國亞特蘭大的艾摩利大學羅林斯公共衛生學院（Rollin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of Emory University）院長，蓋里．甘德森（Gary Gunderson）博士告訴我︰「各國政府有能力提撥數十億美元，也這麼做了，但是對兩千五百萬孤兒之中的絕大多數來說，惟一希望寄託在幾千位哈蕾格雯這樣的人身上。我們應該努力去理解她不可思議的奮鬥事蹟，好讓我們知道如何與她並肩作戰，貢獻心力。開十幾場全球性大型會議所得的結果，比不上去了解她的奮鬥事蹟那樣有助於我們了解愛滋。」
雨季的某個午後，天色昏暗，我坐在衣索匹亞的首都阿迪斯阿貝巴城裡一間擠滿人的客廳裡。雨聲咚咚直響，下得人腦子昏沉沉。雨滴打在這山坡地區的馬口鐵皮屋頂上，震耳欲聾，好似有鄰居在屋頂上用棍子在猛敲茶壺。傾盆大雨落在院子裡，打得院中泥地上下翻騰，劈啪作響。透過敞開的前門，我看見來訪的客人跳過因沾上爛泥而變得滑溜的踏腳石。這兒是哈蕾格雯．帖費拉（Haregewoin Teferra）的住處；這棟兩層磚造樓房，比起她原來所住那棟拉毛粉飾的現代化兩層樓房，土味更重，更容易漏水。訪客有男有女。走到門階時，男的脫下帽子，甩掉帽上的水；女的則擰乾披巾。原屬中產階級的哈蕾格雯，社會地位一日不復一日，然而十餘個老朋友仍然決定和她一起坐著，等待這場暴雨過去。有些人是藉此表示不離不棄之意，另外有些人則可能是想知道她接下來作何打算。剛抵達的訪客擔心會在已進屋的賓客裡見到自己不想見到的人，不過進門時個個笑容滿面。他們或者互相握手，或者揚眉，以此向在場每一個人打招呼，然後一身濕答答走過水泥地板，擠進人堆，跟著大家一起死氣沉沉。
女主人熱情奔放，身材圓胖，一百四十公分高，趿著橡膠人字夾腳拖鞋，啪嗒啪嗒走過濕漉漉的地板。哈蕾格雯．帖費拉在鄉下長大，受過良好教育，年紀將近六十，能操兩種語言。她濃密的頭髮束攏在三角頭巾下面，已冒出若干鬈曲的銀白髮絲；她咖啡般黝黑的皮膚在暑熱裡泛著微光。她身上是平日一向的打扮：豹紋圖樣的長棉布裙，裙頭是鬆緊腰帶，上身穿紅色短袖T恤。只要有一個訪客就座，哈蕾格就會雯趕緊回座，身體前傾聆聽來客的消息，一臉愉快。她大笑時，雙手緊摀胸口，身體往後靠，雙眼瞇成一條縫，雙肩顫動。
這天不是什麼特別的場合或節日。哈蕾格雯的老朋友裡，有幾人原本從事零售或專業工作，現已退休；另外幾個雖有工作，但工作有一搭沒一搭，衣索匹亞的低迷經濟使得他們找不到全職工作。但，還有一些人有空在這非假日的午後來到她家，係出於不為人知的理由。
有位賓客幾乎是以挑釁的態度，刺激新來的客人在他身旁就座︰「我們倒要看看，你們在我面前能假惺惺多久」——澤威杜．葛塔秋（Zowedu Getachew）臉上露出這樣的表情。澤威杜家境富裕，原是瀟灑美男子，本來任職於某法商公司擔任營造主任，並在阿迪斯阿貝巴大學教授工程學。穿著卡其厚外套的他，雙肩忿忿然聳起，那動作似乎不在抗拒雨，卻是在抗拒人生對他的捉弄，抗拒這場使他丟了工作和名聲的健康狀態的變化。
整個非洲大陸上，數以百萬計的人，在獲知檢驗結果為「陽性」或「陰性」之後，隔著這個新二元體制分處兩個世界，人生命運從此殊途。他們彷彿一夕之間化為質子和電子，而人人討論著亞原子的物理特性，卻不談哪些人可以活下，哪些人將遭到遺棄，獨自承受可怕折磨，終至死去。
曾有許多朋友邀澤威杜前去作客，熱情款待，但這許多朋友中，如今只剩哈蕾格雯還歡迎他。他大剌剌坐在鐵腳廚房用椅上，身體後傾，雙臂交叉於胸前，不期望有人來找他握手，也無意主動和誰握手。未刮的髯，把他的雙頰映襯得更顯暗沈。
一名身穿長裙的美麗少婦，神情謙遜，往一張矮凳坐下，開始烘烤新鮮咖啡豆。她手持長柄平底鐵鍋，就著底下的可攜式爐子，不時晃動鍋裡的咖啡豆。她在大二時遭退學，然後當她咳嗽不止的症狀經證實不只是肺結核，而是說不出口的惡疾時，更遭父母逐出家門（最初以為是肺結核時，父母替她裹上厚衣，急匆匆四處尋覓良醫；得知是說不出口的惡疾後，就把她逐出家門）。大部分衣索匹亞女孩自小被灌輸了要服從長輩的觀念，一旦孤零零流落街頭，根本不知如何是好；哈蕾格雯發現莎拉時，她正瑟縮在某戶人家的門口。哈蕾格雯知道（儘管莎拉本人渾然不知），若不施予援手，不久後這名女大學生若非行乞就是賣淫。
