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聲香港

自序

告別無力　找回聲線

多月不見，先報告一件私事。

今年年初，我得了罕見急病。短短三天，由行得走得叫得，變成全身每一吋肌肉都麻痺無力，坐不得企不穩。大驚入院，醫生經檢查後診斷是免疫系統失調，導致全身神經線發炎。他說，手腳無力只是初期癥狀，若情況未有好轉，之後可能會到呼吸和吞嚥困難，最壞可能是危及性命……本人個性向來悲觀，聽完醫生的話，臉上一片慘灰。

結果在醫院一住就住了三星期。用藥期間，只能躺在病床上，動彈不得，我親身體驗近年香港人時刻掛在嘴邊的三個字：無力感。

明明水杯就在床頭不遠處，但雙手就是無法伸過去；明明有千言萬語想說，卻舌頭打結，口齒不清，講不出聲；面對大病，明明應該挺直腰板，堅持鍛煉，但身體卻是不由自主，勉強吃飽，倒頭便睡……對，就像一頭無力的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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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香港人，這種狀態其實似曾相識。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日晚，雨傘運動金鐘佔領區最後一夜。我在夏愨道閒逛，享受在馬路上被人聲包圍的奇妙感覺。沿途不少人在合照留念，又有人在瀝青路面鋪上白布，上面用紅色漆油寫著：Dear Government, We’ll be back。事後回想，這是自我承諾，但又是被逼撤離下不得不作的無聲抗議。

這一夜後不久，我入職新聞行業，親眼見證後雨傘年代，人民的聲音和力量逐漸流往兩條路徑。一是激烈的街頭抗爭，浪潮於二〇一六年初「旺角騷亂」達至頂峰，但隨着多名示威者、學生領袖相繼因不同行動被捕及控以重罪，抗爭開始沉寂。之後那一兩年，我奉命採訪過多次大型遊行示威，碰口碰面都是那些常客，罵來罵去都是那些官員。更重要是，隊伍呈強烈的老化現象，年輕臉孔近乎失蹤，曾經躁動的靈魂，有段日子不知躲到哪裡去。

另一邊廂是議會路線。二〇一六年立法會選舉，我在點票中心看著朱凱廸一舉成為票王的奇蹟，又見梁頌恆、游蕙禎、羅冠聰等新人面帶笑容，當選議員，民間一度滿懷希望。然而隨著二〇一六年底人大就立法會宣誓事件釋法，六名非建制派議員被 DQ，之後再聽到「立法會」、「選舉」、「議政」，許多人心裡浮現的字詞是「冇用」、「嘥氣」、「唔好呃我啦」。

當兩條路都被封死，群眾由憤怒變成更憤怒，由更憤怒變成更更憤怒……然後呢？壞新聞、惡法繼續如洪水湧進，香港百姓卻漸漸由怒吼變成失語。簽名聯署？遊行上街？罵死高官？叫醒港豬？什麼都好像試過，什麼都好像沒用。有朋友因為絕望，不停思考移民；有人因為情緒受困，矢志做個迴避新聞的人。

二〇一七年底在金鐘一間戶外 cafe 跟剛出獄的周永康做訪問，他的比喻尤其貼切——躁動的香港就如一個深不見底的漩渦，把每一個關心城市命運的人捲進去，把他們所有精力都耗盡。

無數有心無力的平民，構成一個失聲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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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聲現象，我懷疑不限於政治、社運層面。

記者身分以外，本人也是流行文化發燒友，閒時最愛以大火煲劇，帶筆記簿睇騷，用顯微鏡觀星。然而近年我發現，自己做得最多的，竟然不是以上幾件事，而是——揮手送別。

有些生離死別，或許無法避免。例如盧凱彤離世，我和數百黑衣人排隊進入香港殯儀館，感受一代人的傷痛；又例如黃子華決意「金盆啷口」，我幾經辛苦撲飛，與萬人一同在紅館揮別笑匠，見證一個時代的終結。

然而更多時候，我們在主動送別昔日愛戴的明星。例如一度被捧為「民間特首」的劉德華，因為與董建華、林鄭合流推銷「明日大嶼」而告神話破滅；又例如跟何君堯稱兄道弟的陳百祥、陳小春，甚至是與鄧炳強一同飯聚、兩脇插刀的譚詠麟、曾志偉、成龍，全部都是教香港百姓曾經心動的名字……如今很多人（不論老幼）卻認清現實，焚燒海報，粉碎唱片，矢志戒看《警察故事》。

當然不是每個藝人都對政權主動奉迎。但不得不承認，香港娛樂事業與中國關係盤根錯節，人在娛樂圈江湖，身不由己，講不出聲，亦已成常態。於是這幾年，我們親眼目睹本地藝人因為呼籲登記選民而被內地網民追斬，因為貼一張黑色圖片而「被港獨」。當國旗一升，進行曲一響，再容不下半點遲疑、曖昧、沉默，任何人若不第一時間化身「護旗手」，為偉大「party」（不是派對）慶賀的，通通被圍堵、攻訐（詳情請向周柏豪、楊千嬅、李佳芯等查詢）。

當中國市場猶如黑洞般吸取周邊能量，當香港娛樂事業結構與北方緊扣相連，香港藝人，以至整個香港流行文化世界，被迫失去自己獨特的聲音，似乎無可避免。反過來說，香港下一代會飲喜茶，玩抖音，看《延禧攻略》，模仿《中國有嘻哈》，又看來是必然結果——時為二〇一九年初，我和許多香港人如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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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銅鑼灣街頭罕有地民聲沸騰。民陣舉行第二次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我在現場如常採訪，於軒尼詩道遇上（幾乎每次遊行都會遇見的）何韻詩。她說，近年社會出現大量「遊行究竟有沒有用」的討論，但現在是時候不再計較，無論是親口發聲，抑或給予同路人支持都好，總之不要再因被打壓而意志消沉。

她這番話，我印象很深。此一役，看來也成為許多香港平民，以至整把香港聲音的轉捩點。

之後一整年，我像當年《天與地》佘詩曼的角色一樣，帶備收音咪，走到香港不同地方收集重新鼎盛的人民聲音——六月十二日在立法會門外遇重遇無數年輕臉孔，手纏保鮮紙，吶喊「再唔上就冇第二次機會」；九月在獅子山上與男女老幼接踵摩肩，流汗合唱《願榮光歸香港》；十一月在區議會選舉投票站外和街坊列成前所未見的長長人龍，一同在心裡默唸「無論點都要投票表態」；還有無數在商場、天橋、公路、警署、機場、中大、理大上演，或暴烈或和平的場面，你或不同意某些行徑，但至少也聽得見裡面香港人民的怒吼。

他們在開聲。香港的聲音（又或呼救聲），再次被世界聽見。

本書文章全部寫於二〇一五年至二〇二〇年，正好記錄了幾年間香港社會、文化、媒體——以及更重要的香港人，由無力變康復，由失聲變開聲的過程。顯然，「雨過天晴」、「守得雲開」這些字詞，從不適用於現實中的香港，但即使沒人知道今後路況如何，至少我們可記住前面那些失聲的時刻、開聲的興奮。

然後如前幾個月我出院時醫生的囑咐：要找回力氣，重新上路，還得靠自己勤練聲線，減省懶肉，不忘初衷。