就這樣，在東部非洲這個尋常的非週休日子，出現了不尋常的景象：未染上這流行病的中產階級男女，與一腳已踏進墓裡的男女，在同一間屋子裡比鄰而坐。
滂沱大雨不斷敲擊屋頂，翻起院中的泥土，驅趕著一群又一群赤腳孩子們大步跑過哈蕾格雯敞開的門前。
哈蕾格雯的行動電話響起。她拿起手機簡潔回話：「你好！請講。」咖啡桌上攤著幾張紙，還有一具室內牽線電話，這電話也常常響起。哈蕾格雯．帖費拉沒有因風因雨或因昏沈而喪失鬥志。即使在這大雨滂沱的時刻，城裡也有不幸的事發生。她與對方談很久。也或許她想藉此向眾多老友表示：「你們瞧？我還活著。」
她放下電話一會兒，朝外頭看，盤算著什麼。
「什麼事？」一如她所預料，有人開口問道。
「打電話來的是凱貝列（kebele，一種地方機構，類似某種具有立法、行政職能的縣政委員會）。他們問我還能不能收容一名小孩。」
當然，哈蕾格雯怎麼也騰不出空間再容納一名小孩。這棟兩層樓磚房、屋外搭蓋的兩間小屋，以及一部銹跡斑斑、硬鑿出洞口當門的亮藍色鐵路貨車車廂，都已人滿為患，擠著高矮不一的孩童和青少年，外加幾個愁眉苦臉的成年食客。
她手握話筒貼在胸前，彎起手指放在嘴唇上，盤算怎麼辦，就這樣坐了好一會兒。沒有人移動，沒有人開口提議讓那小孩住進哈蕾格雯的房子。誰曉得他健不健康？很可能帶著病，說不定是傳染病，一定又餓又髒；光腳丫，沒受過教育，脾氣又壞。還是敬謝不敏吧。這地區的行政機關有這樣的心，的確值得肯定，但不管是凱貝列還是聯邦政府，都只想把這小孩丟給她，至於養小孩的費用則一毛不出。
哈蕾格雯站起身，說：「我去。」
隔天早上，我在飯店房間裡醒來，天仍漆黑，山風獵獵。先從清真大寺傳來「阿拉，阿拉」的小調祈禱歌；不久又傳來衣索匹亞東正教大教堂「梅德哈內阿蘭」（Medhane Alem，意為「救世主」）的「哈雷，哈雷，哈雷路亞！」幾無抑揚頓挫的吟頌，透過充滿靜電噪音的喇叭四處傳送。然後加入了其他聲音：驢子踏在泥土路上嘶嘶鳴叫，長跑選手獨自跑在瀝青路面上大鞋踩地啪啪作聲，公雞喔喔啼叫。
我站在飯店的水泥小陽台上，俯瞰隔鄰穀倉旁的空地，地上有山羊和雞，比一般的穀倉旁空地小得多。我腦中浮現昨天下午在哈蕾格雯太太家所見到的景象——凱貝列來電、出任務拯救小孩、拋下病重父親、回到家發現杯裡的咖啡猶有餘溫。
我知道這是為了盡量救治更多病人而不得不做的病人鑑別分類。哈蕾格雯救不了所有人。愛滋病肆虐衣索匹亞的頭二十年，已奪走一百萬條性命，其中受害最嚴重的是十五到四十九歲間的男女（特別是女人），這意味著一‧五個世代的為人父母者。哈蕾格雯只是在挽救幾個失怙失佑的小孩
這時我還不知道她個人的生命奮鬥史，但我對於那些奮鬥背後的數字略知一二。二○○一年我第一次飛往衣索匹亞（我在二○○三年結識哈蕾格雯），部分原因是為了弄清楚那些統計數據。
二○○○年夏天某週日早晨，在美國亞特蘭大，那些統計資料首次震撼了我。
那時我懶洋洋倚坐在向外推出的景觀凸窗邊，喝完咖啡，閒閒無事，正在套上穿洞耳環。廚房餐桌上攤放著週日版《紐約時報》，上面披露了可怕的消息。這是我第一次讀到聯合國把非洲形容為「孤兒大陸」(“a continent of orphants”)︰「人類免疫不全病毒」（HIV）和「後天免疫不全症候群」（愛滋病），已奪走兩千一百多萬條性命，其中包含四百萬孩童。
超過一千三百萬孩童淪為孤兒；其中一千兩百萬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這裡面的四分之一住在奈及利亞、衣索匹亞這兩個國家。而在衣索匹亞，十一％的孩童是孤兒。
令人悚然心驚的不止於此。
聯合國HIV／愛滋病聯合計畫署（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 on HIV/AIDS）預估，二○○○至二○年間，還會有六千八百萬人死於愛滋（自從「高效抗逆轉錄酶病毒療法」，即俗稱的雞尾酒療法在一九九○年代末期問世之後，西方人死於愛滋的人數不多）。
到二○一○年，非洲將有兩千五百萬至五千萬孩童淪為孤兒，涵蓋新生兒至十五歲的少年。
在某些國家，國內四分之一孩童將淪為孤兒。
我當時覺得這樣的數字荒唐可笑。
除了「天上有多少星星？」或「室女座超星系團距銀河有多少光年？」這類問題，世界上還有什麼問題的答案必須動用到一千兩百萬、一千四百萬、一千八百萬這樣的數字？
人類天生不愛處理一千兩百萬或一千八百萬或兩千萬這種數目的資訊；人類的原人始祖從來不必思考數目超過十或二十的東西。對於不是數學家、流行病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社會科學家、醫療人類學家、經濟家的人來說，或者是對一個根本不認識半個上述任一專業人士的一般人來說（不過，我家距離亞特蘭大疾病管制中心大約三公里，我很樂於響應社區共乘制度，偶爾載送某流行病學家的孩子到附近球場練足球），尾巴帶著這麼多個「0」的數字，實在很難理解。或許你能用一千一百萬、兩千五百萬之類數字做各種計算和圖表，但假如誰能夠想像這些數字在現實世界中所呈現的樣貌、所傳達的意義，我要豎起拇指說聲你真了不起。
誰來養這一千兩百萬孩童？那是我當下的疑問。光是對付五個小孩，老公和我有時就覺得快要發瘋。
誰來教一千兩百萬個小孩學游泳？誰來為一千兩百萬個孩子簽下學校的戶外教學同意回條？誰為一千兩百萬學童準備午餐？一千兩百萬個孩童下場踢足球時，誰來替他們加油？（在我們美國，每逢這種場合，場邊加油人潮是人山人海）。誰來買一千兩百萬雙跳起來會發光的運動鞋？背包？牙刷？一千兩百萬雙襪子？誰為一千兩百萬個孩童講睡前故事？誰來在星期四晚上替一千兩百萬個小孩小考，陪他們準備隔天早上的拼字測驗？誰來帶一千兩百萬個小孩去看牙？替一千兩百萬個小孩辦慶生會？
誰會在夜裡醒來，安撫做惡夢的一千八百萬個孩童？
誰，在這一千兩百萬、一千五百萬、一千八百萬、三千六百萬個孩童喪父喪母之後，撫慰他們心靈的創痛？誰來助他們免於淪為奴隸或娼妓？誰來把文化的、宗教的、歷史的和政府的傳統以及手工藝與專門行業的傳統，傳授給他們？誰來陪他們長大、挑選適合的對象、找工作、學習教育他們自己的小孩？
不用說，沒有人。就算有，也少之又少吧。
沒有足夠的成年人來滿足上述需要。在西方工業國家，愛滋病已成為一種慢性病，並非必死無疑；但在非洲，有一整代的父母、教師、校長、醫師、護士、教授、宗教領袖、音樂家、詩人、官員、教練、農民、銀行家、企業主，眼看就要被消滅淨盡。
我並不了解哈蕾格雯，但我知道她為何挺身而出。
愛滋病橫行非洲，使美滿家庭家破人亡。愛滋病是緩緩逼來的海嘯，垂死者伸手呼喊求救，終至沒頂，海浪把孩子從父母懷中捲走。哈蕾格雯只是個平凡百姓，中產階級的中年婦女，突然之間上了愛滋戰場，正面迎戰此一史上最厲害的流行病。愛滋病是迄今惟一一項被聯合國安理會認定為足可威脅全球安全的疾病，是第一個列入聯合國大會討論主題的疾病，是使得美國政府設置了地位等同於部會首長級的大使專職其防治的惟一疾病，也是惟一一種能讓政府垮台並改變國與國關係的疾病。
而我知道，凡是致力對抗HIV／愛滋流行病的傳染病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都會對哈蕾格雯這樣的人物感興趣。全球專家，在華盛頓、巴黎、日內瓦的小組會議和大型研討會上，想盡辦法用圖表數字來揣想與描繪各地孤兒的實際情況。美國亞特蘭大的艾摩利大學羅林斯公共衛生學院（Rollin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of Emory University）院長，蓋里．甘德森（Gary Gunderson）博士告訴我︰「各國政府有能力提撥數十億美元，也這麼做了，但是對兩千五百萬孤兒之中的絕大多數來說，惟一希望寄託在幾千位哈蕾格雯這樣的人身上。我們應該努力去理解她不可思議的奮鬥事蹟，好讓我們知道如何與她並肩作戰，貢獻心力。開十幾場全球性大型會議所得的結果，比不上去了解她的奮鬥事蹟那樣有助於我們了解愛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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